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庸处世智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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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不倚地与人相处
不偏不倚地与人相处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曲解，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惟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即“适中”。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过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随风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观念上变来变去。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中庸是种权衡，使自己不被自己的行为绊倒。例如获取成功的方法很多，诸如难得糊涂、能屈能伸、甘心吃亏、以柔克刚等等，掌握了其中一条，运用得当，都能让你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处理中获得成功。但它们并不具有普遍性。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智慧和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成功法宝，是中庸处世思想。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就是中庸智慧。
在处世上恪守中庸，才有好的人际基础，不至于朋友反目，众叛亲离，才不会一意孤行，自取其辱。刘备同曹操比较显得比较忠厚，但也并非心无芥蒂之人。当年攻取西蜀时，刘备曾与刘璋在涪县相遇，刘璋部下张裕脸上长了不少胡须，刘备拿他开玩笑：“我从前在老家涿县，那地方姓毛的人特别多，县城东西南北都是毛姓人家。”县令说：“诸毛怎么都绕涿而居呢？”张裕回敬说：“从前有人做上党郡潞县县长，迁为涿县县令，调动之际回了一趟家。正好这时有人给他写信，封面不知道如何题署好，如果题‘潞长’，就漏了‘涿令’，题‘涿令’，就漏了‘潞长’，最后只好署‘潞涿君’。”借“潞”为“露”之谐音，讽刺刘备脸光露嘴无须。
后来张裕归附刘备。他对天文、占卜都很精通，曾劝刘备不要取汉中，说取汉中于军不利。刘备不听，出兵攻取汉中，意思是想证明张裕预言不准。张裕又私下向人泄露“天机”，说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将得益州，九年后将失去益州。刘备不忘当年受辱，借机要杀张裕。诸葛亮问张裕犯了什么罪，刘备说：“芳兰当门而生，不得不锄去。”这完全是借口。因个人的恩怨，却要杀手下人，有违中庸之道，太过激了。
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尽管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需要维护面子。如果你忘记这一事实，与人们交际时，对重要人物恭敬有加，对小角色却态度冷漠，这样自然会伤后者的自尊。
有这样一场家宴：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科长，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对付着用点！”
男主人则站起来，把科长面前还没有吃完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放在科长面前，热情客气地给科长夹菜、添酒，而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做何感想？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科长，而慢待他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隔阂。
行动失度就会乱套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中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中庸》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为人处世的美德。
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之道，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的诠释和理解又各有出入。战国时期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问的人，主张市场上的物价都应该一样，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社会公平，可以消除欺诈。
恰恰相反，孟子认为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因为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品种质量都不一样，它们的价格自然就有几倍、十几倍的差别，这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漫天要价，价不称物，那是过度，也叫过分，不顾秩序，不同货物都一个价，也是失度。假如一定要使它们一致，必然扰乱天下。
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饮食无度，便会伤身；荒淫无度，必致误国；贪婪无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会伤感情，有时无意中一句笑话就与人结怨。我们喜欢自由的生活，其实，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看，这自由，归根结底，还是度中的自由，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我们才能享受自由。
自表其功，自矜其能，历史上凡是这种人，十有八九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
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级，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自己的功劳自己不表白功劳也还在，而由自己表白出来，别人功劳放在哪？所以不合人情的捧场行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２８０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浚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接着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他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什么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几次他越说越激动，不向皇帝辞别，便怏怏不乐地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眼一瞪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推心置腹地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从今天起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作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做事要考虑利害大小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
——《荀子·不苟》
可欲与可恶、利与害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只看到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所谓“兼陈万物”是说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兼权熟计”，做出正确的判断，不为各种矛盾现象迷惑。荀况要求看到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再加以比较鉴别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遇事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它可能藏着危险，就会陷于“偏伤”，没有不失败的。商鞅变法，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但他手段过于残酷，只看到变法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其中埋藏的祸患，最终连自己的命也葬送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下。
明代的于谦因对人太苛刻，做事好极端，违背中庸最后被人陷害。于谦至死都未明白中国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于谦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一身正气，可同僚们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使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顽强战斗，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大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见到这种情景，被迫放归英宗。
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呢？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同事们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怪责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指责他徇私。于是，石亨于谦，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婉转，说话直，不给人面子，于谦得罪了本可以不得罪的人。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不久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老皇帝英宗又送上了皇帝的位子。而于谦的性命却丢在了这帮人之手。
你知道什么事对自己重要吗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
孟子擅长用逻辑归谬法与人辩驳，例如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对此加以否定，孟子立即把齐宣王自己的做法接上去：“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齐宣王不甚明白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挟太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该权衡，貌似小事，实际上牵涉到利益互动的大问题。比如说为老人孕妇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可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中庸精神”，所以连让座这件事也要宣传号召。许多人就是要随地吐痰，要违反交通规则，这些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呢？
孟子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口才，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虽然是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我们为人处世也处处要长短权衡轻重度量。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
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现在看来毕竟偏于消极，不符合交际的需要。当然不可失言。在与人交往中有时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话题；想话说，也不是开口胡说，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如何在倾听中做出决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良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
一个领导身边，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下属，全都是些唯唯诺诺，以领导的对错为对错，只是一味地服从，听话的人，像这样的领导虽然权力无阻，但位子却不牢固。
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唉！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人，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在于平时完全相信身边人的言语，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圣明君主，以至达到丧身败国的地步，这都是左右谄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如自私、贪污、枉法、结党、弄权、叛敌等等行为，还有愚蠢错误的偏见，都足以致使亡国的，而且，完全听信他人的话，天下的贤人哲士就不会归附了。
列子在郑国贫穷时，妻子也饿得面黄肌瘦，郑子阳派人送来数十担粮食，列子辞谢不收，并解释他的行为说：“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听从他人的传说才知道我的，以听从他人的话而送给我的粮食，这是重加我的罪过，这样我也就会听从他人的话了。”这不愧是高明的论断，深远的谋虑，不是贤人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领导者既然知人用人就得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作为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给予惩罚。”陆贽建议皇帝注重于考核人才的关键是明断分析左右所说的话，这样就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他人的话不能不听，但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偏颇、虚化、怪僻这几种言辞，对国家有危害。如果有圣人出现了，他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些话。”
天玄子说：“圣人辨言辞应做到：谀言辨别出他所想达到的目的，赞颂的话辨别出他想做什么，直爽规劝的话，辨别出他正确的方面，忠诚的话，辨别出他正直的方面，不能挑明的话，辨别出他指的是什么，寓言辨别出他所借用的意义，坏话辨别他的缘由，毁谤的话辨别出他的起因。这都要动脑筋、用智慧来明辨他们，正确的虚心接受，不对的反求于自己。”
明朝宰相、改革家张居正说：“天下的事，贵在思虑详细，贵在力行，谋略在集中大家的思路，决断在自己。”
魏文侯用乐羊，审视、谨慎在先，信任在后。这样，既信任他，就对左右的话一概不听，虽毁谤乐羊的奏书有一箱，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话，是听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处世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为何受到人们的推崇？我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容易事，它非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一起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反对搞“一言堂”。
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文化、知识方面，有惊人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互相冲突对立，许多人遭到惨死。其实任何人都祈望能和睦相处，互相协助，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争斗都是不对的，却仍不惜互相残杀、互相仇视。
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在根本上都没有养成明确的人类观。人类实际应有的状态都被遗忘，才会发生互相屠杀的惨剧。中庸之道之所以被先哲们提倡，因为人性有容易偏离正轨、过犹不及的倾向。儒家灌输给大家的观念，都是以家、社会、国家的大义为重，自己的事才是次要的。有些人刚好相反，都是要先考虑自己的事。儒家之所以教人无视个人，可能是为了要有效活用个人的价值，才会更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庭。由此演变到牺牲个人，才是美德。这种看法或许有点极端，但若是只爱自己，别的事我就不管，也是一种偏差。
既然自己那么尊贵，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得保持美好的环境，不然，就等于没有爱自己。以此为出发点，才会产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公司、爱大家的社会精神来。所以，自爱的精神，是与爱公司、爱国家的精神相通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偏颇。保持这种精神方面的平衡，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不是要伤害，不是要否定，而是要互相尊重，共同提高。我们对此要多加深思，要好好地把握人的本性，不为拘泥不为偏执，寻求适度、适当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这也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所以，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那种两者相加除以二的办法，而是以人性为主体，一面正确追求事物的本质，一面寻求前进的方法。
今日社会上许多事情，都有偏向一方的倾向，所以，一提中庸之道，便有模棱两可之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庸之道”，是平衡智慧、中正之道，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评价才是。这样，社会国家就会变得更好，更有效率。
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智者都会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人类生活的一体两面，偏废其一，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
不要随便轻视别人的价值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
“异”就是特别的，“端”就是另外一头。“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有种人为人处世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经常冒出伤害他人的怪异的思想。
异端邪说不容于正，它蛊惑人心，只有对它进行批判，使它不能滋生蔓延，自然就不会成为祸害。
然而，得分清什么是异端邪说，整齐划一的观念也是有害的，失之中庸的。在古代社会中，从事与统治者思想格格不入的学术研究，往往遭殃。但是历史证明，从事于异端研究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能独立思考、最有独立见解的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好多当时认为是“异端邪说”的，后来经过检验，恰恰原是合乎科学的精粹之说。伽利略、哥白尼就是最好的例证。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他们终于被昭雪。
儒家的教育主要是礼教，不赞成在尧舜之道以外去寻找学问，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他提出“异端”的概念，用以与仁礼之道相区别，认为钻研异端邪说，必有祸害。由此可知，孔子虽然主张文化包容，但不等于无所不包，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把礼教作为惟一的是非标准，而拒绝其他的学说，便有可能通向文化专制的道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反中庸的，也不利于为人处世。不轻视别人存在的价值，或者“我反对他的观点，但我不反对他本人”，才是一种积极的处世。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３日夜，美国大选揭晓。当选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总部前他的支持者们的聚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先是言辞恳切地感谢昨天还在互相唇枪舌剑、猛烈攻击的主要政敌现任总统布什，感谢布什从一名战士到一位总统期间为美国做出的出色服务，并呼吁布什和另一位对手佩罗及其支持者与他团结合作，在他未来４年，在全面振兴美国的大变革中继续忠诚地服务于祖国。
而远在异地的布什则打电话祝贺克林顿成功地完成了一“强有力的竞选”，他还调侃地告诫克林顿：“白宫是个累人的地方。”并保证他本人和白宫各级人士将全力以赴地与克林顿的班子合作，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人们在一起共事时，方法不同，观点不同，但只要采取合作态度，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是最容易产生感情认同的。特别是在困难环境中，彼此相依为命、共度难关、情谊深厚，可能终生难忘，交情将更为牢固。
表现出很有志向的样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
士人立志于仁义之道，却对粗糙的衣食引以为耻，就无价值和他谈论了。也就是说既然“志于道”，而仍然在乎吃穿，就难免成为假道学了。但是，做到了超越富贵的诱惑，甘守清贫，对于“志于道”的人来说是应该做到的，不值得自以为了不起。
春秋时代，研究儒家学说致力于品质修养的人不一定就能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有些读书人就会不安起来。所以，孔子认为，鄙视穷困生活的人，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志向，这种人只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生活的吃穿等琐事。因此，根本就不必与他们去谈什么道的问题。
富贵功名是人们都想要的东西，但是如何得到，社会有一定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竞争必须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按照正确的规则得到了富贵功名，那就心安理得地承当；如果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利用歪门邪道得之，那就不应该接受。
同样，贫穷卑贱是人们不想得到的东西，但摆脱贫贱也有一定的规则，利用这些规则摆脱的就是正道，否则就是歪门邪道，就不符合全社会的公平原则，真正的君子就不会加以摆脱。
表现于“志于道”的样子，是有利于个人处世的。一个外国作家曾在书中写到他年轻时的一个同事。这位同事读书时就很有抱负，常对人说：“我今后一定要成为国会的议员。”然而这位同事一直没有实现当议员的梦想。可是在当时，他“志于道”的样子，使许多同事都说“这家伙是个有远见，很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公司方面也对他产生了“能有这种志气的人在我们公司服务，真是难得”的评价。因此，他很快就升为部门主管，并在不久后被提升为公司经理。
让别人钦佩自己的方法很多，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感到你比其他人更有发展前途。为了表现你的发展潜力，就有必要对将来编织一幅美丽、宏伟的蓝图，纵使这幅蓝图完全不可能实现，却能给人很好的印象。比如，你可对你的同事、朋友说，“我将来要独立创业，而且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将这样的话重复数次。这样，连那些原本不太相信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切不可小瞧了他，这家伙很有可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有一个将来的总裁做朋友，他也会有沾光的心理，同时也能给自己贴金，可谓一举两得。
又如谈恋爱，当你想要说服女友时，你不妨表现是个有品味的人，尽量不谈钱，而谈论对未来的设想。前途实际上就是“钱途”，女友感到你将来会有出息，内心不由得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交到了理想的男朋友，甚至想助一臂之力。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是受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就无法和他谈学问、谈前途。
既然“志于道”，又谈享受，是矛盾的，所以“志于道”要有一种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孔子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确实如此，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
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处世上，不浮躁的人，不见异思迁的人，可能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中庸处世不是当缩头乌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现在人看来，明哲保身似乎是胆小怕事、遇事就躲的怯懦者的代名词。但在儒家的中庸思想里，明哲保身却不是这意思。明哲保身一词出于《诗经》，原文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在《中庸》一书中则作了这样的阐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因为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身，以图东山再起，而避免不明不白地去作无谓的牺牲，应该说是一种高明的智慧，而不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那些贪生怕死、一味退缩的人，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误了自身，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庸。
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个败笔，在动议搞这个工程的时候，黄万里教授预见到了它的后果，在那特殊的年代，许多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但黄万里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为一个慷慨之士，他以一颗“至诚”之心，坚持讲真话。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在黄河规划、筹建讨论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有一次，他争辩了整整７天，但仍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塞６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６个底孔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他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至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每年平均断流１００多天。黄万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无法阻止一个工程的建设，但他在那个年代，敢于坚持科学见解，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就非常了不起。他心中是有尺度的，盲目地随波逐流是一种偏激，而有自己的见解而藏在心里不说，也是一种“不及”，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中庸思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种圆滑的避世思想，也不是一味的折中思想。它是以“诚”，即以良知为基础的入世思想。当大家都在过激地普遍看好某事上，明智者会觉得这是种反中庸的行为，非常有危害，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回到中庸的状态。
梁漱溟小时候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他却活了９６岁高龄，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人，就会走上绝路。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同异论》，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服。
马寅初先生少时也是体弱多病，他却活了１０１岁，他因“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人生挫折很大，但他胸怀坦荡。他诚心不自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名很有名的诗，身体力行。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在快到８０岁时遭受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喧闹的政坛，无不欣慰。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这是别人难以置信的。
腐化、僵化、堕落不是中庸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
——《菜根谭》
节俭朴素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过分节俭就是小气，就会变成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如此反而会伤害到一些正道上的往来。谦让本来也是一种美德，可是如果太过分，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讨好人，这样能给人一种好用心机的感觉。
为人要有品行节操才能立足，如果谦让至伪，节俭至吝，那么节俭的目的何在，谦让的初衷为何？这实际上是一种小人俗人的表现。在社交场合上格外要注重这一点，尽可能地审视自己的仪表言行，时时以一种真挚的热忱去迎接生活，与人交往做到不过分大方张扬与小气吝啬。
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于公元１３６８年正月，在应天即位称帝，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初期，朝中有一些官员贪图享受，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朱涛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侄儿，更是奢侈、放纵，人人争相效仿。
明太祖贫苦出身，很了解民间疾苦，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想惩治一下这股腐败歪风，但他顾忌腐败现象人多面广，弄得不好，怕影响他得来不久且来之不易的皇位，整日忧心如焚。一日，他把这一心事告诉了患难之妻马皇后。马皇后一听，连忙说：“皇上圣明。长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而且帝业初创，做的事很多，如果让腐败之风任其蔓延，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转眼就会葬送掉……”
朱元璋着急地说：“是啊，我也就是考虑这个，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来！”
沉默了一会，马皇后对朱元璋说：“皇上，正人先正己，后天是我的生日，就从我们做起吧。”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
寿诞之日，百官携礼贺寿，当大家席上坐定后，明太祖携马皇后步入宴厅，随即太监宣布开席。
令大臣们遗憾的是：上的第一道菜竟是一盆红萝卜。百官见了，面面相觑，迟迟不动筷子。朱元璋见状，举筷夹了一块萝卜，笑着说：“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萝卜进了口，百病都赶走。”说完便吃了起来，随即皇后也吃了起来，百官见了，也纷纷举筷。朱元璋边吃边扫视四周，见仍有迟疑不决的臣子，便来到身边，笑着问：“这萝卜不合口味？”吓得臣子连忙举起筷子。
第二、三道是炒韭菜和两碗青菜，朱元璋说：“碗中菜儿青又青，长治久安得人心。群臣吃了这道菜，明朝天下得太平。”说完便带头吃了起来。
第四道菜是碗葱花豆腐汤。朱元璋又说开了：“葱花豆腐青又白，一清二白过日月，两袖清风勤廉政，大明江山千秋业。”
百官听后，知其用意，竞相奉承。而昔日奢糜之徒，额冒冷汗。
当贵族统治者走向腐化堕落和权力的极端，社会将失去和谐，隐藏着随时都会点燃引爆的危机的炸弹。龚自珍所观察到的中国是一个“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闯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农，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绝对平庸的社会，是“牢盆狭客操全算，团扇人才居上游”的不公平社会，而不是“君子自强不息”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驱动他批评起这种腐化与僵化的社会制度，希望社会民族奋发图强，“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人们看来，龚自珍的做法是激进的，而这种激进必然被时代主流社会所反对，以致他陷入了孤独，然而他的激进却是中庸的激进，主观上想对偏离人心的社会制度进行拨乱反正，可毕竟一个人力量太小了，难以实现他的愿望。
在他人面前不可失态
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极乐法。
——《菜根谭》
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要留一点余地让别人走；遇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要留出三分让给别人吃。这就是一个立身处世最安全快乐的方法。
