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知识化生存5

　　知识社会，掌握现代，并具有创新、创造和运用能人的成为知识社会中的主力军，财富的有定义和利益的再分配取决于拥有的信息、知识、智力和创造力。

　　　　　　　　　　 十二、资本家、工人、知识工作者

　　无限制资本家正从根本上重塑着社会，推动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过渡。他们是当今产业界经营着最激动人心。最成功的企业的英才，从他们的成功中可以体验到人类智慧的无限延伸，洞察到目前根深蒂固的生活形态怎样被颠覆，因为他们所创建的知识标志着对传统智慧进行彻底的反叛。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人正在迅速成为社会的带路人。大量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正在学校接受长时间的教育，以成为知识工人。
　　知识工人懂得，他们的知识，即便是不太先进的知识，也能为他们提供流动的自由。知识给了他们自由。

　　　　　　　　　　　　　　　无限制资本家

　　一些巨大的力量正从根本上重塑着美国社会，推动着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彻底改变着我们做生意的方式，迫使许许多多美国经理每天穿着牛仔靴和牛仔裤去上班。
　　他们就是无限制资本家；他们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莫过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发生史无前例的变革的时代。他们知道，身处革命的时代，你必须正视变革。欢迎变革，还得竭尽全力为变革扫清障碍：最重要的是讲话撰文要言简意赅。
　　无限制资本家懂得，威力空前。无可逃避的历史力量正改变着现实。其中有描述微处理器性能的迅速革新的穆尔法则；有说电脑网络的价值等于节点数目的平方的梅特卡夫法则；有说硅谷的数字脑袋中一有可笑的念头冒出，便会迅速传播开来并影响美国企业界心理的盖茨文化霸权法则。
　　因此，身穿休闲服装。崇尚令人惊异的未来学、讲起话来口无遮拦的风气正改变着白领世界的颜色。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正在做的一则电视广告把该公司的设计小组描绘成车库中的一群技术顽童。美国铝公司正在拆除公司办公室的隔墙，使经理套房具有起步阶段的软件公司那种露天灵活性。突然之间，美国企业界出现了一批批无限制资本家。他们全都虔诚地信仰科技马克思主义；他们坚信技术必然推动历史的发展，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开端。
　　1997年7月号《布线》（Wired）杂志的封面文章完美地体现了技术马克思主义。彼得·施瓦茨和彼得·莱登写道：“两大并存趋势——根本的技术变革和开放的社会新风——将改变我们的世界，使之进入一种全球文明的初期阶段。所谓全球文明是指新的文明中的文明，它将在整个下一个世纪呈现繁荣。”他们的文章题为《长期繁荣》充溢着“无限制资本主义”的语调和词句：“无休止的进程。前所未有的组合、强大的力量。不可逆转的趋势。密不可分的联系、惊人的增长、五大技术浪潮、空前规模的全球一体化、全新的工作”，等等。两位作者颂扬电信技术、遗传技术、毫微技术和显微技术等的改造力量，并预言将发生以永久经济繁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切有记载的历史的决裂。
　　6月23日一期《财富》杂志登载的加里·哈梅尔的封面文章也谈到这种扣人心弦的奇迹：“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连续性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数字化、取消管制和全球化正深刻地改变工业界的面貌。我们所看到的是新经济生活形式的显著增多：虚拟机构。全球财团、网上贸易，等等，不胜枚举。在创造新财富的努力中，我们已经达到了渐进主义的终点。这里有一个由寻求差异变为寻求一致的转折点，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观点正在出现。”
　　大多数人不能理解我们今天看到的变化所具有的那种可怕的、彻底改造世界的力量。67岁的管理学权威达伊·沃德·霍克宣称：“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历时400年的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冲破阻力而来这样一个时刻。”在大多数技术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霍克所说的400年时间跨度太小了。他们认为，贝尔系统的解体是自500年前发明印刷机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微处理机是自2000年前出现阿拉伯符号数学以来最重要的进步；鼠标是自有老鼠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你必须具有绝对的。确实的、极大的雄心壮志。你不应当制订5年计划。你要制订千年计划。你不应当只考虑生意上的事。你要放眼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由喝脱脂奶的社会向喝2％脂肪奶的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在这个新时代中，每个人都得作许许多多的预测。施瓦茨和莱登在他们发表在《布线》杂志上的文章中展望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像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年一1566年，法国医学家。占星学家、预言家）曾预言会出现Prozac（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种毒品）一样。据他们说，互联网络将是21世纪的主要传播媒介。大约到2002年，欧洲将合并成一个国家；到2005年前后，将有20％的美国人用电话购物方式购买食品和杂货；电视电话将大行其道；德国将受到劳工短缺的困扰；大约到2012年，癌症的基因疗法将得以完善；到2018年，将可以用显微装置来修补细胞；到2019年，美国人将建立起一个多文化社会，一种全球性的文明中的文明将已存在3年之久；2020年，汽车将由氢来驱动；到2050年左右，宽宏大量的精神将重新回到美国人的灵魂之中。
　　无限制资本家不是在拿未来打赌，他们是圣贤。他们了解历史，知道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而是技术创造的，懂技术的人也就理解创造“新人”的那种力量。正因为如此，那些有影响的杂志每3期内必登一篇仔细探讨比尔·盖茨大脑皮层的文章。
　　当今的无限制资本家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党人。1913年的艺术界革命者。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党人。1968年的嬉皮革命者持有相同的观点。过去已没有意义，未来从现在开始。物质力量推动我们前进，人性不复存在。宗教已无关紧要。聪明人自能领略正在兴起的力量。我们正目睹新人的诞生。我们——幸运的我们——就是为迎接所有这一切的开始而存在的。这种激奋只有自我扩张的骤然狂喜才能与之媲美。整个历史在围着我们转。
　　如果你还不熟悉最新技术的话，那它很快就会变成历史的灰烬。以前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执教。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约翰·科阿曾这样告诫他的学生和客户：“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由喝脱脂奶的社会向喝2％脂肪奶的社会转变的时代，你必须毫不吝惜地抛弃各种妨碍创造性的因素：标准的运作程序、礼仪、行为准则。限制性的品牌形象、对以往成功满怀崇敬的记忆。”
　　无限制资本家为新思想。新思维。新的思维方式而生活。甚至讲话的规则也必须抛弃。你丝毫不能咬文嚼字，而得像一个玩游戏机上瘾的15岁少年那样讲话。
　　正如《布线》杂志文章的两位作者所说，“开放是好事，封闭是坏事，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脑门上。”无限制资本家确实够开放的！始终是先锋派的无限制资本家们试图把自己的公司管理成像爆米花机内部那样。等级在名义上已被拉平。有些公司取消了职务头衔，因为这种头衔是限制性的，业已过时。吸人疗法服务公司总裁罗伯特·切斯取消了经理办公室，现在，所有人都坐在称为“牛栏”的大房间里。丹麦生产助听器的奥蒂康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写字桌下装着轮子，雇员们可以到处转，根据当时的任务集中在一起。奥蒂康公司几乎实现了无纸办公；普通邮件由“文件室”里接收，如果你想把文件带到自己的写字桌，你得把它扫描进电脑内，然后把原件送人碎纸机。
　　宝洁公司已经拆掉了封闭式电梯，代之以自动扶梯，原因是据认为前者使人无法交谈，而后者便于交谈。走廊很宽，隔不远就安放一张长沙发，鼓励人们多聊天。柯达公司辟有“逗乐室”，里面游戏机、玩具和“蒙蒂·皮东”（70年代英国制作的一套幽默电视节目）光盘应有尽有。
　　走进一位无限制资本家的办公室，你决不会看到一批身穿蓝色西装、雪白衬衫、打着红色领带的人坐在那里。相反，为了证明他们是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他们往往会穿微软公司的制服：泰伯莱休闲鞋，帆布外衣和褪色的法兰绒衬衫。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极端保守。极其刻板的人，无限制资本家需要一种古怪的装备，例如，梦幻工程公司的老板卡芩贝格和许多其他老板所选的是一幅高压水龙，它是权力的象征。老板可以用它来惩戒下属，而下属决不会报复。
　　为了装饰自己的空间，无限制资本家需要有些俗气的收藏。有人收藏拉线滚球，有人收藏烟灰缸。级别较低的雇员可能用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来装饰他们的办公地点，例如从天花板垂下一只滑雪板，在电脑终端的一侧用胶条贴上从儿时喜欢的卡通书中剪下的图画。女士们的办公处则往往摆放着著名大师的幽默作品。
　　无限制资本家不仅仅是商人，他们还是艺术家。商人们过去喜欢以斗士自诩；现在，艺术家是人们趋之若鹜的样板角色。硅谷成了20年代的巴黎，只是对当时的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来说，创造性的产品是在域外小说，而现在则是图像压缩系统和为《连环杀手》和《食人者》等电脑游戏设计吸引人的程序。
　　早在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恩（1911年—1980年，加拿大传媒问题专家）就宣告了无限制资本家时代的来临。他在（了解传媒卜书中写道：“简言之，计算机技术会带来圣灵降临节式的相互理解和团结的局面。理所当然的下一步看来将是……避开语言，使之让位于一种普遍的无限制意识。”
　　以往，这种现代风气——即这种摆脱历史。跨入一个崭新的未来的愿望——仅在政治。建筑设计或文学艺术领域盛行过。但是，就在你认为这种现代主义的冲动已经如此久远和过时，以至它将衰极而亡的时候，它却在高技术谷地盛行起来，硅谷片专家们正大步行进在那些谷地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之前已有好几代人走过这条路。无限制资本家看到了未来。

