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江湖

和许多山城走出的下层子弟一样，文强没有什么高雅爱好，结交三教九流并常以兄弟相称。一位参与文强专案组工作的律师后来说，看完卷宗后非常惊讶，“作为一个高官能层次这么低，你不由得感叹，别的地方的（同级别官员）要勾结，也都是和大富豪。”

南方人物周刊总第202期封面

重庆夜景（大食 摄）

文强曾光顾的夜店（大食 摄）

文强的联系系统就像是一个油辣火锅，而文强在这个锅里不停地打滚，并逐渐跟锅里各味的调料、腥红的汤底融为一体

本刊记者 杨潇 王大骐 发自重庆

图/本刊记者大食（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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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背后是古街“十八梯”。这里曾是进入重庆中心城区的必经之路，而今活似一个被遗弃的地下世界。几次改造在这里留下了破旧不堪的房子，一下雨便泥水成河，气味逼人。几个老人玩着规则复杂的幺地哥，有人在路边点起柴火，小孩无忧无虑地乱跑，偶尔在角落里还能见到被弃置的避孕套和针筒，小贩们把黄色光碟依次摆满了自己的桌子，封面上有裸露的未成年少女，还有人和动物。

3块钱，你可以在这里喝茶，擦鞋，吃面，理发，算命，或者看一场录像，小黑板上的第一场是《反贪风暴》。10-15元你就可以开房，彩电、淋浴、“全新被套”。

从前，这里是供给全城的菜码头，也是城市排污的粪码头，现在它成了老重庆的一个图腾。在这座气喘吁吁的山城，你必须爬，不断地爬，才能从贫民窟爬到地上，爬到城市的中心。这个时候你的头一抬，高楼林立，解放碑到了，隔着一条车流不息的大马路，美女、美食、免税店里的爱马仕似乎伸手可及。

夜幕降临，解放碑各种娱乐场所的灯光开始闪烁。不过，至少有一家叫万豪白宫夜总会的灯不会再亮了，那里曾经是文强的王国。几百米外，一块不大的露台，背靠解放碑，俯瞰十八梯，音响震耳欲聋，市民照常起舞。总有一些中年男人，趴在栏杆上发呆。他们在看什么呢？脚下黑色的十八梯，还是更远处泥灰色的长江？江对岸依然是高楼林立，一栋双子大厦上打出巨大的广告语，不断提醒你身处的这座城市，“总有非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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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公元2000年对于文强和这座城市都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的9月19日晚，文强正与公安局长在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处研究办案工作，20点左右，他们接到情报说嫌犯张君现身，贺随即做出批示，要求周密部署。

张君这个名字，曾在1990年代令整个南中国胆寒。从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10年间，他和同伙在重庆、湖南、湖北、云南、广西等地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28人死亡。

他多少有些小看了重庆警方，“我看了看周围，没什么可疑的人，都是打麻将的人，还有妇女和小孩”。虽然他的五四手枪子弹已经上膛，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机栓没有打开，这让他错失了最后的反抗——自杀。

关于张君被活捉后文强的表现，媒体已经描绘过多遍。这位公安局副局长飞奔而上，一脚踏在张君脸上，然后用手机向上级汇报，上级问在哪儿抓获，他回答：“在我脚下！”这位爱系LV腰带的警官此刻犹如武侠小说中一场终极决斗的胜者。“如果你都看过这些小说，你就会知道我的这句话是什么。我当时说的时候，有些人说他们理解不了，其实要是理解不了就终生理解不了了。”后来他对媒体说。

还有人挖掘出之后的另一个情节。文强看了看周围人山人海的群众，大声说：“我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文强。”想了想，他又压低了点声音说：“我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

在预审室，面对摄像机镜头，文强更显威严。他时而用手指着张君，时而又突然提高声调连续追问：“朝天门抢劫案是不是你干的？”“上海一百抢劫案是不是你干的？”“沙坪坝抢劫案是不是你干的？”当张君说到“我好后悔，小看了你们，只差0.1秒没来得及自杀”时，文强略微放慢了问话节奏，重复了几遍“你小看了我们”和“只差0.1秒”，似乎是要向张君确认，又似乎是在玩味。最后，他噌地站了起来：“你没有投案自首，也不会投案自首，现在你坐在我的下方，第一是罪有应得，第二必须如实交代……”