廉颇和蔺相如同是战国时的赵国大臣。廉颇是赵国杰出的将领，蔺相如由于完璧归赵和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做上卿，他的官职比廉颇高。
廉颇很不服气，他说：“我身为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是口舌之功，竟位居我上，况且他出身卑贱，我感到羞耻，不甘心在他的下边。”并且扬言说：“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他赶紧叫车夫往回赶，蔺相如手下的人看不过去，他们说蔺相如怕廉颇，蔺相如对他们说：“廉颇将军与秦王谁厉害？”他们说：“当然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我都不怕，我会怕廉颇将军吗？大家知道，秦国不敢进攻我们，就是因为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就会乘虚而入，我避着廉将军，为的是赵国的利益。”蔺相如考虑不仅不可失态，而且一失态就可能失国，所以选择避让。后来蔺相如手下的人把他的话告诉廉颇后，廉颇便脱衣露体，赤膊背着荆条，由宾客介绍陪伴来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他说：“我是个粗鄙浅陋的人，不料你宽容我，忍让我竟到了这等地步。”从此，赵国出现将相和睦的大好局面。
与人交际，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保持高度的冷静，使自己不失态。例如在一次商务交际中，对方在谈到价格时突然揭了你这一方的老底，说你给某公司的价格很低，而给他们过高，这实在是太欺负人等等。贸易伙伴这样揭露，是很伤面子的。如果你不冷静，情绪过分紧张或者激动，很可能应付不了这个局面。接下来或者承认事实，或者愤怒争辩，拼命否认，很可能当时就不欢而散。但是你如果很冷静，可能会很快找出理由，比如给别人价格低并不保证退换维修，某一方面没有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或者在付款形式、供货期限、质量保险等方面有不同。反正你总能找出合适的理由来挽救局面，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体面的说法。
对于这类不期而遇的人际交往中的遭遇，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消极的抵御：如沉默不语，或者发脾气。这会影响你的公众形象。另一种是积极的应对，利用这类不利的交往信息获得良好的交往得益，不但能有效地抵御寻衅者的行为效果，而且能赢得人们的更多尊重和欢迎。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特•格劳斯曾对交往中出现的窘迫现象研究了多年，他指出遭到公开的羞辱当然不是一件乐事，也不是一件可容忽视的琐碎小事。当因羞辱而受到感情伤害时，大多数人会失态：发火、口吃、脸红。但你应该有另一种选择——保持理智，控制情势。
不要花很多时间陷于烦恼，“为什么这个人要非礼造次？”有些人蓄意使你感到窘迫，是因为他在心理上感到受到你的威胁，或是为了报复在他感觉中你曾做过的对他不利的一些事。另有一些爱开玩笑者则仅是出于自己开心而不在意羞辱了他人。
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贝雷•斯契莱卡则认为，去猜测这类人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的做法在实际上不一定正确。“他或她很可能是不明白你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当你向他指出这类失言的非礼之举时，那些出于好意的却不善于表达的人通常是会立即向你致歉的。
当然究竟如何来应对这类窘迫的遭遇，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你的老板或上司在同事们面前指责你，而且很可能下次还会这样做时，你可以用下列的话来应对这种情况，从而以冷静的自信来维护你的自尊：“我们是否能单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以豁达的心态面对宠辱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上，战战也。
——《曾子全书》
老子《道德经》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宠辱不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不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一般来看，道家思想是退缩的，保守的，但它有些话却切合了中庸理论，尤其在为人处世上，主张以不伤害生命和真性为前提，也就是人是自在的，只有这个自在性的主体与自然达成和谐，才是最恰当的，否则就违反天性与人性。
洪应明在处世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豁达的心态，他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一个人对于一切荣耀与屈辱无动于衷，用平静的心情欣赏庭院中的花开花落；对于官职的升迁得失都漠不关心，冷眼观看天上浮云随风聚散，那活得多自在啊。
人活在世上，总想比别人有钱，比别人有势，也因此惹是生非，种下苦根。于是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把“宠辱不惊”视作一种境界。有一次，孟子本来准备去见齐王，恰好这时齐王派人捎话，说是自己感冒了经不得风，因此请孟子到王宫里去见他。孟子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轻慢，于是便对来人说：“不幸得很，我也病了，不能去见他。”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先生昨天托病不去见齐王，今天却去吊丧，齐王知道了怕是不好吧？”孟子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病好了，我为什么不能办我想办的事呢？”
孟子刚走，齐王便打发人来问病。孟子弟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王有命令让他上朝，他有病没去，今天刚好一点，就上朝去了，但不晓得他到了没有。”
齐王的人一走，孟仲子便派人在孟子归家的路上拦截他，让他不要回家，快去见齐王。孟子仍然不去，而是到朋友景丑家避了一夜。
景丑问孟子：“齐王要你去见他，你不去见，这是不是对他太不恭敬了呢？这也不合礼法啊。”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齐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拿仁义向王进言，这才是不恭敬哩。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向他进言，这难道还不够恭敬？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赶不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为什么要觉得比他低而非要去趋奉不可呢？’爵位、年龄、道德是天下公认为宝贵的三件东西，齐王哪能凭他的爵位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如果他真是这样，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为，我为什么一定要委屈自己去见他呢？”
１８０７年７月，拿破仑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亚西特会晤。奥地利王后路易莎也来到这里，想请求拿破仑把北德意志马格德堡归还给奥地利。一见面，路易莎王后先是赞赏拿破仑的头“像恺撒的一样”，然后她直截了当地向拿破仑提出归还马格德堡的恳求。拿破仑不好当面拒绝，但又不能轻易答应。他没话找话地赞美皇后的服装如何好看，想以此转移话题。路易莎王后回敬了一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拿时装作话题吗？”她再次提出请求，拿破仑又用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来对付她。路易莎王后再三央求拿破仑宽大为怀，态度谦恭而又诚恳，使拿破仑多少有些动摇。这时，奥地利弗西斯国王进来了，拿破仑的调子当场冷下来了。
宴会结束时，拿破仑得体地向路易莎王后奉送了一朵玫瑰花。王后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不可否认这是友谊的象征。我的请求已蒙答允？”拿破仑早有戒备，用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把话题岔开了。路易莎王后没有达到目的，失落地离开了提尔亚西特。拿破仑宠辱不惊，没被王后的热情和赞赏征服。
外交场合中，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无论怎样被对方吹捧，不该做出让步的决不松口，同时又要做到言行得体，不失礼仪，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
以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名利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
富与贵都是人们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途径而达到目的，是不能承受的；贫与贱都是人们所嫌弃的，不用正当的途径得到富贵，是不能脱离贫贱的。君子抛弃了仁，到何处去成名呢？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违背仁，生活忙碌之时与仁同在，流离颠沛之时也必定与仁同在。
过去许多孔子的研究论中，普遍认为孔子只推行仁、义，而反对利、欲。然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反映了孔子的利欲观。
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
取得富贵的手段正当与否，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则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凭本事通过个人劳动所得就是来路正当，所以孔子说替人执鞭的事他也干。以拍马钻营甚至坑蒙拐骗而取得富贵则是“不以其道得之”。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人生之路该怎样去走，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必答课题。有的人很茫然，走到哪里算哪里，什么也不知道，活得很空虚。脚下的路，是实际的道路；人生的路，则是命运之道。如何去走？前途如何？目的地在何处？等等，都是人们愿意知道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人生规划”，并且顺利地工作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孔子一生努力，便是在寻求人生之大道，传播人生之大道。所以，他会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白天听闻到了人生的大道，晚上死去也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可见，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认识活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大道是人生的大道，是宇宙自然的大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合乎了这个规律，便是一个真正的人，无论是生是死已经无所谓了。
如何知道这个大道呢？那你就得切切实实地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步一步地迈进，踏踏实实地行走，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与造做。所以，那些物质至上的人，太计较名利得失的人，都无法在人生的旅途上，踏踏实实地行走，也根本无法领略到人生的真谛。只要你热心于探索人生之大道，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虚妄执着。
因为真正的君子，只是以仁义作为准则，所以对于天下任何事物都不会过于在意和执着，不会痴迷和嗜癖；没有行或者不行，没有一定要怎么或者不怎么。人活得自然轻松。
屈不是不要尊严，伸不是不要人性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议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薄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
——《荀子》
守“中”的原则虽是不变的，但对“中”的理解则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在某一场合被认为是中庸的东西，改变了外在条件就不再是中庸了。所以智者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去确定自己的行事准则，为“时中”，这也称为“行权”。
关于“时中”的原则，先儒们的论述是很多很多的，如《荀子•不苟》中即提出：顺应不同时间或屈或伸，像蒲苇那样柔软顺从，这并不是胆小害怕；刚强勇毅，没有什么可以屈服的，这不是骄横暴躁；用义去对付变化，知道什么时候可屈服什么时候该伸罢了。
《诗经》说：“往左往左，君子能适应；往右往右，君子也能适应。”这说的就是君子之所以能按中庸屈伸、应变的道理。
由朱熹编辑的《河南程氏遗书》中形象地比喻说：好比天气刚冷的时候穿上薄裘衣就可以称得上符合中，而到极冷之时再穿刚冷时穿的裘衣，就不是中了。另如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在禹稷的时代可以说是符合中，如果是居住在普通的巷陌中的人，这么做就不符合中了。
荀子说，大丈夫根据时势，需要屈就屈，需要伸就伸，可以屈就屈，可以伸就伸。屈于当屈之时，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美而丰富的人生。荀子说，大丈夫推崇他人的德行，颂扬他人的美德，这不是出于阿谀奉承；公正地、坦率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不是出于诽谤和挑剔；客观地、中肯地表白自己光明磊落，与舜禹相比拟，与天地相参合，这不叫虚夸狂妄。随时势能屈能伸，柔顺如同蒲席，可卷可张，这不是出于胆小怕事；刚强、勇敢而又坚毅，从不屈服于人，这不是出于骄傲暴戾。
日常生活中，也得把握“与时屈伸”的策略，例如，有些人遇到有人上门求他办事，便产生一种优越感，侃侃而谈，越扯越远。或者，对方故意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拖延时间，最终以各种借口搪塞。这样的人我们最难说服他。如用一般手法，会中对方的计。但一味沉默，等于对方主动自己被动。对付这类难说服的人物，要先干扰他的决策。最好的办法是频繁地说“有点道理”“是这样的吗”之类的话来打岔，或是故意注意别的东西。这些话和动作会打断他的思考逻辑，结果纰漏百出，从而获得插话的机会。
这种“屈伸”技巧在西方议会争论时常被使用。官员们在议会所说的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议员不是很容易能破坏他们的逻辑思路的。老经验的议员会赞成官员所说的一切，并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打断他的一连串话题，使其原则崩溃，说出真心话。对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这种方法更有效果。
回到如何做人上，我还是欣赏这段话：“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读洪应明这段话，眼前马上出现一副清新的画面，但它的“画外音”却是：
山川秀丽的林泉本来都是名胜地方，可是一旦沾迷留恋，就会把幽境胜景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市区；琴棋书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产生贪恋的狂热念头，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俗不可耐。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即使被外物所感染，置身于人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也能建立自己内心快乐的仙境；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精神堕入痛苦深渊。所以，生活中你以中庸处世，或屈或伸，不做过度，也就不被物累、不被名利纠缠。
怎样以退让的方式蒙住对方
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见之卓矣。
——《菜根谭》
人不论做什么事，应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人情关系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你先表现得以他人利益为重，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时，冷静沉着地让一步，尤能取得绝佳效果。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苦其心志，运筹谋划，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辱。勾践称霸诸侯后，范蠡也被封为将军。但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急流勇退，携妻将子，扬帆过海，秘密离开了越国。范蠡辗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为鸱夷子皮，在海边定居下来。从此，率子整治家业，开发经营。范蠡记得还是在会稽山上曾与另一位谋臣计然共事，计然说：“要打仗就要备战，备战就要与货物打交道。只有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才算是知道货物。季节和需求关系能够明确，则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得清楚了。”计然给勾践出过不少计谋，使战败的越国很快就富起来。
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了一步。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貌似让实则进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来看个故事，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和挪揄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另外一种人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不惜代价去争夺，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得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得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因为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没有用人权和兵权。为此他忧心忡忡，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没有皇帝支持，如何变法？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被迫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有他参与，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不久后他更加相信帝后争斗帝必败，于是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维新派的行动。
他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１０３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了解他们。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与你唱和，什么时候撕破脸皮；何时笑脸逢迎，何时又冷酷无情。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跟着你屁股后转；而当你遭受挫折，陷入困境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但袁世凯虽得意一时，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浅，最后还是以身败名裂告终。
把一切价值等同于钱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君子通晓的是仁义，小人通晓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义是相对的。孔子曾说：“见利思义。”见利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见利而不顾义是小人的行为。行事要合道义，不合道义的事君子不为。
《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只顾利而不注意义，必然是自取灭亡之道。《墨子》上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天下之良宝也”。宋代苏洵曾说过“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话，苏轼在《思堂记》中写道：“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
我们的老祖宗非常看重义，不仅提出“见利思义”，而且往往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欧阳修说：“宁为义死不苟利生，而视死如归。”王定保《唐摭言》：“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等等不胜枚举。
在孔子的心目中，这是一把用来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尺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儿，对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圣人的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没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对人非常了解的──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激起了他对小人的不满，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史记·孔子世家》上写道：“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所以孔子是不会与那帮开口闭口就是钱财、趋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要与志同道合的君子往来。
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这其实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有一次，美国洛杉矶的华裔商人××在香港繁荣集团购买了一批景泰蓝，讲好了一半付现金，一半付一个月期票。交易那天，他却不出面，派来儿子。一个月后，期票到期了，银行却退了票，几经联系，他一推再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了。繁荣集团这才知道上了圈套。集团老板陈玉书说：“除非他永远缩在美国，不在香港做生意，只要他来香港，我一定逼他把钱交出来。”陈玉书派人侦察、注意对方的动静，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香港。陈玉书马上派人同他联系，并以鸟兽景泰蓝优惠售价相诱，将他请到公司。陈玉书大脚一踹，房门大开，大喝一声：“××，你上当了！”××这时脸色大变，不安地立在对面。
“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处置你吧。”陈玉书伸出手掌问他：“我的钱呢？”“我没欠你的钱，是我儿子欠的。”“不是你在电话里答应，我怎么会让你儿子取货？”“儿子欠债，要老子还钱，这不符合美国法律！”“这里是香港！你今天要能走出这个门，我就不姓陈！”
“我们这些人是讲道理的，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总有办法处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等对方回答，陈玉书大声说：“我从小在印尼就是流氓！”
这时，××冷汗直流。陈玉书对他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今天要的是你还钱，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知道抵赖是无用的，诡计也施不上了，只得乖乖地打电话给手下，叫他们开支票。
权力官位、金钱利益历来都是人心的试金石。有的人在没有“发达”时还能与伙伴们同甘共苦。一旦他发财了地位上升了，便摆起了架子，交朋会友的观念也就变了，对过去那“穷朋友”“俗朋友”很快冷淡，好像羞于与他们为伍。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再不认什么同事、朋友，对上司直言摆自己之长，揭别人之短，在背后造谣中伤，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别人拉下去，自己爬上来。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事过之后，谁还敢和他们交心认友呢？
认清自我，不可权责越位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封建社会有时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它对后世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着诱导作用。在今天，只有充分做到“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不在这个职位上，就不谋划这个职位的事务，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个很好的被广泛运用的模式，各司其职，会提高效率。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坚定信念，持守正道，才能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天下有了道德、政治开明的时候，那就出来做官，治理百姓；天下无道，黑暗残暴，那就闭门读自己的书，不为暴君出力。国家有道开明的时候，如果自己还是贫穷寒贱，那一定是自己没有尽力宣扬教化，传播文明，这是可耻的事情。国家没有道义，暗无天日，而自己反而富裕显贵，这一定是自己出卖灵魂，亵渎人类的文明圣洁，真是可耻啊。
做到这一点就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正是这种气节，才让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流传了五千年而不改不移；就是因为有一支意志坚定而且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决不做任何势力的附庸，所以才能制衡社会保持健康发展。
正是这种独立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君子固穷，克尽职守。能做什么官，就去做什么官，不要做就不做，做了就去做好。居于什么位置，就当好自己的职责；不在那个位置，就决不操那分闲心。如果自己的事情往往做不好，却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谋算着别人的位置。越俎而代疱，结果谁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反而违背了立位设官的初衷。
人不是万能的，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的经验也不够，不可能在短期内把事情做好。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不问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因秦桧当权，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每天骑一匹驴子，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绝口不谈国家大事，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执行者。
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而无益的。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不必过分去干预。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是“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说，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由这样去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就好理解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正如后来所说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两句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天下人都能够各自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天下便会稳定，发展富强。各人如果都不干好自己的工作，却总是忙着去考虑他人的事情，那么天下秩序就会乱。社会分工不定的结果，是谁也干不好自己的工作，更糟糕的是会引发不公平竞争，人心因此而险恶，社会因此而动荡。所以，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说话，做多少说多少，甚至做多于说或者不说。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标准有三条，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为了教育学生，作为一个老师，他也不能不讲。那就是仁德的人因为无私，不会患得患失，所以没有忧愁；智慧的人因为明悟，不会受到蒙蔽，所以没有迷惑；英勇的人心里装着道义，没有顾虑，所以不会畏惧。孔子虽说自己做不到，但他的弟子们却说，这正好就是老师自己的传神写照。
为人处世注意这四种毛病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孔子告诫人们要克服四种毛病，从而达到不凭空臆想，看事情不绝对，不固执己见，不事事为自己着想的境界。
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这四项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起因，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事事为自己着想反过来会加剧任意性。这些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要戒绝它们。
“毋意”，是说做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
“毋必”，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正如俗话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任何人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
“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毋我”，不什么事都为自己着想，而该替人着想，为事着想。
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
孔子教人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一个人一旦做到了无我，那就可以绝对地无私了，无私才能无畏，无所牵挂，那“意”、“必”、“固”自然就都没有了。随意猜测，往往会违背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会胡思乱想，或者狂妄自大，自寻烦恼；主观武断，往往不合情理，造成严重的后果；固执己见，往往会被人视作老顽固，破坏大事；自我被放在第一，那么做事必然瞻前顾后，充满私心，也就无法与天地自然相合一。
晋朝读书人刘道真，由于遭受战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只好到一条河边当纤夫。刘道真素来嘴不饶人，喜欢嘲笑别人。一天正在河边拉纤，看见一个年老的妇人在一只船上摇橹，道真嘲笑说：“女子为什么不在家织布，而跑到河里划船？”那老妇反唇相讥道：“大丈夫为什么不跨马挥鞭，而跑到河边替人拉纤？”
又有一天，刘道真正在草屋里与别人共一只盘子吃饭，见到一个年长的妇人领着两个小孩从草屋前走过，三个人都穿着青衣，就嘲笑她们说：“青羊引双羔。”那妇人望了他一眼，说：“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言以对。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爱故意找碴儿、寻衅滋事，想让别人下不来台。这时你如果让着他，必会遭人耻笑；如果装作没看见，也难免有软弱之嫌。你想化被动为主动，反唇相讥，既可让寻衅者无言以对，也能在主动中有台阶可下。张因和李意见相左，便想在公众场合故意给李难堪。李在一次发言中，不慎读错了一个字，张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李：“水平太差，那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还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说话！”李见张故意寻衅滋事，也就不客气了，笑着对他说：“这总比你做错事不认账还强出一点吧！”李的话实际是事出有因，张在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后，非但自己不承认，还欲嫁祸于人，但又被人揭穿。因为这件丑事人人皆知，因而李的话一出，众人皆知其意，大家默然相视而笑。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欲辱人而自取其辱。
没有法度和游戏规则的竞争必陷于混乱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
孟子认为，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审音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实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缘故。
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切遵循原来的规章。”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用尽了听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覆盖于天下了。
