李德生:因上甘岭战役一战成名的二野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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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因上甘岭战役一战成名的二野猛将

时间:2010-03-16 | 来源:中华网 | 评论共0条

临危受命,赴朝作战,大战上甘岭,此战役被载入国内外军事历史。周恩来慧眼点将让李德生平定内乱。李德生面对生死风险,爬上了软梯。

曾记否,电影《上甘岭》曾经震撼祖国大地,震撼每个中华儿女的心靡;你可知,在“四人帮”猖獗时期有位党的副主席被迫辞职,蒙受冤屈……

这辉煌曲折的起落人生,却是一位老将军的真实经历。他就是上将李德生。

战壕前的李德生

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里,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重任在肩还是别业居幽,无论一帆风顺还是身处逆境,李德生始终用从容、冷静和深刻填写着岁月,而正是这好似平静却又汹涌的岁月才生动地刻画了这位老将军的个性和品质。这大概是人一生最难修炼也是最珍贵的一种精神境界。

李德生从不在历史中表现自己,历史却记载了他的表现。

1950年新中国成立时,李德生已是副军长。来不及在和平的国土呼吸没有硝烟的自由空气,也来不及和家人团聚,美帝国主义又把战火烧到和东北毗邻的朝鲜,他又一次整装待发。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朝鲜中线,曾进行过一场举世闻名空前猛烈的激战,这就是上甘岭大战。参与这场大战的志愿军部队主要是第15军和第12军,指挥第15军的是秦基伟,指挥12军的是李德生。

有人说:秦基伟的大名是在上甘岭打出来的。而李德生的大名也是在上甘岭打出来的。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是15军和12军两支兄弟部队团结协作、同生共死、并肩杀敌的光辉典范。两支部队都是原第2野战军的主力,经过上甘岭大战,这两支部队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同样,秦基伟和李德生,以各自在上甘岭大战中的出色指挥,为全国所瞩目,后来相继担任更高级职务,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

在二野的将军中,李德生“后来居上”。

李德生担任了第12军军长。再后来,李德生担任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在党内,他还担任过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7年的夏天,不仅是多年来温度最高的一个夏季,也是“文革”开始以来“温度”最高的一段日子。“红色风暴”在口号加枪炮中横扫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华大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人们由唇枪舌剑迅速升级到真枪实弹。枪炮相拼的武斗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危害,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这时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驻扎在安徽境内。社会的混乱现象还没有扰乱部队,所有工作还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里之外的电话,这是周恩来总理的紧急电话。

周恩来用急切的口气命令他:立即来北京,有重要任务。马上有一架专机去接你。端军人饭碗端了大半辈子的将军马上意识到此次进京非同一般。果然,他一到北京,没有等他喘口气,周恩来立即召见他。一见面的握手间,周恩来就将召他来京的意图简短地表明了。坐下后,又详细地介绍了安徽乃至全国的形势。形势很严峻,令人担忧。李德生听见周恩来沉重的语气,心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他虽然在安徽,但没有直接参与地方领导,还不知道安徽局势恶化得这样快,连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斗行列。 

周恩来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没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开创世界战争罕见记录的上甘岭战役就是秦基伟和李德生率领的部队创造的。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电影《上甘岭》之所以能引起亿万人民无比的自豪,就在于它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

可这一次,李德生面对的不是日寇,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决这个矛盾要比对付真正的敌人难得多。

如果没有难度,周恩来也不会彻夜不眠,将他从千里之外调到北京亲自布置任务。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体会的。

临走,周恩来又扼要地叮咛道:“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无须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国总理此时此刻焦急担忧的心境。

他没有在北京停留,当即返回所在部队,随后又日夜兼程带领军直机关赶往合肥。

合肥上空这时已经硝烟弥漫,大楼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枪战的工事体。连日来已经发生多次流血事件,两派群众没有因为死亡、流血而放弃敌对情绪,正好相反,敌对情绪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武斗场面像脱缰的野马,什么人都拉不住。个个红了眼,大有不决一死战决不罢休的架势。整个城市好像充满了浓烈的瓦斯,一丁点儿火星都会引起剧烈爆炸。

