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知识的革命2

　　　　　　　　　　　二、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

　　在知识社会，未来典型的大型组织（如大企业或政府机构）将比现在的大型组织减少半数以上的管理层次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管理人员”。社会上仰赖等级制度而生存的集权机构纷纷崩溃，而小的、分散的组织却到处出现，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形式是现在大型组织通向知识社会的唯一出路。
　　在知识社会，未来典型的大型组织（如大企业或政府机构）将比现在的大型组织减少半数以上的管理层次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管理人员”。这种组织的结构、管理上的问题和重点将与1950年的典型的制造业公司几乎没有相同之处，尽管现在的教科书仍把1950年的公司当成标准化的模式。相反，未来的大型组织可能会更像那些今天的业务经理和经营管理专业学生所忽视的机构，如：医院、大学。交响乐团。这是因为，如同这些机构一样，商业和政府部门将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由大量专业人才所构成的组织；通过从同事与顾客那里得到的有条理的信息反馈，这些专业人才可以对自己的管理行为进行自我指导与自我调节。这就是以信与知识息为基础的组织。

　　　　　　　　　　　　　　 未来组织面面观

　　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形式是现在大型组织的唯一出路。一方面，人口情况需要这种变化，就业的重心正在迅速地从体力劳动者和办事员转到知识工人。知识工人拒绝接受商业在100年前从军队那里学来的那套命令——控制模式。经济学也同样要求进行变革，尤其要求大企业进行革新和加强创业精神。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信息技术本身需要进行变革。
　　创建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并非一定要具备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正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英国曾在印度建立过这样的组织。而那时的“信息技术’就是鹅毛笔，电子通讯就是赤足的信使。但是，由于先进的技术越来越多，这种组织也只好进行分析与判断——即进行信息处理，否则它们将淹没在自身
　　产生的大量数据之中。至今为止，大部分计算机使用者仍然使用这种新技术．从而以比较快的速度完成了他们在过去常做的那种工作——“处理”常规数字。但是。一般这个组织采取从数据过渡到信息的第一个试验性步骤后，其决策过程、管理结构以及完成工作的方式都开始发生转变。这一过程早已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在大型跨国公司中尤为明显。
　　让我们来看一下计算机技术对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预期中的资本投资时无法获得一个正确的方法。想要了解投资过程，人们至少需要6种信息：预期的收益率，支出与投资的预期生产周期，该投资在其生产周期中产生的全部收益的现行折扣值，不投资与推迟投资的风险，投资失败时的代价与风险以及机会成本，即向其他领域进行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每一个学会计学的人都要学到这些概念，但在数据处理技术出现以前，这种分析常常需要工作人员数年的繁重劳动。现在，电脑可以使人在几个小时内完成这一工作。因此，信息能使资本投资分析从观念转变为判断，即转变为对可供选择假设的理性权衡。信息使资本投资决策从一种由数字决定的机会性财务决策变为一种以可供选择的战略性假设的概率为基础的企业决策。因此这种决策既预先确定了企业的战略，同时又对这种战略与假设提出了挑战。过去那种预算上运算，现在成了一种政策的分析。
　　在一个组织将其数据处理能力的重点放在处理信息方面的时候。该组织的结构也会成为受到影响的另一个领域。显而易见，管理层次与管理人员都会大幅度减少。其结果是，整个管理层次既不进行决策，也不发挥领导职能。相反。它们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功能是发挥“中继”的作用——即人为地强化那些微弱的信号，将其输送到传统的组织中去。美国一个大型军工产品承包商在询问其最高决策层和业务经理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时，发现了上述结论。信息从何而来？采用何种形式？如何流通？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很快就发现整个管理层次（14个层次中可能有6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从未提出过上面问题。企业过去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数据．但企业却把这些丰富的数据用于进行控制，而不是用于信息。
　　信息是拥有关联性与目标的数据，因此，把数据转化为信息需要知识。而从定义大看，知识是专业化的（事实上，真正有知识的人总是过于专业化，因为要知道的知识太多了），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命令——控制结构相比，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不唯如此，专业人才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在具体工作之中，而不是在公司总部。运转中的组织遂成为一个拥有各类专家的组织，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同样需要一些如法律咨询、公共关系。人才资源和劳资关系这样一些核心工作。但是对行政管理人员——即那些不承担操作责任而只提供建议、咨询或协调工作的人的需求将大大缩小。在核心管理部门中，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不需要或需要很少专家。大型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因其平面式的结构而更象150年前的企业，而不大象今天的大公司和大的政府机构。但在150年前。当时仅有的全部知识都掌握在少数上层人士的手中。在政府部门中，有各部部长及其秘书；在工商业中，甚至在大型企业中，也只有少数几个合伙人和部门领导，其余的都是助手与雇员，他们主要在别人的指导下重复千篇一律的工作。而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中，知识将主要分布在下层，分布在那些从事不同工作和自己指挥自己专业人才的中心。在今天的典型的组织中，知识集中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这些人松散地分散在最高管理部门和业务人员之间。未来的组织将使知识由上而下地扩散，不是从基层获取信息。
　　因此，在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大量的工作将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传统的部门将作为实施的标准的监督者、培训与分配专业人才的中心。工作本身则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承担专项任务的小组来完成。这种变化已出现在调研之中，调研在过去一直是企业中的最明确的领域之一。在制药。电信、造纸业中，传统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的顺序正在被同步性所取代，各个领域的专家从开始研究到制成品上市，都在一个小组内共同工作。这有可能成为未来从事知识工作的一般性模式。在大学中，早已出现了跨学科研究小组。甚至在军队中，尽管传统的固定指挥体系在作战条件下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吸收了完成特别任务所必需的特种部队的内容。
　　但是，特种部队的委派、构成与领导，都应按照每次任务的不同情况而确定。因此，组织的发展将超越这种模式，也有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但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要求自我约束，并强调个人在人际关系上与沟通中的责任。

　　　　　　　　　　　　　　 一些早期的实例

　　现在就勾画未来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蓝图未免言之过早，但是在其他一些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如医院。交响乐团）中以及在过去英国在印度的行政管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线索，一所拥有大约400个床位中等规模的美国医院有几百名医生和1200—1500名医疗辅助人员。他们分布在60个医疗与辅助科室中，每个科室都有自身的知识。训练和语言。在每一个特殊部门中，特别是在临床实验和理疗等辅助部门中，负责人是一个专业人员，而不是专职管理者。每个部门的负责人直接向医院领导报告而不必经过中间环节。大部分工作都是根据某个病人的诊断和情况由特定的医疗小组完成的。大型的交响乐团的构成则更具有启发性。在一些现代化乐团中，上百名演奏家聚集于同一个舞台上，共同演奏。根据组织理论，乐团应该有几个“副总指挥”，也许还应有五六个“小组副指挥”，但是事实上，乐团只有一个指挥——每一位高级的专业演奏家，都不通过任何中间环节而直接听命于一个人的指挥。
　　英国在印度的行政机构或许为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大规模的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成功范例。它是一个不带中间管理环节的组织。从18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管理达200年。在此期间，组织结构与行政政策都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在如此庞大而人口稠密的次大陆上，英属印度行政机构的人数从未超过1000人。大部分英国人相当年轻。30岁的人屈指可数，这种情况在英国统治印度的早期尤为明显。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闭塞的地区，见到最近的同胞要赶一。两天的路程而且，在英国统治印度最初的100年里，既无电报，也无铁路。组织结构完全采取平行的形式，每一地区的长官直接向“总执行长官”（即各省政治秘书）报告。在9个省中，每一个政治秘书要听取约100个人的直接汇报，这比理论上所说的控制权限多出好多倍。但是，这一管理系统却长期运行良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设计的目标是为了使每个管理人员都得到完成工作所需的信息。地方行政长每个月都用一整天时间写一篇全面的报告，递交给省会的政治秘书。在报告中，行政长官阐述了他的主要任务——一共只有4项任务，每项都加以简明扼要的阐述：防止当地人在宗教。种族冲突中互相残杀、镇压盗匪活动。秉公执法。征收税款。地方行政长官在报告中详细说明每项任务的预期目标和实现情形以及二者出现差距的原因，然后再叙述下一个月每个主要任务完成的预期情形以及他将要采取的措施；他还提出一些有关政策的问题，并对一些长远的机会、危险与要求作一评论。然后，省政治秘书摘录所有这些报告的要点，并回复地方行政长官一个全面的评论。

　　　　　　　　　　　　　　 组织关注的目标

　　根据这些实例，我们能指出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的要求是什么？它可能遇到的管理问题又是什么？几百名演奏家与他们的指挥之所以能在一起演出，是因为他们都看着同一个乐谱。乐谱告诉吹长笛的人、鼓手和指挥演奏什么，由谁来演奏，何时开始演奏。医院里的专业人员都怀有共同的使命：照顾与医治病人。诊断即是他们的“乐谱”，它支配着X光室、营养专家。理疗专家和医院其他小组的具体行动。换言之，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需要言简意赅、清晰明了而又毫无二致的目标，而这种目标又能被转变为具体的行动。与此同时，正如这些实例所指出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还应集中关注一个（至多是几个）目标。
　　由于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的“演奏者”都是专门人才，他们不能在别人的指使下工作。大概没有一个乐队指挥可以用法国号吹出一个音符，更不必说教号手如何吹奏了。但是指挥却懂得如何把号手的知识与技巧集中到整个交响乐团的演出之中。这种集中正是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领导者管理模式。但是任何商业部门或政府机构都没有“乐谱”。“乐谱”是为演奏而谱写的。无论是第一流的乐团，还是低水平的乐团，都无法更改作曲家的作品。但是商业部门、政府机构或者是军事部门却不断“谱写”新的。不同的“乐谱”，它们的业绩就是根据这些乐谱得到评估的。因此，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必须围绕着自身的目标建立组织结构，而这个目标必须清楚地表达管理部门对各部门和各个专业人员在工作上的要求，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必须围绕着反馈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而这个反馈必须在结果与期望之间作出比较，以使所有的人可以进行自我控制。
　　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的另一个要求是每个人都应承担信息责任。乐团中巴松管演奏者在每次演奏时都承担了这种责任。医生与护理人员在护士科中为住院病人建立了详尽的医疗档案，并依据这一档案开展工作。在印度的英国地区长官在每次起草报告时都履行了这一职责。这种体制的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要问：在这个组织中谁需要我提供信息？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信息？而我又依靠谁来得到信息？这一个需求表总会包括上级与下级，但最重要的人还是那些同事，这些人际之间的主要联系是合作。内科医生、外科医生与麻醉医师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而生化学家。药物学家。负责临床实验的医师以及制药厂的市场专家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它也要求每个人承担提供最大的信息的责任。
　　为他人承担信息责任正日益为人们所理解，这在中等规模的公司中尤为明显。然而为自己提供信息的义务仍为大多数人所忽视。在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思考这一问题：为了做好工作和作出贡献，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这对于今天的最电脑化的企业管理方式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这些企业中，有些人认为，数据越多，信息也就越多——这个假设在数据缺乏的昨天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到处都有数据的今天，这只能使数据堆积如山，也使信息眼花缘乱。也有些人认为，信息专家知道经理与专业人员在收集信息时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但信息专家本身是工具的制造者，他们可以告诉我们用什么工具可以把装饰钉钉到椅子上，而我们应决定是否有必要装饰椅子。
　　因此，经理与职业专家应仔细考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即需要什么样的数据：首先要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其次要决定他们应该做什么；最后，还要评价他们做得如何。唯有如此，现时流行的管理信息系统部门才会成为结果中心，而不是成本中心。
　　政府部门、企业、工会、军队——甚至较大的学校管区与较大的天主教管区——将因此改变旧的习惯以获得新的习惯。一个组织在过去越成功，这个过程将越加显示出痛苦与艰难。大部分人的工作、地位与机会将受到威胁，尤其会影响那些长期在个层管理部门中工作的中年人．因为他们最缺乏灵活性，同时又对自己的工作。地位、人际关系与行为感到满足。