选贤才是因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旦不仁者窃据了高位，奸邪当道，残害忠良，必然就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世风日下，天下大乱。历史事例不胜枚举。所以，一定要注意领导干部的选拔。这两个方面在《论语》、《孟子》中都一再强调。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尤其是面对日益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冒出来，其是与非，正与邪，往往使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评说。这时候，大家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感受就更加真切而深刻了。所以，要求健全法制法规的呼声日益强烈。
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画出矩形和圆形来。我们的生活，办事情，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否则，各行其是，准会乱了套。
唐玄宗时，有李适之和李林甫两位宰相共同辅政。二人面和心不和，互相勾斗，但表面上还很客气。
唐玄宗沉湎酒色，穷奢极欲，弄得国库日见空虚，满朝文武都很着急，思谋开源节流之计。最后，皇上也感觉到了财政威胁，下诏让两位宰相想办法。
形势所迫，二人都很着急。但李林甫最关心的却是如何斗倒政敌，独揽大权。看着李适之像热锅上的蚂蚁，李林甫生出一条毒计来。
散朝之后，李林甫装作无意中说出有人在华山淘出金子的消息。他看到李适之眼睛一亮，知道目的达到了，便引开话题说别的。李适之果然中计，忙不迭回家写起奏章来，如何开采华山金矿、以应国库急用云云。
唐玄宗见到奏章大喜，忙召李林甫来商议这件事。李林甫装出欲言又止的样子，玄宗说：“有话快讲！”李林甫压住了声音装作神秘地说：“华山有金谁不知？只是这华山是皇家龙脉所在，一旦开矿破了风水，国运难测。”玄宗听罢一愣，陷入沉思。李林甫见皇帝脸上出现了不悦之色，忙说：“听人讲，李适之常在背后议论皇上的生活小节，话说得很难听，说不定，这个开矿破风水的主意是他有意——”玄宗心烦意乱，拂袖而去了。李林甫见目的达到，心中暗喜。
自此，玄宗见了李适之就觉得不顺眼，最后，找了个过错，把他革职了。朝廷实权，便落在了李林甫手中。但如此踩着别人肩膀上，失去正当的竞争规则，使唐朝到处人心惶惶，国家越来越混乱。所以无论在职场、官场、商场，都要有合理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得懂规矩，否则人与人必然是明争暗斗，弱肉强食，失之于中庸。
只强调速度是达不到最佳效果的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官，他来见孔子请教管理方面的事情，孔子告诉他做一个地方官，行政、建设等一切制度，要顾全到后果，为百年大计，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地就拿成果来表现。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到整体大局。
孔子行政，强调层次和秩序，一步步稳扎稳打，决不突击推行什么或者急功近利。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端正名分，也就是各人自己的职守要明白；各人都明白了自己的职守本分，那么说话也就顺畅了，然后做事也就能够成就，礼乐教化也就因之而兴起。礼乐教化得以实行，道德标准也可以建立，便能够辅助以刑罚法律。道德礼仪教人如何去做，刑罚法律教人什么不能去做。这样一来，百姓便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
孟子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也。”人心浮躁，是很难干成一番事业的，当今一些人在学习上，今天要当作家，明天要当画家，后天要当钢琴家，结果什么也没学成；在工作上见异思迁，一个位子没坐暖就跳槽，结果一样本领也没掌握；在经商上，喜欢跟风，看别人什么赚钱也做什么，想一日暴富，结果亏了老本，栽了跟头。
中庸处世，重视学习工作的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反对不切实际地追求速度。孟子以下围棋为例，他说，下围棋只是小技术，如果不静下心来控制节奏，那也学不会。弈秋是全国的下围棋能手，假如让他教授两个人下棋，一个人很专心，听弈秋指导；另一个表面听着，心里却在想，要是有只天鹅飞来，就要拿起弓箭去射它。后者的学习成绩一定不如前者。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自然不是的。这说明学习上的差异，和对学习是否专心有关，而不完全是决定于人的天资的高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讨论注意问题，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以及注意的分配问题。
“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莫怪王的不聪明，纵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冷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这里表明他反对一暴十寒，主张专心有恒。有为者必有恒心，取得最后成功；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是没有恒心的表现。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从古到今凡成大事者，在学业上无一不是发扬积土成山，驽马十驾的治学精神。
宋朱熹说：“杂然进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人酒食之肆，见其肥羹大截，饼饵脍脯，杂然于前，遂欲左拿右攫，尽纳于口，快嚼而亟吞之，岂不撑肠拄腹，而果然一饱哉！然未尝一知其味，则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此也是指读书不循序而求速之弊，而引用到工作生活上，同样有警告之效。
摊子大不等于实力大
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
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孟子还把进学的次第比作流水，“不盈科不行”，流水遇到坎坷时，必须等水盈满后才能继续往前进行，“盈科而后进”，日夜不停地流到海里去。“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的意思是，君子的有志于道，没有一定的成就，也就不能通达。不能投机取巧，不能急躁冒进，没有一个二个地循序渐进的累进，不可能发展达到伟大的成就。所谓“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于四海”，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认为学习既要不间断地努力，但又不能拔苗助长。
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定有事做，时刻记住它，但也不能违背规律人为地帮助它生长。不要学一个宋国人那样，他担心禾苗不长而一一拔高，疲倦回到家里，对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其实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以为培养工作没有益处而放弃不干的，那是种庄稼而不锄的懒汉；违背规律地去帮助它生长的就是拔苗的人。这种助长行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孟子以禾苗的自然生长来譬喻人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发展，反对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要求教学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巨人集团对中国企业发展贡献之大，不是它一开始红红火火的那些年，而是它失败后的这些年，它成了经营诊断学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典型案例，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角：是什么导致了巨人集团的衰落？
巨人大厦本应是史玉柱和他的巨人集团的一个丰碑式的建筑，结果却成了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庞大企业集团衰落的开始。巨人倒塌的原因不能浅显地归纳为投资的失误。促成巨人失败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史玉柱本人主观上没有看清“巨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巨人”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面对一个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资本规模迅速扩大，真正成长成一个“巨人”时，企业的战略规划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巨人的衰落，正是由于战略的严重失误导致的。在没有有效的环境分析、稳健的资金保障和完善的管理机制下，采取激进的扩张战略是危险的。
巨人进入房地产行业，本身就是一种很偶然的行为，并不是出于战略的考虑，通过对房地产行业的研究而制定出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回顾巨人大厦的建设，从目标，到楼层都一改再改，然而就是在这种目标不清晰的情况下，投入的资金却越来越多，对于上亿元这么庞大的预算，巨人对资金的保障显得过分自信，不够谨慎。
巨人以做电脑软件发家，后来又进入房地产，生物工程，每一次扩张的惟一理由都是短期的“高利润”，而忽视了高利润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并且一个产业的高利润不可能保持很长时间，只要该产业没有很高的壁垒，竞争者必然蜂拥而入，而巨人又缺乏在该产业的基本专业知识技能，没有长期的规划，产品研发；脑黄金的成功只是一个好主意加上成功营销的战术上的胜利，巨人对这一胜利明显感到无所适从，管理层，营销网络，生产系统都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脑黄金”的成功其实是替巨人揭开了疮疤。“脑黄金”虽然火爆了一把，但究其根本，这只是一个很短期化的投资活动，不是一个在企业远景框架下，基于市场需求树立顾客心中位置的战略扩张。这种“什么赚就做什么”缺乏大局观的做法无疑是以企业的资本作为赌注的冒险行为。
许多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企业规模的增长与管理机制，经营理念落后的矛盾。决策的集中化，短期化，不但使资源配置没有效率，“近视”的战略招致的巨大风险，而且极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巨人的决策冲动而飘忽，决策过程几乎完全是一个人的主观构想，缺乏管理层和运营部门的沟通和反馈。面对迅速增长起来的资本规模和企业人员规模，巨人没有针对它进行评估和整理，高估了企业的适应能力。巨人只看到了其拥有巨大资源，没有看到整个企业的管理机制配置和协调资源的能力是滞后的。企业形式上是变大了，但观念，管理机制和组织结构上都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这就导致了巨人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下，决策难以落实，信息得不到反馈，从而决策进一步背离企业的内部条件。现在史玉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新的人生征途上不断克服盲进情绪，稳打稳扎地前进。
设立严密的计划
事有急之不白者，宽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从者，纵之或自化，毋躁切以益其顽。
——《菜根谭》
世间很多事情越是急着想弄明白越难弄清楚，倒不如暂时放缓一下，也许头脑冷静之后事情自然就弄明白了，千万不要太急躁，以免增加情绪上的紧张气氛；世上有很多人，你指挥他，他根本不愿服从，这时倒不如放松他不管，让他自由发展，这样他自己也许会慢慢觉悟，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以免增加他的专横和固执。
“欲速不达”，“其进锐者，其限速”，这些说法确实道出了人间处世之道的秘诀。今天有今天的事，明天有明天的事，我们办事自然应该雷厉风行，真正干事的人是决不会把今天该办的事放到明天去办。但从具体办事来说，事要一件一件地办，一步一步地办。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仞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要凭一时的意气办事，不要凭一时的热情办事。成功需要计划，需要安排，还需要一定的程序。做事要有志愿、意图、计划、行动、力量，达到好的效果。没有雄心壮志，就不会有超越时空的意图；没有超越时空的意图，就不会有无可比拟的计划；没有无可比拟的计划，就没有坚定果敢的行动和力量；没有坚定果敢的行动和力量，就难以取得伟大的效果。从古至今，大事小事都这样。
所以说，计划是行动之父，行动是成功（效果）之母。
黄帝百战征伐，周公礼典政制，秦始皇修筑长城，隋炀帝开掘运河，都是在客观上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行动。这些行动都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如果他们没有远大的雄图和计划，就不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也不会取得巨大的效果。
英国百年战争，美国独立革命，中国辛亥革命，法国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土耳其复兴运动，都是由于领导者有远大的计划和宏大的志愿，才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成为后世景仰的纪念碑。
每一件大事都有它的计划，分门别类，按部就班。而每一大计划又有若干阶段的独立计划，每一独立计划，前后彼此，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相互衔接的。
例如一次战争，应有整个计划，而每一次战役，又有每一次的计划。一个国家建立后，有整个建设计划，而每一部门，又有每个部门的建设计划。如政治建设计划，经济建设计划，农业建设计划，教育建设计划，国防建设计划等等。
计划中又有按时期、种类的分别计划，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一个人有一生的计划，一年的计划，一日的计划；一件事又有一件事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按时计功，自然有所成就。
没有成功的人都没有计划，所以有人说：“没有计划，就是正在计划失败。”你是否也正在计划失败呢？当然，没有人愿意计划失败，但是，你可能犯了这样的错误——没有计划。
成功的人士都是善于规划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都知道自己要达成哪些目标，拟订好优先顺序，并且拟订一个详细计划。为什么要拟订详细计划呢？因为计划百密一疏是没有用的。你可能不会被大象踩死，但你可能会被蚊子叮到。蚊子就是你疏忽的地方，你的计划一定要详细，要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列下来，并按照优先顺序排列，依照优先顺序来做。
我一个作家朋友，他创作作品的时候，规定自己每一天需要撰写多少字数，需要搜集多少资讯，需要查阅多少资料，需要真正具体完成的是多少，把它分割下来，每天固定的时间一到就照着计划进行。
你应知道，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有了计划，是提供你做事架构的优先顺序，让你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你需要做的事情。
在人生当中，你没有办法做每一件事情，但是你永远有办法去做对你最重要的事情，计划就是一个排列优先顺序的办法。当你把优先顺序排定之后，还要彻底执行，保证成功，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成功人士的计划为什么能够一一实现呢？这其中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是，为了使计划实现而彻底实行。如果仅仅是计划或是只有思考，那么什么都不会实现。为了要使计划实现，往往有许多事情应当互相配合，由此而产生的很多问题，如果有耐心地一一去克服，那么计划也就可以实现了。
千万记住，凡事要有计划，有了计划再行动，成功的机率会大幅度提升，只有行动，没有计划，是所有失败的开始。
你需要什么样的计划？或许你需要的不只是十年的计划，或许你需要五年的计划，或许你更需要的是每年的计划，每月的计划，每周的计划。
计划是成功的保障，计划是成功必备的条件。如果你是一边走路，一边计划，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台湾第一位研究神经语言学的激发心灵潜力专家陈安之先生曾经提出：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变成一种习惯。因此，他们的成就总是超越别人。
为了成功，你需要。
树立管理时间的意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
孔子站在河边上，感叹地说：“逝去的就像这样一去不返呀！且日夜不停。”
历来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孔子慨叹岁月之流逝，勉励人们不要枉费年华。但据《孟子·离娄下》载，孔子之意，取川流不息，是有本源，所以君子对无本无源的声誉，应引以为耻。而《荀子·宥坐篇》中则讲孔子观于东流之水，悟出了德、义、道、勇等一番大道理。
孔子并没有以悲观的态度来说这句话，而是有很多的意义包括在内，极高明。从另一面，用积极的观点来看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人生如流水一样，不断地向前涌进。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生就像这股流水一样。
《易经》乾卦的卦辞上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代表了天，中国文化是用乾代表天体，现在的名词就是宇宙。《周易》思想是孔子所效法的。文王解释宇宙，是永远在转，永远在动，没有一分一秒停止，假使一秒停止，不但地球完了，没有人类了，整个宇宙也垮了，所以宇宙是动态的。
中国文化并不主张静态的宇宙。人生也是这样，要不断求进步。静是缓慢的动态，没有真正绝对的静。毛泽东同志说：“坐地日行八万里”，他在抗日战争提出“论持久战”，即是以静制动的战略思想。“天行健”是永远强健地运行；“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教我们效法宇宙一样，即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要效法水不断前进，也就是《大学》中引用汤之盘铭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人生思想、观念，都要不断地进步，满足于今日的成就，就会落伍。
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包括各方面很多意义，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尤其人生哲学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两句话中，它可以从消极的、积极的各方面看，看宇宙、看人生、看一切。我们自己多多去体验它，应该了解很多的东西。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推崇水，叫做“上善若水”，他从水中观察到了人生的智慧。孔子也从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人世的一切都像流水一样，或者说自然界中的一切都会像水一样，永远也不停歇地奔流不息。其中的奥妙无穷，它告诫着人们既要珍惜时光，不要让大好的光阴随流水；又说明水流匆匆，归入大海，人也一样，匆匆一生，来自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摇篮，又是人类的归宿。我们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的确，这匆匆而过的一瞬，如何去流过呢？
机会属于有时间观的人
智者不背时而侥幸，明者不违道以干非。
——卢照邻《对蜀父老问》
要想抢占先机，首先要明白这个机会，善于寻找这个机会。
古代的圣人说：“见机而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什么是“机”？
“形势的维系处为机，事情的转变处为机，事物的紧切处为机，时节的结合处为机。在目前就是机，一瞬间过去就不是机，有隙可乘就是机，失去它就没有机。谋就得深远，藏就得绝密，这就决定于见识，利在于决断。”
在谋略上想要寻求先的机会，运用先的时机，重要的在于能随机应变，以实制虚。要善于观察天下的变化，静待天下的动，以便抓住机会制住它。
儒道是互相渗透的。老子说：“人们都在争取先，惟独我取后。”我以实处，等待着他们动的时机，马上制住他们，这就是后发先至的一招，用无算应付有算的方法。
在这个时机内，既要预料敌方，又要估量自己；既要预料敌方的变化，又要预料友邻的变化；既要策动敌方，又要策动自己。
防备于不备，预料于不料，谋划于不谋，才有全胜的机会。不然，就会陷于“自己只想制住敌方的先机，反而被敌方制住了我的先机。”
这是教训，如果能用自己实制敌的虚，用自己的长处制敌方的短处，并且筹划周全，变化于始终，处处都是我制在于先，那么全天下都会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机会与时间相关，而处世成功者都有守时的习惯，一个约会常常迟到、付款常常延期的人，其信用度必定小得可怜，机会常常在身边流失。
要考虑到不守时的危害性。每次约会都准时的人，无形中也会增加自己的时间。拿破仑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能战胜奥地利人，是由于奥地利人不知道５分钟的价值。而实际上，即使１分钟的不准时也会让自己遭遇一场不幸。兵贵神速，拖拖拉拉的军队必败无疑。汉朝张良授兵书的故事就喻示着“谁占有时间，谁就是胜者”的哲理。神秘老者约张良于某日凌晨于某座桥上相见，张良接连几次赶到那个地点的时候，老者已先于他待在那里，老者让张良回去，另约时间，直到张良在桥上等待老者的那一次，老者才把兵书授给了他。
机会不会等待迟到的人。在处世交友中，你守时，也是守信。有一次，拿破仑邀请他属下的一些将士来吃饭，到了时间也不见他们的身影，拿破仑就独自吃起来。在他吃完的时候，将士们来了，拿破仑摊了摊手，说：“很遗憾，中饭时间已过，我们立即办事。”
很多人因为不准时，而失去拥有高等职位的机会。
范德·比尔特一贯非常守时。在他看来，不准时就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罪恶。有一次，范德·比尔特与一个请求他帮忙的青年约好，某天上午的１０点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见那位青年，然后陪那位青年去会见火车站站长，应聘铁路上的一个职位。到了这一天，那个青年比约定时间竟迟到了２０分钟。所以，当那位青年到范德·比尔特的办公室时，范德·比尔特先生已经离开办公室，开会去了。
过了几天，那个青年再去求见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问他那天为什么失约，谁知那个青年人回答道：“呀，范德·比尔特先生，那天我是在１０点２０分钟来的！”
“但是，我们约定的时间是１０点钟啊！”范德·比尔特提醒他。
那个青年支支吾吾：“迟到一二十分钟，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范德·比尔特先生很严肃地对他说：“谁说没有关系？ 你要知道，能否准时赴约是一件极紧要的事情。就这件事来说，你因不能准时已失掉了拥有你所向往的那个职位的机会，因为就在那一天，铁路部门已接洽了另一个人。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你没有权利看轻我的２０分钟时间，没有理由以为我白等你２０分钟是不要紧的。老实告诉你，在那２０分钟的时间中，我必须赴另外两个重要的约会，我也不能让别人白等。”
准时、准时、再准时，这就是中庸的处世智慧。已故的金融大亨摩根把每一个钟头都看成１０００美元。许多年轻人处世经历少，吃亏也少，所以尚不知守时的重要，对于摩根每分钟是１０００美元的话可以不以为然，但是想没想到，也许到了某一天，你就觉得自己的时间和摩根的时间一样值钱，甚至比他的更有价值。
要做到守时，就要养成对任何约定的事都按时办的习惯。准时的习惯也像其他的习惯一样，要早日加以训练。纳尔逊侯爵曾经说过：“我的事业要归功于总是提早一刻钟的习惯。准时是国王的礼貌、绅士的品位和商人的必要习惯，是处世交友的规则。”
脱离实际的空想、妄想没有好处
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尚书》
人的一生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得实实在在。万丈高楼平地起，夯实地基为第一；参天大树搏风雨，扎实根基为第一；谷子低头笑茅草，丰盈子实为第一；有志之士建功业，充实自己为第一。
然而，在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胸怀大志，但又有点好高骛远，总是想入非非，不愿老老实实学习，踏踏实实行动。这样长此以往，便会成为一个空想家，最后什么事儿也干不了。
你如果好高骛远，那就在成功的操作方法上犯了大错误。不经过程而直取终点，不从卑俗而直达高雅，舍弃细小而直为广大，跳过近前而直达远方，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黄粱梦一场。你越是厌卑近而骛高远，你便越陷在卑近之渊，高远永远让你够不着，摸不到。
有人在失败时，喜欢问自己：“怎么回事？是我的命不好？是我比别人愚笨？是我比别人少长一只手？”统统不是。心性孤傲，目标远大，立志高弘，这是正确的，可是，不愿耕耘，只想收获，能行吗？只空有大志，却不肯为理想的实现而去动手做一次，那理想只能是空想、妄想、瞎想，不值一分钱。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不经千锤百炼，怎么可能锐不可当？梅花“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扑鼻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司马迁受宫刑而忍辱负重，终于穷２０年之功，写成了“史家绝唱”《史记》；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以悲悯的心情关注社会，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两字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才有“诗史”、“诗圣”的美誉。要想成就伟大的事业，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世上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牛奶的时间挤出来工作的。”只怀抱空想、不付诸行动的人，一辈子也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空想、妄想，脱离实际的人，注定他只能生活在虚幻之中，这种人没有坚实的基础，获得的只有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成功的陷阱。
好高骛远的人没有立足社会的真正能耐，只有夸夸其谈。然而，知道吗？夸夸其谈，引来了多少祸殃？古人王衍清谈误国，赵括纸上谈兵，导致身败名裂，这些都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例子。
好高骛远，结局自然是悲惨的。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了，于是一事无成。眼看别人八面威风，春风得意，你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有什么用？
如果你认识到了空想、妄想带给你的是灾难，你充分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你发誓，一切从头再来，那么，美好的前途仍向你挥手，成功的大门仍对你敞开。你再没有失误，你再没有被人瞧不起，你仍然有可能成功，仍然有可能站立到巨人的肩膀上。
人，不是不能遐想、展望，但要付诸行动。如果只想不做，那就真成了“瞎想”了。孔子讲过“思无益不如学”，你要成功，就该从小事做起，从那一小撮泥土筑起，从此时此刻开始，从坚实的土地上迈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千里之外的遥远地方，有非常迷人的景致，有富有魅力的目标，如果你只在那儿空想，而不一步一步地去走，那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行动是争奇斗艳的花朵。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空想、妄想、玄想、瞎想都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鲁迅先生告诫说：“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就愈多。”志愿和希望的实现要靠干和做。干和做就是务实，就是脚踏实地，就是要找到实现志愿和希望的用力之处，否则，就会像鲁迅先生说的，“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坠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
一张一弛是快乐的处世
人生太闲，则别念窃生，太忙，则真性不见，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亦不可不耽风月之趣。
——《菜根谭》
一个人整天游手好闲，一切杂念就会在暗中悄悄出现；反过来整天奔波忙碌，又会使人丧失纯真的本性。所以大凡一个有才德的君子，既不愿使身心过度疲劳，也不愿整天沉迷在声色犬马的享乐中。
有时间观念，善于安排自己的工作，这样会活得很轻松。孔子很善于放松自己。有一次，他同几个学生在一起聊天，大家各谈自己的志向，有的说，我能使一个小国家强大起来，不受大国欺负；有的说，我要努力发展经济，使人民都富足；有的说，我喜欢去办外交，主持些典礼仪式什么的。最后孔子问正在弹琴的曾点，曾点说，我与他们都不一样，只想在春末夏初，穿上单薄的衣服，邀几个人，到河里洗洗澡，在河边吹吹风，然后谈笑放歌地回家。孔子立即说，曾点的志向就是我的志向！的确，孔子一生，克己复礼，够紧张够执著了，但他并不是时刻把解放全人类的担子背在肩上，像鲁迅所讽刺的，切西瓜吃还想到国土被瓜分！相反，他也有放下担子轻松地生活的时候！
一个好心情，一个优美的环境，都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如果你想成为最佳工作者，试着放下工作，来点休闲。生活中保持一定量的休闲，不仅能够增加你的精神上的财富，使生活充实起来，而且由于身心健康，充满热情，工作效率自然会提高，经济收入也会增加。
在休闲时间中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有许多好处。行为学者发现，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有助于你在工作中有所创新。当你追求休闲生活时，你的精神会从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从而得到休息。你会因此关注工作以外的事情，会变得更富有创造力，能给企业提供一些有创造性的新点子。很多最有创造性的成就往往是在走神或胡思乱想中产生的。
一般员工的生活是不平衡的，从商者尤其如此。许多白领一星期工作的时间超过常规的４０小时。经常拼命工作的人就是工作狂。过度追求尽善尽美、强迫自己、迷恋工作是工作狂的心理特征。工作狂不等于最佳工作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工作狂是差劲的工作者。下面来告诉你如何区分工作狂和最佳工作者：
所谓“工作狂”，就是工作时间长，没有确定的目标，工作只是为了积极，工作之余没有兴趣爱好，为了工作放弃假期。而懂得中庸的人，往往会成为最佳工作者、最乐观的生活者，他工作时间正常，有确定的目标，工作之余有许多兴趣爱好，在工作外发展深厚的友谊，能够享受休息。
工作狂习惯于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而没时间休息。工作狂虽然拼命工作，但成绩有限，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大都缺乏能力。实际上，许多工作狂都被解雇了。沉迷于工作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工作狂》一书的作者芭芭拉•基林格认为：受人尊敬的工作狂感情有缺陷。工作狂对工作的着迷导致他们患有溃疡、背部疾病、失眠、抑郁症和心脏病，许多人甚至因此而早亡。
得中庸处世精神的人，能够享受工作和娱乐，所以他们是最有效率的。如果需要，他们可能会大干一两个星期。然而，如果仅仅是例行公事的工作，他们可能懒得做，并引以为豪。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成功并不局限于工作。要做一个有着平衡生活方式的中庸者，就意味着得是工作在为你服务，而不是你为工作服务。有生活和工作计划顾问建议，要想有平衡的生活方式，必须满足生活中的６个领域。这６个领域是：智商，身体健康，家庭，社会福利，精神追求和经济状况。
心性偏激的人难以成功
躁性者火炽，遇物则焚；寡恩者冰清，逢物必杀；凝滞固执者，如死水腐木，生机已绝；俱难建功业而延福祉。
——《菜根谭》
一个性情急躁的人，他的言行如烈火一般炽热，仿佛所有跟他接触的人物都会被焚烧；一个刻薄寡恩无情无义的人，他的言行就好像冰雪一般冷酷，仿佛不论任何人物碰到他都会遭到残害；一个头脑顽固而呆板的人，既像一潭死水又像一棵朽木，已经完全断绝了生机，这都不是建大功立大业能为社会人类造福的人。
做任何事都不能心急，为了避免忙中出错，自己心里得先有个谱，例如你要赶赴一个约会，算计一下这个约会将持续多长时间，而你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赶到约会地点，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免得途中又发生什么耽误你的事。比方说，你跟人家约好了６点钟见面，从这儿到那儿４点４５分出发没问题。可你偏偏在４点４０分的时候还想着打个电话，结果事与愿违，你不该迟到反而迟到。所以嘛，做事前紧后松一点，等你到那里的时候还有５分钟的剩余，好好坐着休息一会儿，或者把在这次约会上要完成的事项过过脑子，想想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会面。你也可以更早一点出发，从办公室或自己家慢慢踱步到约会地点去，如果你驾车的话可以悠悠闲闲地过去，用不着一路上风驰电掣地赶急，到头来还弄得自己紧张。
在赴约之前，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算计好路上用的时间，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比方说，交通堵塞啊，修路啊，坏天气啊，什么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你迟到。如果不考虑这些事情，你难以把握自己的时间，本来做好的计划往往变成废纸一张。如果我你在３点钟有约会，并且肯定用３０分钟就能赶到那儿，你一定要想办法提醒自己在两点半准时走。可别眼看要迟到了，自己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里七上八下的。计划好时间轻轻松松赴约有什么不好？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开车急着往约会地方赶，忐忑不安的，哪还有心情欣赏一路风光，巴不得插翅飞过去。如果你百米冲刺速度赶过去结果还是迟到，肯定会觉得身心俱疲、垂头丧气，而且这个约会也难有一个好开头。所以，学会计划好时间，让你的每一步走得轻松自如。
有选择地安排各项任务、项目和约会，在做计划时多问问自己“这项工作必须现在就做吗？”甚至“我真的有必要做这件事吗？”你可以回顾上个月的工作，翻一下当月的时间表，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工作其实根本没必要做。节省时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合理的时间安排，对什么是当务之急，什么完全可以拖到日后再做有明智的选择。还有，要避免同一时间安排不同的事，你又没本事将自身一分为二，要是你既答应了这个又允诺了那个，看你到时候有多尴尬！