　　　　　　　　　　　　　　传统资本家的衰落

　　与无限制资本家相比，在发达国家中，传统资本家从经济角度而言，已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其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已大大降低。在那时，象约翰·洛克菲勒，J·P·摩根，安德鲁·卡内基，艾尔弗雷德·克鲁普一类的大商人能够用自己的资产资助整个工业。他们确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拥有并且控制了生产资料，今天，美国1000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总和（根据《幸福》杂志统计）勉强能够在几个月内满足美国的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资金需要。雇员通过退休金基金成了资本家。的确，今天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最为富有的石油酋长或富甲天下的日本不动产亿万富翁的资产（根据通货膨胀和税收作出调整后）也无法与1900年的“巨头”所拥有的财富相提并论。如果发达国家的所有超级富翁突然消失了，世界经济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们已变成了“新闻界关注的对象”。他们的来去行踪只是在报纸的趣闻栏目中加以报道，而不是出现在金融版面上。从经济上看，他们已经无关紧要。
　　资本家的权力与他们的经济重要性一样，都迅速下降了。在1907年，J·P·摩根出资购买股票的要求足以制止股票市场的恐慌。在1922年，一位生产煤炭和钢铁的巨头胡戈·施廷内斯凭借独自的力量就强迫德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导致这个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政策。今天，没有一位商业人士会梦想采取这种行动。他知道他不具备这种力量。在发展中国家里，剥夺财产和违约行为比起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来更为司空见惯。然而，“炮舰政策”不会再现了。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美国，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左派坚信：美国政府曾密谋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政权，以阻止阿连德剥夺美国所有的智利电话公司的所有权。这家公司确实努力让尼克松总统对此事加以干预——但是没有丝毫作用。在1973年，当阿连德政府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时，美国政府曾毫不讳言地拒绝帮助这家美国公司收回它的财产。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商业是华盛顿的最强大的政治院外集团，即使在“反对商业”政府时期也不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当然，它关注的仍然是“商业”——成为华盛顿最有势力的压力集团（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中都是如此）。今天拥有1500万成员的退休人员快会，通过其退休金基金成为美国工业中一个最大的财产所有者。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商业”，他们也不关心影响商业的一些问题，很少赞同或根本不赞同商业价值。

　　　　　　　　　　　　　　　 知识工作者

　　在知识社会，相当多的知识工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仍然将在商业机构或为商业工作。但他们的地位已与昨天的老板或昨天的工人截然不同了。他们是雇员，但同时又因拥有退休金而成为唯一真正的资本家。他们确实有一个老板，因此他们是“下级”。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下级，因此，他们自己也是“老板”。仍然在底层的那些人当然也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主管人或部门的领导人。此外，他们还是专家。他们自己的领域也许是十分狭窄的。但是，在他们的领域中，他们则胜过其老板，不管他们在组织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多么低下。因此，知识工人与老板是一个同事和一名合作者，而不是一个部下。他必须这样被人管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是，资本具有流动性。在这点上，它不同于诸如土地和劳动一类的“生产要素”。资本能够流向收益最多的地方。知识现在已成为发展经济的真正的资本。知识工人懂得，他们的知识，即便是不太先进的知识，也能为他们提供流动的自由。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商业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大量被解雇的经理和专业人员——甚至包括上了年纪的老人——发现他们都能够获得新的工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找到的工作比他们丧失的工作要好。知识给了他们自由。这是美国知识工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人员学到的经验，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经验。所有的人——地质学家。数学家。工业工程师。计算机程序编制人员。使用文字处理机的秘书。职员培训人员。会计、护士、售货员一一都懂得，他们并不依赖任何一位雇主。实际上，每一个机构都在一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有着多万面的实用性。
　　越来越多的现象是，知识工人有着不止一种职业。在钢厂工作的工人干了30年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后就准备退休了。知识工人工作了30年以后，其体力和脑力两方面仍然精力充沛，虽然到那时他们已对此感到厌倦了。大多数人在很久前就到达了事业的终点。他们的退休金已准备好，当到了65岁时，他们就可以积累一笔钱。他们的子女已长大成人，住房的抵押贷款已如数付清。他们准备从事一项第二职业，他们也许会正式地争取早点退休，他们也许不想获得另一份有薪水的工作，但是，尤其在美国——他们都自愿为非盈利机构服务。有些人改做另一项工作。许多人则坚持从事同样的工作，只是工作环境不同。以会计为例，他可以从主管一个小公司变为主管本地的一家医院，或到本地教会当商业经理。对所有这些人而言，他们工作的机构并不是主要的。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才是主要的。他们为之效力的单位是否是一家商业机构，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太重要。在一两年以后，他们可能会办一家医院或一家当地政府机构或一家咨询公司或另一家不同的公司工作。无论是管理工程师，还是石油工程师，无论是X射线的医院技师，还是税收分析家，对他们的工作来说，要紧的是他们的知识领域，因此，商业仅仅是一个人工作的地方。“我在一家商业机构工作，但我不是一名企业家，我是一名市场研究员”。这是我们经常听见的一句话。

