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郭璞《葬书》起源研究【转】

晋·郭璞《葬书》起源研究

——从考古学角度    赖祖龙 摘  要

晋•郭璞著的《葬书》是中国风水文化的经典著作，一直为风水文化研究者奉为中国风水的开山之作。后世广为流传的杨筠松风水学，其源头就是《葬书》。然细读《葬书》，会发现《葬书》是一部很成熟的风水理论、实践著作，《葬书》中常见的“经曰”也一直让读者感到困惑。本文从考古学角度对《葬书》起源作一简要探索。

首先，通过考察东汉以来至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形制，论证西晋•郭璞《葬书》问世以前很可能还有其他版本的《葬书》，也即晋•郭璞《葬书》中引用的“经曰”之“经”；

其次，从考古发掘出的新竹简材料——敦煌悬泉汉简中出土汉代《葬书》，直接证明西晋•郭璞《葬书》问世以前存在《葬书》；

最后，作者认为，晋•郭璞《葬书》不伪，书中的“经曰”有其“本”，晋•郭璞著的《葬书》是历经400多年，凝聚数代风水文化研究者、实践者的智慧形成的风水学经典，是风水学的集大成著作。    

 引 言

晋•郭璞著的《葬书》是中国风水文化的经典著作，一直为风水文化研究者奉为中国风水的开山之作。后世广为流传的杨筠松风水学，其源头就是《葬书》。然细读晋•郭璞《葬书》全文可以发现，在短短不到2000字的全文中，出现“经曰”共17处，“经云”1处，文体结构也是或以“经曰”展开论述，或以“经曰”做总结。从文本角度分析，晋•郭璞《葬书》必有其“本”，其“本”就是“经曰”、“经云”之“经”。从“经曰”的内容分析，“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西汉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的翻版，作为例证的“铜山西崩，灵钟东应。”则直接指西汉武帝时事。“外气横行，内气止行.”等重视“气”的提法，则与汉代盛行的“卦气说”异曲同工。“葬山之法，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这种对“方”的不弃，反映了《葬书》风水理论受时兴的“汉八宅”（五音姓利八宅）理论的影响。总体而言，“经曰”部分文辞古朴雅驯，内容与两汉思想很接近，晋•郭璞《葬书》从文本角度分析，“经曰”之“经”应是汉代的某种文化典籍。曾有人对《葬书》为晋•郭璞所作提出怀疑，李定信先生对此有过精辟反驳，笔者自不赘言。本文拟从考古学的角度对郭璞著的《葬书》起源做一简要探索。

一、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特点与《葬书》的关系

从考古材料分析，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相对一致，与其前、后朝代相比则有较大的差别。西汉时期，平民墓葬、一般的贵族墓葬多是土坑墓，墓葬整体较小，长宽多在1.5米以内，随葬器物也较少；

东汉以后，砖室墓开始流行，尤其是贵族墓葬，几乎都是砖室墓，砌建讲究，用花纹砖，墓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建筑”，墓葬整体较大,基本上长宽在2米以上，随葬器物也很多，常见大量的陶模型器，如生前的楼阁、谷仓、厨灶、猪圈、狗圈等。

东汉末年以后至三国时期，虽然封建割据和豪强混战，人民生活相对流离，但墓葬形制基本不变，甚至更加讲究，如多见穹隆顶墓葬，顶部绘制宇宙星空。这种生尚无定，死则多奢的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中有某种强烈的“墓葬文化”在支撑着。

及至西晋大一统，又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混战，三百多年间，或治或乱，世事变迁，墓葬特点则大同小异：砖室墓、砌建讲究，用花纹砖，墓葬整体较大,基本上长宽在2米以上，多见穹隆顶，随葬器物非常丰富。