尽可能地避免那些烦人又无意义的公司会议，珍惜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你可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组织会议，比如说自由讨论，大家在会上各抒己见，提出有创意的观点，这样的会议才是有活力、有意义的。不过要在会议前提出一种合理的安排，实事求是地计划好时间与会议内容，在开会时要遵守已经定好的每一个主题的讨论时间。
不要把约会定得太早，免得自己一大早起来忙作一团，不要打破长期以来一贯遵循的早晨工作安排。如果有人对你下个月已经做好的计划提出新的要求，请你学会说“不”。一开始也许感到不好意思，情面上过不去，但久而久之，要是再碰上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你会当机立断给他来一个“不”：“不好意思，往后一两个月我不准备接手任何新的项目。”学会说“不”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费神去想该不该答应。
对正在干的事情不可掉以轻心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孟子》
孟子对不明智的人很无奈，他打比方说，即使有一种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和大王相见的时候也太少了。我一离开大王，那些“冻”他的奸邪之人就去了，他即使有一点善良之心的萌芽也被他们冻杀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比如下棋作为一种技艺，只是一种小技艺；但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学不会的。
一暴十寒，或者如俗语所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事情努力少，时间荒废多，不可能有好的效果的。因此，成功者贵在坚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精神。
对一件事投入卖力地干，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能感动人，给你处世带来方便。１９４６年４月，土光敏夫被推举为石心岛芝浦透平公司总经理。当时，日本战败投降，百姓生计窘迫，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公司运营最大的困难就是筹措资金。即使是那些著名的大企业，资金也相当紧，更何况芝浦透平这种没有什么背景的小公司，就更没有哪家银行肯痛快地借钱给它了。土光担任总经理不久，生产资金的来源就搁浅了。为了筹措资金，土光不得不每天去走访银行。
一天，土光端着盒饭来到一家银行，与营业部部长谷川郎（后升为行长）商议贷款事项。土光一上来就摆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长谷川则装出爱莫能助的样子。双方你来我往，谈了半天土光也没谈出满意的结果来。
但土光一直专注地谈着，他一看到疲倦的长谷有点像要溜走的样子，便慢条斯理地拿出了带来的饭盒，说：“让我们边吃边谈吧，谈到天亮也行。”长谷川被对方的毅力感动了，最终借给了他所希望的款项。
后来，为了使政府给机械制造业支付补助金，土光曾以同样的方式向政府开展申诉活动。一次次成功，说客土光的大名传开了。
土光的行为明显地表达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表面上是软磨硬泡的无理性，实际上是以真诚感动了对方。这是种持之以恒的务实精神，加上他讲话礼貌、合情理，所以顽强地迫使对方妥协了。
把握人生的每个阶段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
现在很流行“人生规划”、“职涯规划”。人要每一步都走好不容易，这一点孔子意识到了，既然“行中庸”，而要其达到理想的效果，得因人与年龄而设定行为方向和标准。孔子借对自己学习和修养的过程进行描述，无非是教导人们也得要。
１５岁，人开始步向成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修养逐步提高。我们在孔子的成长历程中也可以得到一些为人处世的启发。
孔子１５岁志于学，学习知识技能，学习实践社会道德。这里要强调一点，孔子的学决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上学或者念书识字，而是对于理想信念的学习和实践。决不能理解成孔子到了１５岁上才开始念书识字。这个年龄段的人属于青少年，对社会和人际关系，了解一点，但又不懂，所以在为人处世上要多向成人学习，但不能过于世故，因为青少年应该是充满朝气的。学习上要团结“学友”，不可以自己的成绩比别人好而傲人，也不可以自己的成绩不如人家而毁人。
三十而立，立于什么？《论语·泰伯篇》答道：“立于礼”。“三十而立”是说对于礼仪道德经过１５年的学习和实践，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就，说明从书本知识的学习积累，有条件走向社会实践，之所以用“立”，是从儿童到成人的标志，标志着传播真理、教化天下事业的开始。这个年龄段的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前途充满信心，大有出人头地的想法，这是积极的，但要克服自负心理，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年龄的确是本钱，但这本钱一透支，就会成为“债台高筑”的人；知识也是资本，但时代发展，知识是不断更新的，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比你年轻有本事的人在不断涌现，所以谦虚比高傲更有益于你处世为人。
四十不惑，凭什么不惑？“知音不惑”，《论语·子罕篇》答道。“四十而不惑”，说明经过十年的传播和教化，在学中知不足，在教中知困；而且有不足就补充，有困惑就解决。１０年之后，便可以教学相长，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自己在各方面都可以说服自己、说服别人，无所困惑的了。这个年龄段的人无论知识、能力还是生活经验都储备足够，可以应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受外界的诱惑，也不去诱惑别人，当是双向把握。这个年龄段的人有成熟之美，婚姻上走到了平淡之期，容易发生婚外恋情，所以当注意与异性接触，避免婚姻的危机。
五十何以知天命？人到５０岁，阅历增多，以为许多事情是天意，非人力所能改变。“五十而知天命”，是说自己再经过１０年没有困惑地教化传播，便知道天地自然的命运以及自然所赋予万物人类的命运，包括自己的命运。什么该兴，什么该亡；谁该发达，谁该失败，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只能去适应自然，顺其自然，没有办法逆天而动，谈不到什么改造自然，那就顺应天命。这个年龄段的人极容易迷信经验，所以在为人处世上，要克服以经验取代知识的想法，敢于接受新的知识，这样才能容纳接受后辈、尤其年轻人。世上许多事的确是人力难以改变的，但自己的“心象”由自己造，你如果迷信于某一点，就会走向偏见和极端，不利于自己的再发展，在工作和事业上就很难取得最后的辉煌。
六十耳顺什么？已入花甲之年，什么事情都听得进去，对什么事情都通情达理。“六十而耳顺”，是说再经过知道天命而作为的１０年，从而使自己所听到的一切都觉得顺当了。人们往往听到的是怨言牢骚，所以耳朵常常不顺当。但当你明白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时候，即使是听了刺耳的声音也无能为力，生气只是徒增烦恼而已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执着什么了，耳朵也就顺了。但现在有个“５９岁现象”，即有的人在退休前，贪污受贿，坏了自己的名声，甚至因此而暮年在监狱中度过。所以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得坚守住自己，有权者不能堕落，有钱者不能挥霍，有名者不可倚老卖老；无权无势者不能牢骚满腹……快进入人生的晚季，心理一定要保持平衡，要多一些淡泊，少一点世俗。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人到七十古来稀，世上的规矩，完全融入自己的心中，这是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崇高的境界。在耳顺而不生气，看淡了人间的一切，顺应了自然的规律行事的１０年之后，人也成了自然的了。凡所行事言语，如同自然中的春夏秋冬一样，无善无恶，无人无我；没有规矩，也没有无规矩；自由自在，无不合乎规矩。这才是孔子或者说儒家所真正追求的人生境界。合乎规矩不是目的，而自由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目的。老人在交际中要自然放松，不能再计较什么了，该玩该乐，不要顾及太多，但也要保留晚节，不能自以老了，别人管不了、不敢管了而做出什么有损名声的事，给自己丢脸，给儿女丢脸。
孔子看到，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做人要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不能勉强行事。
不要停留于昨天，也不要忘记过去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是能够在不忘用知识、温习旧知识的基础上获得新知识，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善于学习的人，是一个可以为人师的人。
“温故而知新”这一学习方法不仅在封建时代有其价值，在今天仍有不可否认的适应性。人们的新知识、新学问往往都是在过去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合抱之木，起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些话说的都是一样的道理。
“温故而知新”，光知道过去是不行的，因为时代在变化，还要知道新的。既知过去，又知现在，便可以为人师表了。教师如果只知道过去的事情，不问新时代的现实，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教师。因为教师的职责，是培养新时代的文明人，那么教师首先得要认识这个新的时代。
为人处世温故而知新，不能执着于一偏，不能顽固不化。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不是一个器物。凡是器物，都只是具有一定的用途，比如说锅只能煮饭，犁只能犁地一样。而真正的君子不执着一用，无所不用，无所不通，才能应用无穷。
现在提倡终身学习，不仅学生要学习，进入社会，参加工作，无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学习，因为知识在不断更新，你不学就会落伍、淘汰。但学习的过程也是对以前所学知识的消化与吸收过程。不是说有新知识就是好的、有用的、旧知识就是过时的、没用的。有些新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庞杂的信息，甚至是有害的信息。所以，在新与旧上得有个取舍，不能一味地否定旧的传统的，也不能凡是传统的经过时间检验的都是好的，坚固的观念中往往包含着“坏基因”；在不断反刍已有的知识的同时接受新的知识，也符合中庸之道。
在工作上，要尊重师傅和比自己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只有那些自负的人才不愿向他人学习，轻视他人所掌握的经验和知识，总想靠自己一手一脚打出一片天。大多数人都知道得人助力的重要性，也希望得到师傅相助。但是，你希望别人帮忙，别人却不见得愿意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靠一个谦虚的心去向他学习，使对方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这何尝不是“温故知新”。
你一定要向成功的人学习，你一定要学习成功的榜样，让自己进入成功的环境当中，跟着成功者学习。你一定要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努力。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比别人更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做人。你一定要不断地研究你的竞争对手，惟有了解对方，才有可能超越对方。
如何树立困境中生存的勇气
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管子》
逆取，事实上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即隐藏自己的目的，好像自己并不追求什么，并让对方得到满足，最后才真正让自己得到满足。
关于逆取之法，《荀子·礼论》中曾这么说：“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意思是谁知道坚守节气、不怕牺牲恰恰是有利于养生呢？谁知道花费财物正是为了保全财物呢？谁知道恭敬辞让恰恰有利于安身呢？谁知道礼义文理是用来保养情操的呢？
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想苟且偷生，反而会死亡；如果想苟且得利，必然带来危害；想把懈怠懒惰散漫懦弱当成安逸，必定会危险；如果把恣情欢乐看成是乐，就肯定会灭亡。
人的逆境大约可分为四种，一是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是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是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是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如何对待逆境也有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韩愈出身于平民家庭，考进士三次落榜，第四次才中进士，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他不苟且偷生，他对道与义是有尺度的，对名与节是有标准的。他两次言他人未敢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量度中庸，不费时，不浪费生命。
唐宪宗皇帝非常信奉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８１９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在韩愈看来，这是劳民伤财，于是他要把这过激的活动泼上一盆冷水，或者叫“拨乱反正”一下，他写好奏折勇敢地递交了上去，谁知惹来了大祸，他被贬到数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或许有人说，这是韩愈不识时务、不善处世、不懂中庸之术而撞的祸，但是韩愈是真正地“君子中庸”，他的行为成就了他的身后名。他到潮州后，八个月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在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进士就达１７２名，莫不是韩愈大开教育之功。
逆取之法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是十分广泛的，如有人给你送礼，你总不会毫不客气地收下，总会推让一番，让送礼者心理平衡；如果领导给你封了官，你总会谦虚一番，让领导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赖，如此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日常琐事上的运用，如果能把逆取法运用到商场上，它往往会让你取得出乎意料的收获。
在磨练中提升自己
一苦一乐相磨练，练极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菜根谭》
在人的一生中有苦也有乐，只有在苦难中不断磨练而得来的幸福才能长久；在求学中既要有信心也要有敢于怀疑的精神，遇到值得怀疑的事就要去仔细求证，只有在不断考证中得来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做学问有几种，有的是平平安安地做学问，有的是苦苦难难地做学问。平平安安做学问的只能得到别人的东西，付出的平淡，收获的也平淡；苦苦难难做学问的却可以得到自己的东西，别人所没有的东西，付出的多，收获的也多。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贾谊《新书》里还有一个比喻：学如日，静居独思如火。放弃学问而一味苦思，就像放弃庭院里明亮的日光，而借助屋子里昏暗的火光，可以见到一些东西，但看得深远看得清晰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就是要你去“自相参勘”一番，有“参勘”，就会有“真学问”。
对于处世也是一样，苦与甜中，是你调制的一杯汤。
职场磨练、打拼，做一个好员工、好领导，需要有计划和有系统地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淘汰陈旧、正在死亡的知识和技术。只有放弃过去，才能拥有新的工作上所需的各种资源，如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等等，现在不少人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不愿放弃过去（或已有的成绩），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当然，这里所谓的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并非鼓动不断换工作；发展的内涵包括在一个地方的提升。许多人在一个地方时间干长了，却无法突破自己，其最大障碍是自我能力的低估，缺乏突破的意识，缺乏对现有工作改进的信心与激情。
人是在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上提升自己的。
“如果想进入公司，请拿出你的忠诚来”，这是每一个欲进入索尼公司的应聘者常听到的一句话。索尼公司采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工资制，一旦进入该公司，就等于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公司，任何人会以自己身在此处为荣，对公司忠心耿耿。索尼公司认为，一个不忠于公司的人，再有能力，也不会录用，机会只有一次，要么成为公司终生员工，要么彻底排除在这个组织之外。他们对“忠诚”的诠释是：呆在这里并非衣食无忧，你必须积极进取，发展自己，你才能得到你的那一份奶酪。这发展，是向上的发展，像树一样，赢得更大更阔的空间。
实力是靠毅力打拼出来的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论语》
孔子告诉子贡，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那么为仁是用什么工具呢？住在这个国家，想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上流社会，乃至政坛上的大员，政府的中坚；和这个国家社会上各种贤达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换句话说，就是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内情，有了良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得到有所贡献的机会，完成仁的目的。
现在由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孔子很厉害，他晓得利用关系。孔子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厉害！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现在有人不了解对方公司的人情环境等，一跳槽就进了火坑。但最重要的一点，搞好人际关系目的是做到仁，干阳光下的事业。做到仁，需要毅力，需要不断努力。
孔子周游列国，见７２位国君，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像卫国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孔子如果不择手段，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但是他讲仁，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他告诉子贡的，也是这样。
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就是传播文明，但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利器，那么实现自己的主张才能有可能。因此，孔子要求知识分子必须辅佐那些贤良的士大夫，与那些德仁的人士相交往，影响他们，然后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观点得以实现。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子评价子贡为瑚琏之器，具有华美而贵重的素质，而认为管仲的器量比较小。
与人交往，器重别人，并不是贬低自己，或者说，为了获得别人的器重而贬低自己，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耻的。自己的实力要靠自己打拼来增强，要建立好的人缘。虽然孔子对子贡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而不是要藏起来。中国文化里重玉贵玉，以玉喻节操，在儒家入世思想里，你是一块美玉，是藏起来，还是“求善沽而贾者”，在这样一个选择中，倾向于后者，甚至是比较强烈地要“卖出去”。子贡说的是“求”，孔子说的却是“待”，都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沉湎于自我。
急功近利是不自信的表现
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
——《管子》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变越快，物质发达，竞争激烈，许多人在这一环境中，行为不知不觉地就不符合理义和规则。心态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太急于求名，急于求利，急于求成。何谓急功近利？急切地追求短期效应而不顾长远影响；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做人的根本原则。
做事如果急功近利，只看到眼前的好处，就会盲从跟在他人身后跑。人变得世俗起来，认为吃好穿好玩好便就是好。而为了吃好穿好玩好，欲望不能满足，就不择手段，绞尽脑汁达到目的，什么人格啦、尊严啦、德行啦、操守啦、灵魂啦，通通抛到九霄云外，见鬼去了。但越是急功近利的人，越难得到功利；越是不顾廉耻的人，越难得到快乐。
急功近利实际上是极不自信。作家因为功利写不出好作品，艺术家因为功利忽视了艺术和功底，运动员因为功利会有违规行为，有人因为急功近利，过早地戴上近视眼镜。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可以不顾未来的利益；为了求得一时的痛快，以长远的痛苦作为代价。难道我们都是功利之人，眼里只有名和利？你也许一时得到，可是你付出的太多，得到的终归少得可怜。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过度失望，让你觉得活着真累，毫无幸福可言。
人活着，就是要创造美好，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环境，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家庭，美好的社会，美好的人际等等。宝贵的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一次性的生命旅程如何行进，大概是人类诞生以来的第一个不解之谜。
我们可以设计生活，并为生活而奔波；我们可以设计人生，并为人生而努力。但生活只是对生命的维持和延续，人生只是对生命的储存和安放，当生命的全部在生活和人生中产生震撼、发光发热的时候，生活和人生的意义才体现于生命的全部。
生命的全部以旅程计算，每一程都不能虚度，每一程都不能耽误，每一程都不能空白，这样，回忆往昔的时候，你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碌碌无为而羞耻。
生命最感悲哀的是，它不可能有多次，但许多人连一次都没好好度过。他之所以产生对功利的急迫心理，说到底，是没有精通生命的根本之道和根本之理。
世人任何罪恶的起因，都是由于理智的蒙蔽，对万事万物只看到好的一面而忽略坏的一面。在这充满物欲诱惑的时代，我们必须随时以清明的理智来把我们的言行导入光明的正途。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要求自己上进，要求自己做事要精确、要成功，但一个人的智力、体力、领悟力与适应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一路领先，胜过所有的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力量有不能达到之处，承认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
真正成功的人常能举重若轻，履险如夷，临危不乱。这是一份定力，一分自信，也是一种智慧。大处如此，小处也如此。读书、参加考试，除认真准备之外，还要把得失置之度外。凡事在于自己尽力而为，只要自己已经尽力，成功与否，那就已经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操纵，多去忧虑反而分散了自己的精神与心力，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
个人的成就与竞争时的得胜，固然快乐。假如一个人处处争强好胜，则不但享受不到成功的乐趣，反而充满唯恐被人超越的苦恼。由于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生命中那些原本值得欣赏的，也会被漠视，生活的内容会变得枯燥、冷硬而乏味。
假如你已经具备了天赋的聪明和后天的勤奋，希望你在这两个成功的必备的条件之外，再加上一份平淡轻松的心情，那才是真正的智者所应追求的。
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
——刘向《说苑》
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反，循环往复。《周易·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心灵的启示：“无来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要言不烦地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水应变能力，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生活既然如此，做人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不及是大错，太过是大恶，恰到好处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和。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高超的艺术。
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做人太绝，不得不肉袒负荆，登门向蔺相如谢罪。郑伯说话太尽，无奈何掘地及泉，遂而见母。故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就收。
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适度地打扮自己，一个成熟的男子知道恰当地表现自己。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步。此所谓“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宋人李若拙因看通了官场，作《五知先生传》，说做人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无疑是临渊纵马。
任何人不可能一生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往往是最短暂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成仇。
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天长日久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所以最好是事业爱情两不误。北宋词人秦少游的笔下“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仅是对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
学会选择，学会放弃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
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不能两样都吃，我就舍弃鱼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拥有的，正义也是我想拥有的，如果不能两样都拥有，我就舍弃生命而坚持正义。生命是我想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使我想拥有的，所以我不愿意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使我厌恶的，所以我不愿意因为厌恶死亡而逃避某些祸患。如果让人想拥有的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只要是可以活命，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如果让人厌恶的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只要是可以逃避死亡的祸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
人世间的确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也的确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愿本不只是孟子才有，而是人人都有，只不过孟子能够保持它罢了。
“鱼与熊掌”的确是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常遇到的二难选择。想名又想利；没做官的羡慕当官的权势，而做官的又羡慕不在官场上的人潇洒自由。小而言之，想读书又想打工；想挣钱又想休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难，难在舍不得，难在那不可得兼的东西都是“我所欲也”，甚至，也是人人所欲的。不然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难的了。
活着，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欲求，谁不想活着？“义”即道德义理也是人类的欲求，人人都有道德上的价值，人格上的尊严，这就是人所本有的“良知”。但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决不能苟且偷生，而要“舍生取义”。这两种不同的“欲”，有价值上的本质区别，因而才有这样的选择。这完全是一种自我选择，其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有内在根据的，这就是情重于欲。有情才有义，谓之“情义”，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内在根据，也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如果为了活着而牺牲生命的价值，就是“无义”之人，人而“无义”，是一种最大的耻辱。
从利、义的选择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是考验。至少决定了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诸葛亮治理蜀国，什么事都亲自过问，杨容曾经劝谏他，说：“作为丞相，您治理方面应有体统，上下不能侵犯。”诸葛亮不听从。蜀国虽然得到治理，可是自己却费心劳神而丧生。虽然责任感太重，以致于尽心努力去做，却实在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妙用。不仅从政是这样，用人也是这样。要看到别人的优点，用人的过程就是选优弃劣。
作为高层领导来说，只需要挑选中层干部，提拔任用，至于下面各级基层官员的提拔与任用，应由他们处理，不宜详细过问。过问就是侵职，就不懂选择与放弃的道理。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元顺帝在欣赏宋徽宗的书画。称赞不已，而奎章阁学士进来说：“徽宗是位多才多能的人，惟独一件事没有才能。”顺帝问什么事，他回答说：“惟独不能当皇帝。他身体受侮辱，国家受破坏，都是不能当皇帝所造成的。凡是当君主的，重要的就是能当好君主，而徽宗却不是这样的。”
又有《北窗炙裸记》中周正夫说：“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一个做帝王的人，只要当帝王就够了，一个做宰相的，只要会做宰相就行了，所以仁宗在史载中称他为明君，而历史称丙吉为名相，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的例子。
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明白，什么该取就毫不犹豫地获取，什么该舍的就毫不犹豫地放弃。
如何培养自尊心与自信心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
求索才能得到，当然求索有一定的标准，不能违背人性的需要。要想成为一个超古越今、顶天立地的圣贤豪杰，只有从强烈的文化意识里，从坚强的历史意识里，培养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从人性的觉醒，从理性的觉悟里，树立起超人的人格与道德，使人能成人、使人与禽兽有所区别，这也就是儒家精神的根本所在。
从中国历史文化上看，这种刚健精神、积极精神，既是儒家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历代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的主流，而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悠久历史之所以能绵绵不绝，实在是有赖于儒家思想起了砥柱作用。每当社会处于危险时期，儒家思想总能力挽狂澜，起弊振兴。有人认为从宋代以后，中国民族之所以衰落，就是真正的圣贤豪杰不多，使得人们丧失了祖先发扬光辉的古代中国精神。从知识阶层来说，也丧失了古代儒家的真正精神。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种现象很普遍。世界著名的走钢索人卡尔·华伦达曾说：“走钢索才是我真正的人生，其他都只是等待。”他就是以这种态度来走钢索的，每一次都非常成功。但是１９７８年，他在波多黎各表演时，从７５英尺高的钢索上掉下来死了，令人不可思议。后来也是走钢索名人的华伦达太太说出了原因。在表演的前三个月，华伦达开始怀疑自己“这次可能掉下去”。他时常问太太：“万一掉下去怎么办？”他把很多精力用在避免掉下来上，而不是用在走钢索上。
保罗·盖蒂对自己充满自信。创业之初他就接了一笔订单，许多人对他表示怀疑，６个月他能生产那么多飞机配件吗？盖蒂没有犹豫，他挑选了５０名同样充满自信的优秀工作人员，送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学习，同时制造工具的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不久，５０名培训人员回来了，１０套工具也准备就绪。生产开始的时候，６个月的期限还未到呢。开工之后，盖蒂几乎每天都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在他的领导下，工人们的生产效率竟是其他同样机型飞机制造工厂的１０倍……
当人们问及盖蒂成功的秘诀时，他说：“一个人的成功，关键是应该坚信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主见，对成功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态度。不要满足于已拥有的成绩，局促于自己熟悉的范围，也不要迷信权威。”
