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蓉书香】白岩松：我们需要核心价值观么？

白岩松：我们需要核心价值观么？

　　无论人民是否热爱CCTV，我们都无法否认，这个庞大的机构是当前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作为新闻评论栏目的执牛耳者，白岩松已然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象征。演播室外的他，正如端坐在话筒前一样，冷峻、傲然，在质疑价值观的宏大叙事的同时，又在它周围扎下一圈助其生长的坚实篱笆。

　　人性退步源于信仰缺失和欲望强大

　　《文化纵横》：关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你曾经在参访美国归来的感言中作出过一个判断：我们在人性上由于欲望而导致的退步和混乱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家庭不稳固比美国更甚。那么，进一步来说，你认为这种退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白岩松：我个人认为，退步的根源在于，第一我们没有信仰，第二却具备强大的欲望。没有信仰就没有底线，底线之所以能够被不断地突破，就是因为人无所畏惧。而恰恰与此同时，我们这个社会又出现了欲望的巨大挑战：钱、权、利等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二者结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文化纵横》：但是，精神上没有信仰和物质上欲望强大，这二者又来源于何处呢?仅仅是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吗?

　　白岩松：首先，欲望强大并不一定就是坏现象。中国人难得有一个物质欲望可以被大范围激活的时代，应该承认，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退步。但是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中国一直都没有以宗教为标志的核心信仰，我们的信仰一直是儒释道纠缠在一起，甚至在爷爷奶奶老一辈讲的故事当中。但是从五四运动起，尤其是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在中国延续多年的、以文化扮演信仰的支撑彻底崩溃了。这两种社会现象正好纠结在一起，成为过去这三十年非常明显的标志。

　　《文化纵横》：在这个双重背景下，回到事实层面，你又怎么看待中国社会当下最核心、最现实的主流价值观?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它，你会怎么说?

　　白岩松：问题是——有这种价值观吗?在我看来，当下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所谓核心价值观的。如果说大家都信仰钱，十三亿人都用一种方法来信仰金钱，那么起码还有一种“金钱教”或者“人民币教”，但问题是，十三亿人有十三亿种方法在信仰金钱，那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有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会有所谓的焦虑或者期待了。

　　《文化纵横》：那么归结起来，你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我们在价值观上是一种虚无状态?

　　白岩松：倒不是虚无状态。因为所谓核心价值观，是大部分人所共同认同的，已经起到相当大的支撑作用的。但是现在显然没有。再有一点，将来是不是还用“核心价值观”这个词，我都持保留态度。其实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概念。

　　《文化纵横》：如果说核心价值观不存在的话，那么在你眼里，当下中国人行事的逻辑是什么?是唯利是图还是别的准则?

　　白岩松：各有各的逻辑吧。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和混乱的时代。我所说的没有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而是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参差不齐的。有人为国热泪盈眶，有人为钱热泪盈眶;有人为朋友两肋插刀，有人插朋友两刀、以背叛朋友为重要的利益来源。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信奉的一套东西，这就是价值观上的混乱所在。

　　自杀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文化纵横》：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有着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谴责、批判司空见惯，但在实践中，很多人又丝毫不避讳地奉行一种实用主义原则，甚至以反道德作为自己的道德，那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价值观上的撕裂状态?

　　白岩松：别人怎样说、怎样做我暂且不论，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做新闻始终坚持同一套话语体系。我在节目中的说话，同生活中的说话几乎是一样的。

　　作为新闻人，我当然了解这种情况：私底下聊天聊得好好的，镜头一来，普通人居然可以像高级领导、像写过很多文件报告的人一样，空话套话连篇。我还是愿意把这种现象归咎到教育和时代的因素上。很多人这样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那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会觉得说实话不安全?解放思想必须和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中国依然——不，是更加——需要真话和实话。否则，我们整天说自己怎么好，世界会觉得中国并不是什么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年轻人也会慢慢失去危机感。而一旦我们失去了危机感，中国的末日就快到了。

　　我们看日本，够发达了吧?但是日本国内永远弥漫着一种焦虑和危机感，只有这样它才会前进。而中国刚刚过得好一点，骄傲情绪就四处弥漫——不仅仅是骄傲，更是一种有意识的歌功颂德。这样时间一长，一两代人就会被毁掉，因为他们对国情不会有清晰的认识。

　　《文化纵横》：你提到说话者的言说姿态，让我想起几年以前，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段视频《东方红时空》，很多人通过这台内部晚会，了解到平时表情严肃的主持人的另外一面。那么在你看来，这种内部活动纯属一场狂欢、一种搞笑?还是想表达一种讽刺、甚至是对刻板的正统价值观话语的反抗?