　　　　　　　　　 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带来的问题

　　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为管理带来了新问题，以下几个问题尤为重要：
　　·为专业人员提供奖励、承认与职业机会。
　　·为一个由专业人员组成的组织制订统一的目标。
　　·为一个组织中的特别工作组设计管理结构。
　　·确保高层管理人员的挑选、培训和测试。
　　作为一种规律，巴松管的吹奏者既不企图也不期望干别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机会在于从第二演奏者上升为第一演奏者。从一个二流乐团晋升到待遇优厚、声名显赫的乐队。同样的道理。医务技术人员也不期望或企图从事别的职业，他们的职业机会在于很可能升任高级技师，但升任实验室主任的希望不大。而对于那些升任为实验室主任的人（大约每25—30个技术人员中才有1人）来说，他们仍有希望去待遇更优厚的大医院工作。而英国在印度的地区长官则没有什么职业晋升机会，只有每隔3年互相调动。在以信息为基础的企业组织中，专业人员应有比乐团、医院的人更多的职业晋升机会（更不必说英属印度的行政机构了）。但是，如同在乐团与医院等组织中那样，他们的职业晋升机会首先必须限制在本专业以内，而且机会不多。进入管理部门的晋升机会是一个例外，其中的原因简而言之在于：中层管理部门的位置少得多。这个新现实与传统的组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传统组织中，除了研究实验室之外，晋升的主要途径在于走出自己的专业而进入一般性管理部门。
　　30多年前，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通过向“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员个人”提供“平行机会”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公司都采用了这种形式。但是专业人员很大程度上却拒绝把这种形式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以及他们的管理同事）认为唯一有意义的晋升机会就是进入管理部门。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中流行的补偿制，更加强了专业人员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严重偏向于管理部门中的地位和头衔——即使在天主教区中也有这种情况，更不用说在商业部门。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中了。这种弊端无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法，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以及法律咨询事务所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价值。在那里，高层的合伙人常常是专家．那些不能成为合伙人的联系人则很快就会被取代。管理部门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为专家组成的组织提供一个共同的目标和整体观念。在英属印度行政机构中，地区行政长官应注意“整个”地区。为了使他集中于“全景画面”，在19世纪中建立的一个又一个政府部门（如林业、灌溉、文物考察、公共卫生与健康、交通部门）都设在行政机构之外，它们与地方长官实质上毫无联系。但是，这样做却使地方长官越来越脱离于对其辖区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活动。到头来，只有省政府或是在德里的中央政府才拥有“整体”观念，而这种观念愈加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
　　企业。政府机构和医院不能如此行事。它要求众多的专业人员（当然还有高级专业人员）共有一种整体观念和作出共同的关注。但它们应接受甚至鼓励其专业人员的自豪感与职业特性——因为在无法获得向中间管理阶层晋升的机会时，专业人员的动力必须来自这种自豪感和职业特性。提供整体观念的方法之一在于那些具有多种功能的特别工作组的工作。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将利用更多的较小的规模自我管理单位，并向其分配一些能施展才能的任务，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使其“放开手脚”。但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应在何种程度上使专业人员定出自己的区域和从事新的工作？最高管理层在多大程度上才能把为专业人员创造和维系一个共同目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对特别工作小组的依赖能缓和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时也加剧了另一个问题的严重性：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的管理结构，由谁来担任管理者？他们能成为特别工作组的领导吗？是否会出现一种“双头怪物”——一方面是专业人员的结构，可能类似于医院个医生发挥作用的方式，另一方面是特别工作组领导的行政机构？在特别工作组领导者的角色与职能方面，我们面临的决策充满着风险和争议。他们的作用和职能是否是永恒不变的（如同医院护士长的工作那样）？或者说，他们的职能是否随任务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任命还是一种地位？它是否带来管理层次上的等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特别工作组的领导是否将成为类似于典型消费品公司，或是广告公司的经理（这些企业和公司是管理的基本单位，其经理是这些组织的第一线领导）？特别工作组的领导将来是否会取代部门领导或是副总经理？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的迹象早已显露出来。但是，就每一种事态发展会导致什么结果而言，既没有明显的趋势，也缺乏更多的理解。无疑，每一种事态发展都会产生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组织结构。

　　　　　　　　　　　　三、从等级制度到知识网络

　　等级制度无法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迫使人们互相进行交谈，而这就是网络组织的发端。网络组织目前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
　　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平行，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网络组织将权力赋予个人，而网中人则会彼此教育。
　　在知识社会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互相重叠的网络世界中，它不只是一个网络组织星座，而是由网络组织星座组成的一整个的银河系。

　　　　　　　　　　　　　　　 粉碎金字塔

　　若干世纪以来，金字塔式的结构是我们用来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结构形式。从罗马军队到天主教会，从通用汽车公司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它们的组织图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权力和信息从金字塔的顶端有秩序地流向底部。从身居高位的神职人员、将军和主管人员，通过位于中层的副手和部门经理，流向底层的工人。士兵和虔诚的信徒。
　　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受到一些人的称赞，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批评，但批评者经过多次的试验却始终未能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或更成功的组织结构。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们广泛谈论其他开明的管理方法，比如Y理论（这是道格拉斯·麦克格雷高尔发明的。用人道的办法激励人们工作的理论）。其中有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为日本人所采纳。这些方法经过日本人的实践，在七十年代又以日本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就的方式，再次受到美国经理们的重视。
　　然而，在美国新的管理方式大半只盛行于商业书籍之中，很少有人在办公室或车间里实施。同时，即使我们试过一些新方法，那些方法的基础仍然是等级制度。管理学理论家们企图软化金宇塔垂直结构内僵硬的权力流程，但是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彻底抛弃这一结构。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间，沸腾着变化浪潮的世界，一下子把工作场所的大门冲垮了：专为等级制度而设计的美国工业经济社会陷入困境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与等级制度不协调的新信息经济。在信息与知识经济里，僵硬的等级结构使信息流程缓慢，而速度与弹性正中新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同样道理，社会上仰赖等级制度而生存的集权机构纷纷崩溃，而小的、分散的组织却到处出现，它们之间非正式地联结在一起，对正式结构的依赖大大减少了。
　　等级制度目前仍然存在，但人们对它的信心却已经消失了。
　　我们曾经想改造旧的金字塔结构和重新设计理想的金字塔结构。事实上，我们现在对它已完全丧失信心，主要原因是它采用的是落后过时的从上而下的权力结构。
　　我们只需看看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许多人显然认为当前世界的主要问题——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棘手的社会问题等等，都远非按照等级制度原则组成的世界所能解决的。
　　那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说明了新网状组织模式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等级制度无法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这迫使人们互相进行交谈，而这就是网络组织的发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就好象聚集在倒塌的金字塔废墟上，讨论我们该怎么办。虽然我们以前那是在等级制度结构之内进行互相交谈的，但是现在我们也开始在这个结构之外互相交谈。网状组织结构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们作为朋友。个人。小团体或大组织的成员，彼此之间交换资源。关系和信息。我们利用快速的电话或喷气式飞机，利用我们自己高情感的声音，来对抗当前这个资料太多而知识太少的嘈杂世界。网络组织是社会行动的有力工具，有心改变世界的人开始在从本地做起，志同道合的人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一起。

　　　　　　　　　　　　　　　　网络组织

　　简单地说，网络就是人们彼此交谈，分享思想、信息和资源。要注意，网络组织（Networking）是个动词，不是名词。重要的不是最终的成品——网络，而是达到目标的过程，也就是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互相联系的沟通途径。
　　玛瑞琳·弗格森在她的《水族馆阴谋》一书中，曾详细地描述过这个问题。她认为网络的成分有：“会议、电话、飞行、书本、挂名组织、报纸、评论小肠子、印刷照片、演讲、讨论会、酒会、散布谣言、共同的朋友、最高层会议、联盟、录音带、通讯刊物等等”。
　　网络的存在可以促成自助，交换信息，改变社会，提高生产力和工作环境的质量，并且分享资源。网络的结构可比任何其他现有的组织以速度更快、更富有情感。更节省能源的方式沟通信息，“网络是一种适当的社会技术，这是相当于适当的科学技术的一种人的作用，它起的作用是在人与人之间促成沟通与互助，这对于八十年代及以后的能源缺乏而信息丰富的未来社会极为适用、”杰西卡·利普奈克及杰弗雷·斯坦普在《新时代》杂志上这样说过。

　　　　　　　　　　　　　　　　知识网络

　　虽然网络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共享信息与关系，它还可以由单纯的转移资料变成创造与交换知识。由于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接触到新的信息，因此他们可以进行综合，然后得到其他新的观念。网络组织就可以共享这种新出现的思想和观念。
　　威拉德·凡迪保加在《未来生活》杂志上描述了这个过程：“每一个新思想都被并入下一个思想，从而产生一种对人类本质和对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的积累性的新认识。这些新的智慧模式则由全世界新发展出来的网络组织所分享。”
　　社会转型时期也正是创业家兴起的时期。农业时代的末期和工业时代的初期是产生伟大的工业领袖的时期（你也可以把他们称为绿林大王，这取决于你的看法）。目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初期，新企业的成立速度比1950年时快六倍。知识网络在起作用，而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的网络中都在发生。
　　凡迪保加指出，在网络作用上甚至还有一个网络：加利福尼亚州瑞当都海滩有一个“意识综合交换所”（Consciousness Sy thesis Clearing House），它的目的就是要“发展对网络过程的普遍了解，形成一个全面的观点，用以观察这一重要现象。”

　　　　　　　　　　　　　　　 网络的结构

　　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
　　网络组织横跨整个社会，使我们对人和事都有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了解。而官僚组织看起来就象是个通常的组织序列图表，排列着一些以等级制度秩序安排的小方格，领导者位于最上方，网络组织与之完全不同。关于网络组织的结构，迈阿密大学已故人类学家弗吉尼亚·海恩有一个绝佳的解释。
　　海恩对网络组织有深入的研究（她称之为分裂的多足网络），她认为这类组织结构是“一个编结技术不甚高明的鱼网，有许多大小不同的结节或网眼，彼此之间直接或间接相连。”
　　应加以补充的是，网络组织比这更为复杂，因为它具有三度空间。
　　海恩说：在人们试图改变社会的时候，网络组织就会出现。她说：“不论原因。目标或信仰如何，也不论是何种运动——政治、社会、宗教……一旦人们组织起来，要改变社会某一方面的事物，似乎就会出现一种非官僚式的，但非常有效的组织结构。”
　　在许多情况下，希望促成海恩所谈论的改变的人，往往都曾经试图从已有的组织寻求帮助，但是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试图与具有类似的人相结合，网络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网络组织可以和殖民地的通信委员会。英国无形大学，以及甘地据以带领印度走向独立的“聚合单位”相比拟。
　　就结构而言，一个网络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玛瑞琳·弗格森和其他人都曾经指出过这点。弗格森本人可能就是新时代接触和组织的最广泛网络的中心。事实上，她在《水族馆阴谋》一书中说，该书的大部分资料都是通过她本身所起的新时代观念交换所的作用而得到的。
　　为什么网络组织在这个时候出现？人们互相交谈和分享关系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人们有史以来不是一直在这样做吗？网络作用和“老伙伴网”（Old Boy Network）——数十年来专业人员进行互相帮助的非正式组织——又有什么大的不同？
　　答案：是有不同。老伙伴网是一回事，网络组织又是另一回事。老伙伴网是一个俱乐部式的兄弟会组合，只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它并不普遍，也不是由需要而产生的。新的网络组织却是普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老伙伴网是崇尚名流贵人的；而新网络组织是互相平等的。在网络组织里，信息本身就使得一切事物都趋于乎衡。网络组织的平等不是因为每个成员身分平等，相反，因为网络组织是以斜纹的形式编织的，具有三度空间，因此包含着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在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平等相待，因为最重要的是信息，它使一切变得平衡。
　　网络组织目前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有三个基本原因：一，传统的结构已经死亡；二，信息负荷过重；三，等级制度以往的失败。
　　家庭。教会和邻里关系等传统的网络组织在美国社会里已经逐渐失势，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网络组织，即玛瑞琳·弗格森所谓的相当于古代部落的自发的现代组织。网络组织满足了人们对归属感的高情感需要。
　　我们周围所产生和传播的信息太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借助网络组织的帮助，我们可以尽快地找到并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信息。网络组织以对角线的方式将储存信息的机构切开，使人们与自己要找的人或信息资源直接接触。
　　等级制度未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与自己组织以外的人互相交谈，这是形成网络组织的第一步，一群群的人聚集在一起来谈论传统的结构未能顾及的事情及问题。