人们如果能自强不息，就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受竞争的淘汰、社会的淘汰。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能产生巨大的潜力。
不偏不倚地与人相处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曲解，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惟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即“适中”。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过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随风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观念上变来变去。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中庸是种权衡，使自己不被自己的行为绊倒。例如获取成功的方法很多，诸如难得糊涂、能屈能伸、甘心吃亏、以柔克刚等等，掌握了其中一条，运用得当，都能让你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处理中获得成功。但它们并不具有普遍性。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智慧和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成功法宝，是中庸处世思想。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就是中庸智慧。
在处世上恪守中庸，才有好的人际基础，不至于朋友反目，众叛亲离，才不会一意孤行，自取其辱。刘备同曹操比较显得比较忠厚，但也并非心无芥蒂之人。当年攻取西蜀时，刘备曾与刘璋在涪县相遇，刘璋部下张裕脸上长了不少胡须，刘备拿他开玩笑：“我从前在老家涿县，那地方姓毛的人特别多，县城东西南北都是毛姓人家。”县令说：“诸毛怎么都绕涿而居呢？”张裕回敬说：“从前有人做上党郡潞县县长，迁为涿县县令，调动之际回了一趟家。正好这时有人给他写信，封面不知道如何题署好，如果题‘潞长’，就漏了‘涿令’，题‘涿令’，就漏了‘潞长’，最后只好署‘潞涿君’。”借“潞”为“露”之谐音，讽刺刘备脸光露嘴无须。
后来张裕归附刘备。他对天文、占卜都很精通，曾劝刘备不要取汉中，说取汉中于军不利。刘备不听，出兵攻取汉中，意思是想证明张裕预言不准。张裕又私下向人泄露“天机”，说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将得益州，九年后将失去益州。刘备不忘当年受辱，借机要杀张裕。诸葛亮问张裕犯了什么罪，刘备说：“芳兰当门而生，不得不锄去。”这完全是借口。因个人的恩怨，却要杀手下人，有违中庸之道，太过激了。
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尽管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需要维护面子。如果你忘记这一事实，与人们交际时，对重要人物恭敬有加，对小角色却态度冷漠，这样自然会伤后者的自尊。
有这样一场家宴：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科长，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对付着用点！”
男主人则站起来，把科长面前还没有吃完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放在科长面前，热情客气地给科长夹菜、添酒，而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做何感想？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科长，而慢待他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隔阂。
行动失度就会乱套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中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中庸》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为人处世的美德。
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之道，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的诠释和理解又各有出入。战国时期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问的人，主张市场上的物价都应该一样，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社会公平，可以消除欺诈。
恰恰相反，孟子认为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因为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品种质量都不一样，它们的价格自然就有几倍、十几倍的差别，这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漫天要价，价不称物，那是过度，也叫过分，不顾秩序，不同货物都一个价，也是失度。假如一定要使它们一致，必然扰乱天下。
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饮食无度，便会伤身；荒淫无度，必致误国；贪婪无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会伤感情，有时无意中一句笑话就与人结怨。我们喜欢自由的生活，其实，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看，这自由，归根结底，还是度中的自由，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我们才能享受自由。
自表其功，自矜其能，历史上凡是这种人，十有八九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
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级，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自己的功劳自己不表白功劳也还在，而由自己表白出来，别人功劳放在哪？所以不合人情的捧场行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２８０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浚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接着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他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什么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几次他越说越激动，不向皇帝辞别，便怏怏不乐地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眼一瞪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推心置腹地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从今天起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作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做事要考虑利害大小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
——《荀子·不苟》
可欲与可恶、利与害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只看到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所谓“兼陈万物”是说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兼权熟计”，做出正确的判断，不为各种矛盾现象迷惑。荀况要求看到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再加以比较鉴别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遇事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它可能藏着危险，就会陷于“偏伤”，没有不失败的。商鞅变法，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但他手段过于残酷，只看到变法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其中埋藏的祸患，最终连自己的命也葬送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下。
明代的于谦因对人太苛刻，做事好极端，违背中庸最后被人陷害。于谦至死都未明白中国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于谦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一身正气，可同僚们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使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顽强战斗，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大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见到这种情景，被迫放归英宗。
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呢？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同事们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怪责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指责他徇私。于是，石亨于谦，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婉转，说话直，不给人面子，于谦得罪了本可以不得罪的人。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不久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老皇帝英宗又送上了皇帝的位子。而于谦的性命却丢在了这帮人之手。
你知道什么事对自己重要吗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
孟子擅长用逻辑归谬法与人辩驳，例如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对此加以否定，孟子立即把齐宣王自己的做法接上去：“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齐宣王不甚明白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挟太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该权衡，貌似小事，实际上牵涉到利益互动的大问题。比如说为老人孕妇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可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中庸精神”，所以连让座这件事也要宣传号召。许多人就是要随地吐痰，要违反交通规则，这些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呢？
孟子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口才，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虽然是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我们为人处世也处处要长短权衡轻重度量。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
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现在看来毕竟偏于消极，不符合交际的需要。当然不可失言。在与人交往中有时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话题；想话说，也不是开口胡说，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如何在倾听中做出决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良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
一个领导身边，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下属，全都是些唯唯诺诺，以领导的对错为对错，只是一味地服从，听话的人，像这样的领导虽然权力无阻，但位子却不牢固。
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唉！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人，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在于平时完全相信身边人的言语，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圣明君主，以至达到丧身败国的地步，这都是左右谄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如自私、贪污、枉法、结党、弄权、叛敌等等行为，还有愚蠢错误的偏见，都足以致使亡国的，而且，完全听信他人的话，天下的贤人哲士就不会归附了。
列子在郑国贫穷时，妻子也饿得面黄肌瘦，郑子阳派人送来数十担粮食，列子辞谢不收，并解释他的行为说：“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听从他人的传说才知道我的，以听从他人的话而送给我的粮食，这是重加我的罪过，这样我也就会听从他人的话了。”这不愧是高明的论断，深远的谋虑，不是贤人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领导者既然知人用人就得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作为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给予惩罚。”陆贽建议皇帝注重于考核人才的关键是明断分析左右所说的话，这样就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他人的话不能不听，但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偏颇、虚化、怪僻这几种言辞，对国家有危害。如果有圣人出现了，他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些话。”
天玄子说：“圣人辨言辞应做到：谀言辨别出他所想达到的目的，赞颂的话辨别出他想做什么，直爽规劝的话，辨别出他正确的方面，忠诚的话，辨别出他正直的方面，不能挑明的话，辨别出他指的是什么，寓言辨别出他所借用的意义，坏话辨别他的缘由，毁谤的话辨别出他的起因。这都要动脑筋、用智慧来明辨他们，正确的虚心接受，不对的反求于自己。”
明朝宰相、改革家张居正说：“天下的事，贵在思虑详细，贵在力行，谋略在集中大家的思路，决断在自己。”
魏文侯用乐羊，审视、谨慎在先，信任在后。这样，既信任他，就对左右的话一概不听，虽毁谤乐羊的奏书有一箱，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话，是听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处世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为何受到人们的推崇？我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容易事，它非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一起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反对搞“一言堂”。
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文化、知识方面，有惊人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互相冲突对立，许多人遭到惨死。其实任何人都祈望能和睦相处，互相协助，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争斗都是不对的，却仍不惜互相残杀、互相仇视。
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在根本上都没有养成明确的人类观。人类实际应有的状态都被遗忘，才会发生互相屠杀的惨剧。中庸之道之所以被先哲们提倡，因为人性有容易偏离正轨、过犹不及的倾向。儒家灌输给大家的观念，都是以家、社会、国家的大义为重，自己的事才是次要的。有些人刚好相反，都是要先考虑自己的事。儒家之所以教人无视个人，可能是为了要有效活用个人的价值，才会更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庭。由此演变到牺牲个人，才是美德。这种看法或许有点极端，但若是只爱自己，别的事我就不管，也是一种偏差。
既然自己那么尊贵，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得保持美好的环境，不然，就等于没有爱自己。以此为出发点，才会产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公司、爱大家的社会精神来。所以，自爱的精神，是与爱公司、爱国家的精神相通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偏颇。保持这种精神方面的平衡，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不是要伤害，不是要否定，而是要互相尊重，共同提高。我们对此要多加深思，要好好地把握人的本性，不为拘泥不为偏执，寻求适度、适当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这也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所以，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那种两者相加除以二的办法，而是以人性为主体，一面正确追求事物的本质，一面寻求前进的方法。
今日社会上许多事情，都有偏向一方的倾向，所以，一提中庸之道，便有模棱两可之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庸之道”，是平衡智慧、中正之道，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评价才是。这样，社会国家就会变得更好，更有效率。
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智者都会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人类生活的一体两面，偏废其一，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
不要随便轻视别人的价值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
“异”就是特别的，“端”就是另外一头。“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有种人为人处世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经常冒出伤害他人的怪异的思想。
异端邪说不容于正，它蛊惑人心，只有对它进行批判，使它不能滋生蔓延，自然就不会成为祸害。
然而，得分清什么是异端邪说，整齐划一的观念也是有害的，失之中庸的。在古代社会中，从事与统治者思想格格不入的学术研究，往往遭殃。但是历史证明，从事于异端研究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能独立思考、最有独立见解的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好多当时认为是“异端邪说”的，后来经过检验，恰恰原是合乎科学的精粹之说。伽利略、哥白尼就是最好的例证。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他们终于被昭雪。
儒家的教育主要是礼教，不赞成在尧舜之道以外去寻找学问，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他提出“异端”的概念，用以与仁礼之道相区别，认为钻研异端邪说，必有祸害。由此可知，孔子虽然主张文化包容，但不等于无所不包，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把礼教作为惟一的是非标准，而拒绝其他的学说，便有可能通向文化专制的道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反中庸的，也不利于为人处世。不轻视别人存在的价值，或者“我反对他的观点，但我不反对他本人”，才是一种积极的处世。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３日夜，美国大选揭晓。当选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总部前他的支持者们的聚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先是言辞恳切地感谢昨天还在互相唇枪舌剑、猛烈攻击的主要政敌现任总统布什，感谢布什从一名战士到一位总统期间为美国做出的出色服务，并呼吁布什和另一位对手佩罗及其支持者与他团结合作，在他未来４年，在全面振兴美国的大变革中继续忠诚地服务于祖国。
而远在异地的布什则打电话祝贺克林顿成功地完成了一“强有力的竞选”，他还调侃地告诫克林顿：“白宫是个累人的地方。”并保证他本人和白宫各级人士将全力以赴地与克林顿的班子合作，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人们在一起共事时，方法不同，观点不同，但只要采取合作态度，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是最容易产生感情认同的。特别是在困难环境中，彼此相依为命、共度难关、情谊深厚，可能终生难忘，交情将更为牢固。
表现出很有志向的样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
士人立志于仁义之道，却对粗糙的衣食引以为耻，就无价值和他谈论了。也就是说既然“志于道”，而仍然在乎吃穿，就难免成为假道学了。但是，做到了超越富贵的诱惑，甘守清贫，对于“志于道”的人来说是应该做到的，不值得自以为了不起。
春秋时代，研究儒家学说致力于品质修养的人不一定就能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有些读书人就会不安起来。所以，孔子认为，鄙视穷困生活的人，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志向，这种人只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生活的吃穿等琐事。因此，根本就不必与他们去谈什么道的问题。
富贵功名是人们都想要的东西，但是如何得到，社会有一定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竞争必须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按照正确的规则得到了富贵功名，那就心安理得地承当；如果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利用歪门邪道得之，那就不应该接受。
同样，贫穷卑贱是人们不想得到的东西，但摆脱贫贱也有一定的规则，利用这些规则摆脱的就是正道，否则就是歪门邪道，就不符合全社会的公平原则，真正的君子就不会加以摆脱。
表现于“志于道”的样子，是有利于个人处世的。一个外国作家曾在书中写到他年轻时的一个同事。这位同事读书时就很有抱负，常对人说：“我今后一定要成为国会的议员。”然而这位同事一直没有实现当议员的梦想。可是在当时，他“志于道”的样子，使许多同事都说“这家伙是个有远见，很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公司方面也对他产生了“能有这种志气的人在我们公司服务，真是难得”的评价。因此，他很快就升为部门主管，并在不久后被提升为公司经理。
让别人钦佩自己的方法很多，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感到你比其他人更有发展前途。为了表现你的发展潜力，就有必要对将来编织一幅美丽、宏伟的蓝图，纵使这幅蓝图完全不可能实现，却能给人很好的印象。比如，你可对你的同事、朋友说，“我将来要独立创业，而且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将这样的话重复数次。这样，连那些原本不太相信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切不可小瞧了他，这家伙很有可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有一个将来的总裁做朋友，他也会有沾光的心理，同时也能给自己贴金，可谓一举两得。
又如谈恋爱，当你想要说服女友时，你不妨表现是个有品味的人，尽量不谈钱，而谈论对未来的设想。前途实际上就是“钱途”，女友感到你将来会有出息，内心不由得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交到了理想的男朋友，甚至想助一臂之力。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是受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就无法和他谈学问、谈前途。
既然“志于道”，又谈享受，是矛盾的，所以“志于道”要有一种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孔子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确实如此，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
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处世上，不浮躁的人，不见异思迁的人，可能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中庸处世不是当缩头乌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现在人看来，明哲保身似乎是胆小怕事、遇事就躲的怯懦者的代名词。但在儒家的中庸思想里，明哲保身却不是这意思。明哲保身一词出于《诗经》，原文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在《中庸》一书中则作了这样的阐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因为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身，以图东山再起，而避免不明不白地去作无谓的牺牲，应该说是一种高明的智慧，而不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那些贪生怕死、一味退缩的人，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误了自身，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庸。
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个败笔，在动议搞这个工程的时候，黄万里教授预见到了它的后果，在那特殊的年代，许多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但黄万里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为一个慷慨之士，他以一颗“至诚”之心，坚持讲真话。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在黄河规划、筹建讨论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有一次，他争辩了整整７天，但仍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塞６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６个底孔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他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至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每年平均断流１００多天。黄万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无法阻止一个工程的建设，但他在那个年代，敢于坚持科学见解，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就非常了不起。他心中是有尺度的，盲目地随波逐流是一种偏激，而有自己的见解而藏在心里不说，也是一种“不及”，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中庸思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种圆滑的避世思想，也不是一味的折中思想。它是以“诚”，即以良知为基础的入世思想。当大家都在过激地普遍看好某事上，明智者会觉得这是种反中庸的行为，非常有危害，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回到中庸的状态。
梁漱溟小时候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他却活了９６岁高龄，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人，就会走上绝路。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同异论》，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服。
马寅初先生少时也是体弱多病，他却活了１０１岁，他因“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人生挫折很大，但他胸怀坦荡。他诚心不自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名很有名的诗，身体力行。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在快到８０岁时遭受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喧闹的政坛，无不欣慰。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这是别人难以置信的。
腐化、僵化、堕落不是中庸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
——《菜根谭》
节俭朴素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过分节俭就是小气，就会变成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如此反而会伤害到一些正道上的往来。谦让本来也是一种美德，可是如果太过分，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讨好人，这样能给人一种好用心机的感觉。
为人要有品行节操才能立足，如果谦让至伪，节俭至吝，那么节俭的目的何在，谦让的初衷为何？这实际上是一种小人俗人的表现。在社交场合上格外要注重这一点，尽可能地审视自己的仪表言行，时时以一种真挚的热忱去迎接生活，与人交往做到不过分大方张扬与小气吝啬。
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于公元１３６８年正月，在应天即位称帝，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初期，朝中有一些官员贪图享受，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朱涛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侄儿，更是奢侈、放纵，人人争相效仿。
明太祖贫苦出身，很了解民间疾苦，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想惩治一下这股腐败歪风，但他顾忌腐败现象人多面广，弄得不好，怕影响他得来不久且来之不易的皇位，整日忧心如焚。一日，他把这一心事告诉了患难之妻马皇后。马皇后一听，连忙说：“皇上圣明。长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而且帝业初创，做的事很多，如果让腐败之风任其蔓延，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转眼就会葬送掉……”
朱元璋着急地说：“是啊，我也就是考虑这个，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来！”
沉默了一会，马皇后对朱元璋说：“皇上，正人先正己，后天是我的生日，就从我们做起吧。”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
寿诞之日，百官携礼贺寿，当大家席上坐定后，明太祖携马皇后步入宴厅，随即太监宣布开席。
令大臣们遗憾的是：上的第一道菜竟是一盆红萝卜。百官见了，面面相觑，迟迟不动筷子。朱元璋见状，举筷夹了一块萝卜，笑着说：“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萝卜进了口，百病都赶走。”说完便吃了起来，随即皇后也吃了起来，百官见了，也纷纷举筷。朱元璋边吃边扫视四周，见仍有迟疑不决的臣子，便来到身边，笑着问：“这萝卜不合口味？”吓得臣子连忙举起筷子。
第二、三道是炒韭菜和两碗青菜，朱元璋说：“碗中菜儿青又青，长治久安得人心。群臣吃了这道菜，明朝天下得太平。”说完便带头吃了起来。
第四道菜是碗葱花豆腐汤。朱元璋又说开了：“葱花豆腐青又白，一清二白过日月，两袖清风勤廉政，大明江山千秋业。”
百官听后，知其用意，竞相奉承。而昔日奢糜之徒，额冒冷汗。
当贵族统治者走向腐化堕落和权力的极端，社会将失去和谐，隐藏着随时都会点燃引爆的危机的炸弹。龚自珍所观察到的中国是一个“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闯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农，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绝对平庸的社会，是“牢盆狭客操全算，团扇人才居上游”的不公平社会，而不是“君子自强不息”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驱动他批评起这种腐化与僵化的社会制度，希望社会民族奋发图强，“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人们看来，龚自珍的做法是激进的，而这种激进必然被时代主流社会所反对，以致他陷入了孤独，然而他的激进却是中庸的激进，主观上想对偏离人心的社会制度进行拨乱反正，可毕竟一个人力量太小了，难以实现他的愿望。
在他人面前不可失态
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极乐法。
——《菜根谭》
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要留一点余地让别人走；遇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要留出三分让给别人吃。这就是一个立身处世最安全快乐的方法。
廉颇和蔺相如同是战国时的赵国大臣。廉颇是赵国杰出的将领，蔺相如由于完璧归赵和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做上卿，他的官职比廉颇高。