及至隋唐，墓葬形制变化较明显：虽是砖室墓，但砌建已不如前期讲究，基本不用花纹砖，墓葬呈渐小趋势演变，长宽多在2米以内。

考古界对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特点解释多围绕“治世重生，乱世寄死”来探讨，认为东汉末期以来中国多处于分裂割据时期，人们生活较困苦，所以寄希望于来世。哲学思想研究人员则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人们的宗教信仰、灵魂不灭等等。有意思的是，考古发现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埋葬地方都比较讲究，多傍山依水，建于岗丘之端，护卫有情。这种现象在发掘时查阅墓葬所在地的原始地形图则一目了然。如果从风水文化的角度分析，人们受西汉“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经过东汉神学时代的洗礼，以某种“葬书”为指导，为了“气感而应，鬼福及人”而做“风水”，乘“生气”，或许更加准确。正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的这种大趋势的趋同性（砖室墓、砌建讲究、用花纹砖、墓葬整体较大,基本上长宽在2米以上，随葬器物多等），加上墓葬选址的考究，给人感觉有某种强烈的“墓葬文化”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才使得不管是割据混战时期还是大一统时期，墓葬形制一直保持基本不变。这种“墓葬文化”，很可能就是历传千年而不衰的“风水”！如果此观点成立，则晋•郭璞撰《葬书》之前肯定有其他的《葬书》（用以指导东汉以后三国以前的墓葬选址、建造）。郭璞正是总结前人《葬书》的经验，集大成地撰写《葬书》，并以“经曰”的形式保存了前人《葬书》的精华，流传后世。下面以考古发掘的几个例子佐证上述观点。

山西离石石盘汉代画像石墓  位于山西离石市城西4公里的石盘村，墓葬在岗丘之端，前为北川河。1997年4月农民建窑时发现，市文物管理所进行了发掘。墓葬座北朝南，为砖室墓，由甬道、前室、后室、左右耳室组成。甬道宽1.2米,进深2米,高1.85米；前室东西宽3米，南北长2.9米,高1.95米。画像石共发现19块。墓葬年代为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墓主推测为当地官吏或豪强。墓葬选址基本符合西晋•郭璞《葬书》中的原则。①

南京殷巷西晋纪年墓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殷巷砖瓦厂，西距牛首山约8公里，面向秦淮河，傍山依水，建于岗阜之上。1979年9月南京市博物馆对其进行发掘，从墓壁上的纪年砖得知，该墓时代是西晋永兴二年（305年）。墓葬平面呈双“凸”字形，由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前室穹隆顶，后室券顶；前甬道长0.76米,宽0.96米,高1.2米；前室长2.76米,宽2.8米,高2.44米；后甬道长0.8米,宽0.8米,高1.2米;后室长3.64米,宽2.16米,高2.08米。墓葬早年被盗，但仍出土瓷器16件，有盘口壶、熏、双系罐、鸡笼、狗圈、镇墓兽、俑、耳杯、碗、盏、盘、灶等，陶器多破碎，有磨、钵、鸽子、佛像等。②

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  位于南京北郊郭家山西端的南坡，南京北郊一带分布着众多的低矮山包，北侧有幕府山、老虎山、象山、狮子山，南侧有郭家山、北崮山、张王山等，这一带在六朝时期是皇家“风水宝地”。郭家山为一东西向的连续丘陵，墓葬位于丘陵西端南坡，面对长江。墓主为东晋名臣温峤，《建康实录·卷七》载：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平定“苏峻之乱”后，朝廷论功行赏，“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公”。 温峤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九年（288年），卒于东晋咸和四年，因拔牙中风死于武昌，死后葬于豫章（今南昌），后迁葬首都建康，享年42岁。巧的是温峤基本与《葬书》作者郭璞生活于同时代。郭璞（276-324）长温峤12岁，享年48岁。温峤墓是南京地区迄今正式发掘的有明确姓氏的东晋墓葬中墓主身份地位最高的。墓葬形制为长甬道单室穹隆顶砖砌墓。甬道总长3.15米,墓葬总长7.49米。早年虽被盗，但仍出土各类文物83件（套）。 ③

上述几座墓葬是各时代随意选出的几座墓葬，其选址基本符合《葬书》的原则，同时都是砖室墓，砌建讲究，用花纹砖，墓葬整体较大,长宽在2米以上，随葬器物也很多。从考古发现的东汉、六朝墓葬看，这些墓葬都不是随意选址的，很多家族墓地，更是讲究，非傍山依水不建。从其选址的考究可以推测，当时肯定存在着选址的风水术士和指导选址的经典书籍——《葬书》。