　　　　　　　　　　　　　设计网络型公司的形态

　　现在，即使那些大组织机构——以往等级制度的强烈支持者——也开始怀疑等级制度是否还能满足他们在组织上的目的。许多大机构发现，过去曾经非常有效的等级方法现在已经行不通了，主要原因是它缺乏横向的联系。未来的机构将以网络组织为模式建立自己的管理系统。这些系统将设计成为能够提供横向及平行，甚至多向重叠的联系。
　　目前正在发展与形成的是网络型的管理制度。并不是说公司将变成巨大的企业网络，放弃了正式的控制，而让员工把时间都用在彼此交谈上。然而，新型的管理制度将受到网络组织的启发，并以网络作用为基础。它的价值在于非正式和平等；它的沟通方式是横向、斜向、自下而上的。它的结构则是跨学科的
　　英特尔公司的例子是证明网络组织的价值已经渗透公司结构之内的最明显的例子。英特尔公司是一家从事半导体工业的大公司。
　　纽约时报的商业记者史蒂夫·罗尔说：“英特尔的组织方式是要避免许多大企业共有的官僚式的等级制度。”
　　英特尔的管理制度包括：
　　·工作人员可以有好几个直接领导自己的人。
　　·采购和质量控制等工作由一个委员会或评议会负责，而不是由一个属于等级制度的人员负责，并向一个主管报告。
　　·没有小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空间只用齐肩高的隔板分隔开来。
　　·对于服装没有要求，可以非常不正式。
　　·公司本身由三位高级主管来负责经营，一位是“外人”，一位是长期规划者，还有一位是内部事务管理者。
　　·虽然最后的决策责任属于高级主管，但是所有员工都要平等参予决策过程。
　　·即使是刚进公司的新人，也受到鼓励向上级提出不同意见。
　　英特尔的副董事长罗勃特·诺伊斯表示：“我们试着把人员组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对较大范围的决策做出贡献，做一些在严格的直线组织下办不到的事情。”
　　英特尔的三巨头之一，安德鲁噶洛夫说：“许多公司的等级制度妨碍了思想和信息的交流，我们可不能那样。”
　　有很多趋势在促成根据网络组织的原则创造一种新的管理制度类型。在前面曾经强调过信息环境的改变如何促成人们对网络组织的需要。然而，组织中人的因素的变化也同样重要。
　　·随着管理职位被生育高潮时期出生的管理者所占据，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网络组织成为这批积极的管理者最主要的管理作风。这些人在弗格森的《水族馆阴谋》一书中都是突出的人物。到八十年代末期，有80％的管理人员年龄会在四十五岁以下。
　　·生育高潮时期出生的人利用网络组织给我们带来了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及环境保护运动。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其他的组织方法。这就是他们年轻时的组织和沟通方式。他们不可能在登上管理宝座之后，就默默地融入等级制度之中。
　　·再者，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管理职位来容纳这些受过良好教育。为数众多的新生人口。在八十年代，生育高潮时期出生的工作人员中约有40％的人受过大专教育。罗伊。阿马拉在（技术评论）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到1990年，竞争每一个管理职位的工人人数会由现在的十人增加一倍，变成二十人。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领袖欲倾向的人，我们该怎样办呢？在网络组织结构中，能干的人所组成的小团体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环境，并产生惊人的成果。
　　·这些年纪轻、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权力意识的工人想参与管理决策的欲望，会产生莫大的压力。从代表民主制向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其影响表现在工作方面，就是人们蔑视老式的等级制度，而喜爱网络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说出现更多的质量控制圈，工人权利和参与式管理作风等。
　　·工作场所使用更多的新技术之后，我们会需要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作用，而网络组织可以满足这一需要。机器人越多，质量控制圈也就越多。文字处理机和电脑终端机越多，组织内部则越需要有横向的网络联系。
　　朝网络型管理制度的缓慢转移趋势，其效果已越来越明显。
　　休勒特·派卡德公司最近制定了一种管理制度，让许多管理人员向自己同级的人报告。公司发展部主任弗莱德里克·邵德表示：“一个管理人员可能被要求向许多其他人报告，以便分享信息并促进沟通。”
　　美国陆军的创意与改革思想库就是环形的而非等级制的组织。
　　有些时候，网络组织的出现是人们希望打击等级制管理制度的象征。即使在等级制度中，网络组织的价值也占优势。例如：象英特尔和坦登电脑公司这类发展迅速的电脑企业，其不拘礼数的情况简直难以使人置信：高级主管人员没有任何形式的特权，连保留专用的停车场也没有。最成功的新型高技术的企业却发展出最具有高情感的管理作风，这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即使在最成功的公司当中，坦登公司也是突出的。这家成长迅速、年收人一亿美元的公司的创办人詹姆斯·垂比格强调指出，该公司的人性方面的原因是达到公司的目标年销售额十亿美元的最重要的因素。垂比格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人员计划”上。坦登公司强调人员的管理制度中包括星期五下午的啤酒会、员工股票先购权。弹性工作时间（这家公司的工作时间与英特尔公司不同，英特尔公司要求员工早晨八点一刻准时上班）、公司的游泳池从早上六点开放到晚上八点，每四年有一次长休假，所有员工都必须休假等．随时可以举行讨论会和会议，不需要有正式的会议程序。
　　坦登公司之所以能够实施非正式作风，原因是该公司有严格的电脑控制制度。有八台不同的电脑系统分别检查生产控制。成本标准。质量控制以及管理报告系统。由于公司的全部活动情况都由电脑记录下来，管理人员就有时间把精力都用在人的身上。这种做法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成果：公司可以从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毫无困难地吸收到优秀的人员；在这个人员流动率惊人的行业中，该公司的人员流动率却只有8％。
　　坦登公司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电脑是解放者。电脑将成为新出现的网络型管理系统的控制器。
　　另外一个使管理系统向网络型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日本的新模式，其中特别是质量控制圈和Z型组织（Z型组织是日本的管理方法与美国传统式的管理方法的结合产物）。
　　质量控制圈在从等级制度向网络组织的转变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采用质量控制圈的模式时，沟通和决策是由工人组成的网络自下而上地实现的，而不是在等级制度的情况下自上向下地进行，根据日本生产力中心的报告，目前有六百万名工人参加了六十多万个质量控制图。一个质量控制圈就是一个由大约十名从事类似工作的工人组成的小组，他们一起讨论并且共同解决与工作有关的问题。
　　今天，美国的亨尼威公司是在日本以外拥有最多质量控制圈的公司，它有三百五十个质量控制圈。美国的管理人员可以从亨尼威公司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亨尼威公司从1974年就开始实验搞质量控制图制度。
　　达纳公司的董事长瑞恩·麦克弗森清楚地说明了质量控制图自下而上型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则。他说：“除非我们建立信念，认为任何一种工作的专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做那件工作的人，否则我们将永远束缚这个人，使他不能发挥对组织所能做出来的贡献，也使他的个人成长受到限制。在一个二十五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人会比机器的具体操作员、原料处理员、负责维修人员更懂得如何操作一部机器，增加其产量，提高其质量，加快原料流程，让机器更有效地运转等等。”
　　麦克弗森的话清楚地说明日本的管理哲学已经渗透到美国管理人员的头脑中。
　　亨尼威公司给质量控制圈起了许多名称：生产小组计划；团队；生产力改进小组；参与小组；参与质量小组等。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强调指出，这些小组的成立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利润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也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该公司负责质量控制圈计划的杰姆·威德菲尔特说：“质量控制圈是一门管理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员工可以对公司的运转问题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负责评估质量控制圈实验的工业工程师罗伯特·奥斯隆也说：“这些小组是管理作风的一种长期性改变，决非短期性的措施。”
　　康涅狄格州温斯德市的TRW马林洛克威尔公司是另一个实行质量控制因取得成功的例子。该公司的缺勤率由6％降到2％，生产提高了35％，而人员流动率降为以前的五分之一。
　　《新英格兰商业》杂志写了一篇文章介绍TRW公司的经验：“日本的竞争情况与新英格兰的竞争情况很相似：原材料缺乏，人口众多，进口能源比例高。那么为什么日本今年（1979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比新英格兰高出六倍呢？”
　　该杂志认为，答案在于日本的管理作风。“日本的成功是由于他们使他们的工人得到了发展而造成的。”哈佛商学院的利奥纳·施莱辛格这样说。
　　另外和网络组织结构有关的还有威廉·大内在《Z理论》一书中所写的管理作风。Z型公司是美国与日本管理作风的混合体。虽然公司里存在着等级制度，但是网络组织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全公司，公司就象是个大家庭。
　　传统的美国公司（A型）的经营原则是：短期雇佣，个人决策，个人责任，迅速的考核和升迁，明确的、正式化的控制，专业化的事业历程和员工只与公司的部分工作有关系。
　　与此相反，日本公司（Z型）的特点为：终身雇佣，共同决策，集体负责，缓慢的考核与升迁，含蓄的。非正式的控制，非专业化的事业历程以及员工与公司的整体工作有关系。
　　虽然这两者截然不同，但是一些美国公司都成功地融合了二者的特点，如柯达、康明斯引擎。国际商业机器、李维、国民事务机器、普劳克特与甘博三角航空、犹他国际、3M等公司。这些公司都以人员流动率低、员工士气高以及员工对公司忠心而闻名。
　　Z型组织和日本公司一样，强调长期雇佣、共同决策、缓慢的升迁与考核，以及员工与公司的整体工作有关系。但是其余的特点则间杂有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二种特色。例如以明确正式的标准来进行含蓄非正式的控制，不十分专业化的事业历程等。
　　Z型组织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他们与社会融为一体。大内认为，只要美国传统的社会网络保持强而有力——家庭、教会。邻居。义务组织、长期友谊等——A型公司就会很有效。他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个人可以发展自己工作以外的关系，以弥补在契约性的组织里无人性的参与行为。”
　　大内又说：“如果人们有亲戚、邻居、教会，他们就不需要医生告诉他们为什么初生婴儿浑身通红，他们也不需要公司提供社交关系的网络。”
　　但是，人们居住地点地理位置的变动和城市化，使得美国社会的传统交际网络有所削弱，因此，人们迫切渴望有归属感。Z型组织可以给予人今日社会所需要的归属感。
　　瑞典人提出一种看法，认为未来的公司是创业家的同盟或创业家的网络组织。“远见小组”在菲利普斯达德地方创办了一所学校，他们把具有创业能力的员工称之为内部创业家，学校则教授员工和公司主管如何在内部创业。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内部的创业家来扭转许多大公司缺乏创造力的情况。“远见小组”认为，组织内部有许多好的想法可以促成新的生意。懂得如何让员工去实现这些想法的公司，等于挖到了金矿。双方都可获利：内部创业家得到公司的商誉。关系、资源和金钱，而公司则留住了一个创业的人才，并且可以在公司内部发展一项有利的新生意。
　　我们应该重新调整我们的企业结构，组成越来越小的单位，更多的创业型单位，更多的参与型单位。