廉颇很不服气，他说：“我身为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是口舌之功，竟位居我上，况且他出身卑贱，我感到羞耻，不甘心在他的下边。”并且扬言说：“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他赶紧叫车夫往回赶，蔺相如手下的人看不过去，他们说蔺相如怕廉颇，蔺相如对他们说：“廉颇将军与秦王谁厉害？”他们说：“当然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我都不怕，我会怕廉颇将军吗？大家知道，秦国不敢进攻我们，就是因为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就会乘虚而入，我避着廉将军，为的是赵国的利益。”蔺相如考虑不仅不可失态，而且一失态就可能失国，所以选择避让。后来蔺相如手下的人把他的话告诉廉颇后，廉颇便脱衣露体，赤膊背着荆条，由宾客介绍陪伴来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他说：“我是个粗鄙浅陋的人，不料你宽容我，忍让我竟到了这等地步。”从此，赵国出现将相和睦的大好局面。
与人交际，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保持高度的冷静，使自己不失态。例如在一次商务交际中，对方在谈到价格时突然揭了你这一方的老底，说你给某公司的价格很低，而给他们过高，这实在是太欺负人等等。贸易伙伴这样揭露，是很伤面子的。如果你不冷静，情绪过分紧张或者激动，很可能应付不了这个局面。接下来或者承认事实，或者愤怒争辩，拼命否认，很可能当时就不欢而散。但是你如果很冷静，可能会很快找出理由，比如给别人价格低并不保证退换维修，某一方面没有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或者在付款形式、供货期限、质量保险等方面有不同。反正你总能找出合适的理由来挽救局面，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体面的说法。
对于这类不期而遇的人际交往中的遭遇，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消极的抵御：如沉默不语，或者发脾气。这会影响你的公众形象。另一种是积极的应对，利用这类不利的交往信息获得良好的交往得益，不但能有效地抵御寻衅者的行为效果，而且能赢得人们的更多尊重和欢迎。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特•格劳斯曾对交往中出现的窘迫现象研究了多年，他指出遭到公开的羞辱当然不是一件乐事，也不是一件可容忽视的琐碎小事。当因羞辱而受到感情伤害时，大多数人会失态：发火、口吃、脸红。但你应该有另一种选择——保持理智，控制情势。
不要花很多时间陷于烦恼，“为什么这个人要非礼造次？”有些人蓄意使你感到窘迫，是因为他在心理上感到受到你的威胁，或是为了报复在他感觉中你曾做过的对他不利的一些事。另有一些爱开玩笑者则仅是出于自己开心而不在意羞辱了他人。
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贝雷•斯契莱卡则认为，去猜测这类人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的做法在实际上不一定正确。“他或她很可能是不明白你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当你向他指出这类失言的非礼之举时，那些出于好意的却不善于表达的人通常是会立即向你致歉的。
当然究竟如何来应对这类窘迫的遭遇，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你的老板或上司在同事们面前指责你，而且很可能下次还会这样做时，你可以用下列的话来应对这种情况，从而以冷静的自信来维护你的自尊：“我们是否能单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以豁达的心态面对宠辱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上，战战也。
——《曾子全书》
老子《道德经》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宠辱不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不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一般来看，道家思想是退缩的，保守的，但它有些话却切合了中庸理论，尤其在为人处世上，主张以不伤害生命和真性为前提，也就是人是自在的，只有这个自在性的主体与自然达成和谐，才是最恰当的，否则就违反天性与人性。
洪应明在处世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豁达的心态，他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一个人对于一切荣耀与屈辱无动于衷，用平静的心情欣赏庭院中的花开花落；对于官职的升迁得失都漠不关心，冷眼观看天上浮云随风聚散，那活得多自在啊。
人活在世上，总想比别人有钱，比别人有势，也因此惹是生非，种下苦根。于是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把“宠辱不惊”视作一种境界。有一次，孟子本来准备去见齐王，恰好这时齐王派人捎话，说是自己感冒了经不得风，因此请孟子到王宫里去见他。孟子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轻慢，于是便对来人说：“不幸得很，我也病了，不能去见他。”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先生昨天托病不去见齐王，今天却去吊丧，齐王知道了怕是不好吧？”孟子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病好了，我为什么不能办我想办的事呢？”
孟子刚走，齐王便打发人来问病。孟子弟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王有命令让他上朝，他有病没去，今天刚好一点，就上朝去了，但不晓得他到了没有。”
齐王的人一走，孟仲子便派人在孟子归家的路上拦截他，让他不要回家，快去见齐王。孟子仍然不去，而是到朋友景丑家避了一夜。
景丑问孟子：“齐王要你去见他，你不去见，这是不是对他太不恭敬了呢？这也不合礼法啊。”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齐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拿仁义向王进言，这才是不恭敬哩。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向他进言，这难道还不够恭敬？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赶不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为什么要觉得比他低而非要去趋奉不可呢？’爵位、年龄、道德是天下公认为宝贵的三件东西，齐王哪能凭他的爵位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如果他真是这样，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为，我为什么一定要委屈自己去见他呢？”
１８０７年７月，拿破仑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亚西特会晤。奥地利王后路易莎也来到这里，想请求拿破仑把北德意志马格德堡归还给奥地利。一见面，路易莎王后先是赞赏拿破仑的头“像恺撒的一样”，然后她直截了当地向拿破仑提出归还马格德堡的恳求。拿破仑不好当面拒绝，但又不能轻易答应。他没话找话地赞美皇后的服装如何好看，想以此转移话题。路易莎王后回敬了一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拿时装作话题吗？”她再次提出请求，拿破仑又用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来对付她。路易莎王后再三央求拿破仑宽大为怀，态度谦恭而又诚恳，使拿破仑多少有些动摇。这时，奥地利弗西斯国王进来了，拿破仑的调子当场冷下来了。
宴会结束时，拿破仑得体地向路易莎王后奉送了一朵玫瑰花。王后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不可否认这是友谊的象征。我的请求已蒙答允？”拿破仑早有戒备，用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把话题岔开了。路易莎王后没有达到目的，失落地离开了提尔亚西特。拿破仑宠辱不惊，没被王后的热情和赞赏征服。
外交场合中，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无论怎样被对方吹捧，不该做出让步的决不松口，同时又要做到言行得体，不失礼仪，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
以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名利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
富与贵都是人们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途径而达到目的，是不能承受的；贫与贱都是人们所嫌弃的，不用正当的途径得到富贵，是不能脱离贫贱的。君子抛弃了仁，到何处去成名呢？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违背仁，生活忙碌之时与仁同在，流离颠沛之时也必定与仁同在。
过去许多孔子的研究论中，普遍认为孔子只推行仁、义，而反对利、欲。然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反映了孔子的利欲观。
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
取得富贵的手段正当与否，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则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凭本事通过个人劳动所得就是来路正当，所以孔子说替人执鞭的事他也干。以拍马钻营甚至坑蒙拐骗而取得富贵则是“不以其道得之”。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人生之路该怎样去走，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必答课题。有的人很茫然，走到哪里算哪里，什么也不知道，活得很空虚。脚下的路，是实际的道路；人生的路，则是命运之道。如何去走？前途如何？目的地在何处？等等，都是人们愿意知道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人生规划”，并且顺利地工作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孔子一生努力，便是在寻求人生之大道，传播人生之大道。所以，他会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白天听闻到了人生的大道，晚上死去也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可见，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认识活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大道是人生的大道，是宇宙自然的大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合乎了这个规律，便是一个真正的人，无论是生是死已经无所谓了。
如何知道这个大道呢？那你就得切切实实地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步一步地迈进，踏踏实实地行走，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与造做。所以，那些物质至上的人，太计较名利得失的人，都无法在人生的旅途上，踏踏实实地行走，也根本无法领略到人生的真谛。只要你热心于探索人生之大道，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虚妄执着。
因为真正的君子，只是以仁义作为准则，所以对于天下任何事物都不会过于在意和执着，不会痴迷和嗜癖；没有行或者不行，没有一定要怎么或者不怎么。人活得自然轻松。
屈不是不要尊严，伸不是不要人性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议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薄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
——《荀子》
守“中”的原则虽是不变的，但对“中”的理解则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在某一场合被认为是中庸的东西，改变了外在条件就不再是中庸了。所以智者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去确定自己的行事准则，为“时中”，这也称为“行权”。
关于“时中”的原则，先儒们的论述是很多很多的，如《荀子•不苟》中即提出：顺应不同时间或屈或伸，像蒲苇那样柔软顺从，这并不是胆小害怕；刚强勇毅，没有什么可以屈服的，这不是骄横暴躁；用义去对付变化，知道什么时候可屈服什么时候该伸罢了。
《诗经》说：“往左往左，君子能适应；往右往右，君子也能适应。”这说的就是君子之所以能按中庸屈伸、应变的道理。
由朱熹编辑的《河南程氏遗书》中形象地比喻说：好比天气刚冷的时候穿上薄裘衣就可以称得上符合中，而到极冷之时再穿刚冷时穿的裘衣，就不是中了。另如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在禹稷的时代可以说是符合中，如果是居住在普通的巷陌中的人，这么做就不符合中了。
荀子说，大丈夫根据时势，需要屈就屈，需要伸就伸，可以屈就屈，可以伸就伸。屈于当屈之时，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美而丰富的人生。荀子说，大丈夫推崇他人的德行，颂扬他人的美德，这不是出于阿谀奉承；公正地、坦率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不是出于诽谤和挑剔；客观地、中肯地表白自己光明磊落，与舜禹相比拟，与天地相参合，这不叫虚夸狂妄。随时势能屈能伸，柔顺如同蒲席，可卷可张，这不是出于胆小怕事；刚强、勇敢而又坚毅，从不屈服于人，这不是出于骄傲暴戾。
日常生活中，也得把握“与时屈伸”的策略，例如，有些人遇到有人上门求他办事，便产生一种优越感，侃侃而谈，越扯越远。或者，对方故意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拖延时间，最终以各种借口搪塞。这样的人我们最难说服他。如用一般手法，会中对方的计。但一味沉默，等于对方主动自己被动。对付这类难说服的人物，要先干扰他的决策。最好的办法是频繁地说“有点道理”“是这样的吗”之类的话来打岔，或是故意注意别的东西。这些话和动作会打断他的思考逻辑，结果纰漏百出，从而获得插话的机会。
这种“屈伸”技巧在西方议会争论时常被使用。官员们在议会所说的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议员不是很容易能破坏他们的逻辑思路的。老经验的议员会赞成官员所说的一切，并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打断他的一连串话题，使其原则崩溃，说出真心话。对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这种方法更有效果。
回到如何做人上，我还是欣赏这段话：“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读洪应明这段话，眼前马上出现一副清新的画面，但它的“画外音”却是：
山川秀丽的林泉本来都是名胜地方，可是一旦沾迷留恋，就会把幽境胜景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市区；琴棋书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产生贪恋的狂热念头，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俗不可耐。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即使被外物所感染，置身于人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也能建立自己内心快乐的仙境；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精神堕入痛苦深渊。所以，生活中你以中庸处世，或屈或伸，不做过度，也就不被物累、不被名利纠缠。
怎样以退让的方式蒙住对方
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见之卓矣。
——《菜根谭》
人不论做什么事，应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人情关系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你先表现得以他人利益为重，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时，冷静沉着地让一步，尤能取得绝佳效果。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苦其心志，运筹谋划，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辱。勾践称霸诸侯后，范蠡也被封为将军。但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急流勇退，携妻将子，扬帆过海，秘密离开了越国。范蠡辗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为鸱夷子皮，在海边定居下来。从此，率子整治家业，开发经营。范蠡记得还是在会稽山上曾与另一位谋臣计然共事，计然说：“要打仗就要备战，备战就要与货物打交道。只有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才算是知道货物。季节和需求关系能够明确，则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得清楚了。”计然给勾践出过不少计谋，使战败的越国很快就富起来。
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了一步。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貌似让实则进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来看个故事，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和挪揄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另外一种人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不惜代价去争夺，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得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得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因为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没有用人权和兵权。为此他忧心忡忡，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没有皇帝支持，如何变法？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被迫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有他参与，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不久后他更加相信帝后争斗帝必败，于是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维新派的行动。
他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１０３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了解他们。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与你唱和，什么时候撕破脸皮；何时笑脸逢迎，何时又冷酷无情。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跟着你屁股后转；而当你遭受挫折，陷入困境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但袁世凯虽得意一时，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浅，最后还是以身败名裂告终。
把一切价值等同于钱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君子通晓的是仁义，小人通晓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义是相对的。孔子曾说：“见利思义。”见利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见利而不顾义是小人的行为。行事要合道义，不合道义的事君子不为。
《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只顾利而不注意义，必然是自取灭亡之道。《墨子》上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天下之良宝也”。宋代苏洵曾说过“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话，苏轼在《思堂记》中写道：“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
我们的老祖宗非常看重义，不仅提出“见利思义”，而且往往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欧阳修说：“宁为义死不苟利生，而视死如归。”王定保《唐摭言》：“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等等不胜枚举。
在孔子的心目中，这是一把用来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尺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儿，对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圣人的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没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对人非常了解的──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激起了他对小人的不满，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史记·孔子世家》上写道：“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所以孔子是不会与那帮开口闭口就是钱财、趋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要与志同道合的君子往来。
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这其实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有一次，美国洛杉矶的华裔商人××在香港繁荣集团购买了一批景泰蓝，讲好了一半付现金，一半付一个月期票。交易那天，他却不出面，派来儿子。一个月后，期票到期了，银行却退了票，几经联系，他一推再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了。繁荣集团这才知道上了圈套。集团老板陈玉书说：“除非他永远缩在美国，不在香港做生意，只要他来香港，我一定逼他把钱交出来。”陈玉书派人侦察、注意对方的动静，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香港。陈玉书马上派人同他联系，并以鸟兽景泰蓝优惠售价相诱，将他请到公司。陈玉书大脚一踹，房门大开，大喝一声：“××，你上当了！”××这时脸色大变，不安地立在对面。
“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处置你吧。”陈玉书伸出手掌问他：“我的钱呢？”“我没欠你的钱，是我儿子欠的。”“不是你在电话里答应，我怎么会让你儿子取货？”“儿子欠债，要老子还钱，这不符合美国法律！”“这里是香港！你今天要能走出这个门，我就不姓陈！”
“我们这些人是讲道理的，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总有办法处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等对方回答，陈玉书大声说：“我从小在印尼就是流氓！”
这时，××冷汗直流。陈玉书对他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今天要的是你还钱，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知道抵赖是无用的，诡计也施不上了，只得乖乖地打电话给手下，叫他们开支票。
权力官位、金钱利益历来都是人心的试金石。有的人在没有“发达”时还能与伙伴们同甘共苦。一旦他发财了地位上升了，便摆起了架子，交朋会友的观念也就变了，对过去那“穷朋友”“俗朋友”很快冷淡，好像羞于与他们为伍。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再不认什么同事、朋友，对上司直言摆自己之长，揭别人之短，在背后造谣中伤，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别人拉下去，自己爬上来。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事过之后，谁还敢和他们交心认友呢？
认清自我，不可权责越位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封建社会有时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它对后世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着诱导作用。在今天，只有充分做到“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不在这个职位上，就不谋划这个职位的事务，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个很好的被广泛运用的模式，各司其职，会提高效率。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坚定信念，持守正道，才能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天下有了道德、政治开明的时候，那就出来做官，治理百姓；天下无道，黑暗残暴，那就闭门读自己的书，不为暴君出力。国家有道开明的时候，如果自己还是贫穷寒贱，那一定是自己没有尽力宣扬教化，传播文明，这是可耻的事情。国家没有道义，暗无天日，而自己反而富裕显贵，这一定是自己出卖灵魂，亵渎人类的文明圣洁，真是可耻啊。
做到这一点就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正是这种气节，才让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流传了五千年而不改不移；就是因为有一支意志坚定而且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决不做任何势力的附庸，所以才能制衡社会保持健康发展。
正是这种独立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君子固穷，克尽职守。能做什么官，就去做什么官，不要做就不做，做了就去做好。居于什么位置，就当好自己的职责；不在那个位置，就决不操那分闲心。如果自己的事情往往做不好，却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谋算着别人的位置。越俎而代疱，结果谁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反而违背了立位设官的初衷。
人不是万能的，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的经验也不够，不可能在短期内把事情做好。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不问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因秦桧当权，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每天骑一匹驴子，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绝口不谈国家大事，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执行者。
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而无益的。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不必过分去干预。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是“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说，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由这样去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就好理解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正如后来所说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两句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天下人都能够各自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天下便会稳定，发展富强。各人如果都不干好自己的工作，却总是忙着去考虑他人的事情，那么天下秩序就会乱。社会分工不定的结果，是谁也干不好自己的工作，更糟糕的是会引发不公平竞争，人心因此而险恶，社会因此而动荡。所以，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说话，做多少说多少，甚至做多于说或者不说。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标准有三条，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为了教育学生，作为一个老师，他也不能不讲。那就是仁德的人因为无私，不会患得患失，所以没有忧愁；智慧的人因为明悟，不会受到蒙蔽，所以没有迷惑；英勇的人心里装着道义，没有顾虑，所以不会畏惧。孔子虽说自己做不到，但他的弟子们却说，这正好就是老师自己的传神写照。
为人处世注意这四种毛病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孔子告诫人们要克服四种毛病，从而达到不凭空臆想，看事情不绝对，不固执己见，不事事为自己着想的境界。
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这四项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起因，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事事为自己着想反过来会加剧任意性。这些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要戒绝它们。
“毋意”，是说做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
“毋必”，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正如俗话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任何人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
“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毋我”，不什么事都为自己着想，而该替人着想，为事着想。
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
孔子教人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一个人一旦做到了无我，那就可以绝对地无私了，无私才能无畏，无所牵挂，那“意”、“必”、“固”自然就都没有了。随意猜测，往往会违背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会胡思乱想，或者狂妄自大，自寻烦恼；主观武断，往往不合情理，造成严重的后果；固执己见，往往会被人视作老顽固，破坏大事；自我被放在第一，那么做事必然瞻前顾后，充满私心，也就无法与天地自然相合一。
晋朝读书人刘道真，由于遭受战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只好到一条河边当纤夫。刘道真素来嘴不饶人，喜欢嘲笑别人。一天正在河边拉纤，看见一个年老的妇人在一只船上摇橹，道真嘲笑说：“女子为什么不在家织布，而跑到河里划船？”那老妇反唇相讥道：“大丈夫为什么不跨马挥鞭，而跑到河边替人拉纤？”
又有一天，刘道真正在草屋里与别人共一只盘子吃饭，见到一个年长的妇人领着两个小孩从草屋前走过，三个人都穿着青衣，就嘲笑她们说：“青羊引双羔。”那妇人望了他一眼，说：“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言以对。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爱故意找碴儿、寻衅滋事，想让别人下不来台。这时你如果让着他，必会遭人耻笑；如果装作没看见，也难免有软弱之嫌。你想化被动为主动，反唇相讥，既可让寻衅者无言以对，也能在主动中有台阶可下。张因和李意见相左，便想在公众场合故意给李难堪。李在一次发言中，不慎读错了一个字，张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李：“水平太差，那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还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说话！”李见张故意寻衅滋事，也就不客气了，笑着对他说：“这总比你做错事不认账还强出一点吧！”李的话实际是事出有因，张在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后，非但自己不承认，还欲嫁祸于人，但又被人揭穿。因为这件丑事人人皆知，因而李的话一出，众人皆知其意，大家默然相视而笑。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欲辱人而自取其辱。
没有法度和游戏规则的竞争必陷于混乱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
孟子认为，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审音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实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缘故。
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切遵循原来的规章。”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用尽了听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覆盖于天下了。
