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议会的诞生和死亡

发布: 2010-3-14 00:00 |  作者: 张鸣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在朝野内外的鼓噪声中，中国第一个“议会”诞生了。但是，“立宪”扩音器只是掩藏了各怀心思的角力，形式上的创新无法嫁接在腐朽的体制之上，这个先天不足的“议会”在喧闹中建立，又最终在喧嚣中迅速瓦解。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变化特快的地方。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推崇弄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

　　正是在朝野内外的鼓噪声中，中国第一个“议会”诞生了。但是，“立宪”扩音器只是掩藏了各怀心思的角力，形式上的创新无法嫁接在腐朽的体制之上，这个先天不足的“议会”在喧闹中建立，又最终在喧嚣中迅速瓦解。

真糊涂与装糊涂

　　1905年，欲要强国，必先立宪，这样的认识不仅是报界的呼吁，也不光是趋新的知识界的共识，在野有实力的士绅，比如张謇、汤寿潜，在朝的大臣，比如张之洞和袁世凯，甚至一些王公亲贵，溥伦、载泽，甚至当政的奕訢、铁良也做如是之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严复，也得感谢义和团，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注入了这些大人物的头脑。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学习日本仅仅是个刚刚开了头就断掉的序曲，那么，清廷新政时期学习日本才真是热潮。不仅在短时间内几万人涌入日本留学，而且日本的专家，从军事教官到幼儿教师，也成批地来到中国。

　　其实，按制度史上的分类，当年日本的制度还谈不上是君主立宪，仅仅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有宪法，但君权还是高过民权。当时的世界，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而日本的制度正是学自德国。此时的中国立宪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国说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只是，中国朝野钟情立宪的人原本是同床异梦。有的人拿日本说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陈仓，最后真的搞立宪。有的则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权至上。更多的人其实对什么叫立宪都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享权力。醉心立宪的人，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是真糊涂。

　　不管大家肚子里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归留学生们开始几番进宫讲课，其中就包括后来被骂成卖国贼的曹汝霖。西太后被告知，立宪之后满清皇室的权力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巩固。无论她真信还是假信，日本的样子摆在那里，列强的虎视眈眈也时刻在刺激着她的神经，不由她不动心。即便如此，她还是要“眼见为实”，派出了五大臣代为耳目，出国考察宪政。

　　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端方是满人，而徐世昌和戴鸿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走马观花，体会不是没有，但考察报告的撰写最后却偷偷落在梁启超手里。这样的报告交上去，朝廷没有理由不动作了。

　　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9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此前为预备立宪期，在预备期实行立宪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各省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就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

保中国与保大清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这是戊戌变法时就提出的问题，保守派借此刁难质疑改革者。在清朝预备立宪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而言，也许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满清权贵，保大清则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实际上，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之后，实力大增。而革命党则是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所以，才有“保”的 议题。其实，就算是满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所以，对于在朝当政者，保中国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国，大清也就没戏。如果有人热心积极地保住了中国，同时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逐鞑虏的时候，大清当政者最佳的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站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

　　所以，尽管在1908年拍板预备立宪的西太后和光绪去世，接班的皇族亲贵少不经事，拼命抓权，但对于立宪却从不含糊。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儿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所以，在他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只是，这些少年亲贵仅仅坚持了立宪，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却不清楚。似乎在他们眼里，只要按既定方针立宪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国，或者说大清就安全了。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全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

　　但吊诡的是，这一系列的起义和暗杀反而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新接班的大清亲贵一点儿都没有停止立宪的步伐。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所谓立宪、组织国会不仅仅是制定一个宪法，产生一个立法机构，而是崛起的汉人士绅要跟他们分享权力。

　　事实上，在清政府认真推行立宪准备的这段时间里，革命党的起义和暴动的确受到了极大的遏制，知识界和新军的部分人士对在清政府推动立宪的背景下革命党还不依不饶坚持暴动相当不解。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和暴动不可谓不卖力，但对清政府的威胁却并不大。整体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矿权，以及推出皇族内阁之前，他们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统帅黄兴亲自指挥发动的广州起义也莫名其妙地失败了。清政府最终雪崩式的垮台，就是因为不仅不回应立宪派的几次立宪请愿，而且疯狂收权，排斥汉人，让几乎所有知名的士绅都大失所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它自己。

从谘议局到资政院

　　朝廷要立宪，对于传统的士绅和新的知识界，都是一个好消息。此时，尽管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已经传到了内地，当年满清入关的暴行又被重新提起。但是即便如此，士绅、市民和学生还是纷纷上街提灯庆祝，人们彻夜狂欢，高呼皇帝万岁，立宪万岁。接下来的事，则是选举各省的谘议局。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官吏的选拔，投票还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