　　　　　　　　　　　　　 生活在网络组织之中

　　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平行，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等级制度所促成的是让人向上爬、往前走、产生压力、紧张与焦虑。网络组织将权力赋予个人，而网中人则会彼此教育。
　　在网络组织这种环境中，报酬来自把权力赋予他人，而不是超越他人。
　　如果你目前是在一个等级制度的组织里工作，你也可能极不愿意爬到顶端。目前分权主义和网络组织的价值观念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同时企业一方面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外国竞争，另一方面又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到底从属的是什么行业，在这样的时候做一个传统的领导者——不论是政治领导者或是企业领导者——都非易事。
　　即使在等级制度的组织当中，在正式的结构中也存在着非正式的网络。应该把这个网络找出来。对于某些人来讲，值得花力气去找到网络环境，并且只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在工作之余，你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络或者加入一个网络，与意气相投的人取得联系。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重叠的网络世界中，它不只是一个网络组织星座，而是由网络组织星座组成的一个银河系。

　　　　　　　　　　　　　　　 跨网络政府

　　斯考特在（数字化经济）中指出，如同奥斯伯（OSborne）和格博勒在他们划时代的著作《改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书中所写的，我们需要的政府是一个类似触媒剂的政府——引导推动我们前进，鼓励催化我们的作为。在知识化社会，政府并不需要事必躬亲，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民共有的政府——能授权于人民，只负责指挥督导；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任务导向、结果导向、客户导向的政府。大家都说政府应该将市场竞争的观念注入它们的服务；应该将管理重点放在政府收人，而不是放在政府支出上；应该由层级式组织转移到小组式的合作和参与；同时，应该注重防范于未然，而不是事后的补救、治疗。
　　学术上以及学者在讨论政府改造时，都认为新的信息技术是政府转型最重要的促进器。但是，实际作为以及实施成效却都乏善可陈。有趣的现象是，在各地方政府、全国性政府，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几乎都是由政府自己领导改造自己，而不是由评论家或分析家带领。这样的改造令人对其根本不抱任何希望。电子政府的概念，像一把燎原之火烧遍了整个北美的公共部门，同时也在其他各个国家里引起兴趣。电子政府是一个跨网络的政府。它以内部的现有科技连上新式科技，然后再将这个新的政府信息基础建设连上外部任何数字的事物和任何人——纳税义务人、供应商、商务客户、选民；也连上社会上其他机构——学校、实验室、大众媒体、医院淇他等级的政府以及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跨网络运作不只是政府节省开支的一种方法，也是根本上改变政府政事推动的方式及改变政府统御内涵的一种媒介。跨网络式的政府可以越过时空的障碍而执行公务，并且在任何的时点上，只要人民需要，就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借由政府信息基础建设的使用，政府可以更快、更符合效益、更方便地将更好的服务递送给全国人民。这样的结果是：政府主要以人民的需求而规划、设计其施政计划，而不是以！日式结构为基础来作变化，也不是依照那些公务人员的方便而设计。
　　美国《国家绩效检讨》中“政府信息科技服务工作小组”的主席弗莱志克作了如下的表示：
　　运用信息科技的力量可以帮助打击犯罪；可以利用一个安全有效率的方式，消除伪造与欺瞒的机会，将服务传递给真正需要的人；也可以增进医疗保健的服务、寻找失踪儿童、保护所有人民的隐私权。简而言之就是：完完全全地重新塑造政府传递服务给顾客的方式。
　　有效率的个体个人式多媒体电脑技术对于政府员工在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的提高上，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提高所节省的时间则可以再投资到工作与学习中，而造就了有效率的个体。例如，工作者可以通过多媒体在家学习工作技能；或是将工作预技能设计整合于工作中，经由多媒体传达而学习。如此一来，个人就不需要大老远跑去参加费时的训练课程，也不需要特别挪出时间，让一群人聚在会议厅内参加同样程度的训练。更由于学生可以单独借着多媒体学习，使得个体能以最适合自己。最快捷的方式完成学习，并且对学习到的新知有较长的记忆时间。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零散。费时的。三天式的充电课程，因为员工从此可以借由多媒体所提供“工作兼学习”的环境，随时作经常性的充电。
　　高绩效的小组个人式多媒体工作站可以结合电脑化工作群体的外境，而创造出高绩效的小组。工作群体合作、信息处理。时间管理以及决策制定所使用的工具，都能够带来新的小组结构模式与极高的工作绩效。例如，负责社会救助的工作者，经由科技技术的应用，可以节省了原来的工作时间，而将省下来的时间，再投入在资助被救助者发展生活技能，以降低他们对社会救助的依赖。为了达成这些目的，就需要在工作小组中成立一个新的劳工组。更新设计业务流程。所有参与社会工作者的再训练以及对这些被救助者在社会上重新定位。
　　整合的政府依照标准规范所建立的企业化。大规模的政府信息基础建设，是新的整合式政府突破传统政府界限的先决条件。当然，也不只有政府是一群分别受封领主所成的集合体。许多首次想要申请房屋贷款的人都曾有类似的挫折经验，因为他必须向承办人员展示，20多年来．自己有着多么优良的银行信用。但是，今日的智慧型银行正努力将其顾客当作“人”看待，而不只是一堆帐户；同时，也致力于运用跨网络式的运作来达成银行的整体服务。智慧型的政府也开始朝这个方向思考。水平式的跨网络运作足以创造出这种整合式的政府。
　　在大众的态度上，对这些变动上的需求已有逐渐高涨的认知。例如，在一个以政府组织为题的演说中，加拿大内阁事务部长马赛·玛斯（Marcel Masse）提出：“事实上，如今没有任何问题是单纯的专属于某个部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答案能够不牵扯到一个以上的传统政府部门活动。结果，对于借助新的。更多横向水平式方法来研讨问题。找寻解答的需求也就愈来愈大。横向的协调如今变得非常重要，也因此更需要组织系统中一些新的构造。新的处理方式。”
　　因为部门间重复性的中间阶层被消除，涵盖整个政府的信息基础建设也能够免除掉中介者的介入，因而也促进了分子化（molecularization）的作用。因为政府将某些功能移到了较小的。更动态化的执行单位，或甚至以一种无政府状态来执行。
　　“我们需要跳脱出政府这个框框来思考，并且超越政府与其他部门的藩篱。过去，我们局限于传统的界限中……我们会想：十么是对我的机构有利的事’，而不是想：咐么是对政府的顾客有利的事’。”吉姆·弗莱志克这么说。
　　开放的政府当政府的服务触角，以电子方式伸向它的供应商、顾客和其他人，那些服务的价值便会因此被转换。美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已经实施了电子式的采购程序：采购货车、一套大型电脑系统，或是一栋建筑物所需要的文件，都由位元式的处理取代了原于式的实体处理；需求的提报也经由线上传递取代了一大叠的纸张文件。同样的，计划的提出也是通过网络连线传送。架构在网络上的方案管理，可以让供应商及政府的顾客共同参与。资金的分配也由电子资料交换系统来完成，至于政府各项计划的信息亦由电子方式公开给大众。
　　跨网络的政府新的政府模式、甚至新的政府目标开始浮现，一些以前政府表现不好的服务领域可以授权由民间团体来接手。跨网络式的政府可以在如失业救助这类的议题上，对大众展开服务，而不只是在各自为政的部门层级之间绕着失业给付。社会福利、工作辅导、粮食补助等类似的话题打转。实际上的机构可能因为经济或社会的需要，而被创造或被解散。政府可以作为跨网络合伙的催化剂，而致力于财富的创造——例如，政府与主要汽车生产者之间的合伙，以产生新一代的汽车生产。政府也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行政程序，允许人民参与“电子听证会”，以监督政府可能的施政方针；允许人民在重要议题上参与“电子脑力激荡”；借着“电子式的民意调查”取得大众观点；并扶植那些能够对社会福利有贡献的“虚拟利益团体”的发展。政府对社会大众的责任，也因而由每4年一次，变成了经常性、持续性。如果我们需要的话，一个更完全的民主程序也可能因此展开——种即时性的、参与性的民主。

　　　　　　　　　　　　 四、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

　　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与知识。
　　在知识社会的电脑时代，我们所处理的是与电子有关的概念空间，而不是与汽车有关的物质空间。
　　在一百年前，很多人可能就已经知道怎样建一座钢铁工厂，但是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得到建厂所需要的资本。因此，进入这种经济社会就要受到限制。但是，丹尼尔·贝尔首先指出，知识成为战略资源之后，人们进入经济社会就要容易多了。
　　目前已经众所周知的英特尔公司的创办过程，就是一个好例子。1968年，罗勃特·诺斯和高登·摩尔与他们的前雇主费尔查德半导体公司分手之后，组成了英特尔公司。该公司以二百五十万美元起家，但是在财务资源背后的智力，使得他们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到1980年，该公司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八亿五千万美元。诺斯成为集成电路的发明人之一，而英特尔公司则以发明微处理器著称。
　　该公司的创办人诺斯非常清楚他们的战略资源是什么：他谈到半导体行业时说：“这个行业和钢铁。汽车等不一样，它从来不是寡头独占的行业。它是一个脑力劳动密集的工业，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工业。”
　　这是美国目前企业爆炸。出现了大量新兴小企业的最重要的原因。1950年，创立新企业的速度是每年九万三千家，而现在美国创立新公司的速度大约是一年六十万家。
　　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创造新企业的人也在为其他人创造工作机会。在1996年以前的七年期间，有九百万新工人加入了劳动力行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其中，有多少人在被《幸福》杂志列为一千家最大的公司中工作？一个也没有。但是，有六百万人是为小企业工作，这些小企业大部分成立不到四年（其余三百万人是为地方政府工作，但不是为美联邦政府工作。）
　　我们现在大量生产信息，正如过去我们大量生产汽车一样。以工业来做比喻，我们现在大量生产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
　　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与知识。
　　知识和宇宙中的其他力量不一样，它不适用于守恒定律：知识可以被创造出来，可以被毁掉，而最重要的是它有合作增强的作用，也就是说，整体的值要大于各部分的和。
　　在知识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Knowledge theory of Value）所取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增长是通过知识实现的。
　　有一些证据表明，经济分析中已经注意到知识可以创造经济价值，但是大部分的经济分析仍然没有这种观念。