选贤才是因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旦不仁者窃据了高位，奸邪当道，残害忠良，必然就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世风日下，天下大乱。历史事例不胜枚举。所以，一定要注意领导干部的选拔。这两个方面在《论语》、《孟子》中都一再强调。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尤其是面对日益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冒出来，其是与非，正与邪，往往使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评说。这时候，大家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感受就更加真切而深刻了。所以，要求健全法制法规的呼声日益强烈。
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画出矩形和圆形来。我们的生活，办事情，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否则，各行其是，准会乱了套。
唐玄宗时，有李适之和李林甫两位宰相共同辅政。二人面和心不和，互相勾斗，但表面上还很客气。
唐玄宗沉湎酒色，穷奢极欲，弄得国库日见空虚，满朝文武都很着急，思谋开源节流之计。最后，皇上也感觉到了财政威胁，下诏让两位宰相想办法。
形势所迫，二人都很着急。但李林甫最关心的却是如何斗倒政敌，独揽大权。看着李适之像热锅上的蚂蚁，李林甫生出一条毒计来。
散朝之后，李林甫装作无意中说出有人在华山淘出金子的消息。他看到李适之眼睛一亮，知道目的达到了，便引开话题说别的。李适之果然中计，忙不迭回家写起奏章来，如何开采华山金矿、以应国库急用云云。
唐玄宗见到奏章大喜，忙召李林甫来商议这件事。李林甫装出欲言又止的样子，玄宗说：“有话快讲！”李林甫压住了声音装作神秘地说：“华山有金谁不知？只是这华山是皇家龙脉所在，一旦开矿破了风水，国运难测。”玄宗听罢一愣，陷入沉思。李林甫见皇帝脸上出现了不悦之色，忙说：“听人讲，李适之常在背后议论皇上的生活小节，话说得很难听，说不定，这个开矿破风水的主意是他有意——”玄宗心烦意乱，拂袖而去了。李林甫见目的达到，心中暗喜。
自此，玄宗见了李适之就觉得不顺眼，最后，找了个过错，把他革职了。朝廷实权，便落在了李林甫手中。但如此踩着别人肩膀上，失去正当的竞争规则，使唐朝到处人心惶惶，国家越来越混乱。所以无论在职场、官场、商场，都要有合理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得懂规矩，否则人与人必然是明争暗斗，弱肉强食，失之于中庸。
只强调速度是达不到最佳效果的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官，他来见孔子请教管理方面的事情，孔子告诉他做一个地方官，行政、建设等一切制度，要顾全到后果，为百年大计，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地就拿成果来表现。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到整体大局。
孔子行政，强调层次和秩序，一步步稳扎稳打，决不突击推行什么或者急功近利。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端正名分，也就是各人自己的职守要明白；各人都明白了自己的职守本分，那么说话也就顺畅了，然后做事也就能够成就，礼乐教化也就因之而兴起。礼乐教化得以实行，道德标准也可以建立，便能够辅助以刑罚法律。道德礼仪教人如何去做，刑罚法律教人什么不能去做。这样一来，百姓便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
孟子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也。”人心浮躁，是很难干成一番事业的，当今一些人在学习上，今天要当作家，明天要当画家，后天要当钢琴家，结果什么也没学成；在工作上见异思迁，一个位子没坐暖就跳槽，结果一样本领也没掌握；在经商上，喜欢跟风，看别人什么赚钱也做什么，想一日暴富，结果亏了老本，栽了跟头。
中庸处世，重视学习工作的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反对不切实际地追求速度。孟子以下围棋为例，他说，下围棋只是小技术，如果不静下心来控制节奏，那也学不会。弈秋是全国的下围棋能手，假如让他教授两个人下棋，一个人很专心，听弈秋指导；另一个表面听着，心里却在想，要是有只天鹅飞来，就要拿起弓箭去射它。后者的学习成绩一定不如前者。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自然不是的。这说明学习上的差异，和对学习是否专心有关，而不完全是决定于人的天资的高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讨论注意问题，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以及注意的分配问题。
“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莫怪王的不聪明，纵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冷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这里表明他反对一暴十寒，主张专心有恒。有为者必有恒心，取得最后成功；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是没有恒心的表现。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从古到今凡成大事者，在学业上无一不是发扬积土成山，驽马十驾的治学精神。
宋朱熹说：“杂然进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人酒食之肆，见其肥羹大截，饼饵脍脯，杂然于前，遂欲左拿右攫，尽纳于口，快嚼而亟吞之，岂不撑肠拄腹，而果然一饱哉！然未尝一知其味，则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此也是指读书不循序而求速之弊，而引用到工作生活上，同样有警告之效。
摊子大不等于实力大
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
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孟子还把进学的次第比作流水，“不盈科不行”，流水遇到坎坷时，必须等水盈满后才能继续往前进行，“盈科而后进”，日夜不停地流到海里去。“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的意思是，君子的有志于道，没有一定的成就，也就不能通达。不能投机取巧，不能急躁冒进，没有一个二个地循序渐进的累进，不可能发展达到伟大的成就。所谓“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于四海”，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认为学习既要不间断地努力，但又不能拔苗助长。
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定有事做，时刻记住它，但也不能违背规律人为地帮助它生长。不要学一个宋国人那样，他担心禾苗不长而一一拔高，疲倦回到家里，对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其实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以为培养工作没有益处而放弃不干的，那是种庄稼而不锄的懒汉；违背规律地去帮助它生长的就是拔苗的人。这种助长行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孟子以禾苗的自然生长来譬喻人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发展，反对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要求教学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巨人集团对中国企业发展贡献之大，不是它一开始红红火火的那些年，而是它失败后的这些年，它成了经营诊断学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典型案例，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角：是什么导致了巨人集团的衰落？
巨人大厦本应是史玉柱和他的巨人集团的一个丰碑式的建筑，结果却成了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庞大企业集团衰落的开始。巨人倒塌的原因不能浅显地归纳为投资的失误。促成巨人失败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史玉柱本人主观上没有看清“巨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巨人”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面对一个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资本规模迅速扩大，真正成长成一个“巨人”时，企业的战略规划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巨人的衰落，正是由于战略的严重失误导致的。在没有有效的环境分析、稳健的资金保障和完善的管理机制下，采取激进的扩张战略是危险的。
巨人进入房地产行业，本身就是一种很偶然的行为，并不是出于战略的考虑，通过对房地产行业的研究而制定出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回顾巨人大厦的建设，从目标，到楼层都一改再改，然而就是在这种目标不清晰的情况下，投入的资金却越来越多，对于上亿元这么庞大的预算，巨人对资金的保障显得过分自信，不够谨慎。
巨人以做电脑软件发家，后来又进入房地产，生物工程，每一次扩张的惟一理由都是短期的“高利润”，而忽视了高利润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并且一个产业的高利润不可能保持很长时间，只要该产业没有很高的壁垒，竞争者必然蜂拥而入，而巨人又缺乏在该产业的基本专业知识技能，没有长期的规划，产品研发；脑黄金的成功只是一个好主意加上成功营销的战术上的胜利，巨人对这一胜利明显感到无所适从，管理层，营销网络，生产系统都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脑黄金”的成功其实是替巨人揭开了疮疤。“脑黄金”虽然火爆了一把，但究其根本，这只是一个很短期化的投资活动，不是一个在企业远景框架下，基于市场需求树立顾客心中位置的战略扩张。这种“什么赚就做什么”缺乏大局观的做法无疑是以企业的资本作为赌注的冒险行为。
许多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企业规模的增长与管理机制，经营理念落后的矛盾。决策的集中化，短期化，不但使资源配置没有效率，“近视”的战略招致的巨大风险，而且极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巨人的决策冲动而飘忽，决策过程几乎完全是一个人的主观构想，缺乏管理层和运营部门的沟通和反馈。面对迅速增长起来的资本规模和企业人员规模，巨人没有针对它进行评估和整理，高估了企业的适应能力。巨人只看到了其拥有巨大资源，没有看到整个企业的管理机制配置和协调资源的能力是滞后的。企业形式上是变大了，但观念，管理机制和组织结构上都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这就导致了巨人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下，决策难以落实，信息得不到反馈，从而决策进一步背离企业的内部条件。现在史玉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新的人生征途上不断克服盲进情绪，稳打稳扎地前进。
设立严密的计划
事有急之不白者，宽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从者，纵之或自化，毋躁切以益其顽。
——《菜根谭》
世间很多事情越是急着想弄明白越难弄清楚，倒不如暂时放缓一下，也许头脑冷静之后事情自然就弄明白了，千万不要太急躁，以免增加情绪上的紧张气氛；世上有很多人，你指挥他，他根本不愿服从，这时倒不如放松他不管，让他自由发展，这样他自己也许会慢慢觉悟，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以免增加他的专横和固执。
“欲速不达”，“其进锐者，其限速”，这些说法确实道出了人间处世之道的秘诀。今天有今天的事，明天有明天的事，我们办事自然应该雷厉风行，真正干事的人是决不会把今天该办的事放到明天去办。但从具体办事来说，事要一件一件地办，一步一步地办。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仞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要凭一时的意气办事，不要凭一时的热情办事。成功需要计划，需要安排，还需要一定的程序。做事要有志愿、意图、计划、行动、力量，达到好的效果。没有雄心壮志，就不会有超越时空的意图；没有超越时空的意图，就不会有无可比拟的计划；没有无可比拟的计划，就没有坚定果敢的行动和力量；没有坚定果敢的行动和力量，就难以取得伟大的效果。从古至今，大事小事都这样。
所以说，计划是行动之父，行动是成功（效果）之母。
黄帝百战征伐，周公礼典政制，秦始皇修筑长城，隋炀帝开掘运河，都是在客观上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行动。这些行动都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如果他们没有远大的雄图和计划，就不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也不会取得巨大的效果。
英国百年战争，美国独立革命，中国辛亥革命，法国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土耳其复兴运动，都是由于领导者有远大的计划和宏大的志愿，才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成为后世景仰的纪念碑。
每一件大事都有它的计划，分门别类，按部就班。而每一大计划又有若干阶段的独立计划，每一独立计划，前后彼此，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相互衔接的。
例如一次战争，应有整个计划，而每一次战役，又有每一次的计划。一个国家建立后，有整个建设计划，而每一部门，又有每个部门的建设计划。如政治建设计划，经济建设计划，农业建设计划，教育建设计划，国防建设计划等等。
计划中又有按时期、种类的分别计划，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一个人有一生的计划，一年的计划，一日的计划；一件事又有一件事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按时计功，自然有所成就。
没有成功的人都没有计划，所以有人说：“没有计划，就是正在计划失败。”你是否也正在计划失败呢？当然，没有人愿意计划失败，但是，你可能犯了这样的错误——没有计划。
成功的人士都是善于规划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都知道自己要达成哪些目标，拟订好优先顺序，并且拟订一个详细计划。为什么要拟订详细计划呢？因为计划百密一疏是没有用的。你可能不会被大象踩死，但你可能会被蚊子叮到。蚊子就是你疏忽的地方，你的计划一定要详细，要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列下来，并按照优先顺序排列，依照优先顺序来做。
我一个作家朋友，他创作作品的时候，规定自己每一天需要撰写多少字数，需要搜集多少资讯，需要查阅多少资料，需要真正具体完成的是多少，把它分割下来，每天固定的时间一到就照着计划进行。
你应知道，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有了计划，是提供你做事架构的优先顺序，让你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你需要做的事情。
在人生当中，你没有办法做每一件事情，但是你永远有办法去做对你最重要的事情，计划就是一个排列优先顺序的办法。当你把优先顺序排定之后，还要彻底执行，保证成功，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成功人士的计划为什么能够一一实现呢？这其中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是，为了使计划实现而彻底实行。如果仅仅是计划或是只有思考，那么什么都不会实现。为了要使计划实现，往往有许多事情应当互相配合，由此而产生的很多问题，如果有耐心地一一去克服，那么计划也就可以实现了。
千万记住，凡事要有计划，有了计划再行动，成功的机率会大幅度提升，只有行动，没有计划，是所有失败的开始。
你需要什么样的计划？或许你需要的不只是十年的计划，或许你需要五年的计划，或许你更需要的是每年的计划，每月的计划，每周的计划。
计划是成功的保障，计划是成功必备的条件。如果你是一边走路，一边计划，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台湾第一位研究神经语言学的激发心灵潜力专家陈安之先生曾经提出：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变成一种习惯。因此，他们的成就总是超越别人。
为了成功，你需要。
树立管理时间的意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
孔子站在河边上，感叹地说：“逝去的就像这样一去不返呀！且日夜不停。”
历来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孔子慨叹岁月之流逝，勉励人们不要枉费年华。但据《孟子·离娄下》载，孔子之意，取川流不息，是有本源，所以君子对无本无源的声誉，应引以为耻。而《荀子·宥坐篇》中则讲孔子观于东流之水，悟出了德、义、道、勇等一番大道理。
孔子并没有以悲观的态度来说这句话，而是有很多的意义包括在内，极高明。从另一面，用积极的观点来看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人生如流水一样，不断地向前涌进。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生就像这股流水一样。
《易经》乾卦的卦辞上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代表了天，中国文化是用乾代表天体，现在的名词就是宇宙。《周易》思想是孔子所效法的。文王解释宇宙，是永远在转，永远在动，没有一分一秒停止，假使一秒停止，不但地球完了，没有人类了，整个宇宙也垮了，所以宇宙是动态的。
中国文化并不主张静态的宇宙。人生也是这样，要不断求进步。静是缓慢的动态，没有真正绝对的静。毛泽东同志说：“坐地日行八万里”，他在抗日战争提出“论持久战”，即是以静制动的战略思想。“天行健”是永远强健地运行；“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教我们效法宇宙一样，即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要效法水不断前进，也就是《大学》中引用汤之盘铭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人生思想、观念，都要不断地进步，满足于今日的成就，就会落伍。
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包括各方面很多意义，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尤其人生哲学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两句话中，它可以从消极的、积极的各方面看，看宇宙、看人生、看一切。我们自己多多去体验它，应该了解很多的东西。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推崇水，叫做“上善若水”，他从水中观察到了人生的智慧。孔子也从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人世的一切都像流水一样，或者说自然界中的一切都会像水一样，永远也不停歇地奔流不息。其中的奥妙无穷，它告诫着人们既要珍惜时光，不要让大好的光阴随流水；又说明水流匆匆，归入大海，人也一样，匆匆一生，来自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摇篮，又是人类的归宿。我们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的确，这匆匆而过的一瞬，如何去流过呢？
机会属于有时间观的人
智者不背时而侥幸，明者不违道以干非。
——卢照邻《对蜀父老问》
要想抢占先机，首先要明白这个机会，善于寻找这个机会。
古代的圣人说：“见机而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什么是“机”？
“形势的维系处为机，事情的转变处为机，事物的紧切处为机，时节的结合处为机。在目前就是机，一瞬间过去就不是机，有隙可乘就是机，失去它就没有机。谋就得深远，藏就得绝密，这就决定于见识，利在于决断。”
在谋略上想要寻求先的机会，运用先的时机，重要的在于能随机应变，以实制虚。要善于观察天下的变化，静待天下的动，以便抓住机会制住它。
儒道是互相渗透的。老子说：“人们都在争取先，惟独我取后。”我以实处，等待着他们动的时机，马上制住他们，这就是后发先至的一招，用无算应付有算的方法。
在这个时机内，既要预料敌方，又要估量自己；既要预料敌方的变化，又要预料友邻的变化；既要策动敌方，又要策动自己。
防备于不备，预料于不料，谋划于不谋，才有全胜的机会。不然，就会陷于“自己只想制住敌方的先机，反而被敌方制住了我的先机。”
这是教训，如果能用自己实制敌的虚，用自己的长处制敌方的短处，并且筹划周全，变化于始终，处处都是我制在于先，那么全天下都会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机会与时间相关，而处世成功者都有守时的习惯，一个约会常常迟到、付款常常延期的人，其信用度必定小得可怜，机会常常在身边流失。
要考虑到不守时的危害性。每次约会都准时的人，无形中也会增加自己的时间。拿破仑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能战胜奥地利人，是由于奥地利人不知道５分钟的价值。而实际上，即使１分钟的不准时也会让自己遭遇一场不幸。兵贵神速，拖拖拉拉的军队必败无疑。汉朝张良授兵书的故事就喻示着“谁占有时间，谁就是胜者”的哲理。神秘老者约张良于某日凌晨于某座桥上相见，张良接连几次赶到那个地点的时候，老者已先于他待在那里，老者让张良回去，另约时间，直到张良在桥上等待老者的那一次，老者才把兵书授给了他。
机会不会等待迟到的人。在处世交友中，你守时，也是守信。有一次，拿破仑邀请他属下的一些将士来吃饭，到了时间也不见他们的身影，拿破仑就独自吃起来。在他吃完的时候，将士们来了，拿破仑摊了摊手，说：“很遗憾，中饭时间已过，我们立即办事。”
很多人因为不准时，而失去拥有高等职位的机会。
范德·比尔特一贯非常守时。在他看来，不准时就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罪恶。有一次，范德·比尔特与一个请求他帮忙的青年约好，某天上午的１０点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见那位青年，然后陪那位青年去会见火车站站长，应聘铁路上的一个职位。到了这一天，那个青年比约定时间竟迟到了２０分钟。所以，当那位青年到范德·比尔特的办公室时，范德·比尔特先生已经离开办公室，开会去了。
过了几天，那个青年再去求见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问他那天为什么失约，谁知那个青年人回答道：“呀，范德·比尔特先生，那天我是在１０点２０分钟来的！”
“但是，我们约定的时间是１０点钟啊！”范德·比尔特提醒他。
那个青年支支吾吾：“迟到一二十分钟，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范德·比尔特先生很严肃地对他说：“谁说没有关系？ 你要知道，能否准时赴约是一件极紧要的事情。就这件事来说，你因不能准时已失掉了拥有你所向往的那个职位的机会，因为就在那一天，铁路部门已接洽了另一个人。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你没有权利看轻我的２０分钟时间，没有理由以为我白等你２０分钟是不要紧的。老实告诉你，在那２０分钟的时间中，我必须赴另外两个重要的约会，我也不能让别人白等。”
准时、准时、再准时，这就是中庸的处世智慧。已故的金融大亨摩根把每一个钟头都看成１０００美元。许多年轻人处世经历少，吃亏也少，所以尚不知守时的重要，对于摩根每分钟是１０００美元的话可以不以为然，但是想没想到，也许到了某一天，你就觉得自己的时间和摩根的时间一样值钱，甚至比他的更有价值。
要做到守时，就要养成对任何约定的事都按时办的习惯。准时的习惯也像其他的习惯一样，要早日加以训练。纳尔逊侯爵曾经说过：“我的事业要归功于总是提早一刻钟的习惯。准时是国王的礼貌、绅士的品位和商人的必要习惯，是处世交友的规则。”
脱离实际的空想、妄想没有好处
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尚书》
人的一生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得实实在在。万丈高楼平地起，夯实地基为第一；参天大树搏风雨，扎实根基为第一；谷子低头笑茅草，丰盈子实为第一；有志之士建功业，充实自己为第一。
然而，在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胸怀大志，但又有点好高骛远，总是想入非非，不愿老老实实学习，踏踏实实行动。这样长此以往，便会成为一个空想家，最后什么事儿也干不了。
你如果好高骛远，那就在成功的操作方法上犯了大错误。不经过程而直取终点，不从卑俗而直达高雅，舍弃细小而直为广大，跳过近前而直达远方，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黄粱梦一场。你越是厌卑近而骛高远，你便越陷在卑近之渊，高远永远让你够不着，摸不到。
有人在失败时，喜欢问自己：“怎么回事？是我的命不好？是我比别人愚笨？是我比别人少长一只手？”统统不是。心性孤傲，目标远大，立志高弘，这是正确的，可是，不愿耕耘，只想收获，能行吗？只空有大志，却不肯为理想的实现而去动手做一次，那理想只能是空想、妄想、瞎想，不值一分钱。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不经千锤百炼，怎么可能锐不可当？梅花“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扑鼻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司马迁受宫刑而忍辱负重，终于穷２０年之功，写成了“史家绝唱”《史记》；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以悲悯的心情关注社会，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两字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才有“诗史”、“诗圣”的美誉。要想成就伟大的事业，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世上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牛奶的时间挤出来工作的。”只怀抱空想、不付诸行动的人，一辈子也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空想、妄想，脱离实际的人，注定他只能生活在虚幻之中，这种人没有坚实的基础，获得的只有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成功的陷阱。
好高骛远的人没有立足社会的真正能耐，只有夸夸其谈。然而，知道吗？夸夸其谈，引来了多少祸殃？古人王衍清谈误国，赵括纸上谈兵，导致身败名裂，这些都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例子。
好高骛远，结局自然是悲惨的。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了，于是一事无成。眼看别人八面威风，春风得意，你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有什么用？
如果你认识到了空想、妄想带给你的是灾难，你充分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你发誓，一切从头再来，那么，美好的前途仍向你挥手，成功的大门仍对你敞开。你再没有失误，你再没有被人瞧不起，你仍然有可能成功，仍然有可能站立到巨人的肩膀上。
人，不是不能遐想、展望，但要付诸行动。如果只想不做，那就真成了“瞎想”了。孔子讲过“思无益不如学”，你要成功，就该从小事做起，从那一小撮泥土筑起，从此时此刻开始，从坚实的土地上迈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千里之外的遥远地方，有非常迷人的景致，有富有魅力的目标，如果你只在那儿空想，而不一步一步地去走，那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行动是争奇斗艳的花朵。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空想、妄想、玄想、瞎想都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鲁迅先生告诫说：“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就愈多。”志愿和希望的实现要靠干和做。干和做就是务实，就是脚踏实地，就是要找到实现志愿和希望的用力之处，否则，就会像鲁迅先生说的，“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坠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
一张一弛是快乐的处世
人生太闲，则别念窃生，太忙，则真性不见，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亦不可不耽风月之趣。
——《菜根谭》
一个人整天游手好闲，一切杂念就会在暗中悄悄出现；反过来整天奔波忙碌，又会使人丧失纯真的本性。所以大凡一个有才德的君子，既不愿使身心过度疲劳，也不愿整天沉迷在声色犬马的享乐中。
有时间观念，善于安排自己的工作，这样会活得很轻松。孔子很善于放松自己。有一次，他同几个学生在一起聊天，大家各谈自己的志向，有的说，我能使一个小国家强大起来，不受大国欺负；有的说，我要努力发展经济，使人民都富足；有的说，我喜欢去办外交，主持些典礼仪式什么的。最后孔子问正在弹琴的曾点，曾点说，我与他们都不一样，只想在春末夏初，穿上单薄的衣服，邀几个人，到河里洗洗澡，在河边吹吹风，然后谈笑放歌地回家。孔子立即说，曾点的志向就是我的志向！的确，孔子一生，克己复礼，够紧张够执著了，但他并不是时刻把解放全人类的担子背在肩上，像鲁迅所讽刺的，切西瓜吃还想到国土被瓜分！相反，他也有放下担子轻松地生活的时候！
一个好心情，一个优美的环境，都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如果你想成为最佳工作者，试着放下工作，来点休闲。生活中保持一定量的休闲，不仅能够增加你的精神上的财富，使生活充实起来，而且由于身心健康，充满热情，工作效率自然会提高，经济收入也会增加。
在休闲时间中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有许多好处。行为学者发现，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有助于你在工作中有所创新。当你追求休闲生活时，你的精神会从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从而得到休息。你会因此关注工作以外的事情，会变得更富有创造力，能给企业提供一些有创造性的新点子。很多最有创造性的成就往往是在走神或胡思乱想中产生的。
一般员工的生活是不平衡的，从商者尤其如此。许多白领一星期工作的时间超过常规的４０小时。经常拼命工作的人就是工作狂。过度追求尽善尽美、强迫自己、迷恋工作是工作狂的心理特征。工作狂不等于最佳工作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工作狂是差劲的工作者。下面来告诉你如何区分工作狂和最佳工作者：
所谓“工作狂”，就是工作时间长，没有确定的目标，工作只是为了积极，工作之余没有兴趣爱好，为了工作放弃假期。而懂得中庸的人，往往会成为最佳工作者、最乐观的生活者，他工作时间正常，有确定的目标，工作之余有许多兴趣爱好，在工作外发展深厚的友谊，能够享受休息。
工作狂习惯于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而没时间休息。工作狂虽然拼命工作，但成绩有限，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大都缺乏能力。实际上，许多工作狂都被解雇了。沉迷于工作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工作狂》一书的作者芭芭拉•基林格认为：受人尊敬的工作狂感情有缺陷。工作狂对工作的着迷导致他们患有溃疡、背部疾病、失眠、抑郁症和心脏病，许多人甚至因此而早亡。
得中庸处世精神的人，能够享受工作和娱乐，所以他们是最有效率的。如果需要，他们可能会大干一两个星期。然而，如果仅仅是例行公事的工作，他们可能懒得做，并引以为豪。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成功并不局限于工作。要做一个有着平衡生活方式的中庸者，就意味着得是工作在为你服务，而不是你为工作服务。有生活和工作计划顾问建议，要想有平衡的生活方式，必须满足生活中的６个领域。这６个领域是：智商，身体健康，家庭，社会福利，精神追求和经济状况。
心性偏激的人难以成功
躁性者火炽，遇物则焚；寡恩者冰清，逢物必杀；凝滞固执者，如死水腐木，生机已绝；俱难建功业而延福祉。
——《菜根谭》
一个性情急躁的人，他的言行如烈火一般炽热，仿佛所有跟他接触的人物都会被焚烧；一个刻薄寡恩无情无义的人，他的言行就好像冰雪一般冷酷，仿佛不论任何人物碰到他都会遭到残害；一个头脑顽固而呆板的人，既像一潭死水又像一棵朽木，已经完全断绝了生机，这都不是建大功立大业能为社会人类造福的人。
做任何事都不能心急，为了避免忙中出错，自己心里得先有个谱，例如你要赶赴一个约会，算计一下这个约会将持续多长时间，而你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赶到约会地点，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免得途中又发生什么耽误你的事。比方说，你跟人家约好了６点钟见面，从这儿到那儿４点４５分出发没问题。可你偏偏在４点４０分的时候还想着打个电话，结果事与愿违，你不该迟到反而迟到。所以嘛，做事前紧后松一点，等你到那里的时候还有５分钟的剩余，好好坐着休息一会儿，或者把在这次约会上要完成的事项过过脑子，想想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会面。你也可以更早一点出发，从办公室或自己家慢慢踱步到约会地点去，如果你驾车的话可以悠悠闲闲地过去，用不着一路上风驰电掣地赶急，到头来还弄得自己紧张。
在赴约之前，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算计好路上用的时间，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比方说，交通堵塞啊，修路啊，坏天气啊，什么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你迟到。如果不考虑这些事情，你难以把握自己的时间，本来做好的计划往往变成废纸一张。如果我你在３点钟有约会，并且肯定用３０分钟就能赶到那儿，你一定要想办法提醒自己在两点半准时走。可别眼看要迟到了，自己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里七上八下的。计划好时间轻轻松松赴约有什么不好？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开车急着往约会地方赶，忐忑不安的，哪还有心情欣赏一路风光，巴不得插翅飞过去。如果你百米冲刺速度赶过去结果还是迟到，肯定会觉得身心俱疲、垂头丧气，而且这个约会也难有一个好开头。所以，学会计划好时间，让你的每一步走得轻松自如。
有选择地安排各项任务、项目和约会，在做计划时多问问自己“这项工作必须现在就做吗？”甚至“我真的有必要做这件事吗？”你可以回顾上个月的工作，翻一下当月的时间表，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工作其实根本没必要做。节省时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合理的时间安排，对什么是当务之急，什么完全可以拖到日后再做有明智的选择。还有，要避免同一时间安排不同的事，你又没本事将自身一分为二，要是你既答应了这个又允诺了那个，看你到时候有多尴尬！
尽可能地避免那些烦人又无意义的公司会议，珍惜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你可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组织会议，比如说自由讨论，大家在会上各抒己见，提出有创意的观点，这样的会议才是有活力、有意义的。不过要在会议前提出一种合理的安排，实事求是地计划好时间与会议内容，在开会时要遵守已经定好的每一个主题的讨论时间。
