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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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2010-03-16）
fieldset {width: 309px;border: 1px solid #990000;}legend {font-family: Arial,"宋体";font-size: 12px;font-weight: bold;color: #990000;} ● 郑永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多次组织教育部门讨论教育改革，总理本人也多次发表意见，尤其对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表现出特别的关切。随着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订和向社会开放咨询，中国社会对教育改革又有了新的期待。
中国的教改并不新鲜，有关部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尝试。可是，教育制度似乎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改革，问题越来越严重。各种教改不但没有解决老的问题，反而衍生出无穷的新问题。随之，社会对教育的抱怨也越来越甚。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社会对教改已经呈现出毫无信任感。
整个教育系统可以分成三大块来考量，即一个主体（教育体制）和两大目标（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是否成功，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产生人才和新知识这两大产品。要生产出这两大产品，任何教育体系就需要充分的硬件和软件。硬件主要指的是财力和物力，就是基础设施。而软件主要是教育体制的设计，其核心就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体制。
在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生产人才和新知识似乎不难。只要有了教育人才和钱，产品的生产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现在的中国，不乏教育人才，更不差钱。但为什么高等教育没有担当起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的重任？关键在于软件，即教育体制。
政治家和教育家分工
因此，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如何改？从中外教改历史经验看，必须在政府（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做一个分工。政府必须意识到其所能做的是什么，不能做的是什么。除了提供一个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之外，大部分事情可能必须让教育家和教授来做，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如果什么改革政策都要由教育官僚去设计，去执行，那么政策的失败是预期之中的。
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表明学校的自治性。没有学校的自治性，学校就很难生产出合格和优秀的产品。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西南联大的历史学到很多经验。
西南联大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战乱，没有社会秩序，也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政权。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来办学。但事实上是，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170多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世界上重量级学者，涵盖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如果抹去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可能会黯然无光。
西南联大的成就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基本上还是自治的，是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教育家办学，西南联大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管理学校。在其教授名单中更有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当时，蒋介石政权也是高度专制的，派特务到学校或者在学校培养特务，使用各种方法来控制学校的政治倾向。闻一多先生就是因为关心政治而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不过，政权还没有对学校的控制制度正式化，除了不容许学生关怀政治之外，学校还是教育家来办的，学还是教授来治的。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失去学校的自治性，无论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