　　　　　　　　　　　　　知识经济是真实的存在

　　如果我们要讲知识经济，就必须能用实际数字加以衡量。在全国的财富中，有多少实际是信息与知识部门产生的？美国人当中有多少人靠从事信息与知识工作取得生活来源？
　　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很可能会继续效于我们直接感受到的经济现实——工业时代，生产有“真实’标价的“真实”产品，我们就会把知识经济看成生命短暂的书面材料，只是商品生产部门的附属品。
　　证实知识社会确实很困难。要指出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与知识的经济社会，需要把非常详细的资料加以数量化和编辑整理。
　　幸运的是，信息专家马克．波拉特博士已在一项划时代的研究中提出这些问题，并且详细予以解答。波拉特在美国商业部的赞助下对美国的经济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为各项工作职务或工作岗位的部分职务，以及其经济收人究竟属于信息与知识部门还是属于商品生产部门，还是属于其他部门，都进行了分类并定出标准。
　　波拉特表示：“明确指出谁是信息与知识工作者，谁不是，可以说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主张。”不过，他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广泛的证据支持其结论，足以说服对知识社会抱怀疑态度的人。
　　波拉特在201种行业中选择了440种职业，分析了每种职业的信息与知识职务，并排列出他们对国民总产值所作的贡献。难以定性的职务都被剔除，以减少研究结论的误差。
　　波拉特的研究得出结论，信息与知识经济在国民总产值中大约占46％，占收人的53％以上。
　　彼拉特不愿估计自那时以后知识经济又有了多大的增长，他只说“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波拉特的研究使人再没有怀疑的余地。
　　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将停止存在或变得不重要了。过去，随着工业时代的出现，农业并未停止，变化只在于，在农业时代，90％的美国人生产100％美国所需要的粮食，而目前是3％的美国人生产120％美国所需要的粮食。
　　信息与知识对通用汽车公司和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一样重要。在信息与知识时代，制造业的重点将由生理功能转向指挥生理功能的智力功能上去。
　　信息与知识是一个经济实体，因为生产信息与知识要付出成本，同时人们也愿意购买它。价值就是人们愿意购买的东西。即使建筑在信息与知识上的经济似乎不象汽车和钢铁那么实在，但是只要人们愿意购买信息和知识，就没有问题。
　　在八十年代，电子业（这当然是一种信息工业），将发展成高达四千亿美元的生意，这将是地球上最大的行业。也许那时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将承认这个新的知识社会的现实和它所创造的奇迹。
　　在新的知识社会里，所有的信息与知识职业都将继续成长一段长时间。九十年代结束之前，系统分析人员、程序编制师。服务技术人员等，至少会增加百分之百。
　　不论你是否采用电脑进行工作，都一定要与电脑做朋友，具备电脑知识，因为电脑将普及整个工作世界。未来的急剧变化也会表明，即使你所从事的是信息与知识工作，你也不可能终身做同样的工作或职业。未来的变化要求我们不断地接受新的训练。企业界将在训练职工方面起关键性的作用，正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目前每年花费将近五亿美元从事职工的训练和教育工作。我们由很快就会落伍的专家，变成能够适应各种情况的通才。
　　如果，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电子取代了汽车成为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我们是否会在买一部汽车之前先买一部电脑？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史蒂夫·乔布斯曾说，“我们肯定地说，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电脑。”如果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牵强，那么不妨看看已经发生的变化：我们过去买汽车是为了兴趣；我们目前买汽车是因为汽车能跑的里程多，是为了交通的缘故。而我们目前买电脑却是为了兴趣。我们现在需要汽车是因为我们在五十年以前就把社会围绕着汽车组织起来，从那时我们就决定（或者是底特律决定？）既然经济要建筑在汽车上，那么每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都应该需要一辆汽车。但是，除了运输之外，汽车对社会到底有什么贡献？如果没有汽车，我们是否会住得那么分散、相隔遥远？我们的公共交通事业会如此差劲吗？当然，我们需要汽车，但是，我们需要每个家庭有三辆汽车吗？谁住在城里？除了运输之外，汽车给我们还带来了空气污染问题，每年有五万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还有汽车保险、停车罚款等等问题。到目前为止，电脑看起来还相当友善。电脑的整个观念是让你通过增长。教育和学习来发展你的脑力。
　　在电脑时代，我们所处理的是与电子有关的概念空间，而不是与汽车有关的物质空间。

　　　　　　　　　　　　　　　 比特的时代

　　1995年，美国尼葛洛庞帝出版了《数字化生存》，指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他在书中着力探索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正面临哪些冲击？善于运用电脑的新一代，将置身于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传统的企业组织与商业行为，应该如何应变？书一出版，即畅销30多个国家，被誉为“信息与知识时代的教科书”，而他本人则被称做“数字革命的传教士”，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
　　尼葛洛庞帝在书中宣称，“后信息时代”已经悄悄来临。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带来的是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空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
　　比特和原子之间的差异，是尼葛洛庞帝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他首次提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
　　比特与原子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在它传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原子只能由有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低；比特可以由无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
　　信息也许仍然是以报纸。杂志的形式（原子）传播的，但其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内容（比特）。我们仍然用金钱（原子）来购买物品与服务，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流——每天数以万亿计——却是通过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电子资金转账系统（比特）来实现的。现行社会的种种模式正在迅速转变，形成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新格局。
　　而后信息时代即知识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这里的个人化，不仅仅是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而且还包含了人与各种环境之间恰如其分的配合。其间，机器扮演的角色是使这种配合能够接近过去没有机器时的自然与和谐。这就要求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人不再被物役，而是物为人所役。在科技的应用上，人再度回归到个人的自然与独立，不再只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
　　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受制于键盘和显示器的计算机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我们能够相互交谈、共同旅行，能够抚摸甚至能够穿戴的对象。这些发展将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我们的生活方式。
　　而最明显的生活转变，将从我们每日接触的大众传媒开始。未来的信息传播者，将根本不知道所传播的比特最终会以何种面貌呈现，是影像。声音还是印刷品，决定权将完全操之于你——信息的接收者手中。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电脑）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
　　这一变化的意义长久而深远。媒介不再是讯息。自从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恩在本世纪60年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来，公众竭力试图理解电子时代信息产业的发展。然而，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另一部著作像《数字化生存》这样，在如此宽广的层面上启发我们对今日世界和它的奇妙未来的认识。

　　　　　　　　　　　　　　 21世纪的新趋势

　　泰普斯科在《数字化经济》一书中指出，新的经济体系是知识性的经济体系，一切以如何运用人类的知识于我们所生产的一切，及生产的方法为主。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下，将有愈来愈多的产品附加价值会来自脑力而非体力。有许多农业。工业的职务已逐渐演变为着重知识的工作。今日全美大约就有60％以上的劳工属于知识性劳工；在10个新创的工作机会中，有8个是属于经济网里的信息密集产业。今日工厂和旧式经济中的工厂大不相同，正如同工业革命后的工厂与工业革命前的手工艺式生产大异其趣一样。在今日的农场里，以充满电子晶片的自动化农业设备来操作；等待装船运送的货品则放置在货柜里，让由电脑控制操作的超大型起重机来搬运装载，或由配备着各式电脑软件的喷气机来运送。
　　就连产品本身也将具有思想与智慧。例如：智慧型服装的衣领上装有电子晶片；智慧型车辆装备有各式微处理器。不断以新功能协助处理更多的操作控制；智慧型地图会自动向卡车驾驶员报告所在的地点，还会根据气象报告和路况自动调整行进时的胎压；智慧型收音机可储存交通路况报导，并随时应需要播放；智慧型房屋可以控制能源水电。防盗，甚至在你回家前，替你准备好洗澡水；另外，更有智慧型贺卡会唱歌给你听。这些还只是少数几个例子而已。
　　科技的发展绝不仅止于以上所述。原来沉默无声的产品，正不断以各种新方法增加其本身的知识内涵。未来世界将是不断创新的世界：创新会改进既有产品。将新观念转化为新产品。在新经济体系下，无论是消费者或制造商，创新观念的应用都将是其成功致富的重要方法。以不需要高科技的面包制作为例：时下有所谓的“精品面包店”，顾客可指定不同的材料口味，经由电脑网络订购，当天下午，刚出炉的新鲜面包便由专人送达。顾客的观念、文化、知识及口味都融合在所订购的面包中，面包本身的知识内涵也因而增加了。这种订做式的生产和大量生产的不同处，在于订做式生产可以满足不同的个别需求，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也就自然大为缩短了。
　　“虚拟外国人”的存在，指明了在新时代中网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农业时代，犁具、牛骡是生产的必备要件；在工业时代，钢铁、引擎、燃料以及道路建设都是生产的王牌；在知识经济时代，硅晶、微处理器以及由细如毛发的玻璃纤维交织而成的网络大道，使人们得以越过大厅、绕过地球，彼此交换及应用大家在生产制造及其他经济活动层面中的不同知识。今日的网络，不仅结合了科技，更联结了人类。组织及社会。
　　对电报发明有极大贡献的霍桑（Nathaniel Hawthorn），在他1851年的著作中写到：“……借由电流，未来的世界将成为一个大型中枢，其中交织穿梭着瞬间骤行数千里的信息流……整个地球也将因而结合成一个巨大的、充满着智慧的头脑。”过去100年来的发展，证实了通过网络可以结合人类的智慧，霍桑所描述的远景已经来临。今日，各地的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轻易的达到全球化的规模。美国现任副总统戈尔（AI Gore）对现阶段的网络发展作了如下的描述：“这些信息高速公路，或更正确地说，这些用以传送智慧的信息网络，将使我们得以分享信息。结合智慧、互相沟通，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社区。经由这些结合，也将使我们得以享受稳定。永续的经济增长，迈向更坚强的民主境界、寻得更好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更完善的医疗保健，最终目标就是达成天下一家的观念，共同为所居住的星球努力。”
　　今日的整个经济结构也在快速改变中，全新的产业部门正逐渐形成。这个新产业聚集了电脑业（包括电脑硬件、软件及信息服务）、通讯业（电话、有线电视、卫星通讯、无线通讯），以及信息业（包括娱乐、出版。信息提供者）。由这三种产业交互作用而成的互动式多媒体产业（Iuter—active multimedia），在狭义的定义下，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毛额的10％。估计到公元1996年底。总值将高达1兆美元：其中电脑业占44％，通讯业占28％，信息业则占28％。到公元2005年，这个互动式多媒体产业的预估产值将高达1.47兆美元。
　　已开发的世界是经由以钢铁、汽车、道路建设为基础的工业经济，逐渐转变到以矽元素科技、电脑科技和网络科技所建立的新知识经济体系。目前许多人都纷纷议论著．这个经济关系变迁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过去农业时代被工业时代取代时，所发生的诸多乱象与难题。想要在今日的变动中出人头地。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就必须要建立新的动态关系、新的准则和新的动力。
　　前《哈佛商业评论》总编辑艾伦·韦伯（Alan Webber）曾写道：“没有人提过这些重要的问题……究竟在新经济体系下，有哪些事物不同于以往？”这个问题让我们想起爱因斯坦有一次在监考研究生物理学的考试时，一个学生跟他反映：“这份卷子有点问题，因为题目和去年的完全一样。“没关系”爱因斯坦回答道，“它们的答案会和去年的不同。”
　　这就对了。要回答韦伯所问的：新经济体系下的不同处。其答案亦是如此：今年的分析会和去年的不同，明年所看到的又可能和今年的不同。新经济环境下的扑朔迷离。新经济环境下牵一发动全身的高度动态关系、新经济环境下替换消长的快速与无情，是没有一个定论可以解释，没有一个答案足以完全有效的应付下一个将遭遇到的难题。新经济体系的内容，简单地说是为了未来而竞争：是创造新产品或新服务所具备的能力。
　　泰普斯科在（数字化经济肿指出，新经济时代有以下几大最重要的趋势：