　　　　　　　　　　　　　　　新的职业选择

　　在2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商业几乎是摆脱折磨人的、令人丧失希望的贫困和低下地的位唯一途径。那时，专业性的工作机会很少，而且，作为一种规则，这些机会只能为那些富家子弟获得。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在。然而，在发达国家里，商业上的成功，打开了通往职业选择和富裕的大门。商业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甚至在英国，教育现在也能够为“下等阶级”提供知识社会中的工作机会了。在过去的英国，教育制度曾经是社会流动的障碍，而不是促进流动。
　　在19世纪以前，几乎就没有社会流动的途径。儿子跟在父亲后头犁地，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依赖出租双手为生。如果年轻妇女买不起嫁妆，她就会沦为家庭仆人。19世纪创造的商业工作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者。在西奥多·德莱瑟的小说《嘉莉妹妹》（1900年）中——这部小说出色地描写了19世纪末期的美国社会——那个也许还不到16岁的年轻女孩对自己成为一名服装厂的缝纫工或残酷无情的芝加哥商业中心一名女售货员以后会得到什么，毫无幻想。但是。这些工作却是她离开中西部农村的唯一机会。她是在那个无望。单调乏味和条件艰苦的地方长大的。25年以后，德莱瑟创作了另一小说《一个美国人的悲剧》。女主人公罗伯塔在面粉厂里找到的工作，也是她摆脱农村里同样令人失去生活欲望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的唯一途径。
　　在1913年，英国唯一大的职业团体仍然是家庭仆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妇女。1914年，男人都参加了战争，妇女也离开了家庭仆人的工作，进了兵工厂。每个人都明白，在战争结束的那天，她们将会从“撒旦的磨坊”里重新回到那舒适的家庭仆人职位上；在那里，有一个“善良的女主人”会照料他们。然而，几乎没有人重操仆人旧业。不管工厂里的工作是多么艰苦，它的薪水比作一个仆人的薪水更丰厚。在工厂里她们按固定的小时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引进了8小时一工作日），下班后他们就可以自由行事。在作家庭仆人时，她们必须坐等她们的主人在凌晨3点钟从舞场回家。
　　从工厂的工人或售货员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样少的机会是到处都有的唯一机会。在农场帮工只能永远是帮工。在1889年把第一辆汽车投入厂市场的德国人戈特利布·戴姆勒和美国的亨利·福特两人开始都是工人。早期的每一个汽车制造商开始时都是工人。实际上，19世纪的其他制造商也都有如此经历。本世纪大多数银行家和大商人开始时都是身无分文的职员。就上层阶级而言——英国的绅士。普鲁土的容克地主。法国的贵族和牧师，他们对商业和贸易的蔑视和抵触首先是因为他们不满和担心商业能为太多的“下等阶层”的成员提供社会流动性。而这些“下等阶层”的成员在流动后就会很快忘记自己的“地位”。大多数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确实是十分艰苦的：工资微薄，工作时间长，劳累不堪，安全无保障，居住在老鼠成患的贫民窟。但对于数千万个德莱瑟笔下嘉莉妹妹和罗伯塔来说，涌人19世纪的城市（如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波士顿、芝加哥。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和巴黎）后就能在商业中找到一个工作。尽管这个工作十分艰辛，但它却能使人在社会等级的梯子上升高一级，而且这是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工作。
　　但是，嘉莉妹妹的曾孙女——虽然她还不及德莱瑟小说中女主人公那般聪明月p般雄心勃勃和富有才华——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她将先从地方中学毕业，然后进入州立大学，并取得一笔丰厚的奖学金。4年后，她会面；临许多选择。当然，她可能会选商业，但她在一开始会接受管理方面的培训，才最容易得到的工作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商业部门仍将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的最大雇主。但是，这类商业工作不会带来100年前的那种机会，它们已成为死胡同了。戈特利布·戴姆勒和亨利·福特如果不具有工程学学位或一个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如今则难以达到事业的顶峰。任何一家有名望的金融公司在今天都不可能会聘用一位象摩根这样的大学退学生。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能获得的工作仍然是一个世纪以前同类人能找到的工作。他们的工资收人高得多，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指发达国家）远远优越于当时的甚至是特权人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这类人现在是“失败者”，他们缺少脑子。没有抱负，缺乏毅力。知识工人之所以成为胜者，恰恰是因为在商业部门中工作仅是他们的许多选择中的一个。他们是胜者，因为他们有能力作出选择。
　　因为他们是知识工人，所以他们不会被束缚在任何一个雇主或一个用人机构中。对计算机专家而言，无论在百货商店。大学。医院或政府机构中工作，还是为一个证券经纪人工作，都是不重要的。除了工资以外，他们还关心设备是否具有最新工艺水平，工作是否具有挑战性。金融分析家和理疗师、人事部门经理和冶金学家。推销员。当地艺术画廊的书画刻印艺术家和助理营业经理所关心的也是这些问题。这些人并不反对商业；的确，“反对商业”这一术语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也许甚至“热爱”商业，学习管理，并追求商业所具有的学术上的挑战。但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不大可能是：这个工作有利于公司，或医院，或博物馆吗？他们关心的问题可能是这个工作具有专业性吗？可以肯定，他们懂得，并大体上承认这一点：工艺必须根据其雇佣机构的使命。需要和追求作出调整。然而，这一认识是次要而非首要考虑的因素。事实上。绝大多数知识工人，尤其是商业部门的知识工人，将这一点看成是“高层管理部门的工作”，而非‘飞的工作”。甚至在较大的教会中，“专业人员”（如音乐指挥或帮助已婚和未婚年轻人的“牧师”首领），也倾向于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音乐家、帮助青年人的工作者或婚姻顾问，其次才看成是牧师。这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是无法避免的。知识工人除非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技术，否则他们不会干好一项工作。
　　因此，在知识工人的价值体系中，商业价值是从属的，甚至看来好象是行为的障碍。即使在知识工人在他们的机构中不占多数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明显地制订出规范和标准。的确，任何发达国家在未来面对的一个挑战——美国早已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对经济行为所承担的义务；这种经济行为对于力图增强竞争力的每一个发达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他们怎样在知识工人的职业价值与传统的商业价值的必要性之间寻求平衡？传统的商业价值包括整个经济和单个商业中的生产率和盈利率。
　　这些变化在美国已进入纵深发展阶段。在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中，这些变化刚刚出现。只有在日本，它们仍然被看作是“不可能的”事物，尤其是老一代的公司领导人有此看法。但是，即使在日本，这种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由知识的本性决定的。由于知识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社会必定会演化成一个后商业社会和知识社会。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人正在迅速成为社会的带路人。然而知识社会也存在着反主流文化。在商业社会中占重要地位的产业工人正在成为“另一半人”。他们占缺乏高等教育。因而难于胜任知识工作的人口的一半。另外，仅仅在美国，第二种反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即由非营利与非政府机构组成的“第二部分”。这些机构中的不计报酬的“志愿者”业已成为美国劳动大军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第三部门组织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独特的价值观念以及独特的社会奉献，它们正在塑造着积极进取与卓有成效的个人品德操行。

　　　　　　　　　　　　　　 蓝领工人的兴衰

　　历史上从没有哪个世纪象20世纪这样经历了如此迅猛和激荡的社会变革。在发达国家，家庭仆人已不复存在。而自人类历史的初期以来，这些人就已构成了每一个社会的主要阶层。农民在社会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尽管在本世纪发达国家的农业增产速度超过了其他生产部门。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农民（无论是农业技术人员还是家畜饲养员）就是文明。然而本世纪社会历史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还不是这些古老阶层的衰落，而是产业工人的兴衰。
　　当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首次把产业工人当作一种新兴力量之时，他们预测无产阶级将崛起。然而这种预测仍然是预言多于判断。到1925年，制造业中的男女蓝领工人已构成社会中唯一最大的职业团体。25年后，即在50年代，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工人和工会已成为占重要地位的政治力量。然而从70年代初开始，产业工人迅迅速衰落，这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比重上，尔后又反映在工人的人数上，最后表现在政治力量与政治影响上。他们的衰落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崛起的速度。到2010年（20年后），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将减少到目前农民在劳动力中的比重即5％—10％。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组织——工会能否继续生存。可以肯定的是，工会决不会再有往日的作用与形式。
　　自相矛盾的是，使产业工人迅速崛起与最终衰落的竟是同一种力量：知识。在整个19世纪，经济学家都认为，增加生产的唯一途径在于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这是不言自明的。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克·泰罗的美国工程师突破了前人思维的界限：他把体力劳动作为研究与分析的对象。泰罗表明：增加生产的真正潜力在于“更聪明地工作”（泰罗的论著（科学管理的原则），1911年出版）。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产量，而且使增加工人工资、同时又降低产品价格和增加对产品的需求成为可能（事实上泰罗要求工厂主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工资，有时甚至是提高3倍，否则他拒绝提供帮助）。没有泰罗，产业工人的数量仍会急剧增长，但他们会成为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由于有了泰罗，就业的蓝领工人人数越多，在收人和生活水准上成为“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数也就愈多，而他们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上也就会变得更保守，而不会成为革命者。
　　知识应用的下一步（从70年代以来异常活跃）是把分析与系统应用到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其实质并非机械化（“自动化”这个名称易于使人误解）。通用汽车公司在80年代发现了这一点，当时，通用汽车公司花费了300亿美元，用于开发机器人，其结果并未减少雇员，也未降低成本，质量也未获巨大改进。自动化生产线的本质，在于它是一个围绕着信息组织起来的系统。而一旦系统设计完成之后，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也就急剧下降。因此生产的重心由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这在制造工业中更为明显。这一过程所创造的中产阶层的工作机会远远大于蓝领工人所失去的工作机会。从整体上看，这个过程的影响堪与300年前产生收入优厚的蓝领工人的影响相提并论。换言之，我们并没有面临经济问题，产生“异化”的危险也不大。即使是在受这种转变的冲击最强烈的群体（如美国的黑人。英国约克郡的钢铁工人。德国鲁尔地区的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之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兄弟。侄子。叔叔或姑姑受到了必需的学校教育，并成为一个知识工人。
　　无论如何，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已告结束。在那个时期，社会向富裕和中产阶级地位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技术或知识，而只凭一张工会会员卡。大量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正在学校接受长时间的教育，以成为知识工人。这种情况对于其他没有受教育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处境的恶化。较少受过教育的人将越来越被其较为成功的同伴甚至被那些本身就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中的成员（如受过教育的美国黑人）视作失败者。落伍者、有某种“缺陷”的人。二等公民。有“问题”的人。总之，统统是低劣者。问题并不是金钱，而是尊严。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由于未受过教育而难以胜任知识工作的人，为数不少。例如在美国，80年代末以来，在40岁以下的劳动力中仅有四分之一是大学毕业，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高中毕业后受过技术培训，因此也能胜任知识工作，如护士。法律文书、时装采购员。书画家。计算机技术人员。牙科卫生学家等等，这种知识密集型工作有一千个或更多。这些人都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因而可以利用美国教育体系所提供的机会来继续学习。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有大量晋升机会。然而，美国的劳动力中仍有一半无法胜任知识工作。在欧洲，不胜任知识工作的人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英国的这一比例更高。我们难以轻而易举地提供完成许许多多非知识工作的劳动力。问题在于社会地位。社会承认和自尊。因而确实有必要使那些非知识工作（其中有些工作需要很少的技术）尽可能地成为高效益和自尊的职业。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把知识应用于扫地、铺床或帮助残疾人照料自己等工作上。两家大型楼房维修公司和家庭服务公司（一家在丹麦，另一家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成功的服务体系，它们给予未受过教育的人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和非技术性的工作以效益。尊严和机会。美国的一些大医院也有类似的做法。这仅仅是个开端，然而却表明，这些工作是可以做的，而且应该做这些工作。
　　19世纪的历史表明，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初生的宠儿。现在大多数人仍相信这一点。然而经济学家早就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资本家的出现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真正产物是产业工人。他们是现代经济的宠儿和现代经济的受益者。现代经济使产业工人在收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方面成为“中产阶级”，他们的工作不需要更多的技术和更深的知识，而在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上却远远不如以前的工人所于的工作。现在他们正在成为“另一半人”——然而社会却无法阻止他们失宠。