刻不容缓!李德生命令部队把汽车开进两派对峙的“前沿阵地”。这时的人们已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也不管来什么人,干什么来,照样开枪不误。干部战士躲开正面射击目标,在密布的火力网下,开始了猛烈的“前沿”宣传攻势。没想到这一喊话,还起到一定冷却作用,特别是李德生亲自做宣传工作,使两派群众有了信任感,认识到这样武斗是违背中央精神、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渐渐地枪声稀零下来,混乱局势得到了控制。接着李德生趁热打铁,亲自和两派代表谈话,反复宣传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势走向稳定,两派实现了大联合。

制止武斗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一次,李德生到武斗严重的芜湖。那时,芜湖的武斗已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一派群众被另一派围困在一个楼里,恶性事件眼看就要发生。李德生赶到现场,被围困的一派从窗户里放下一个软梯,只准李德生一个人上来和他们谈判。警卫人员一见,死活不敢让军长一个人去冒险。虽说上面不是虎穴,但是他们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再说“文革”以来,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被打死整死,哪里还有什么法制可言·让军长单独和对方谈判,搞不好会出事的,怎么向中央交代?

一听大家的担忧,对部下从不高声责备的李德生有点生气了,说:“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坏人也就暴露了,群众就会觉悟了,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爬上了软梯。他的这个举动就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武斗的紧张局势随之解除。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肯定。毛主席曾亲自批转安徽的经验,还让当时在我国访问的刚果(布)总理去淮南参观。李德生的才干和品质引也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毛主席后来在与李德生谈话时曾说:“你是12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应该说,毛主席对李德生的了解和赏识是从他在安徽的表现开始的,而其中周恩来慧眼识英和推介最为关键。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李德生作为安徽省负责人列席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原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2.7%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因此,它也是中央上层人事权力安排的一次预演。

毛主席作了开幕式讲话后,周总理宣李德生名字时,毛主席接话问:“哪个叫李德生·”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匪军进攻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对“李得胜”这个名字,毛主席十分喜欢,认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革命真理,有了正确的领导,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取其谐音“理得胜”,十分有意义。据说李敏、李纳皆取“李”姓,与此有关。所以当一听到“李德生”这个名字,毛泽东自然感到分外亲切。

周总理介绍了李德生,并招手请他站起来。

毛主席微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你是哪个地方人·”当李德生回答是河南新县人、许世友证明是与他同乡时,毛主席又问李多大年纪。时年五十二三岁的李德生,正值年富力强的中年时代,毛泽东对这个年龄段的人十分看重(后来在中共“十大”时,周总理按毛主席的意图专门提名李德生作为“老中青三结合”“中”的代表当选副主席)。

大庭广众的“会见”,李德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半年后,李德生在“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4月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前,酝酿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员名单,李德生名字赫然在候补政治局委员之列,这使他既无思想准备,又十分不安。他找到老领导许世友、陈锡联两位司令请教:“你们是了解我的,我干不了这个工作,请你们向毛主席、周总理说说,不要选我了。”

许、陈二司令心中有数,都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我们怎么能去说这个话。”

果然,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投票后,当周总理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主席再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周恩来示意李德生站起来,并要他摘下帽子让毛主席端详。毛主席眯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李答复:“53岁。”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来工作。

离开下面,李德生还真有点舍不得。

在周恩来面前,他也没顾忌,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好不要让他离开相依为命的部队,再说他也适合在下面工作。周恩来在电话里笑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也是工作的需要。同时,周恩来也理解李德生,作为军人,他对军队有着那份深厚的感情。

李德生匆匆交代了一下工作,乘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当飞机穿进云层时,层层叠叠的云团朝着飞机压来,流走,又压来,又流走。这似乎象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正悄悄酝酿,飞速临近……

机翼下,北京渐渐离李德生近了,风起云涌的中心也渐渐地近了……

长期在下面工作的李德生不知道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担忧。

林彪成为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以后,他的势力范围随着野心的迅速膨胀而日益扩大。军委已被林彪和他的亲信把持,陆海空三军的军权都在他们手里。在他们的反党行为没有充分暴露以前,大家都不会也不敢随便乱加猜测。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如果他们阴谋得逞,那么最先倒塌的就是钢铁长城。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林彪重兵在握是很担忧的,也是很警惕的。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是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受林彪的整。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不会和林彪搞到一块去,并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第一书记。

李德生心里有点紧张,这个担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过了几天,周恩来高兴地通知他:主席要见见你。