　　　　　　　　　　　　　　　　 知识化

　　新的经济体系是知识的经济网。
　　信息造成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网。但是尽管“人工智慧”和“知识科技”日新月异，知识仍旧是由人类所创，由知识从业人员所创（如今知识性的专业及技能职工和工业劳工的比例几乎是三比一），也是由知识消费者所创造出来的。塔克学院（Tuck School）的昆恩教授（James Brian Quinn），在他《智慧型企业》（Intelligent Enterprise）一书中这么说道：“当权的知识分子及他们的主要装备：科技服务，不仅正在重塑我们的服务业，也替我们的制造业。国家整体的成长形态。全国性与区域性的职业结构，以及美国在世界的政治和国际竞争地位上，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一个基于头脑而非腕力的经济体系中，知识性工作的内涵也有了改变。在新知识经济体系下，智慧型资产是组织的关键资产，组织的重心也转而放在知识性工作人员身上。这使得全世界的公司都在为它们智慧型的资本，发展新的评估和管理方法。对彼得·杜拉克而言，知识本身的角色不只是传统的产品生产要素——土地。劳工。资本——之外的另一项生产要素，也还是今日经济活动中意义重大的一项资源。生产重心的移转——由传统的生产要素到知识性资源——所带来的影响是，“知识性的工作者”将成为所有组织中最重要的一项资产。
　　如果把微软想成新知识经济体系里的公司，在评估它的资产时，若仍以下列旧式经济组织里的问题来思考，将是十分滑稽、荒唐的：
　　微软拥有多少土地？
　　微软拥有的制造设备价值如何？厂房价值如何？
　　微软目前有多少存货？
　　微软拥有多少栋办公大楼？
　　微软的原料库存量有多大？
　　说得恰当一点，最有意义的资产其实存在于公司经理人和员工的脑袋里；然而，这些资产却在每天晚上走出办公室大门。（以微软为例，许多资产都在早上离开公司，而且也在白天里的其他办公时间离开。）所以并不是单靠上面那些问题就可以衡量。评估出这个重要资产的价值。
　　不过，资本是否仍是公司的重要资产呢？难道不是微软的业主及其可运用的资金渠道，才使得这个公司能够投资新产品。购并其他公司。抛掷上千万美金作市场行销，推动像Win95这类的新产品吗？是的，资本的确是关键资产，但它也是无常的。短暂的。在15年前，微软事实上根本没有市场资本，但它现在的市场资本额却大于通用汽车和IBM。在新知识经济体系下，资本将愈来愈趋向成为知识作用下的产物。
　　至于产品的生产方式，也渐渐由以往偏向于注重实体的机器设备，转变到注重人类的智力与创作。就像罗伯特·哈瑞斯（Robert Harris）所说的：“公司目前和未来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差别，将不是所制造的产品，或是所使用的生产设备，而是由谁来工作。工作方式如何。这些人为什么而工作，或是什么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此外，劳工不再是必需品。旧式经济下，某家汽车公司的劳工可能和另一家公司劳工的同质性十分高。那时的劳工只是一项商品，而且是无形的商品；但今天的劳工却有着高度的变异性，不再如机器般的呆板划一。举例来说，旧式经济下的德国奔驰车厂中，以手工车缝汽车椅套的技术劳工，与那些在今日Lexus车厂，操作着电脑机器人的高度教育化的工作劳工，所拥有的知识基础和技能完全不同。另外．在莲花。微软、甲骨文（Oracle）、诺威（Novell）和其他软件公司的霸权争夺战中，几乎已经没有传统观念的劳工了。产品的策划者。开发者和推广者所具备的知识和创新天赋，才是致胜的关键；同时也是一个公司的重要能力，用以吸引。保留并持续增长公司内知识性工作者的才能，借此提供一个创新性的工作环境和创作性的工作空间。
　　联盟信号公司（Allied Signal）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来训练工厂人员，指导他们使用复杂的统计方法，以朝向六个非常高的品质水准迈进。这就是一种移向知识性工作的转变，也是在学术圈中、管理研讨会里和组织训练的会议室里，被广为讨论的众多议题背后所隐含的重点所在。在这样的世界里，组织只有快速学习，并且赶在目前的竞争者之前，或是即将出现的竞争者之前学习，才有可能使组织具有竞争力。任何公司都可能和另一个公司拥有相同的技术；任何产品都可能被仿制。在新的竞赛过程中，终身的组织学习将成为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
　　生产逐渐建立于知识之上，而不再受生产设备控制。因此，由少数个人控制财富的机会减少了。针对社会大众福利而改进生活品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并得以进一步成功地实现社会福利，有效地分配社会财富。在旧经济体系之下，工作者尝试借由休闲来达成工作上的自我实现，如今这些工作者将被迫远离由少数人所拥有、控制的生产工具。然而在新知识经济体系下，工作及其生产工具的操控权已经转移到生产者的脑袋里了，工作上的自我实现便因此能够经由工作的完全掌控和发挥来达成。

　　　　　　　　　　　　　　　　 网络化

　　新经济体系是网络状经济网，整合了分子状的个体而成了群集状的形态，并且为了创造财富而将彼此交织成网。
　　当罗·庞德在1994年接管AT＆T的最高信息主管时，他主要的挑战是为ATh建立一个网络基础建设以区隔市场，并且建立一个分子式的信息递送系统。他说：“我们正在为企业建立一个新的运作模式”，“我们正在建立独一的市场区隔能力。但是，没有新的科技便无法做这样的转型，科技使得你可以自一个规范跳至另一个规范。”“
　　为创造财富而建立新的规范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电脑网络不再是类比式而是数字式的结构；也因为网络形态已经发生了去变：自主机结构式的电脑、阶层式的网络结构，转变到如今基于因特网模式下同级对等式的网状网络。当这样的网络频宽逐渐增加，而达于完全多媒体的目标时（资料、文字。声音、图像和视讯媒体的完全整合），这个全新制度化的结构所能提供的机会就明显增加了。
　　新式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不只是流程导向式组织的产物，因为流程导向式的组织只是将企业直立式的组织结构，改造成为水平横向式的流程，以节省成本和增进企业回应的能力。新式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也不只是移转到以小组为基础的结构（尽管这个业务小组仍然是新企业中的核心），而是对组织本身和组织间彼此关系的一种本质上的重新思考。科技整合联盟称这个新的组织为“跨网络的企业”（Internetworked Enterprise），它是一个包括了企业所有阶层和功能的超大型网络，在那儿，其内部及外部彼此间可以流畅地相互沟通交流，组织的界线更是允许跨越及穿透的。
　　新的科技网络可以帮助小型公司克服大公司所拥有的主要优势：规模经济和取得资源。而同时，这些小型公司也不会受累于大公司所遭遇到的主要负担：死气沉沉的官僚体系、令人窒息的层级以及应变革新的力不从心。当大型公司开始解体——变成更能一起适当工作的小型分子群集时，它们便因此而能享受到灵敏、自主和弹性的好处。
　　跨网络的企业将是虚拟公司的远大延伸，因为它能够深入到外部的企业合作伙伴。能够经常性的重新调配企业间的关系。更能够增加向外开拓资源的机会。跨网络的企业将会像Internet般地让每个人都能完全参与，而所集合起来的努力将大于个别努力的总和。
　　整个经济网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表现。随着Internet模式般的网中之网开始将公司的围墙打垮，打垮那些曾经是将公司与供应率。顾客油关团体和竞争者之间隔开的围墙，我们会看到逐渐兴起的跨网络企业、跨网络政府、跨网络学习、跨网络医疗保健……诸多例子，在此无法一一列举。
　　每个国家的经济都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信息基础建设，这将会成为对世纪的公共设施：一个为了宽频网络的。高能量的经济而建造的宽频高速公路。每个组织也都需要一个企业的信息基础建设嵌人这个公共设施，新的基础建设将改变经济活动，其重要性就如同电力的使用改变了人类的活动。如果没有了电力的使用，今日的企业及财富的创造可能都是天方夜谭；同样的，如果没有了信息的力量，新的知识经济体系也将变得毫无机会。

　　　　　　　　　　　　　　　　 数字化

　　新经济体系是数字化经济网。
　　在人类历史中，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革命，通常造就了人类工具（铁、铜、钢）上一种新的规范和应用，而这样的改变又替财富创造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作法与风格。目前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可以巧妙适切地称其为“砂器时代”。所有的商业事务、企业往来。人类沟通以及科学观察都可以分解成矽微粒上的电荷，或是奔驰在玻璃纤维上的电荷，两者都源自于砂。
　　信息高速公路这个新媒介以及新的知识经济体系，全都建立在十分简单的事物上。所有的信息都可能以0或1来呈现，而0和1这两个数字是二进制数字系统的形成基础，十进制下的1，在二进制数字系统下也以1来表示；十进制的数字2，以二进制的10来表示；十进制的3，则以11表示，依此类推。如果所有的数字都能够以0和1来表示，早期的思想家推断：各个0与1的结合也可以用来表示英文字母a、b和大写的英文字母A，以及其他种类的信息。
　　在电脑里，这些0与1可以用电子信号来加以表示。第一代电脑以真空管作为开关的控制，将数字以及后来的字母制码或转译成0和1。当真空管控制成“开”的状态，表示是1；反之，则表示是0。之后，真空管被电晶体所取代，同样的，电晶体也可以经由电流的控制来表示0或1。这些方式后来都又被矽晶片所取代，矽晶片则是以电子微粒上的电荷作为开关控制，来呈现0或1。
　　日积月累的，数字化的应用已然超出了单纯的数字和字母本身；愈来愈多形态的信息能够借着位元来表示。例如图表和照片。更进一步的是，位元也可以表现出动态的媒体呈现（这种并非静态性的表现，而是需要随着时间作连续性的呈现才能表达），例如视讯与音讯都可以经过抽样和转译的方法而成为位元形式，举例来说，如果人类声音的类比形式能够借由足够次数的抽样而转换成数字讯号形式。那么这些位元便能够储存在电脑里或是数字式的储存装置里，像是磁盘机（如同在语音邮包的传输），然后重新组织建构成人类耳朵能够辨识的类比形式的声音。
　　在旧式经济下，信息不是类比的就是实体的，或是像尼葛洛庞帝喜欢说的，是“原子的”。人们通过各种类比的或是实体的方式彼此沟通，例如：实际出现在一个会议室里，类比式电话线上的交谈，信件的传递，广播到家里的类比电视信号，在当地照相馆显示自行开发出的图片、现金或支票的交换，借着唱针在唱片上一些凹槽的运转来播放唱片，出版实际的杂志并通过商店来购买或经由邮局来递送，或是在戏院里经由实际的影片胶卷来播放电影。
　　在新经济体系之下，信息则是以数字形式（即比特）存在。当信息成为数字化并经由数字网络流通时，一个拥有无数可能性的全新世界便也由此揭开序幕。大量信息可以被压缩，并以光速进行传输，数字传输的信息品质又比类比传输的品质好很多。许多种信息形态能够被结合、被创造，例如多媒体文件。（如果一张图片表达的是1000个文字的含意，那么在相当的时机下取用适当的多媒体文件，便足以代表1000张图片所包含的意思。）无论在世界任何的角落，都可以立即储存和取用信息，这是即时存取了大部分人类文明进化的记录。新的数字式用品也将被制造出来，有些小巧得足以放进你的口袋里，有些则大得足以对商业和个人生活的各层面都造成重大影响。
　　借由一件简单事物的比较：邮局与实际邮件的递送，和今日数字化电子邮件系统（即使相对上后者是尚未完全普及发达的），就可以了解到数字化对经济体系里替换代谢作用的效果。电子邮件优势不仅在于那些信息能够传递得非常快（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和邮件运送卡车的速度来比较）；也不只是在于它的方便性，因为只要在键盘上快速轻打，就可以根据设定好的邮寄名单一次同时递送多份邮件；不只是因为存有永久可寻的沟通记录；也不只是因为省掉了走到邮筒的时间和力气，或是逃掉了玩那种电话找不到人的捉迷藏游戏。虽然这些好处已经是非常多了，然而最重要的还在于电子邮件正是一种人类合作的崭新方式的开始：一个由来自于世界各地成员所组成的小组，可以在同一个生产计划上工作；人们可以惜由电子邮件在家里工作，或是在旅馆房间里工作，就像是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的有效率。类似的改变将降临在整个经济网里的商业。管理和学习的每一个层面。当文字基础的电子邮件系统被多媒体的邮件所取代后——多媒体邮件的信息包含了更多形式的信息，例如：影片——这对人们穿越时空的通讯能力，又产生了更重大深远的影响。