　　当时的中国，一共22个行省，按规定，要选出22个谘议局。但是，由于新疆相当落后，暂时不设，所以，只先后选出21个谘议局。谘议局属于准地方议会，或者说练习性的地方议会。权限是议决地方兴革事宜，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对本地的地方法规提出修改增删意见，负责处理省以下地方的自治事宜等等。

　　但是，谘议局议决之事，必须提请督抚认可后执行，如果督抚和谘议局存在争议，可将议案交由谘议局复议，如果再不行，则提交资政院核议。谘议局会议，分常年和临时两种，均由督抚召集。议员在开会期间的发言不受法律约束，在会议期间，不经谘议局允许，也不得逮捕议员。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准议会不可能是“民选”的，只是士绅们借以分享地方权力的一个平台。选举过程，虽然经过初选和复选，即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最终选出议员。但实际上最后变成了士绅们相互的推举，被推举出来的人都是在地方德高望重，较有势力而且热心公益的大人物。

　　事实上，谘议局选举的设计考虑到了中国的这种国情，原本该按人口比例规定的议员名额，实际上是参照科举时代的学额（即各省根据人口和读书人比例定的秀才名额）来定的。而选民的资格门槛相当高，25岁以上的男子，同时必须有下列条件之一才能有资格：1.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并卓有成效；2.曾在本国或外国获得中学以上学历或者相当于中学学历；3.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即秀才）；4.曾任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实缺职官，未曾被参革过；5.在本省拥有5000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6.外省寄籍但拥有10000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至于候选人，除了年龄必须30岁以上，又加了诸多的道德限制，而且必须识文断字。

　　因此，谘议局的选举，就是士绅自己的事情，连商人参与的都不多，除非商人自己原本就是读书人，或者像张謇和陆润庠这样的状元商人。士绅力量比较强大，士绅比较活跃的地方，选举就比较踊跃，也比较像样，反之，边远省份，选举就很冷谈。

　　作为国家的准代议机构，资政院的议员一共200人，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半由各省谘议局推举，属于民选议员。一半由皇帝钦定，属于钦选议员。钦选议员中，宗室亲贵以及满汉蒙王公贵族48人，各部院的官员32人，学者和纳税大户各10人。因为新疆未办谘议局，该省应选的两名议员空缺，钦定议员，也相应减少两人，一共196名议员。由于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议长副议长）和秘书长也是钦选，也享有表决权，所以，钦选者具有优势。

　　资政院的权限跟谘议局类似，可以制定除宪法之外的法律，可以议决国家的财政预算审议财政决算，讨论税法和发行公债。如果军机处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同意资政院的议决事项，可以提请复议，如果复议之后行政机关依然不同意，可以交皇帝裁决。资政院对于行政机关的作为，如有疑问和不满，可以让该机关来资政院解释。但是最终的分歧，还是得交皇帝最后裁决。

　　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统计，谘议局的议员具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者占将近90%，资政院议员有功名者的比列类似。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受过新式教育，多数为留学生。因此，当时试行的代议制实际上是绅权机构，不是民权机构。不过，在当时整体上民众对于西方代议制极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对于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这种由士绅主导的立宪预备无疑是合适的。

　　毕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导，有着长期的士绅自治的传统。民众虽然习惯于在皇权治下生活，但他们真正信任的，却是身边的士绅。他们已习惯于让士绅代表他们发言，同时也让士绅主导文化和社会生活，不仅由士绅出头办公益，而且由士绅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立宪意味着分权的话，那么朝廷也只能把权力分给士绅，无论如何分不到普通民众那里。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剖析一下传统乡村社会就会发现，中国的乡村社会，不仅存在着血缘伦理上的等差结构，人的发言权也同样存在着等差结构。即使宗族议事，发言权的大小也是不均等的。小人物需要大人物来代表，即使代表不够充分，也只好如此。士绅由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所以，在整个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前，在迈向民主之初，绅权代表制的出现是必然的。有人比较过谘议局、资政院和民国时期两届国会的议员，发现还就数清末这种准议会的议员的素质最高。

准议会的声音

　　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甚至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时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教科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尽管谘议局和资政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清朝的政坛上，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

　　谘议局的运作效果存在着梯度的效应，江浙一带最好，其次是两湖，广东也不错，直隶虽然在北方，但由于袁世凯当年总督的时候就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隶谘议局运作也不错。而江浙一带，士绅权力一直比较大，地方官员早就习惯了遇事咨询士绅领袖的意见，现在只不过是把从前的幕后运作改到台前，督抚和谘议局大体合作不错。两湖由于士绅势力也比较大，所以，督抚尽管不情愿，双方总还不至于撕破脸皮。但如果赶上个不大晓事的督抚，也会有摩擦。

　　总的来说，原来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构，突然冒出一个谘议局来，从上到下都有点不便。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单就能否平等行文这点小事，就闹个不休。各省谘议局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争取到跟督抚的公文往来能够大体平行。谘议局和督抚之间争执最多的是预算问题。督抚方面原来根本没有预算意识，现在要提交审议，当然处处扞格。