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在李德生是生平第一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兴奋中他有点紧张,可是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紧张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间,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亲切。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军人出身的人对古典小说一般读的不多,至少是没有研究。

主席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红楼梦》我看了5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读古书的意义,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李德生对毛泽东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连连摇手:不能免,一个也不要免。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他大胆干。

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就是“文革”前的军委)的许多人因为林彪拉帮结派倒向了林彪,矛盾非常尖锐。如果没有较好的修养和沉着冷静的头脑,是不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

李德生去工作,显而易见不是林彪的人,谁也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和他说,重一点把他当敌人,想法要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谁都会有压抑感、陌生感和被排斥感,可是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这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云烟,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情况。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中午,也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他们几位谈话时,不时流露这个担忧,甚至忠告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他没有说。

毛泽东担心的事当晚就发生了,林彪带妻携子乘机叛逃,走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

飞机一跑,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为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不然林彪也不会有这样便利的外逃机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能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5天5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林彪事件后,李德生又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从1969年进军委工作,他始终是林彪眼里的一粒沙子,林彪集团的人极力排挤他,想把他挤出军委。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庐山回来,李德生不是冷落他,而是接受毛泽东指示,随同周恩来一道去北戴河,亲自做林彪的工作,希望他悬崖勒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出来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是中央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也是一个下台的台阶。但是林彪一不检查二不开会三不参加活动,抵触情绪很大,一意孤行,直到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

江青等人将手伸向沈阳军区,李德生将军成了一个“冷凳”书记

林彪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高级将领们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军队工作有了新的局面,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冷落多年的叶剑英元帅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以前那种结党营私、不光明正大的丑恶现象在军委中消失了,大家有了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利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们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又相互拆台。特别是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是持反对态度的,成为胜利的一派。

林彪垮台了,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以为从此可以一手遮天。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个月,《解放军画报》7、8月合刊上,第一张大照片就是江青从庐山回来后,专门请林彪来钓鱼台她的摄影室亲手给他拍的,画面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着作,江青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见,江青还想继续利用林彪,对他的垮台没有-点预见。

但是江青却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党的“十大”上她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却不是常委,她还不满意。不过,“四人帮”的势力是从“十大”开始形成的,王张江姚都进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对江青他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担任总政主任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特别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李德生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恢复了八-厂的军队建制。这可把江青气坏了:这不是拆“样板戏”的台吗·

林彪事件不久,军委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叶剑英刚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担子很重,几位领导在军委开会常常要到凌晨-两点。这天半夜,江青突然风风火火跑进会议室,进门就叫道,“你们要为我作主!”

开会的人都吓了一跳,大家紧张地盯着江青,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平时大家也知道江青喜欢一惊一乍的,好像什么事经她一折腾,天都能塌下来。

“你们要为我作主。八一厂有人搞破坏,破坏样板戏……”

听到“样板戏”,大家松了口气,类似这样话题的戏不知演出了多少回了,见多不怪了。

“你们要和我一起去八-厂,把那些坏蛋揪出来。”

李德生忍不住问了一句:“都是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简直是重大破坏。他们拍摄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故意拍坏,没有质量。”

天,就这事情·岂有此理!

说来江青也真有胆子,因这样的芝麻小事也敢中止军委的会议,让所有人围着她的“样板戏”转。

李德生心想,他是总政主任,八一厂归他领导,这事应该由他来解决,就说:“江青同志,今天天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明天-早我就去八一厂处理这件事情。”

江青头一昂,瞪了一眼李德生,更不高兴:“回去·我今天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不解决我不回去。”

李德生又好言相劝了半天,江青就是不听,任着性子一定要当时就去八一厂。

叶剑英肚里窝着火,突然站起来,拍着桌子下命令:“停止会议。走!”