　　　　　　　　　　　　　　　　 虚拟化

　　当信息形态由类比转变到数字化，具体事物便可能成为虚拟的，如此的虚拟化改变了经济世界里的替换代谢作用、改变了体制、组织的形态和可能的关系，也改变了经济活动本身的性质。
　　在新经济体系中，可能有以下各种虚拟事物（诸多例子在此不胜枚举）：
　　X虚拟外国人　他们实际上在世界的某个国家，但却参与了另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活动。例如，“虚拟的资料输人工作者”虽然住在印度，但却替美国。加拿大或另一个国家作资料输人的工作，领的是另一个国家的薪水，只是依然为印度国民。就技术上而言，虚拟的外国人往往是非法的外国人。
　　X虚拟投票箱　可指任何的信息设备（电视、电话、电脑、书报摊等等），足以提供公民投票的任何方式。
　　X虚拟布告栏　在此可以发表任何高见，听取任何谬论，并且可以联结到其他布告栏以扩大消息层面，从此可以不必再用到大头针张贴布告了。
　　X虚拟商业园区　网罗网络上的商业资源，以帮助单一公司快速建立多元化的虚拟企业。正如美国南方贝尔的媒体园区，就提供了资源给这个具有创意的社区。
　　X虚拟议会（又称虚拟听证会）自多个地点非同步（在多个时间向量里）举行的一场立法听证会。
　　X虚拟公司（虚拟企业。扩张的企业。跨企业式的企业）公司、个人和组织的结合团体，共同在网络上所建立的商业形态。
　　X虚拟折价券　在网络上鼓励消费的方式。网络使用者可以上网将这些折价券用打印机打印出来，拿到商店作为购物折价凭证。
　　X虚拟政府机关　许多有着类似存在目的的不同政府机关，借由网络互相联结，开放一个窗口来递送对大众的服务。
　　X虚拟工作　经由网络执行的个人契约式工作。“虚拟工作”和失业意义完全不同。
　　X虚拟商场　网络上提供湖览购物的集中环境，有如“虚拟购物中心”或“虚拟皮鞋拍卖场”。
　　X虚拟市场　在网际空间里提供人们采买的地方。
　　X虚拟办公室　可以是任何地方。提供给游牧式办公工作者的工作场所。
　　X虚拟实境　在网络上虚拟出来的实际情境。
　　X虚拟性经验　与数字化的伴侣，经由互动式多媒体而来的性经验，在将来还可能会有身体知觉的回馈。
　　X虚拟牲畜拍卖场
　　运用互动式工作站的电子式牲畜叫卖，不需要将牲畜赶到实际的围场里等待出售。这个线上的虚拟牲畜拍卖场如今已经取代了许多实际的拍卖围栏，如：卡格瑞牲畜公司（Calgary Stockyard Ltd.）所管理经营的电子式家畜交易，就占了公司业务量的2／3。

　　　　　　　　　　　　　　　　 创新化

　　新经济体系是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网。
　　“淘汰自己的产品。”这个标题对于微软的产品规划者、策略制定者产品工程师产品开发者和产品经理是十分清楚的概念与目击。从他们第一天上班的新进员工说明指导中就开始灌输这个概念，之后也经常地在他们各个工作层面中不断强化这个观念。如果你刚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产品开发，你的目标就是继续开发更好的。足以让你前一个开发很快就成为老旧而废弃的产品，如果你不这么作，就会有人帮你让它成为废物的。例如，微软的技术人员肯·尼克尔森（Ken Nickerson）很得意地说，就是微软的Win95成功地将一直保持最佳销售的MS—DOS——微软的另一作业系统——变得老旧退化的。（MS—DOS仍旧“有用”，只是在Win95之下，不再是主角。）
　　事实上，新经济体系的主要动力是创新，包括对于产品。系统、流程、行销、工作者的持续改良和更新。拿此观点和那些大型主机热衷者的观点来做比较：早期的IBM为了保有其所建立的电脑王国，而育战周旋于DOS系统的个人电脑、开放式作业系统以及主从式的电脑结构之间。它们的目标不是去淘汰。也不是去创新，而是去保存，并且反抗。它们不愿意报废自己的产品，它们让竞争者替它们做了这件事，而且，整个结果已在商场上毫不留情地展示了出来。
　　有趣的是，在工业化以前的经济中，“创新”早就已经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了：每一把枪或是每一双鞋的制作都是独特不同的，都是由创作者手工打造出来的。每种产品的单位产量也是非常小的，往往只是一个单位的产量，要是这把枪或是这双鞋需作修理，这名工匠将会新创一个方法来解决。在工业化的经济中，每种类型产品的单位产量，都转变成标准式的大量生产制造。到了新经济时代，大量生产又转移成大量订做式的产品和服务。如同自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标准化的大量生产，制造出的每辆车都同样是黑色、同样形式；转变到名影星亨利·方达的订做式生产，每部电影都是独一无二的产品。
　　在创新的公司中，产品生命周期的定律崩溃瓦解了。日本的汽车制造业者以两年为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循环旧本的电子消费性产品制造业者，则以三个月为一个循环。在某些市场上的金融商品却只有几个小时的产品生命周期，时候一到，竞争也就立刻赶上。美国大部分的中型或是大型公司。每天都有不只一种的新产品问世，新力光是去年就推出了5000种新产品。微软集团的副总，也是和比尔·盖茨合写《未来之路》（The Road Abead）的作者尼森·麦尔渥特（Nathen Myhrvold）曾经这么说：“无论你的产品有多好，18个月之后产品就过时了。”IBM的执行总裁鲁·葛斯特能（lou Gerstner）则指出，IBM产品的种类大大的增加了。而在此同时，个别产品的生命周期却陡降。与产品生命周期一致的改变是产品制造的劳力投入法则崩溃了。平均制造一项产品由2500人次全天的投入量。降为每2500人次3小时的投入需要。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稳定且低技术层次的啤酒制造也需要有创新；如今美乐（MiIIer）酒厂中有90％的收入是来自24个月前并不存在的产品。
　　才在10年前，美国的钢铁产业面临了严重困境，无法和低成本。高产量的日本钢铁制造厂相抗衡。美国不愿意就此让步，而推行了产业革新，建正了一种小型的制造厂，如：恰帕洛钢铁（Cha—pahal Steel）和努克钢铁（Nucor）。它们利用新技术发展新生产程序，对钢铁的制造过程作了改革创新，使得小型工厂也能够生产出高品质、低成本的钢铁。这种小型工厂的位置很接近市场、能够和顾客建立更好的关系，也可以使用不同的雇主劳工关系模式。而其结果是：美国的钢铁产业再次具有生产力。竞争力，并且再次制造出全世界最高品质的钢铁。
　　“在今日的全球经济中，公司若将其领导地位视为当然，它会很快地发现，忽然之间，它又到了殿后的位置了。”法兰克·舒若兹（Frank Shrontz）这么说，他是波音777被成功的设计出、并且引进市场时的总裁及最高主管。“很明显的，世界在变化，而我们则必须随之做改变——借着对我们顾客的需求和期望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借着更有效率和更有生产力的达成，也借着呈现了最优良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改变。信息的移动太快速了，而重要的科技对于波音——或是对于其他的公司，又太容易枯萎凋零了。以致于我们无法假设这些重要科技在过去的风光，可以保证它在未来的成功。”
　　“橡胶帮手”公司（Rubbcrmaid）是《财富》上年度票选最受钦羡公司中的第一名。觉得如何呢？这个公司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活跃刺激，也没有高深的科技，但却在企业设计的竞争上享有盛名，与微软并列全美第一名。橡胶帮手忘掉旧式经济中奉为圭桌的品质持续改良观念，它们采用的是持续创新的宗旨：新产品不断生产，旧产品不断再生。尽管它们大部分的产品价格都只有几块钱而已，但公司却能够经由创新，不断满足顾客现有的需求，不断创造顾客新的需求，进而创造了公司持续不断的收入。例如，它可以让顾客高高兴兴地付钱买一个跟一般不同的大型垃圾筒，这个垃圾筒非常轻，有轮子，有着吸弓队的柔柔的淡蓝色，可以避免小猫小狗掀开盖子乱翻垃圾，而事实上这是个不会遭破坏的安全垃圾筒。
　　创新带动了经济和生活的每个层面。在艺术领域里，一个基于互动式多媒体的全新艺术形式正在展开。多册数式的百科全书将逐渐由一张光盘取代，一张光盘足够收纳36万页的文字。不久之前，音乐录音带还只是歌者的促销方式之一，如今，它却已经是歌曲畅销的必要条件了。每年电影界的盛事：奥斯卡金像奖，现在也加进了互动式艺术与科学（Interactive Arts and Sciences）奖项，第一届年度得奖展在1994年举行。创新同时也开始推动了教育课程的改变：在旧式经济中，一套教材及课程安排可以用上好多年而不用改变，也可能有助于个人一辈子的发展和成功。然而，在多变的新知识经济体系中，教育系统必须能经常性地变化教学内容。教学工具和教学方法，才能配合多变的需求，适切地提供所需，帮助发展。在创新的经济里，人类的想象力是主要的价值来源。处于数字式的经济中，每个公司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营造一种环境气氛，使得组织中的创新是受重视的、受奖赏的、受鼓励的。每个国家也都需要创新性的工作环境和组织体系，以培养创作力、想象力。
　　在创新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不是来自于大型公司或是政府的贡献，反而是来自中小企业。国家需要配合的部分则是有关教育体系制度，教育的功能应该是教导学生去学习。激发学生去想象。而不只是去记住信息，然后再叫出所记得的信息加以使用。政府和法令结构必须是帮助开放人类的精神以促使发明、创作，而不是在变革与带头冲锋时，扮演着掣肘牵制的官僚角色。产品与服务的领导地位是在创新经济中的致胜方法之一。但是，产品。服务的领先却不足以完全了解顾客们所关心的与想要的。顾客们是被动的跟着改变的脚步以及市场的复杂性，而往往无法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需要。公司此时必须有一番超乎目前市场所能想象的改革创新；必须要知晓顾客的需求；公司的组织需要对新兴科技有一番更深层的、更广层面的领悟；公司也需要营造一种组织气候，让大家知道向风险挑战不会受罚、创造能力足以夸耀、人类想象力是得以舒展的。