不要把约会定得太早，免得自己一大早起来忙作一团，不要打破长期以来一贯遵循的早晨工作安排。如果有人对你下个月已经做好的计划提出新的要求，请你学会说“不”。一开始也许感到不好意思，情面上过不去，但久而久之，要是再碰上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你会当机立断给他来一个“不”：“不好意思，往后一两个月我不准备接手任何新的项目。”学会说“不”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费神去想该不该答应。
对正在干的事情不可掉以轻心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孟子》
孟子对不明智的人很无奈，他打比方说，即使有一种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和大王相见的时候也太少了。我一离开大王，那些“冻”他的奸邪之人就去了，他即使有一点善良之心的萌芽也被他们冻杀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比如下棋作为一种技艺，只是一种小技艺；但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学不会的。
一暴十寒，或者如俗语所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事情努力少，时间荒废多，不可能有好的效果的。因此，成功者贵在坚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精神。
对一件事投入卖力地干，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能感动人，给你处世带来方便。１９４６年４月，土光敏夫被推举为石心岛芝浦透平公司总经理。当时，日本战败投降，百姓生计窘迫，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公司运营最大的困难就是筹措资金。即使是那些著名的大企业，资金也相当紧，更何况芝浦透平这种没有什么背景的小公司，就更没有哪家银行肯痛快地借钱给它了。土光担任总经理不久，生产资金的来源就搁浅了。为了筹措资金，土光不得不每天去走访银行。
一天，土光端着盒饭来到一家银行，与营业部部长谷川郎（后升为行长）商议贷款事项。土光一上来就摆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长谷川则装出爱莫能助的样子。双方你来我往，谈了半天土光也没谈出满意的结果来。
但土光一直专注地谈着，他一看到疲倦的长谷有点像要溜走的样子，便慢条斯理地拿出了带来的饭盒，说：“让我们边吃边谈吧，谈到天亮也行。”长谷川被对方的毅力感动了，最终借给了他所希望的款项。
后来，为了使政府给机械制造业支付补助金，土光曾以同样的方式向政府开展申诉活动。一次次成功，说客土光的大名传开了。
土光的行为明显地表达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表面上是软磨硬泡的无理性，实际上是以真诚感动了对方。这是种持之以恒的务实精神，加上他讲话礼貌、合情理，所以顽强地迫使对方妥协了。
把握人生的每个阶段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
现在很流行“人生规划”、“职涯规划”。人要每一步都走好不容易，这一点孔子意识到了，既然“行中庸”，而要其达到理想的效果，得因人与年龄而设定行为方向和标准。孔子借对自己学习和修养的过程进行描述，无非是教导人们也得要。
１５岁，人开始步向成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修养逐步提高。我们在孔子的成长历程中也可以得到一些为人处世的启发。
孔子１５岁志于学，学习知识技能，学习实践社会道德。这里要强调一点，孔子的学决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上学或者念书识字，而是对于理想信念的学习和实践。决不能理解成孔子到了１５岁上才开始念书识字。这个年龄段的人属于青少年，对社会和人际关系，了解一点，但又不懂，所以在为人处世上要多向成人学习，但不能过于世故，因为青少年应该是充满朝气的。学习上要团结“学友”，不可以自己的成绩比别人好而傲人，也不可以自己的成绩不如人家而毁人。
三十而立，立于什么？《论语·泰伯篇》答道：“立于礼”。“三十而立”是说对于礼仪道德经过１５年的学习和实践，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就，说明从书本知识的学习积累，有条件走向社会实践，之所以用“立”，是从儿童到成人的标志，标志着传播真理、教化天下事业的开始。这个年龄段的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前途充满信心，大有出人头地的想法，这是积极的，但要克服自负心理，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年龄的确是本钱，但这本钱一透支，就会成为“债台高筑”的人；知识也是资本，但时代发展，知识是不断更新的，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比你年轻有本事的人在不断涌现，所以谦虚比高傲更有益于你处世为人。
四十不惑，凭什么不惑？“知音不惑”，《论语·子罕篇》答道。“四十而不惑”，说明经过十年的传播和教化，在学中知不足，在教中知困；而且有不足就补充，有困惑就解决。１０年之后，便可以教学相长，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自己在各方面都可以说服自己、说服别人，无所困惑的了。这个年龄段的人无论知识、能力还是生活经验都储备足够，可以应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受外界的诱惑，也不去诱惑别人，当是双向把握。这个年龄段的人有成熟之美，婚姻上走到了平淡之期，容易发生婚外恋情，所以当注意与异性接触，避免婚姻的危机。
五十何以知天命？人到５０岁，阅历增多，以为许多事情是天意，非人力所能改变。“五十而知天命”，是说自己再经过１０年没有困惑地教化传播，便知道天地自然的命运以及自然所赋予万物人类的命运，包括自己的命运。什么该兴，什么该亡；谁该发达，谁该失败，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只能去适应自然，顺其自然，没有办法逆天而动，谈不到什么改造自然，那就顺应天命。这个年龄段的人极容易迷信经验，所以在为人处世上，要克服以经验取代知识的想法，敢于接受新的知识，这样才能容纳接受后辈、尤其年轻人。世上许多事的确是人力难以改变的，但自己的“心象”由自己造，你如果迷信于某一点，就会走向偏见和极端，不利于自己的再发展，在工作和事业上就很难取得最后的辉煌。
六十耳顺什么？已入花甲之年，什么事情都听得进去，对什么事情都通情达理。“六十而耳顺”，是说再经过知道天命而作为的１０年，从而使自己所听到的一切都觉得顺当了。人们往往听到的是怨言牢骚，所以耳朵常常不顺当。但当你明白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时候，即使是听了刺耳的声音也无能为力，生气只是徒增烦恼而已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执着什么了，耳朵也就顺了。但现在有个“５９岁现象”，即有的人在退休前，贪污受贿，坏了自己的名声，甚至因此而暮年在监狱中度过。所以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得坚守住自己，有权者不能堕落，有钱者不能挥霍，有名者不可倚老卖老；无权无势者不能牢骚满腹……快进入人生的晚季，心理一定要保持平衡，要多一些淡泊，少一点世俗。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人到七十古来稀，世上的规矩，完全融入自己的心中，这是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崇高的境界。在耳顺而不生气，看淡了人间的一切，顺应了自然的规律行事的１０年之后，人也成了自然的了。凡所行事言语，如同自然中的春夏秋冬一样，无善无恶，无人无我；没有规矩，也没有无规矩；自由自在，无不合乎规矩。这才是孔子或者说儒家所真正追求的人生境界。合乎规矩不是目的，而自由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目的。老人在交际中要自然放松，不能再计较什么了，该玩该乐，不要顾及太多，但也要保留晚节，不能自以老了，别人管不了、不敢管了而做出什么有损名声的事，给自己丢脸，给儿女丢脸。
孔子看到，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做人要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不能勉强行事。
不要停留于昨天，也不要忘记过去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是能够在不忘用知识、温习旧知识的基础上获得新知识，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善于学习的人，是一个可以为人师的人。
“温故而知新”这一学习方法不仅在封建时代有其价值，在今天仍有不可否认的适应性。人们的新知识、新学问往往都是在过去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合抱之木，起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些话说的都是一样的道理。
“温故而知新”，光知道过去是不行的，因为时代在变化，还要知道新的。既知过去，又知现在，便可以为人师表了。教师如果只知道过去的事情，不问新时代的现实，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教师。因为教师的职责，是培养新时代的文明人，那么教师首先得要认识这个新的时代。
为人处世温故而知新，不能执着于一偏，不能顽固不化。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不是一个器物。凡是器物，都只是具有一定的用途，比如说锅只能煮饭，犁只能犁地一样。而真正的君子不执着一用，无所不用，无所不通，才能应用无穷。
现在提倡终身学习，不仅学生要学习，进入社会，参加工作，无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学习，因为知识在不断更新，你不学就会落伍、淘汰。但学习的过程也是对以前所学知识的消化与吸收过程。不是说有新知识就是好的、有用的、旧知识就是过时的、没用的。有些新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庞杂的信息，甚至是有害的信息。所以，在新与旧上得有个取舍，不能一味地否定旧的传统的，也不能凡是传统的经过时间检验的都是好的，坚固的观念中往往包含着“坏基因”；在不断反刍已有的知识的同时接受新的知识，也符合中庸之道。
在工作上，要尊重师傅和比自己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只有那些自负的人才不愿向他人学习，轻视他人所掌握的经验和知识，总想靠自己一手一脚打出一片天。大多数人都知道得人助力的重要性，也希望得到师傅相助。但是，你希望别人帮忙，别人却不见得愿意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靠一个谦虚的心去向他学习，使对方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这何尝不是“温故知新”。
你一定要向成功的人学习，你一定要学习成功的榜样，让自己进入成功的环境当中，跟着成功者学习。你一定要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努力。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比别人更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做人。你一定要不断地研究你的竞争对手，惟有了解对方，才有可能超越对方。
如何树立困境中生存的勇气
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管子》
逆取，事实上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即隐藏自己的目的，好像自己并不追求什么，并让对方得到满足，最后才真正让自己得到满足。
关于逆取之法，《荀子·礼论》中曾这么说：“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意思是谁知道坚守节气、不怕牺牲恰恰是有利于养生呢？谁知道花费财物正是为了保全财物呢？谁知道恭敬辞让恰恰有利于安身呢？谁知道礼义文理是用来保养情操的呢？
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想苟且偷生，反而会死亡；如果想苟且得利，必然带来危害；想把懈怠懒惰散漫懦弱当成安逸，必定会危险；如果把恣情欢乐看成是乐，就肯定会灭亡。
人的逆境大约可分为四种，一是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是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是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是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如何对待逆境也有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韩愈出身于平民家庭，考进士三次落榜，第四次才中进士，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他不苟且偷生，他对道与义是有尺度的，对名与节是有标准的。他两次言他人未敢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量度中庸，不费时，不浪费生命。
唐宪宗皇帝非常信奉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８１９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在韩愈看来，这是劳民伤财，于是他要把这过激的活动泼上一盆冷水，或者叫“拨乱反正”一下，他写好奏折勇敢地递交了上去，谁知惹来了大祸，他被贬到数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或许有人说，这是韩愈不识时务、不善处世、不懂中庸之术而撞的祸，但是韩愈是真正地“君子中庸”，他的行为成就了他的身后名。他到潮州后，八个月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在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进士就达１７２名，莫不是韩愈大开教育之功。
逆取之法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是十分广泛的，如有人给你送礼，你总不会毫不客气地收下，总会推让一番，让送礼者心理平衡；如果领导给你封了官，你总会谦虚一番，让领导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赖，如此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日常琐事上的运用，如果能把逆取法运用到商场上，它往往会让你取得出乎意料的收获。
在磨练中提升自己
一苦一乐相磨练，练极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菜根谭》
在人的一生中有苦也有乐，只有在苦难中不断磨练而得来的幸福才能长久；在求学中既要有信心也要有敢于怀疑的精神，遇到值得怀疑的事就要去仔细求证，只有在不断考证中得来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做学问有几种，有的是平平安安地做学问，有的是苦苦难难地做学问。平平安安做学问的只能得到别人的东西，付出的平淡，收获的也平淡；苦苦难难做学问的却可以得到自己的东西，别人所没有的东西，付出的多，收获的也多。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贾谊《新书》里还有一个比喻：学如日，静居独思如火。放弃学问而一味苦思，就像放弃庭院里明亮的日光，而借助屋子里昏暗的火光，可以见到一些东西，但看得深远看得清晰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就是要你去“自相参勘”一番，有“参勘”，就会有“真学问”。
对于处世也是一样，苦与甜中，是你调制的一杯汤。
职场磨练、打拼，做一个好员工、好领导，需要有计划和有系统地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淘汰陈旧、正在死亡的知识和技术。只有放弃过去，才能拥有新的工作上所需的各种资源，如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等等，现在不少人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不愿放弃过去（或已有的成绩），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当然，这里所谓的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并非鼓动不断换工作；发展的内涵包括在一个地方的提升。许多人在一个地方时间干长了，却无法突破自己，其最大障碍是自我能力的低估，缺乏突破的意识，缺乏对现有工作改进的信心与激情。
人是在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上提升自己的。
“如果想进入公司，请拿出你的忠诚来”，这是每一个欲进入索尼公司的应聘者常听到的一句话。索尼公司采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工资制，一旦进入该公司，就等于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公司，任何人会以自己身在此处为荣，对公司忠心耿耿。索尼公司认为，一个不忠于公司的人，再有能力，也不会录用，机会只有一次，要么成为公司终生员工，要么彻底排除在这个组织之外。他们对“忠诚”的诠释是：呆在这里并非衣食无忧，你必须积极进取，发展自己，你才能得到你的那一份奶酪。这发展，是向上的发展，像树一样，赢得更大更阔的空间。
实力是靠毅力打拼出来的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论语》
孔子告诉子贡，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那么为仁是用什么工具呢？住在这个国家，想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上流社会，乃至政坛上的大员，政府的中坚；和这个国家社会上各种贤达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换句话说，就是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内情，有了良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得到有所贡献的机会，完成仁的目的。
现在由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孔子很厉害，他晓得利用关系。孔子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厉害！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现在有人不了解对方公司的人情环境等，一跳槽就进了火坑。但最重要的一点，搞好人际关系目的是做到仁，干阳光下的事业。做到仁，需要毅力，需要不断努力。
孔子周游列国，见７２位国君，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像卫国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孔子如果不择手段，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但是他讲仁，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他告诉子贡的，也是这样。
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就是传播文明，但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利器，那么实现自己的主张才能有可能。因此，孔子要求知识分子必须辅佐那些贤良的士大夫，与那些德仁的人士相交往，影响他们，然后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观点得以实现。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子评价子贡为瑚琏之器，具有华美而贵重的素质，而认为管仲的器量比较小。
与人交往，器重别人，并不是贬低自己，或者说，为了获得别人的器重而贬低自己，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耻的。自己的实力要靠自己打拼来增强，要建立好的人缘。虽然孔子对子贡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而不是要藏起来。中国文化里重玉贵玉，以玉喻节操，在儒家入世思想里，你是一块美玉，是藏起来，还是“求善沽而贾者”，在这样一个选择中，倾向于后者，甚至是比较强烈地要“卖出去”。子贡说的是“求”，孔子说的却是“待”，都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沉湎于自我。
急功近利是不自信的表现
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
——《管子》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变越快，物质发达，竞争激烈，许多人在这一环境中，行为不知不觉地就不符合理义和规则。心态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太急于求名，急于求利，急于求成。何谓急功近利？急切地追求短期效应而不顾长远影响；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做人的根本原则。
做事如果急功近利，只看到眼前的好处，就会盲从跟在他人身后跑。人变得世俗起来，认为吃好穿好玩好便就是好。而为了吃好穿好玩好，欲望不能满足，就不择手段，绞尽脑汁达到目的，什么人格啦、尊严啦、德行啦、操守啦、灵魂啦，通通抛到九霄云外，见鬼去了。但越是急功近利的人，越难得到功利；越是不顾廉耻的人，越难得到快乐。
急功近利实际上是极不自信。作家因为功利写不出好作品，艺术家因为功利忽视了艺术和功底，运动员因为功利会有违规行为，有人因为急功近利，过早地戴上近视眼镜。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可以不顾未来的利益；为了求得一时的痛快，以长远的痛苦作为代价。难道我们都是功利之人，眼里只有名和利？你也许一时得到，可是你付出的太多，得到的终归少得可怜。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过度失望，让你觉得活着真累，毫无幸福可言。
人活着，就是要创造美好，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环境，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家庭，美好的社会，美好的人际等等。宝贵的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一次性的生命旅程如何行进，大概是人类诞生以来的第一个不解之谜。
我们可以设计生活，并为生活而奔波；我们可以设计人生，并为人生而努力。但生活只是对生命的维持和延续，人生只是对生命的储存和安放，当生命的全部在生活和人生中产生震撼、发光发热的时候，生活和人生的意义才体现于生命的全部。
生命的全部以旅程计算，每一程都不能虚度，每一程都不能耽误，每一程都不能空白，这样，回忆往昔的时候，你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碌碌无为而羞耻。
生命最感悲哀的是，它不可能有多次，但许多人连一次都没好好度过。他之所以产生对功利的急迫心理，说到底，是没有精通生命的根本之道和根本之理。
世人任何罪恶的起因，都是由于理智的蒙蔽，对万事万物只看到好的一面而忽略坏的一面。在这充满物欲诱惑的时代，我们必须随时以清明的理智来把我们的言行导入光明的正途。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要求自己上进，要求自己做事要精确、要成功，但一个人的智力、体力、领悟力与适应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一路领先，胜过所有的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力量有不能达到之处，承认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
真正成功的人常能举重若轻，履险如夷，临危不乱。这是一份定力，一分自信，也是一种智慧。大处如此，小处也如此。读书、参加考试，除认真准备之外，还要把得失置之度外。凡事在于自己尽力而为，只要自己已经尽力，成功与否，那就已经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操纵，多去忧虑反而分散了自己的精神与心力，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
个人的成就与竞争时的得胜，固然快乐。假如一个人处处争强好胜，则不但享受不到成功的乐趣，反而充满唯恐被人超越的苦恼。由于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生命中那些原本值得欣赏的，也会被漠视，生活的内容会变得枯燥、冷硬而乏味。
假如你已经具备了天赋的聪明和后天的勤奋，希望你在这两个成功的必备的条件之外，再加上一份平淡轻松的心情，那才是真正的智者所应追求的。
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
——刘向《说苑》
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反，循环往复。《周易·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心灵的启示：“无来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要言不烦地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水应变能力，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生活既然如此，做人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不及是大错，太过是大恶，恰到好处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和。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高超的艺术。
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做人太绝，不得不肉袒负荆，登门向蔺相如谢罪。郑伯说话太尽，无奈何掘地及泉，遂而见母。故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就收。
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适度地打扮自己，一个成熟的男子知道恰当地表现自己。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步。此所谓“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宋人李若拙因看通了官场，作《五知先生传》，说做人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无疑是临渊纵马。
任何人不可能一生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往往是最短暂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成仇。
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天长日久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所以最好是事业爱情两不误。北宋词人秦少游的笔下“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仅是对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
学会选择，学会放弃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
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不能两样都吃，我就舍弃鱼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拥有的，正义也是我想拥有的，如果不能两样都拥有，我就舍弃生命而坚持正义。生命是我想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使我想拥有的，所以我不愿意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使我厌恶的，所以我不愿意因为厌恶死亡而逃避某些祸患。如果让人想拥有的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只要是可以活命，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如果让人厌恶的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只要是可以逃避死亡的祸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
人世间的确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也的确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愿本不只是孟子才有，而是人人都有，只不过孟子能够保持它罢了。
“鱼与熊掌”的确是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常遇到的二难选择。想名又想利；没做官的羡慕当官的权势，而做官的又羡慕不在官场上的人潇洒自由。小而言之，想读书又想打工；想挣钱又想休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难，难在舍不得，难在那不可得兼的东西都是“我所欲也”，甚至，也是人人所欲的。不然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难的了。
活着，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欲求，谁不想活着？“义”即道德义理也是人类的欲求，人人都有道德上的价值，人格上的尊严，这就是人所本有的“良知”。但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决不能苟且偷生，而要“舍生取义”。这两种不同的“欲”，有价值上的本质区别，因而才有这样的选择。这完全是一种自我选择，其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有内在根据的，这就是情重于欲。有情才有义，谓之“情义”，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内在根据，也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如果为了活着而牺牲生命的价值，就是“无义”之人，人而“无义”，是一种最大的耻辱。
从利、义的选择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是考验。至少决定了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诸葛亮治理蜀国，什么事都亲自过问，杨容曾经劝谏他，说：“作为丞相，您治理方面应有体统，上下不能侵犯。”诸葛亮不听从。蜀国虽然得到治理，可是自己却费心劳神而丧生。虽然责任感太重，以致于尽心努力去做，却实在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妙用。不仅从政是这样，用人也是这样。要看到别人的优点，用人的过程就是选优弃劣。
作为高层领导来说，只需要挑选中层干部，提拔任用，至于下面各级基层官员的提拔与任用，应由他们处理，不宜详细过问。过问就是侵职，就不懂选择与放弃的道理。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元顺帝在欣赏宋徽宗的书画。称赞不已，而奎章阁学士进来说：“徽宗是位多才多能的人，惟独一件事没有才能。”顺帝问什么事，他回答说：“惟独不能当皇帝。他身体受侮辱，国家受破坏，都是不能当皇帝所造成的。凡是当君主的，重要的就是能当好君主，而徽宗却不是这样的。”
又有《北窗炙裸记》中周正夫说：“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一个做帝王的人，只要当帝王就够了，一个做宰相的，只要会做宰相就行了，所以仁宗在史载中称他为明君，而历史称丙吉为名相，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的例子。
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明白，什么该取就毫不犹豫地获取，什么该舍的就毫不犹豫地放弃。
如何培养自尊心与自信心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
求索才能得到，当然求索有一定的标准，不能违背人性的需要。要想成为一个超古越今、顶天立地的圣贤豪杰，只有从强烈的文化意识里，从坚强的历史意识里，培养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从人性的觉醒，从理性的觉悟里，树立起超人的人格与道德，使人能成人、使人与禽兽有所区别，这也就是儒家精神的根本所在。
从中国历史文化上看，这种刚健精神、积极精神，既是儒家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历代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的主流，而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悠久历史之所以能绵绵不绝，实在是有赖于儒家思想起了砥柱作用。每当社会处于危险时期，儒家思想总能力挽狂澜，起弊振兴。有人认为从宋代以后，中国民族之所以衰落，就是真正的圣贤豪杰不多，使得人们丧失了祖先发扬光辉的古代中国精神。从知识阶层来说，也丧失了古代儒家的真正精神。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种现象很普遍。世界著名的走钢索人卡尔·华伦达曾说：“走钢索才是我真正的人生，其他都只是等待。”他就是以这种态度来走钢索的，每一次都非常成功。但是１９７８年，他在波多黎各表演时，从７５英尺高的钢索上掉下来死了，令人不可思议。后来也是走钢索名人的华伦达太太说出了原因。在表演的前三个月，华伦达开始怀疑自己“这次可能掉下去”。他时常问太太：“万一掉下去怎么办？”他把很多精力用在避免掉下来上，而不是用在走钢索上。
保罗·盖蒂对自己充满自信。创业之初他就接了一笔订单，许多人对他表示怀疑，６个月他能生产那么多飞机配件吗？盖蒂没有犹豫，他挑选了５０名同样充满自信的优秀工作人员，送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学习，同时制造工具的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不久，５０名培训人员回来了，１０套工具也准备就绪。生产开始的时候，６个月的期限还未到呢。开工之后，盖蒂几乎每天都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在他的领导下，工人们的生产效率竟是其他同样机型飞机制造工厂的１０倍……
当人们问及盖蒂成功的秘诀时，他说：“一个人的成功，关键是应该坚信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主见，对成功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态度。不要满足于已拥有的成绩，局促于自己熟悉的范围，也不要迷信权威。”
人们如果能自强不息，就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受竞争的淘汰、社会的淘汰。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能产生巨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