二、敦煌悬泉汉简出土《葬书》

从晋·郭璞《葬书》的文本考察和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特点的考察，都可以推测到晋·郭璞《葬书》之前存在着某种指导墓葬选址的《葬书》。1990年10月-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全面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书，其中文化典籍中发现了《葬书》。遗址中出土大量简牍、陶片、麻纸、皮革、丝织品和马、牛、鸡等骨骼，总计达7万多件。其中简牍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简牍文书按内容分为15类近百种。文书内容远远超出敦煌、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有邮置、邮置道里、邮书，过所与乘传，诏书与各种官府文书，律、令、品及司法文书，各种簿籍，信札、文化典籍、其他重要史料等。其中文化典籍大都残损，难以复原，从内容看，有《苍几篇》、《急就章》、《论语》、《日书》、《历谱》、《葬书》、《医药方技》、《相马经》等种，除《葬书》外，其他均是敦煌、居延汉简常见者。遗憾的是《葬书》残损严重，目前尚未全部释读发表。该遗址的年代可分三期：开创期（早期）为西汉武帝元鼎至征和（公元前111-公元前92年）年间，约30年；发展鼎盛期为西汉昭帝至东汉初建武五年（公元前86年—29年），约100年；其后为衰败期（后期）；魏晋时期已废弃。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葬书》肯定比郭璞的《葬书》早。④⑤

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和安西两市交界处，东距安西60公里，西距敦煌64公里，现属敦煌市五敦乡管辖。遗址位于山前冲击扇缓坡台地上，海拔1700米左右，南依三危山余脉之火焰山，北临西沙窝盐碱滩，与北面的疏勒河和汉长城烽燧线遥遥相望。东南侧入悬泉谷直通悬泉水。遗址周围为高低不平的砾石戈壁沙丘地形，属温带干旱气候，多风少雨，夏热冬寒，附近几乎无居民。然而，遗址所在地却是这一带的“风水宝地”：依山望水，东南侧入悬泉谷直通悬泉水。《元和郡县图志》载：“悬泉水，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水有灵，车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敦煌遗书P2005号《沙洲督府图经》载：“悬泉水，在州东一百三十里，出于石崖缝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西凉录·异物志》云：'侧出泉崖，故曰悬泉。’”遗址地处交通要害之处，又有水源供给，水质极好，现在仍称“甜水井”，西汉时期是张骞通西域、贰师伐大宛的必经之地。两汉时期，特别是在西汉，是东西交通大动脉的重要中转站。悬泉置的选址可谓极其讲究，从水的流向、重视水质等考察，似乎也有晋·郭璞《葬书》的影子。至于竹简中的《葬书》到底是什么内容，目前不得而知。“悬泉置”是建立在河西要道上的一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是汉朝政府在边疆设置的具军事性质的“邮政局”，其行政级别与“县”相等。“悬泉置”的工作人员都是汉朝政府派发的，在悬泉置中发现《葬书》从侧面说明汉朝政府对建筑（地上、地下）选址是很讲究的。

三、结语

晋 •郭璞《葬书》无论从其文本看还是从考古材料分析，都可以推断在成书前存在类似的相对不成熟的《葬书》，敦煌悬泉汉简出土《葬书》虽然尚未释读、发表，但至少说明汉代对墓葬选址是很讲究的，是有专门的人、专门的理论指导的。据此我们认为：晋•郭璞《葬书》是有其起源的，书中的“经曰”就是其成书的“蓝本”，晋•郭璞著的《葬书》是历经400多年，凝聚两汉、魏晋数代风水文化研究者、实践者的智慧形成的风水学经典，是风水学的集大成著作。

注释：

①《山西离石石盘汉代画像石墓》，王金元，《文物》2005年第二期。

②《南京殷巷西晋纪年墓》，南京市博物馆，《文物》2002年第七期。

③《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南京市博物馆，《文物》2002年第七期。

④《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2000年第五期。

⑤《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200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