　　　　　　　　　　　　　　　　 全球化

　　新的经济体系是全球化经济网。
　　未来的世界将是非常不同的。新经济体系与旧经济截然不同，就像水上摩托车与廉价单车，电子邮件与驿站马车传递站相差千里一样。两极的地缘政治世界如今已经崩溃。瓦解，经济的围墙也已倒塌，两者都臣服于一个新的、动态的及快速变动的全球环境。这种现象和新经济体系的兴起不无关系，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说：“知识无疆界”，没有所谓的国内知识或国外知识。
　　随着知识逐渐成为关键资源的发展，即使个别组织的运作环境背景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某一个地方之内，但事实上，仍是只有一个全球的经济在运作。即使旧式规范中的战士们固守着保护主义的城池，但在北美、在太平洋两岸，自由贸易区域的发展仍一波接着一波的增长、活跃。全球顾客需要的是全球化的产品；传统的原料、劳工等生产投入要素，会因为成本利益的考虑，而转向全球取得，促使了各个地方的工作通过全球化而完成。新的经济和政治区域的演变，以及新的结构（例如：欧盟）的出现，正使得“国家”的重要性愈来愈为降低。
　　当世界经济继续进行全球化时，一个令企业居于领先地位的有效管理就变得格外重要。特设的结盟合作。策略性的合伙，以及最重要的信息科技，都是对未来极其重要的。而合作本身，已经超越了旧式合作的限制。“企业间的合作将不再受限于习惯上的两个公司的联盟，例如：合资经营或销售协定。”哈佛商学院副教授嘉密斯·卡西罗斯（Beniamin Gome—Casseres）这么说：“今日，我们见到许多公司团体为了共同目的而将彼此结合在一起。结果，一种新的竞争正跨越了全球市场，而扩散成为团体对团体的竞争。”
　　全球化是起因也是结果，无所谓鸡生蛋。蛋生鸡的探讨。它一方面被新科技所带动，而加速了全球化的脚步；另一方面又同时驱使了新科技的发展，促使更进一步全球化的实现。如今的电脑网络允许公司提供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当顾客的需求必须跨越全球时区，经过时间的转换，再回到顾客面前时，顾客不会感觉其所接受的服务是远在世界的另一头完成的。网络也促使了小型公司间的合作，帮助其达到规模经济。电脑软件的开发能够在网络上进行合作，无关乎软件工程师是否群聚一处；办公室将不再是一个有形的地方，而是一种全球的系统。科技正削弱了工作场所中“场所”的必要性，“家”可能会成为工作的中心位置，渐渐地办公室会是一个要和人联络的任何地方。
　　“这些联结将赋予我们更多的权利，并且提升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人民自此以一个从前想象不到的规模与程度进行沟通，一种同时可以接收和传送信息的双向沟通。”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安·宾格曼（Ann Bingaman）这么说：“回想纳粹时代的欧洲，那些瑟缩在无线电四周，拼命渴望想要了解真象、并且昭告世人真象的男男女女；或是想想被困在铁幕里的人民，他们是如何偷偷地寻找短波频道，以接收自由欧洲之声的广播。如果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民能够使用数字式电子信息网络，那么那些压迫的统治者想要控制来自世界的自由民主之声，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
　　前花旗董事长华特·瑞斯坦（Walter Wriston）在阐释新经济体系为何是全球化经济时，给了一个最好的描述。在1960年晚期，纽约和巴西间的银行工作人员想要彼此沟通，无异是项探险。由于国际线路的数目有限，一旦他们接通了线路；即使一时无话可说，他们也不会挂断电话，以保持在需要传送信息时，有畅通的线路可以运用。照瑞斯坦的话来说，今日所发生的是一种“全球对话”（global conversation）：在今日的世界中，每小时有1亿通电话被输送完成，全世界共使用了3亿条的电话线，而且在公元2000年之前，电话的通话数还会以3倍递增。“现在整个世界已经和一个单一的电子市场紧紧结合在一起。并且以光速向前发展。”瑞斯坦说：“世界已经无处可藏了。”
　　同样的，全球化正趋使科技扩张。新的地缘政治世界到处开放了新的市场，而且亟需得到一个全球性的回应。全球化的企业必须能够与它在整个世界里的顾客。供应商、员工及合伙人相联结；全球金融市场中新的商机，需要借由信息的基础建设来开发。所有这些都必须是站在国际水准的视野上，对我们的组织结构以及整个工业的重新思考。企业与学术界正在努力进行的是建构一个“跨国企业”。“适时回应网络”、“无疆界企业”、“全球化组织”以及“国际化企业”。

　　　　　　　　　　　　 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

　　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结构改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化。但是，两者之间有一项重大区别。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用了一百年，而现在由工业社会向知识化社会的结构改革只用了二十年。变化的发生是如此之快，使得人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人们不得不转而预计将来要发生什么。随着新的知识化社会的来临，时间观念也有所改变。在知识化社会里，人们的时间倾向性是将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了解趋势并非命中注定的；我们能够向未来学习，就如同我们从前向过去学习一样。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存在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工业与知识社会。然而，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这三种社会的生活目标截然不同。在农业社会，竞争和对抗存在于人与大自然之间；在工业社会，让人与人造的大自然进行斗争；在知识社会，竞争与对抗出现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之中。
　　在知识社会，最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比政治、政府或经济中的转变大得多——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向知识化转变。下面是这种转变的一些重要特征。
　　社会的重心已转向知识工人。所有的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在发国家中，要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和事业发展的机会，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一方面看，这是我们从出力流汗的体力工作转到机械工作、进而发展到知识工作的一种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一发展也象征着同过去的决裂。就在不久以前，工作尚不需要大量知识。知识仅仅是一种装饰而非必不可少的东西。在19世纪中，只有一位美国商业巨星，即伟大的金融家J·P·摩根，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他曾在戈廷根大学学习数学，中途缀学后成为一家小银行中的学徒。19世纪，绝大多数商业人士没有读过中学，更不用说中学毕业了。在20世纪中，知识工作以迅猛的速度增加。在这个世纪里，美国的总人口增加了2倍，从1900年的7，500万增加到现在的2。5亿。大学教师在本世纪初不足10，000人（其中大多数在小规模的教会学校中任教），80年后，增加到50多万。其他领域的知识工人（会计、医生。医疗技术专家。各种类型的分析专家和经理等）也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在其他发达国家中，这种发展趋势大致同美国类似。
　　知识与教育已成为理想的工作和职业机会的通行证；这种转变首先意昧着，商业是通向成功之路的社会正在转向后商业社会；在后商业社会中，商业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机会。美国与日本的这种转变最为深刻，但在许多西欧国家，转变的条件已准备就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大学入学人数急剧增加，知识迅速成为经济的基础和真正的“资本”即使在这一时刻的发达国家，获得理想工作和工作保障的捷径也不是通过教育，而是在17岁时进入一个有工会组织的大型工厂当一个比半技术性工人。一年以后（常常不到一年），那位工人挣的钱就比一位毕业15年或20年的大学生挣的钱还要多。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在本行业工作15年或20年后，这位工人能获得比那个大学毕业生更高的就业保障，只有政府职员和有能力的教师可以与之相比。但是，现在社会的重心正在向一个新的集团转变，即为知识工人。他们拥有新的价值和期望。在1900—1975年期间，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在收人和社会地位方面得到最为惊人的改变，但目前他们正在成为“另一半人”和一个“社会问题”。他们正在成为一种“反主流文化”，而不代表“主流倾向”。产业工人自己的组织（即工会）能否存在，能在何种程度上生存下去，也是一个问题。
　　—管理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功能和一门新的与众不同的文科。然而，这就提出工厂管理的合法性问题。组织正在逐渐呈现出新的形式，它们愈益依赖信息。
　　—知识已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确定社会价值和规范的知识工人这个组织最终能影响我们所说的知识，也能影响人们学习知识和教授知识的方式。

　　　　　　　　　　　　　　　 后商业社会

　　40年以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业对各个地方的“知识分于”来说，仍然是一个贬意词。甚至在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也对商业工作嗤之以鼻，试图进入政府部门或在大学执教。而现在，祖母送给她们中学毕业的孙子的毕业礼物不是一部《圣经》，而是一本最时兴的商业畅销书。福音教会的牧师（尽管他认为自己是“反对商业的”）象会计师
　　一样精通现金流通，而且象其他人一样在他的个人电脑上算帐。他参加管理训练班；作为一个迅速壮大的牧师队伍中的最高领导，他还学习怎样才能保持“企业家精神”。共产党的领袖唱出了利润动机和市场竞争的赞歌。现在，通俗杂志封面上的人物不是那些衣着不多的模特儿，而是那些在成功的和不友善的企业兼并中获取了数十亿美元的“攻击者”。
　　商业一直是战后时期的成功故事——在30年代或二战期的成功故事——在30年代或二战期间，人们连做梦都想不到这种事情。35年前，“商业”仍然被广泛地看作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它会被在各个地方兴起的社会主义浪潮吞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中，生产和生产率。世界贸易和世界投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这40年期间，商业学校——一度是高等教育中最差的分支机构，并在大多数受人尊敬的机构中受到公开的讥笑——现在则在每个地方都发展起来，并在世界各地的大型大学中都拥有最大的教师队伍。甚至牛津大学现在也拥有管理学院，其管理研究颇具特色。
　　这种成功恰恰削弱了（用“耗竭”来形容也不过份）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商业。一切机构——政府机构、军队、教会（至少在美国）、医院。博物馆、童子军——都具有“管理意识”。的确，它们在美国的发展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们采取了管理的形式以及在管理方面的领先地位。然而，这些机构又把管理看作是执行其使命的一种工具，同时尽可能使自己有别于商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机构甚至披上了盈利实体的合法外衣，以便更好地发挥“非商业”机构的功能。商业学校正在迅速地把它们的名称改成管理学校，以强调它们教授的商业概念和商业技巧具有实用价值，确实是社会上任何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所必需的。与此同时，在严格意义上的商业中，商业价值已不再与信誉和义务联系在一起。
　　商业社会在那些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中仍然处于十分繁荣的阶段。这些国家正在从“发展中”迈向“发达”行列。这种现象在圣保罗。新加坡和香港可见一斑。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透过表象后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邓小平先生在1985年评论中国时说：“致富是光荣的”。这是150年前法国波旁王朝最后一位君主路易斯·菲利普说过的一句话。在蜂拥而人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亚洲移民（韩国、泰国和越南的移民）中，商业社会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这些移民经营以家庭为单位的杂货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餐馆和自动洗衣店，以便供他们的子女上大学，以后成为医生和律师。
　　在商业获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商业已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以致于我们有能力满足那些一直被认为是“非商业的”，确实也是“非经济”的需要。在本世纪中，商业极大地提高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在主要的非共产党发达国家中，这种能力至少增加了20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巴西或西班牙，增长速度也许更快。又有三分之一的创造财富的能力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本世纪初一名美国工人一年的劳动时间为3300小时，现在仅工作1800小时。在日本，工作时间的减少幅度同样大，从本世纪初的3500小时缩短到现在的大约每年2000小时。在欧洲，工作时间的减少幅度更大，尤其在西德，一年的工作时间已不足1500个小时。
　　增加了的财富生产能力的另外三分之一用于医疗保健。医疗保健支出在50年间已从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1％增加到8—11％（具体数字因国而异）。正规学校的教育经费几乎得到了同样的增长一从国民生产总值的20增加到10—11%。由于越来越多的正规学校教育是在正规教育体制以外进行的，尤其是在工作单位进行的，教育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比官方报告的10％要高得多。空闲时的娱乐。医疗保健和教育都需要物质，它们不是精神上的需要。在这些新的闲暇时光中，很少被用于学术上的追求。自由时间很可能被用来观看电视剧“达拉斯”或体育运动节目。闲暇时光。医疗保健或教育都没有被视为经济上的满足。它们体现的价值不同于“商业社会”体现的价值。它们预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上的满足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其本身的一种利益。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商业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生活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