　　此外，四川的谘议局跟督抚在四川铁路控制权上有摩擦，江西谘议局跟巡抚在统税改征银元上有摩擦，广东谘议局则在禁赌期限上有摩擦，云南的谘议局则在增加盐价上有摩擦。这些摩擦，互有胜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谘议局之后，官员的行为总体上说收敛了许多，从前所谓的督抚专权，在地方政治意义上，正在被削弱。

　　如果说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绅参与的传统的话，那么，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传统。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极端的王权。尤其是清朝，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里，即使军机处，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因为如此，清廷对于资政院，在设计上就力图使之无害化，钦选议员占多数，为的就是要资政院不给皇帝的中央决策制造麻烦。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

　　事实上，即便是钦选议员，选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绅，属于社会中有身份的精英。他们的出身和行事准则，决定了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更不可能毫无原则地为明明没有道理的官方意图说话。

　　毫无疑问，凡是民选议员执意要争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们比较有理的。绅士讨论问题，明显有理的事情，说起来就理直气壮，反之，就话拙气短。所以，每逢资政院起争议的时候，钦选议员往往默不做声，有的甚至“反戈一击”，为民选议员帮腔说话。所以，钦选方面靠议长多出来的三票优势，根本不起作用。不仅议会辩论，民选议员占压倒优势，就是表决，官方也占不了便宜。显然，若要操纵议员，皇帝钦选部分还是太少，人员也过于精英，如果他们把议会扩大到1000人，钦选800，塞进大量只知表决的傻子，多少还有点戏。

　　1910年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案非常典型。此案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年湖南巡抚杨文鼎开办地方公债，未交本省谘议局议决，擅自发行。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抗议无效，愤而将该案提交资政院核议。自然，资政院对于这样明显的侵权案件，马上核议上奏。然而，朝廷调查此案之后，说未交谘议局议决，仅仅属于疏漏，而公债照发。这样的处理，无论如何都让议员们难以服气，在议会里吵翻了天。几位议员中的“大嘴”，比如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罗杰，直隶的刘春霖（最后一任状元），先后发言，据理力争，会场上掌声雷动，连钦选议员，也纷纷附和。

　　但是，如果资政院是议会，那所对应的行政机构，应该是内阁，即使像日本的体制，内阁也要对议会负责。可是当时没有内阁，军机处不是内阁，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皇帝（实际上是摄政王）是事实上的行政首脑，可是这个行政首脑，却又是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国家元首。议员们这口气咽不下去，要抗争，却不好冲着皇帝。所以，就以政务玩忽为由，要军机处到资政院来答复质询。

　　军机处一向是口衔天宪的，根本不予理睬。资政院改由咨文质问，军机处答复，只有内阁才能对议会负责。这个案件还没了，云南和广西又接连发生两起巡抚侵权事件。这下没等朝廷拿出处理意见，资政院就决议弹劾军机处。军机处一见闹大了，而且自己这边没理，赶紧妥协，答应对违规的巡抚加以处理。但是已经晚了，这边资政院不依不饶，讨论了半晌，坚决不肯撤销弹劾。

　　按当时不伦不类的体制，资政院应该是没有弹劾军机处的权限的，因为按宪法大纲，皇帝握有最后决定权，而军机处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不是什么弼辅机构，而皇帝是不能弹劾的。只有体制变了，成立责任内阁，才可以弹劾。但是，资政院却不管这套，经过讨论，虽然个别钦选议员琵琶半抱地为朝廷说了几句话，但弹劾案依旧以多数通过上奏。皇帝将此案打回来，议员们再次抗命，批评皇帝的朱谕不符合宪政精神。有人甚至说，如果皇帝不答应，干脆解散资政院算了。

　　最后，资政院居然依然以102人的多数票支持继续弹劾军机处。议案进呈之后，摄政王只好留中不发。事实上，这样的议案，早就超出了资政院的权限。

　　必须一提的是，谘议局和资政院的声音，往往会经过报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载沣这样的少年亲贵当家之后，虽然办事远不及西太后老练，但媒体的开放程度，却大了很多。不仅上海租界内外的报纸嚣张无比，连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说话的报纸，革命党人居然能钻进北京，在朝廷鼻子下面办报，对朝政说三道四。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议员们，都那么硬气的原因之一。

　　朝廷在议会吵吵闹闹，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慢立宪的步伐，作为立宪准备的步骤，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矿权。

　　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亲贵们对于立宪多少有一点制度迷信，以为只要立宪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可是，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他们一腔热血换来这么个结果，失望之极。以至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辛亥武昌起义一爆发，马上就跟造反者掺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资政院，愤怒的叫骂嚷成一片。不久，大批议员就开溜了，回到家乡革命去也。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的满人亲贵，什么都丢了。 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夭折了。

　　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立宪在君主，最终毁了立宪也毁了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