江青起身就往外走,已经是下半夜了,她好像才睡醒,精神抖擞的。

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随着江青去郊外的八一电影制片厂。

江青突来到八一厂,厂领导全被从被窝里叫起来,一起到厂会议室,立即被眼前的阵势吓出一身冷汗,心里直紧张:发生什么事了·军委所有的领导都到场了。结果江青批你一通批他-通,出了气。叶剑英等见江青语气缓和一些时,就说了几句,要大家搞好团结,做好工作,设备旧了及时向上汇报,可以更新。

等大家驱车回到军委会议室,时针已经指到凌晨3时。大家累极了,比去打仗还累人,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累,不是睡一觉能消除的累。

事情过后,江青却在这个问题上又记了李德生一笔帐:为什么不支持她江青,反而劝说阻止,这是什么行为·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为总政主任,李德生的政治嗅觉不是辨别新的风向,而是辨别是非曲直。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通知一发出,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江青,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吗·

“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李德生的“问题”终于上了一个高度,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大问题!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称的“3.5”放火烧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出台了。

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里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现在细想,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是她夺权的一个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极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只是他们乱军的一个借口。

李德生被整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他马上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

那时正是“四人帮”最猖狂、最得意的时候,连毛泽东的话他们也可以不听。毛泽东有时对他们也采取息事宁人的方法。如果太过分,毛泽东才会出面严厉批评他们。1974年下半年,“四人帮”问题就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

毛泽东对李德生一下子想不出更好的保护办法,又无法立即制止江青的行为,就提议李德生惹不起就躲,意思是暂避锋芒,以待时机。去哪里呢?周恩来就叫他先去沈阳。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10天内对调的司令员们必须到位上任。

对调前,毛泽东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向毛泽东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带几个人去?

“不需要带人,沈阳军区有过去的老上级,去了能和他们搞好工作的。”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毛泽东又说:“除了不兼总政主任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没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阳,江青他们的手也伸到了沈阳。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因为江青他们不停地向沈阳“灌风”、“打气”,李德生成了有其位无其实的“冷板凳”书记。

19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李德生听了小平教诲,逆境中更显他们的战友情。李德生重返故里,为失学孩子圆了读书梦

李德生是刘、邓麾下的一员战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一直在刘、邓的指挥下冲锋陷阵,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到中央工作,李德生仍留在军中,相互接触的机会少了。“文革”后期与“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二次、第三次复出,李德生又有幸与他有了较多的接触,除了一起开会,曾多次到邓小平的家里拜谒。李德生调沈阳军区任司令员后,邓小平五到东北,每次都和李德生亲切谈话。在这些交往过程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超人胆识,高瞻远瞩,纵论天下大事,畅谈党、国家、军队的建设,充分表现了一代伟人的气度和风范,使李德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教育。

1974年冬,李德生从沈阳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专门去看望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时,也是为了向小平同志反映原二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的事。王近山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位在全军赫赫有名的战将,被毛泽东誉为“王疯子”。许多老同志都反映,希望能安排他一个适当的工作。

那一天,天气晴和,冬阳融融。历经劫难的小平同志依然乐观豁达,精神爽朗。他热情地和李德生握手,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二野的历史。

李德生回忆说:

“那时我在6纵17旅工作。”

一忆起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显得兴致特好:

“晓得晓得,定陶战役打大杨湖,我和伯承同志到了你们17旅安陵集指挥所,你是17旅旅长,把旅指挥所让出来做了我和刘帅的指挥所,你们为我和刘帅的安全费了不少心。 1947年冬,我和李达同志带领前线指挥所,和国民党部队在大别山转圈圈,你们17旅一直掩护我们。淮海战役南线阻击战,你们部队表现不错。”

当谈到二野的几员虎将时,邓小平边在胸前打着手势边说:

“陈锡联同志胸襟开阔,度量大,能打仗;王近山同志敢打硬仗,很猛。”

当李德生向他反映了王近山的处境和老同志们的意见后。邓小平连声赞道:

“说得对,说得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贡献的同志。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中央讨论过了,大概没有军队代表的位置了;我来告诉刘澜涛,建议给王近山安排当全国政协常委。”听了邓小平一番话,李德生十分感动,心想,当前斗争形势如此复杂,小平同志工作如此忙,为了一位老同志的工作,发挥他的余热,想得如此周到,真是令人感动。这使李德生不禁联想起,小平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对干部知人善任,爱才如宝,使人尽其才。他复出工作后不遗余力地解放干部,落实政策,高度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全身心地培养和扶植革命事业接班人,正是他一贯思想的实际体现。

接着,邓小平谈到了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工作,不无忧虑地说:

“现在,各方面的问题不少,要抓,要解决,军队也一样,要克服派性,加强团结,增强组织纪律性。”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李德生对所属部队抓紧整顿,使部队建设出现新的起色。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 后的第一个春天,虽然已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李德生到北京西山看望叶剑英元帅。其时,邓小平被又一次打倒后还未平反,叶帅将他从解放军总医院接出来,也住在西山。临了,叶帅对李德生说:

“你去看看你们的老政委。”

这当然是李德生的心愿。来到邓小平住地,但见小平同志虽然面容有些瘦削,但仍然自信、达观、刚毅,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气度。他一边和李德生握手,一边让坐,并问他这次因何到北京来。李德生做了回答,并问了他的身体和饮食起居情况,希望他保重身体。

在近一个小时的会面中,邓小平侃侃而谈。他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力量很大,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李德生听得很明白,他所讲的是,人民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没有全国亿万人民的力量,就不会有“四五”天安门悼念活动,就不会有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回忆这两次谈话,李德生曾深情地写道:

这两次谈话,正是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遭受第三次严重挫折的前后。前一次谈话,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工作还不久,“文革”级左思潮进一步泛滥,猖獗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尚未平息,周恩来总理病重,“四人帮”图谋利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篡夺权力,形势非常严峻。邓小平同志下定决心,力挽狂澜,对“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义无反顾、顶风逆浪的精神,这种不怕被再一次打倒、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的大无畏气概,充分展示了他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以天下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后一次谈话,邓小平同志工作尚未恢复,可他的谈话,没有个人一个字,所想的讲的都是人民群众。这说明,领袖和群众的心是相通的。

1985年,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

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0年,从现职岗位上退了下来。

当合上这沉重且真诚的历史画页时,一位老人又来到河南新县的山沟,这是他1930年离开家乡以后第二次回家。上一次回家是1947年7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大别山,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在我军历史上曾有过“四进四出”的战斗经历,即:红四方面军西征,徐海东率红军北上,高敬亭率新四军东进,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突围。革命的火种在这块土地从未熄灭过。特别是李先念率部队突围时,留下了大批干部,仍在大别山打游击,坚持对敌斗争。当他们获悉刘邓大军南下的消息,兴奋不已,日夜盼望和主力会师。 刘邓大军一进入大别山区,邓小平政委就指示各部队,尽快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9月2日,李德生率17旅向黄安进发,当部队来到一个叫黄石冲的村子里宿营时,来了一位游击队的领导人,名叫刘名榜。李德生一听口音,竟是同乡人!刘名榜抗日时期是鄂东地委委员。新四军5师北撤时,李先念预见到主力撤离大别山后,革命斗争将遇到很多困难,为了保留老根据地的革命火种,指令刘名榜留下,负责重组罗、礼、经、光4县中心县委,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李德生与刘名榜越谈越激动,这是十几年没见的家乡亲人啊!

路过七里坪,李德生离家很近了,他已17年没有回故乡,决定回去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和亲人。李德生幼年丧母,父亲当长工,家中贫穷,两个弟妹先后因饥饿疾病死去。李德生14岁即参加红军离去,重返家乡时他已到而立之年了。李德生带了一个骑兵班回到村里,进村却找不到故居旧宅了。李德生一路打听,找到叔伯嫂子的家。因李德生离家时尚是少年,十几年过去,叔伯嫂子已经不认识他了。

李德生说:“我是德生啊!”

叔伯嫂子端详了一会儿,这才认出,顿时流出眼泪:“哎呀,你可回来了!你还活着啊!”

这时,李德生才知道,他参加红军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后来死在外地。受苦一生的老人,最终没有能看到儿子回来,没有能看到革命胜利!李德生心中一阵绞痛。

乡亲们听说李德生回来了,纷纷赶来看他,问这又问那,格外亲热。李德生对乡亲们谈了这些年革命形势的发展,告诉大家,这次回大别山再也不走了。乡亲们听了都很兴奋。因为战斗任务紧张,李德生在村里只待了两个小时便赶回了部队。返回途中,他望着熟悉的家乡山水,感慨万端,乡亲们这些年在反动派压迫下,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为了家乡,为了家乡的亲人,为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解放,为了孩子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决心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将军这次回到家乡,相见儿童却另有一翻感慨,他忧虑山区的孩子上学难,长大往何处去?

他没有忘记五十多年前的誓言,他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开始为家乡的儿童四处集资。 他终于办起了李家洼小学,希望之火在将军手中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