　　　　　　　　　　　　 十三、知识社会教育优先

　　一个由知识工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社会行为与社会责任方面，提出了更新（甚至更严格）的要求。我们还必须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受过教育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同时，学习的方式与教学的方式也发生了飞速与巨大的改变——一部分原因是对学习的进程获得了新的理论上的了解；另一部分原因是运用了新技术。最后，学校中的许多传统的学科正在变得枯燥无味或过时。因此，我们所面临变革的不仅是学习与教授的内容，而且是知识含义的本身。

　　　　　　　　　　　　　　　 教育的责任

　　由于学校教育与学位越来越决定着人们在知识社会中的工作、生计与职业，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有文化。现在，学习文化不仅包括“读书、写字和算术”，还包括初级计算机技术。知识社会要求对技术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包括技术的层面。特性和形式——这一点在当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欠缺的。知识社会需要关于复杂世界的大量知识；在这个世界中，城镇、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不再限制人们的见识。由于这个原因，关于一个人的祖先和社区的知识也变得更加重要。新的媒介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新文化。对今天的小孩来说，电视与录像机提供了与学校不相上下的信息——事实上可能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但是只有通过学校——通过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目标的学习——这种信息才能转化为知识，才能成为个人的财富与工具。
　　知识社会还要求其所有成员学会如何学习。知识的本质是知识经常发生迅速变化。手工劳动的技术变化很慢，作为石匠的苏格拉底（他谋生的职业是石匠）在现代的采石场中能应付自如，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则会对现代哲学中的一些主要学科（如符号逻辑学与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和使用的工具感到莫明其妙。
　　10年前走出学校大门的工程师如果不是经常地更新自己的知识，早就“落伍’了，物理学家、律师。教师。地质学家、管理人员与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概莫能外。进而言之，现在存在着大量的可供选择的知识职业，即使是拥有最悠久的教育历史的最好的学校制度，也无法使学生能接受所有这些选择。学校所能做的只是培养学生获得知识。知识社会是继续学习与寻求第二职业的社会。

　　　　　　　　　　　　　美国的学校与教育重点

　　世界上的许多学校体系提供了普及性文化（虽然至今为止仍然采用传统的模式来做到这一点）：所有的北欧与西欧国家。日本和韩国都是如此。不久以前（1960年前），美国的学校也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无论原因何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肯定是美国学校将其教学的责任从属于其他社会需要——美国的学校已与其教育义务相违背。未能提供普及性文化的美国学校才是美国真正的“生锈地带”，这一缺陷比高耗低质的商品具有更大的危害。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根底是经济的基础。
　　30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美国的学校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1960年其他国家的一些“最好”的学校或许优于美国“最好”的学校，但其他国家的普遍水平都没有美国那么高。正如美国在工业中的领先地位，使得美国制造商洋洋自得，美国30年前在教育上的领先地位也使得美国的教育者洋洋自得。因此，重新恢复美国学校在普及文化上的高水准（远不能仅仅限于小学），已成为当务之急。学校与教育将成为未来年代美国的公众生活与政治的关键。
　　事实上，我们清楚地了解什么是需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并非难如登天。但它却包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要求在学校之中实施高标准和纪律。自身受过良好教育并有着将入学子女的父母所提出这种要求（实际上早已提出这种要求）。然而，有些子女的家长，尤其是那些贫穷的家长，却拒绝接受高标准与纪律，尽管其子女十分需要它们。他们认为这些要求是“种族主。义”与“歧视”。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而且还出现在德国的一些大学中。在那里，新左派60年代权势日长（如在不来梅）。正如美国的“三流学校”的毕业生被大多数雇主拒之门外那样，西德的“三流大学”的毕业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美国是唯一在学校体系内没有竞争的发达国家。法国在小学以上有双轨体系，一种是公立学校，另一种是天主教教会学校二者都由国家出资。意大利的情况亦是如此。德国有大学预科：即为少数尖子学生设立的大学预备学校。在日本，根据学生高考的成绩，把大学分成了三六九等，在一流学校中的教师能得到赏识和晋升，并获得相应的薪金。相比之下，美国的公立学校则达到了几乎是垄断的地步——没有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既没有学校体系内部的竞争，也没有来自外部的竞争。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明尼苏达州（该州在传统上一直是社会创新的先驱），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往本州中的任何学校，州政府为从学校管区外来的学生偿付学费。这是走向担保人体制的第一步，在这种体制之下，州政府为家长与孩子所选择的学校支付学费。公立学校的院外集团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但它又能抵制多久呢？
　　大家都认为芝加哥的公立学校是美国最差的学校。而在其相邻的芝加哥天主教教区的教会学校中，来自芝加哥地区最差的贫民区的黑人儿童却有着不错的学习成绩。这些成绩斐然的学校经常面临财政危机。而对于芝加哥城区的黑人家长来说，即便是为数有限的学费也意昧着一种牺牲。芝加哥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提供学费，以便使本市的黑人能够把子女送到可以学到知识的学校；要么黑人（他们是芝加哥最大的投票团体）拒绝交纳教育税，从而使该市的公立学校慢慢地衰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芝加哥的白人，无论贫富，早已拒绝去市公立学校。他们或者搬到郊区，以便进入体面的学校，或者让孩子进入拥有高标准和严格的纪律讲能学到知识的私立学校。
　　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美国教师协会于1984年与该城市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新协定。该城市为那些达到不断提高的高标准的教师提供更多的薪水，并解雇那些不能达到标准的教师。只要把纪律、教育标准与竞争机制引进学校，那么，可以肯定，这种学校尽管不能创造奇迹，但完全能胜任传播普及性文化这一高质量的工作。与给予学生以继续学习和渴望学习的能力和知识相比，传播文化（即使是传播与知识社会相适应的高水准文化）更容易。没有一种学校制度已解决了这一问题。有一句拉丁格言：我们不是为学校而学，而是为生活而学。但老师与学生从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实际上，除了医学院。法学院和工商学院等职业学校以外，尚没有哪个学校去测试一下学生在毕业10年后能否记得他们学过的专业——无论是数学。外语，还是历史——尽管他们在学校时获得了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我们的确知道人们是如何掌握学习方法的。事实上，我们在2000年前就知道应如何学习了。伟大的希腊传记作家与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是最早撰写培养儿童书籍的最富有智慧的作家，他于公元1世纪在一本薄薄的。引人入胜的《培养儿童》一书中就已阐述了学习方法。这种方法的要求是使学习者取得成就。这种方法强调学习者的能力与天赋，以便使他们在任何有所作为的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所有那些教授年轻艺术家（音乐家、演员、画师）的教师都了解这一点，所有那些教授年轻的运动员的教师也明白这一点。然而学校并无这些要求。它们强调的是学习者的弱项。
　　当教师召见一个10岁孩子的家长时，他们经常这样说：“你们的吉米要在乘法口诀表上下功夫，他这方面太差了。”他们很少这样说：“你们的玛丽在写作方面很不错，为了写得更好，今后她应多写”。教师（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都是这样）常强调学生的弱点，并为此振振有辞：无人能预见一个10岁孩子在10年或15年后做什么。人们不能扼杀孩子的其他选择。学校应该给予学生以基本的技能，使他们可以应付未来的需要。他们应能发挥作用。但是，人们不可能把业绩建筑在弱点上，甚至不可能建筑在已被改正的弱点上。人们只能把业绩建筑在特长上。但学校常常忽视这一切，认为这一切是无关紧要的。特长不会产生问题——而学校却是针对问题进行教育的。
　　在知识社会中，教师必须学会这样说：“我要使你们的吉米和玛丽多作写作练习。孩子的这种天赋应被开发与完善。”正象在下面要进一步讨论的那样，新的教学方法将使这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的确，开发与完善人的天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强调人的特长。
　　但是，我们需要的教育制度也应强调知识的责任。“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老话，现在第一次闪烁出真理的光芒。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工人将成为“统治者”。他们也将成为“领导者”。这就需要精神气质，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道德教育”在今天已变得声名狼藉。为了压制思想、讨论和不同意见，还为了灌输对权威的盲目服从，“道德教育”常被过多地滥用。事实上，这种“道德教育”已变成“不道德教育”。然而，从孔子到拉格比的阿诺德，这些教育大师都知道：没有道德价值观就没有教育。如果按照现代教育所建议的那样去抛弃道德价值观，那么其结果只能意味着教育将传播错误的价值观。它将传播漠不关心、毫不负责和玩世不恭。知识社会中教育的道德价值观是什么，这个问题将引起激烈的辩论。然而，道德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以及属守道德价值观将是主要的。有知识的人必须学会承担责任。