　　白岩松：从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以来，至少在新闻评论部身上是没有所谓的“刻板的正统话语”的。在十几年的节目中，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宏大的词汇。《东方红时空》那样的活动，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年会，本来内部的文化，就应该是这样开放、放松的，《东方红时空》那样的活动，一年就一次，那一天大家可以没大没小，开很多玩笑，以前每年都会有，只不过到了《东方红时空》的时候，网络已经发达起来，有人就把我们的活动放到了网络上，从此就中断了这样一种非常好的文化传统。

　　我们必须明白，人永远是多面的。上次在外交学院曾有学生问我，说白老师没想到你也会那样，我说，错的不是我，是你，你怎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看待人和这个社会呢?凭什么要把一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固化为做节目时的那一种状态呢?这种僵化的观念很可怕。按这个逻辑的话，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不用亲自上厕所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的大学生居然还有这样的看法，不能不让人有些失望，也许这就是教育的问题。

　　《文化纵横》：我们的教育在塑造价值观方面也的确有不少问题……

　　白岩松：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们的老师现在在课堂上还敢不敢讲真话，曾经出现过有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不那么“正确”的话语，居然被学生贴到网络上，我觉得这就是混蛋。在上海也出现过老师被学生告到公安局的情况，那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全都应该在课堂上作秀呢?连我们自己都不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代就会向着越发庸俗的方向前进。我们连一个自由的学术课堂都不能得到保障，这太可怕了。难道我们的大学生就拿着手机当成摄像机，把老师“不正确”的语言拍下来传到网上，然后深揭猛批?那以后让不管什么科目的老师，永远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好了。

　　《文化纵横》：但是，讲真话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都知道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有些真话可说，有些真话不可说，说了以后反而会有危险，作为一个新闻主持人，你觉得怎么选择哪些真话可以说?

　　白岩松：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只有知道面对哪个选题的时候，才知道该说什么;而当我不知道选题的时候，我怎么给你一个概念性的真话或是假话呢?真话就是实事求是、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新闻规律说的话，不违心的话。也许我并不是把所有的实话都说了，但至少说出来的必须是实话。我想，恐怕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都是如此。

　　《文化纵横》：刚才说到互联网，这十年当中，媒体行业的最大变革或许就是互联网的崛起，它的一个后果是：传统上被排斥在外的草根阶层有机会进入公共舆论空间。但是传统媒体的精英控制机制，保证它有可能发出更理性的声音，而相反，网络媒体却时时显示出民粹式的道德审判，比如人肉搜索。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

　　白岩松：网络这个东西，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们可以去放大它作为天使的那一面，让很多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很多遮蔽难以存在，获取信息更加容易。但是它也有魔鬼的一面，很多假的东西不也是这么出笼的么?我在网上还“被自杀”过呢。所以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觉得自杀的哪里是我啊?是这个时代，是这个人心。

　　但是，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倒觉得不能因为网络有魔鬼的一面，就抹杀它天使的那一面。重要的是如何惩恶扬善。对我来说，只有“媒体”的概念，而没有所谓的“传统的”或是“现代的”区别。因为毕竟媒体的责任就放在那里，互联网、电视、报纸谁承担都可以，归根到底是内容为王，其他的都是技术，技术只是以新的方式推动内容去跟受众接触，但受众真正需要的，还是各种技术背后的内容。这一点我从来不怀疑。

　　其实互联网怎么发展，也不全取决于外在因素，更取决于中国人的整体素养和理性精神。你能指望所有的中国人都理性吗?不可能，因为这是时代决定的。

　　《文化纵横》：近几年互联网流行“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比如刚刚过去的2009年，不少网络媒体提到了一个“被”字，例如“被就业”、“被加薪”、“被自杀”等等，反映出我们面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一种无力感，构成当下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典型特征。你对这个“被”字有什么看法?

　　白岩松：其实社会上选了很多的汉字，“被”只是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厦门那边选的是“生”，吴建民先生选的是“新”、其他还有选“变”的。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认可“生”这个字：生命、生机、生存……

　　当然，我承认“被”也是其中的重要一个，这里面隐藏着很多含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来，不希望“被”，那么这就是一个逐渐形成公民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说别人、说政府、说权力的多，而经常放弃了一个因素：我们经常扪心自问吗?指责别人破坏环境时，我们自己不也在随地吐痰吗?指责别人腐败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我们都会用类似的方法为自己谋取利益，凭什么啊?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良心会不会感到不安?我们总是把责任推卸给社会或时代，这就是因为他没有畏惧、没有信仰，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