文强的声誉此刻达到顶点。他1992年进入市公安局，“张君案”后官至正厅，其后又成为常务副局长，他用了8年时间爬完了“十八梯”，正在逼近权力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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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出生于重庆西郊的曾家镇，这里原属巴县，后被划入沙坪坝区。老街人丁稀落，和中国无数衰败的小县城并无二致，可是四处都在大干快上，建设新的居民楼。街上一个醉汉在细雨里游走。他快60岁了，激动时站起身子用重庆土话指点江山：“我跟你们说，文强他是被……哪一个敢来搞我，我儿子在北京！”

街上一个同样叫“十八梯”的地名已渐渐为人遗忘，那栋在色泽上明显区别于周围房屋的三开间8层小楼就立于此。在2005年文强的妻子周晓亚重回老街以前，它还只有两层，棕色，略显古朴。

文强1955年出生在这里，隔壁的吕师傅回忆说，文家解放前家境不好，吕的母亲与文强的奶奶是亲姐妹，吕家做生意，便喊文强的父亲文明君过来帮忙，卖卖烟什么的。解放后，文明君夫妇陆续生下两个女儿和5个儿子，最年长的大姐生于1951年，文强在兄妹7人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文二哥”由此得名。

1972年，文强下乡插队，因为临近的回龙大队队长邱万福与文强母亲有表兄妹关系，文得以享受投靠亲友的政策优惠。回龙大队与老街距离不出两公里，却更显荒凉。这里被嫩绿和枯黄的田野所包围，当初的老房子已拆迁殆尽，断壁残垣下，有觅食的鸡鸭，见了人都呆呆立着。当初的大队长万大华已头发花白，忆起曾任大队团支书的文强：“表现好啊，他表现不好，我们也不会推荐他入党嘛。当时入党严，要上查三代，看你有没有得问题。”

回龙大队陆续接纳了一两百名知青，只有文强和一位李姓青年得以入党。当时大队政治空气浓厚，白天干活，晚上上政治夜校，文强就是在夜校认识了周晓亚。

1977年，文强考上四川省公安学校（四川警察学院前身），再未重返回龙大队。两年后，周晓亚返城。1980年代初，两人结婚。后来文强进入巴县县委，开始了进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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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文强般幸运，当年与他一同入党的李姓青年最终留在了邻近大队的工厂成为一名工人，1990年代后期不出意料地承受了下岗的悲与痛。

整个1980年代，国家严格控制“农转非”，公安部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要想成为城里人，必须出具5份证明，加盖9枚公章，经过11道手续。

1990年代初，户籍制度松动。农民缴纳一定费用即可成为当地市民，在重庆，一个城市户口的价格是4000元。大批农民涌向城市，也大约是在此时，“棒棒”这个称谓开始在重庆流行。《南方周末》曾经这样描绘这个群体，“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

一位老警察告诉媒体，重庆90年代初还不允许搞小旅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压力下，很快放开了歌厅和舞厅，市里还要求公安局为了经济发展，放松盘查尺度，五星级和四星级宾馆都不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后来黑社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大批进城人口则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马仔资源。

文强此时尚在巴南区公安局任职，并同时在西南师大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下属黄代强和陈涛。

重庆官场素有“巴南帮”之说，盖指原巴县（巴南区）出身的官员较富草根性和江湖气，在官场上亦能抱团。1991年，巴县原县委书记张文彬升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92年，一直受到张青睐的文强调入市局，分管刑侦工作。

张文彬在1997年重庆直辖后任市政协主席，以其个人影响力打造“强势政协”。“那是重庆政协最有威信的时代。”一位观察者说。2009年8月，张文彬对媒体谈起文强：他过去在巴县很规矩的，到了市里以后，说话也开始不拘小节，不时口带脏话。“有的同志问我，文强是你选上来的，他平时来不来你这边，我说，不来。”

此后，张再未接受过媒体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