　　　　　　　　　　　　　 作为社会目标的教育

　　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学校教授的科目是一样的。作为一种规则，教学方法在几个世纪中都未发生变化。虽然学校本身看起来形式一律，但教育的社会目标（即教育试图改造的社会以及教育想塑造的统治者和领导人物）则千差万别。
　　教育的社会目标是一目了然的概念，也是一个最古老的概念。中国的理想是让儒家学者与绅士成为统治者。这一概念早在公元前就提出来了，并在不迟于公元7世纪的唐朝正式定型，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结构和基本价值观上仍有很多儒家学说的东西，尽管在内容上已不是儒家学说。
　　在西方，类似的概念直至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才被提出来。于是，耶稣教教士第一次发现，印刷的图书，使他们有可能通过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来获得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的控制。他们设计出最早的近代学校，以使自己成为那些名门子弟和学者。不久，一位名叫扬·阿莫斯·夸美纽斯的捷克人（提倡普及教育的先驱）发明了教科书与识字课本。他希望这些东西可以使他的同胞在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期的苛政之下，依然保有新教教徒的本质。夸美纽斯认为，识字可以使人们在自己家中阅读《圣经》。直到今天，仍有为数可观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是新教信徒。
　　在18世纪，整个西方都赞成把学校与教育视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深受科姆尤斯思想的影响的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把学校视为公民的塑造者。托马斯·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制订的教育大纲正是自中国的孔子以来最为全面的教育方针。它提出了不分贵贱普惠众生的主张，并致力于培养民主精英。在19世纪，当向美国移民由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川之时，美国的学校成了使新移民美国化的途径与灌输美国信念的场所。学校的这一功能比其他因素显得更卓有成效，以至于一个世纪后我们把它作为实现种族平等的工具。
　　几乎与此同时，美洲殖民者发展了他们的普及教育体系——18世纪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曾在欧洲创立了这种体系。约瑟夫二世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即‘大学预科”），并以此作为其社会政策的核心。“大学预科”教授的课程与耶稣会学校和北美殖民地的学校教授的课程相同，但其目标却与上述学校南辕北辙。约瑟夫准备从天主教会手中夺取对教育的控制，他要使受过教育的人世俗化和反对僧侣统治，他还要使有能力的年轻平民获得社会流动性。在把教育作为一个社会代理人方面，奥地利的大学预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使奥地利在不断升级的民族主义冲突与危机之下，完整地生存了150年。其毕业生虽然是用奥地利帝国的多种语言教育出来的，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如出一辙的精神气质。在1918年帝国解体以前，他们组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统治阶层，他们共同克服了语言与民族根源方面的障碍。
　　几乎与此同时（18世纪中叶），在遥远的日本，“文人”（即“文人学士”或人文主义者）用教育创造了新的思想与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反对以血缘和三个世袭阶层（武士、农民与市民）为基础的世袭统治，以高级学者阶层取而代之。在这种高级学者阶层中，重要的只是学者、书法家或艺术家的成就。他们奠定了现代日本的基础。在100年之后的1867年，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终于垮台，明治维新开始。所有的新领导人都是书画家贯名海屋和赖山阳等杰出的文人于70年前创立的学院的毕业生。
　　拿破仑竭尽全力地更新了教育机构，以缔造一个焕然一新。改弦更张的新法国。尚未称帝之前，他就创建了大学，将其作为培养精英的学校。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与培养工程师的技术学校是为了保证使法国无法回到大革命前的社会与政治中。他们要给法国带来一个富有才智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不是由贵族组成，他们反对僧侣统治，提倡民族主义。直到今日，大学仍在塑造着法国的统治精英，并通过他们塑造法国政府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与思想境界。
　　几年之后，但仍然处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威廉·冯·洪堡——普鲁士政治家。大学者和现代语言学的先驱——于1809年创立了第一所现代大学。作为对拿破仑的回答，洪堡的柏林大学如同拿破仑的大学一样，旨在为由普通人组成的精英提供教育。但其目的却并非为了防止旧政权的复辟，而是要使这种政权能够统治革命后的社会。洪堡所创立的大学的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一个学术自由领域。它还想提供另一个自由领域即市场经济。这两个领域联合起来，共同支持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并使之继续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法制国家”，在这一种政治制度中，统治者是“法制下的国王”，而不是“人民”。它以种种不同的形式一直持续到1918年。事实上，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时，它才真正被废止。
　　近代高等教育的最后一位塑造者是托马斯·阿诺德博士，著名的“拉格比的阿诺德”。每一种早期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国的。美国的、奥地利的、日本的、法国的和德国的——都把学校视为社会流动的催化剂，即通过这种流动，使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下等阶级”人士可以进入社会上层和获得社会地位。而阿诺德的公立学校却旨在使阶级体制永世长存。它是一种教育“绅士”的学校，而“绅士”是天生的，不是学校教出来的。由于阿诺德把公立学校变成了出身高贵的人的寄宿学校，英格兰的学校制度遂成为社会流动的障碍。常有人指出，无论以何种方法来衡量，19世纪英格兰的社会流动性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任何西方国家。但是英格兰直到今天仍要为强烈的阶级意识与阶级感情付出代价。这是因为，在各种高等教育制度中，英格兰的学校不允许（更谈不上吸收）年轻有为的下等阶层中的年轻人进入领导集团或使其承担起码的社会责任（与此相比，苏格兰的学校与大学在18世纪被发展成社会流动的最有效的催化剂。

　　　　　　　　　　 教育在知识社会的社会目的与贡任

　　关于教育在知识社会新现实中的社会目的与责任问题，将会有（应该有）严肃讨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不能通过鼓掌或漠不关心的方法来作出。一些主要的要求早已显而易见。
　　——存在于知识社会而又服务于知识社会的教育将拥有一种社会目标。教育不可能没有价值，没有一种教育制度是无价值的。
　　——所需的教育体系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能使高级知识分子与“另一半人”之间的分界线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有才能。有作为的人应该受到教育，并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移动，无论其出身。贫富以及以前所受的教育如何。这方面的变化已初露端倪。比如在日本，教师应关心班上的小学生，并保证使他们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从小学升入初中，从初中升入高中，从高中升入大学。日本的教师不但是教室中的园丁，而且还是学生与家长的参谋。德国利用其传统的学徒培训制为学术上的进步创造了一种平行的阶梯。有人从向学术方向发展的中学（即传统的大学预科）升入大学。有人进入学徒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年轻的男女学生一周3天工作，3天学习，这样既能取得实践根底，又能获得理论基础。这使得他们可以去高等技术学校深造，以得到一张毕业证书，这一证书为他们今后的晋升（尤其是在商业界的晋升）提供了机会。
　　然而至今最有前途的探索还是美国的方法。在其他所有教育体制中，学生必须在适当的年龄取得某种适当的毕业证书，或初中、或高中、或大学。在德国，学生可以在大学里呆7—10年一一也可以呆一辈子。但是，除非他们在19岁或20岁时进入大学，否则他们就很难进入。日本、英国。法国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在美国，中途退学的学生则被鼓励在日后重返学校以得到高中或大学的毕业证书。
　　——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每个学校都把自己视为教育的终点。一旦学生上完足够的学期，其教育过程即告“完成”。在知识社会中不存在这种“完成的教育”。它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入学校。人们的再教育尤其是医生、教师、科学家。管理人员。工程师与会计师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再教育，必将成为未来发展极快的新行业。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美国和一定程度上的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学校和大学仍然对再教育不是退避三舍，就是充满疑虑。
　　——教育无法再局限于学校之内。每个工作单位都要成为学校。日本的大型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仍然是美国。在美国，雇主（商业、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在教育与培训其雇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方面所花的经费和精力与国内所有大学与学院所花的经费和精力相仿。欧洲的跨国公司也越来越重视对其雇员（尤其是经理）进行继续教育。
　　——最后，教育的社会责任在于防止“精英管理”退化为“富豪统治”。毕业证书的获得应凭才能和智慧，而不是凭借财富。只有这样，才能允许获得好工作和好职业的途径依赖于毕业证书。为了不使毕业证书成为能力的障碍，而是使其反映出这种能力，人们必须倍加小心。毕业证书不应该象阿诺德博士在英格兰的公立学校那样成为“等级”的标志。这种威胁早已在日本成为现实。在这个以“精英治国”而著称的国度中，大学不收或收取极低的学费。然而越来越多的富家子弟进入优秀的大学，从而获得了在政府部门与企业中的前途光明的职业。对日本青年来说，除非在家里有一个进行学习的房间，否则在入学考试中将面临很大困难。而对于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来说，只有相当富有的人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
　　富有家庭的孩子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总会有一些优势。然而这种优势不应该成为其他孩子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办法——在美国这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允许学生从毕业后的收入偿付高等教育费用。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投资会象高等学位这样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让纳税人去资助学生是毫无道理的。但当他们仍然是学生的时候，他们没有钱。正义。公道与经济学都要求他们在毕业后用高等学位所获得的超出平均水平的工资来报答社会。

　　　　　　　　　　　　　　　受过教育的人

　　教育刺激着经济发展，教育左右着社会，但是教育是通过其“产品”（即受过教育的人）来达到这一目标的。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既要为生活做好准备，又要为谋生做好准备。苏拉格底与拉格比的阿诺德都只强调“精神生活”，而把“谋生”不是视为庸俗就是无足轻重。但是在所有的社会中，象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清心寡欲的人毕竟微乎其微，很少有人象阿诺德“绅士”那样有一个腰缠万贯的父亲。其他所有的教育哲学观总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知识社会中的教育观也是如此。它既不能容忍有知识的野蛮人（这种人过着吃穿富足而精神贫乏的生活），也不能容忍有文化的非专业性人才（这种人缺少责任感与效益）。在知识社会中，教育在传授获得效益的技术时还必须传授“美德”，这两点是现在的教育制度都做不到的——其原因在于我们从未问过：在知识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现在，尤其在美国，我们常听到人们抱怨“人文学科”在衰落或消亡。大量书籍哀叹人们对文明与文化赖以生存的伟大传统全然无知。这些抱怨与感叹言之有理。今天有这样一种危险：有知识的野蛮人将充斥社会。这是谁的过失？有人说，今天的年轻人不能被“传统”吸引，他们具有“反历史”倾向。但是，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使传统和历史与青年人的经历、社会以及需求联系起来，那么，他们就会热情地对历史和伟大的传统作出反映。年龄稍大一些的人是再教育的接受者。他们往往不能得到足够的伦理学知识和历史知识，没有读到足够的经典文学名著，他们缺乏有助于了解自身经历和生活。工作中面；临的挑战的足够的知识。他们也不了解基本的科技知识，不了解政府与政治的方式与价值。一句话，他们缺乏那些构成广义上的文科教育的一切知识。
　　然而我们应该使这一切变得有意义，并使它突出我们所处的现实。有必要恢复“人文学科”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帮助我们观察和指导正确行动的灯塔。这不是学生的工作，而是教师的职责。60年前，即1927年，法国哲学家朱利安·本达出版了（知识分子的背叛卜书，对他那个时代的那些使真理屈从于左的或右的种族偏见与政治教条的学者与作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本达的批判是有预见性的，他预见到了希特勒时代德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背叛行为和30年代以及二战后的20年或30年间那些政治同情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对真理的背叛行为。听任人文科学被瞒上欺下、目空一切或懒散的行径所窒息，也是一种背叛。知识社会的出现将迫使我们把过去的成就与智慧集中在现实的需要和弊端上。这正是学者和人文主义者对谋生的贡献。
　　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我们有必要使学生为谋生做好准备。我们的教育体系从没有想到如何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与工作的现实，从而使他们得心应手。我们的学校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在知识社会中，大部分人将以雇员的身份来谋生。他们要在组织中工作成效卓著。这个事实恰好与今天的教育制度的设想截然相反。阿诺德的公共学校是以这样一种设想为基础的：它的毕业生将成为社会的领导人。阿诺德的公共学校没有指望其毕业生成为“雇员”。美国与德国大学所培养的专业人员能单独地谋生，至多也不过是参与小规模的合伙。尚没有任何教育机构（即便是攻读管理学的研究生院）试图向学生提供作为某个组织中的一员发挥作用的基本技术：以口述和书面（简练地、清楚地）方式表达思想的能力；与别人合作工作的能力；筹划与指导自己工作、贡献与职业的能力；以及把组织作为个人奋斗和实现价值观的工具的技巧。
　　顺便说一下，这些就是2500年前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所谈论的不虚度一生的关键。

　　　　　　　　　　　　　　　从教授到学习

　　现在我们知道了人们是如何学习的，也知道了学习与教授并非同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它们是彼此截然不同的过程。能被教授的知识只能被教授，用其他方法是学不到的；而能学习到的知识只能通过学习来获得，难以通过教授来得到。这种新的见解将越来越把重点转向学习。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以教学为重点。今天的教师仍以3000年前的方法进行教学。尚没有人发明一种能替代这种教学方法的新方法。但是，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问：我们是如何学习的？人们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后，新的知识与见解便开始迅速积累。
　　由于新的知识总要通过长时间后才能变成技术和被人应用，我们对学习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学校对这种知识的运用。然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把关于学习的新知识付诸实施的阶段。我们早已知道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确实，学习如同人的指纹一样充满着个人的特点。世上没有哪两个人的学习方式是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注意力范围。如果把其他人的速度。节奏与注意力范围强加在某个学习者身上，那么，他就不会学到知识或学到很少。他只会感到疲倦和产生抵触情绪。
　　但我们还知道，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学习不同的科目。大部分人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即以不断的练习与重复）来学习乘法口诀。然而数学家并不学习“乘法口诀”，他们只是领悟它。同样的道理，音乐家并不学习如何识谱，他们只是领悟它。没有一个运动员，生来就必须学会如何投球。某些东西必须通过教才能学会——这不仅仅限于价值、见识或内涵。教师应发现学生的长处和把他的才能引向成功。即使是莫扎特，如果没有一个音乐老师的父亲，也难于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天才。学习的对象是课目，教授的对象是人。
　　现在，我们能把这种新知识付诸实施了。原因之一是人口方面的变化。因此，学生不再被局限在只有一种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的学校中，只有那些小村庄才采用这种单一的方法。学习者可以选择学校，这些学校很近，无论是步行。骑车或坐公共汽车都能到达；每所学校都提供了各自不同的学习环境。未来教师的使命在于为每个学习者指出其学习方式，并将他们送到最适合其学习能力的任何学校。

　　　　　　　　　　　　　　　 学习新技术

　　新技术将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变化，因为这种技术是学习的技术，而非教学的技术。40年前加拿大人马歇尔·麦克卢汉首先提出，改变中世纪大学的并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印刷书籍的出现。麦克卢汉那句有名的名言“媒介就是信息”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但是“媒介”确实意味着什么信息可以被输出与接收。同样重要的是，媒介也决定了什么信息不能被输出与接收。媒介正在迅速变化之中，正象印刷书籍成为15世纪的教育的“高科技”一样，在20世纪中，计算机、电视。录象带已成为教育中的高科技。因此，新技术将不可避免地为学校与学习方式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印刷书籍遭到了15、16世纪学校校长的顽强抵制。这种抵制直到17世纪初，耶稣会教士和科梅纽斯创立了使用印刷书籍的学校后才停止。但印刷书籍从一开始就迫使学校在教学方式上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学习的唯一方法是含辛茹苦地抄录原稿或是专心倾听讲座和背诵。突然之间，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学习了。今天，我们正处于类似于技术革命的初期，而这场技术革命的势头更大。电子计算机与印刷书籍相比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对儿童来说尤其如此。计算机具有无限的耐心。无论使用者出了多少差错，计算机总能再作一次尝试。听命于学习者的计算机是任何一个课堂里的教师都无法比拟的。在繁忙的教室中，教师不可能单独给每个学生以时间。相比之下，无论使用者是一个聪明。愚笨或中等的学生，无论他想学的课程是容易还是难，无论他想学新知识还是温习，计算机总是随叫随到。与印刷书籍不同的是，计算机有无穷无尽的变化，令人兴趣盎然。
　　还有电视以及由此而来的一整套直观教学方法。一个30秒钟的电视商业广告所使用的教育方法要胜过老师在一个月内所使用的各种教学。电视商业广告所宣传的主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所表明的技巧。专业性和说服力。因此，今天带着某种期待走进学校的儿童注定要感到沮丧和失望。他们期待着一种超越大多数教师力所能及的教学水平。学校将被迫使用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电视、电影、录像带和录音带。教师将更多的扮演监督者与辅导者的角色——可能更象几百年前中世纪学校的教师。教师的工作将是帮助。引导。举例和鼓励学生，而不是以教授课程为主。
　　印刷书籍在西方引发了一次空前绝后的热爱知识的浪潮。它使得社会各界人土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与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进行学习。它还能使那些被距离和地理隔开的人一起学习。在西方，产生“学问”的决定性事件并不是“重新发现古代”——古代从未消失过，而是印刷书籍的新技术。计算机与新技术会再次激发人们热爱学习吗？如果你看到那些七。八岁的孩子花1个小时在计算机上做一个数学程序以及更小的孩子在观看“芝麻街”电视节目时，你就会感到引发这场革命的弹药正处于积累过程之中。使学校竭力压制这一趋势，由新技术带来的学习的乐趣仍会产生巨大影响。在美国与日本，越来越多的学校在经过30年的对新技术的顽强抵制之后，开始热衷于使用新技术，把新技术充实到教学方法之中，并使学生产生对学习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受教育的实质所在。

　　　　　　　　　　　　　　　知识是什么？

　　当15世纪出现印刷书籍时，构成“知识”的内容如同传播知识的方法一样，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处在同一个转折点上。今天，我们很象印刷书籍出现时的经院哲学家；在过去的200年间，专业化是取得新知识与传授新知识的最佳途径。这在今天的自然科学中依然如此。而在其他方面，专业化正在成为获得知识的一种障碍，而在使知识发挥效益的过程中，专业化更成为一个绊脚石。学术界把一切印刷成书的东西都看成是知识，但这肯定并不是知识，它只是未经加工的数据。知识是可以改变某些事物或某些人的信息——或成为行动的基础，或使个人（或机构）具备采取不同的和更有效的行动的能力。就此而言，那些新“知识”很难建树。
　　仅在50年前，当时最有水平的学者常写畅销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本世纪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不是“普及读物作者”。但他们的著作都为许许多多的非经济学家如饥似渴地阅读。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并没有作迎合大众的尝试；伊迪丝·汉密尔顿与维尔纳·耶格尔这两位古典主义者撰写的关于希腊的专著同样没有试图去取悦于大众。但是他们的著作如同当年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一样，常被列入畅销书的行列。他们的后辈在今天不得不自己出钱，以便使自己的论文登在学术杂志上，尽管这些论文连他们的同事都不看。
　　今天我们不再接受这个古训：学者的使命在于向大众普及知识。然而，在普及知识以前，不会出现新的知识。读者在那里渴望知识。每当优秀的学者（如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法国历史学家费纳尔德怖劳德尔。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以优美的文体推出一本著作时，它就会立即引起轰动。这种蒙昧主义应归咎于谁或归咎于什么？这个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学术专家的学问不再成为“知识”了。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博学”，在最坏的情况下，仅仅是“数据”而已。200年来一直产生知识的学科与方法，现在已不能产生其足够的知识，至少在自然科学之外是这样。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的飞速发展表明，新知识不再产生于某一学科之内，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中，教学、学习与研究总是围绕着学科开展的。
　　1943年，德裔瑞士作家赫尔曼·赫塞出版了他最后一部著作《卢迪老师》。在这部著作中，赫塞塑造了一群隐世蛰居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演奏中国音乐和猜难解的字谜作为消遣，但不与庸俗的外部世界作任何接触。事实上，赫塞心中想的是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的思想家与作家从现实中隐退到内心世界的完美。然而到最后，赫塞书中的主人公抛弃了这种“内心流放”的学术游戏，重新回到肮脏、喧嚣。污染与腐败的现实世界中去，重新回到真正的知识中去。现在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希特勒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借口，但他们却一头扎进了赫塞所描写的那种游戏中去。现在，他们是否会被迫重新使知识发挥效益，重新使知识成为真正的知识？
　　学校与教育在未来肯定会面临变革——知识社会需要这种变革，新的学习理论与学习技术也将引发这种变革。我们当然不知道这种变革何时来临。但我们却可以有把握地确定这种变革在哪里发生和对谁影响最大：美国。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拥有最开放、最灵活，以及最分散化、最少干预的教育体制，但部分原因也是在于它又是当前令人最不满意的教育体制——就这方面来说是事出有因的。

　　　　　　　　　　　　　十四、学习方法的革命

　　在新知识社会，人力资源是公司的竞争利刃。由于新的知识总要通过长时间后才能变成技术和被人应用，我们对学习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学校对这种知识的运用。然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把关于学习的新知识付诸实施的阶段。我们早已知道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把教室搬到电脑屏幕上，“虚拟教室”将伴孩子们成长。在家上课与在学校上课将同时并存于现行教育中。对成人来讲，对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讲，你都可以从小学一年级学起，至到拿到大学文凭。交互教育方式是一种远程教育，它将伴你终生。

　　　　　　　　　　　　　　　记忆力的革命

　　所有的记忆，都可分成纯为个人的记忆和社会共有的记忆。个人记忆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而社会记忆却永久存在。我们能够储存和回收共有记忆的能力是惊人的，这正是人类进化结晶的奥妙。我们创立。储存和利用社会记忆方法的任何重大改革，都会深深触及我们命运的根源。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社会记忆的革命。今天在建设新的信息领域时，我们也处于另一场这样变革的边缘。在原始社会，人类被迫把他们储存的共有的记忆和个人记忆放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储存在个人的大脑中。部落的长老，圣人以及其他人，以历史，神话，口头传说，传奇等形式，把记忆保存下来，并且用语言，歌咏，颂歌等形式传给他们的子孙：怎样取火，诱捕小鸟的最好方法，怎样扎木伐，搞芋头，怎样削尖犁杖和饲养耕牛。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经验，都储存在人类大脑的中枢神经和神经胶质以及神经原的触处中。
　　只要这种情形依然存在，那么社会记忆的范围就必然有限。不论长一辈人的记忆如何惊人，歌曲和课文如何容易记忆，人类大脑可供储存记忆的空间，总是有限的。
　　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记忆的障碍。它传播了群体文化，它保存了系统的业务记录，建造了上千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柜。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储存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由于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储存增加了，它又加速了发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使第二次浪潮文明，成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急剧变化和不断发展的文化。
　　今天，我们正向一个完全新的社会记忆阶段跃进。传播工具急剧地非群体化，新的传播工具的发明，卫星绘制全球地图，医院采用电子传感器观察病人，公司档案计算机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能把文明活动的微末细节都精确地记录下来。除非我们毁灭地球和随之而灭亡的社会记忆，否则我们不久将获得几乎能保持全部文明纪录的能力。第三次浪潮文明，将拥有关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有条理的信息。这一点，在二十五年前几乎是不能想象的。
　　但是，向第三次浪潮社会记忆的转变，并不仅仅限于量的变化。就象已经发生过的那样，我们还正在向人类记忆输人生命。
　　当社会记忆储存在人类头脑中时，它不断地被侵蚀，更新和变动，不断地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再组合。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它确确实实是充满着活力，是有生气的。
　　当工业文明把很多社会记忆从人类头脑中取出来时，记忆变成了客观对象，体现在人工制品，书籍，工资单，报纸，照片和电影中。但是一旦符号被写在纸上，复制在照片上，摄人电影中，印刷在报纸上，就变成消极静止的东西了。只有当这些符号再一次被人脑所吸收时，这些东西才变活了，并且以一种新的方法操纵和重新组合。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急剧地扩大社会记忆的同时，实际上也将社会记忆冻结了起来。
　　第三次浪潮信息领域所以成为历史性的大事，不仅是它极度地扩大了社会记忆，并且还把它起死回生。因为计算机能处理它储存的数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社会记忆变得既丰富又活泼。这两者的结合，证明是有推进力的。
　　这种情势将释放出新的文化能量。因为计算机不仅能帮助我们将“瞬息即变文化’组成或合成为现实的有条理的模式，它也开拓了可能的极限。图书馆，档案柜都不能思考，更不用说用非传统的方式来思考了。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要求计算机“思考难以想象的和以前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大量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艺术见解，新的技术进展，新的经济和政治的创见。老实说，在此以前，这些事情都是难以置信和不能想象的。这样，它促进了历史变革，向第三次浪潮多样化的社会挺进。
　　在过去所有社会中，信息领域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工具。第三次浪潮使这些工具成倍地增加了。但它也同时第一次在历史上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讯交流，甚至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为人和周围智能环境的交往，提供强大的设施。当我们高瞻远瞩这一雄伟的图景，信息领域的革命显然至少和技术领域，能源体系以及社会技术基础的革命一样，具有激动人心的变化。
　　建设新文明的工作，将在各个方面集中全力奔腾向前。

　　　　　　　　　　　　　　　 成人教育热

　　当今，成人教育日益迅速地发展起来。过去10年中经济与政治的巨变犹如浪潮把成年人推回到学校的课堂。
　　这些新型的终身学习者有：想要改行的人，向上流动的管理学硕士，迅速发展的科技领域中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重返劳动市场的家庭主妇，经理，原来的汽车工人和钢铁工人等。
　　某一位继续教育指导人说：“进校IJ听课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找职业。很少有人是为了充实自己。”
　　而这个时候，成人教育发展起来了。作了很多改变的学校——为了迎合当今3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的需要——把一个人口学的挑战转化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他们不是重新改组来对付少数全日制学生，而是增加机构来满足为数众多的业余学习的大学生的需要。
　　成人教育新高潮最有革命性和最有意义的方面在于它的教学地点和时间。
　　我们正在逐步按照成人终身学习者的方便，而不是按照学校的要求来安排课程表重新创造教育。
　　为了使今天的教育得到最大的复兴，学校必须设在学生的所在地：办公室，电视机前，美国的硅谷，甚至在火车上。
　　大多数成功的成人教育课程，是能够结合学生所在企业的实际并加以理论化，以便使学生“学习如经营”企业的课程。

　　　　　　　　　　　　　　　 教育与公司

　　美国公司自身也在经历着不同寻常的变化，实际上是凭自己的力量把公司转变成规模巨大的。名副其实的大学，从而对传统的教育制度提出挑战。
　　公司作为教育积极分子的新角色充分说明教育与公司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的工作就在于为学生的一生——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工作——作好准备。然而，当今，工作单位所需要的和学校所能提供的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迫使企业必须大步跨入教育领域。
　　今天准备不足的毕业生将成为公司明天的包袱。美国有3／4的大公司要对雇员进行补课和基本技能训练。根据美国培训和发展协会的数据，仅仅是补阅读课每年就要花公司3亿美元。由于工作人员不会阅读所犯的错误，公司就要损失几百万美元。仅仅是这一原因就足以使很多公司转而扮演教育积极分子的新角色。
　　现在公司在充当两个新角色——积极分子和教育工作者。积极分子谋求提高教育质量的途径；教育工作者则要求公司成为一所供终身学习的大学。

　　　　　　　　　　　　　　公司教育积极分子

　　在美国，公司作为教育积极分子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到学校担任教学，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以及向青年人显示出角色作用的企业家的人数空前增长。公司在对文盲宣战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高技术公司是美国教育对付严重缺乏自然科学与数学教师的秘密武器。一批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已经辞去了公司的职务去从事富有革新精神和合作精神的交流项目。
　　美国公司正在从事着空前规模的教育实验。它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建议，诸如为每一个教室提供一台计算机，保证每一位大学毕业生能得到一份工作等等。
　　企业与公司对于扮演新角色的兴趣还不是很浓。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拨款日益减少，所以教育工作者鼓励在企业公司与学校之间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
　　在这方面，美国企业与公司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他们对学校的贡献的基本方式就是捐助资金。

　　　　　　　　　　　　　　　公司也是大学

　　当今，大学越来越象是企业，而公司也越来越象是可供终身学习的大学。
　　对于人是公司的至关重要的资源——也是公司最大的知识库——的认识正在日益加强公司对培训和教育的关注。归根到底，公司总是会愿意对人员及其技能进行培训和教育投资，而其程度相当于对于设备的投资。
　　信捷公司的唐·伯尔在谈到该公司的硬资产时，他指的不是飞机而是人（他说，飞机属于软资产）。
　　用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Inc．）总裁罗伯特·高尔文（Robert Galvin）的话来说，人是“最高的高技术”。
　　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一份关于教育水平的报告进一步肯定了我们长期以来的猜想：
　　美国企业公司的培训和教育规划如此广泛与深入，实际上代表着全国公私立学校、学院以及大学的另一个体系。
　　内尔·尤里奇博士是题为《公司课堂：学习的企业》的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240页的报告的作者。他说：“深深扎根于美国企业界并在世界各国广为采用的替代的教育体系已经成熟并在不断发展。”
　　该报告说，公司每年花于教育和培训的钱约为600亿美元，这一数额相当于全国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费用。大约有800万人在公司内学习，这一数字也相当于在高一级的学校注册入学的人数。
　　公营和私营企业每年所花费的总计高达1000亿美元，尤里奇博士认为这个数额太高了。
　　尤里奇博士说，由于公司对于传统的教育体系不满意，所以制订了公司的教学计划。但是现在，据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报告，由于利润的动机，公司的教育在试验新的教学方法——特别是有了计算机和其他技术方面比传统的教育要有效得多。
　　该报告用文件的形式表明了公司正在转变成终身教育的机构。
　　·至少有18家公司和协会有权授予学位。
　　·王安公司、阿瑟一安德森（Arthur Andersen）会计师事务所。休曼纳保健管理系统等都有权授予硕士学位，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则有权授予博士学位——不仅面向本公司雇员，而且也面向公众。
　　·施乐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控制数据公司等拥有400所大学校园和建筑物。
　　·“教育巨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雇员的教育方面一年花7亿美元。
　　关于公司教育方面我们还了解什么情况呢？
　　美国培训和发展协会简略地提出公司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概况：
　　·信息公司通常进行较多的培训，而财务。保险和专业服务的人员则得到最多的培训。
　　·大多数培训的内容都是与企业有关的一些课题。
　　·大型公司基本上都配备有专职教师，金融。交通运输企业也配备有专职教师。
　　·在大多数公司中，3／4的培训主要是针对白领工人的。
　　·大部分的培训主要是针对25—34岁的人员的。
　　·最有主动性的人通常得到最多的培训，因为在公司内，个人必须提出要求，然后才能被接受进行培训。
　　有时，企业内的教育是对新近雇用的管理硕士进行单科补课。有些公司抱怨说，现在的管理硕士“多如牛毛”，但是，公司需要的是“会做人的工作”的经理。塔登计算机公司。美洲银行等都要让新雇用的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接受关于人际关系技能的训练。
　　通用电气公司负责招收专业人员的主管人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N Mills）说：“我们恰恰希望工商管理学院不要把学生的弦拧得太紧。”他进一步说，管理硕士必须忘掉他在工商管理学院所学习的一部分内容，以便满足通用电气公司的需要。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管理与技术教学计划主任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得出结论说：“未来的工商管理教育可能会以公司为主。”
　　公司教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夜校，工作时间内学习，公司赞助的定期不脱产轮训等等：
　　·堪萨斯城市电力公司（Kansas City Power and Light）有一所夜校，雇员可以在该校学习各种科目，从电子学、计算机到阅读。写作以及管理学。
　　·波拉罗依德公司有30％以上的雇员在工作时间内免费参加个人发展课程的学习，内容也很广泛，从英语口语，到振动分析和老化过程，生产率的神话。
　　·孟山多化学公司每年派出20多名最优秀的化学工程师去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进修一年，学习本领域的最新发展，包括从计算机的应用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90％以上完成进修的人回公司后提升了职位。
　　孟山多化学公司的成功模式充分说明，如果技术专家要做到。他们所要求的终身学习，那么，就必须加强高技术公司和高等学校之间的联系，这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四位教授于1982年秋提出的，关于终身接受多方面教育（Lifeloflg cooperation Education）概念所包含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