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审查《毛主席去安源》 不满意画成穿长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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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审查《毛主席去安源》 不满意画成穿长衫
(2006-07-31) 来源: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广州)
编者按：作为一幅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曾经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出版发行9亿多张，创下了中外美术史上的神话。造就这一神话的，不能不说是当年特殊的政治形势。这幅油画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风波？油画作者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毛泽东对这幅油画是何意见？对油画宣传的降温是出于何种原因？油画到底有没有违背历史真实？本报4月份发表了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的文章后，油画作者刘春华先生披露了他知道的情况，针对刘先生的文章，两位党史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档案记载，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相差甚远，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刊载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黄式国、黄爱国先生的文章《〈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文中提出“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太满意”、“《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予的文章……批评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作者还考证，“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等等。看来，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还有人在研究，“幕后”的情况更是人们想了解的。作为此画作者，我觉得有责任、有必要谈一谈我知道的情况，供研究者参考，也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油画宣传的“降温”与江青整我有关
我最早见到有关毛泽东对该画不满的说法，来自2002年杨桂香、黄爱国两位先生的文章，说1972年4月24日中联部的同志说：“毛主席对这幅油画不满意。”这一传闻据说有张春桥1971年7月15日在韶山纪念馆参观时的讲话为证，张春桥讲，毛主席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
黄式国、黄爱国先生在文章中说：“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开始降温。”两位黄先生没有说明毛泽东审查该画的具体时间。据我所知，对该画宣传的降温，与主席的审查无关，“审查”与“降温”时间上相差3年之久。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对林彪提出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公开表示不满后，对毛泽东的宣传整体上开始降温。这是对该画宣传降温的大背景，至于“降温”的更直接的原因，则与我惹恼了江青，“四人帮”开始整我有关。
1970年代初，我与“四人帮”关系不睦。1971年江青筹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时，要调我去参与领导工作被我推掉，他们没能遂愿。
1972年春，大约在3月份，我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学习“批林整风”的北京市委扩大会，在小组讨论会上，我对江青的一些说法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弄得主持整理会议《简报》的领导很为难，会下几次找我做工作，希望我能改变说法，我坚持己见。此事被新华社一位驻会女记者重视，单独采访我一上午，并非常好心地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同意，她将写一份《内参》，如果我不同意，她就不写了。并嘱咐我以后千万不要再谈此话题。我回答她：写《内参》是你的工作，只要不修正我的意见你就可以写。结果，《简报》和《内参》都写上去了。几天后，当时的一位北京市委书记就在这次市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大会上，点名要我“向党老实交代问题”。会后，领导谈话、写“交待材料”、对我内查外调等“审查”开始。1976年10月刚刚打倒“四人帮”，上述那位市委书记又找我谈话：“打倒‘四人帮’，你解放了！你自己可能不清楚，1972年春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江青大发雷霆，对你发难，说你是坏人，是林彪一伙的，并逼北京市委立案审查……”
1979年中共北京市委发出313号文件《关于刘春华同志被江青诬陷问题的结论意见》，文件说：“江青……说刘春华同志‘是林彪一伙的’，没有任何根据，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给予平反。”
4年时间的“审查”，痛苦难捱，但在好心领导的明审暗保下，我总算逃过了这令人后怕的一劫。从1972年春对我“审查”开始，我感觉对《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逐渐淡化，终至无声。中联部的同志1972年4月24日在安源讲“毛主席对这幅油画不满意”，时间上正与此相吻合。“四人帮”为了整我，找茬儿在油画上借题发挥，也就不奇怪了。
毛泽东对《毛主席去安源》的意见
毛泽东到底如何看待《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这是不少读者都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作者，我也非常想知道。据我所知，1968年7月1日该画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作品由“两报一刊”发表后，有关部门派人从“安展”(编者注：展览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中借走原画，20余天后又将原画送回。人们只知道此画被搬入中南海，但到底什么人看过、有什么说法则不得而知。之后，该画不断地被印刷出版、印制邮票，长时间大张旗鼓地宣传……
1998年春，有人就我拍卖《毛主席去安源》一事掀起“风波”。有朋友建议我在此过程中把一些不清楚的环节弄清楚，并主动帮我联系了张玉凤同志，请她帮忙了解一下，毛主席到底有没有看过该画，看了的话有什么意见。张玉凤同志在1998年2月16日当面告诉我，她当时不在主席身边，但她找到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同志，将1968年7月《毛主席去安源》搬入中南海的情况问清楚了。汪东兴同志说：“那画先是放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处，请政治局的人看了，都认为很好，很像毛主席。后来，又搬到毛主席处，主席看了，说：‘神气还像我。只是这衣服太好了，我那时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从这些话看，毛泽东对该画的衣服、鞋子指出了与真实不符之处，但总体上对此画是基本认可的。毛泽东审查《毛主席去安源》现在有了两个说法，哪一个更准确、更真实，或者都对，在没有其他知情者提供旁证、当时的记录(如果有的话)又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只能由读者自己分析判断了。但无论如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毛泽东亲自审查时对此画表示不满、不认可的话，不可能有后来几年时间的大规模宣传，周恩来也不会直到去世，一直在办公室陈列着这幅画(是他办公室陈列的惟一一幅画)。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对该画的认可，“四人帮”整我的时候，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文章。
毛泽东去安源到底穿什么衣服
毛泽东当年去安源时到底穿什么衣服？当年我创作此画时，见到的惟一记载，是“文革”前“人大”党史系与“全总”工运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中的一句话：“(毛泽东)他背着一把破雨伞，穿着一身旧蓝布衣服……”1967年7月我在安源考察时，曾专门采访多名老工人，大多说不太准毛泽东到底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但几乎一致的说法是：当年先生身份的人一般穿长衫；因时常下雨，走路时也穿草鞋；带把雨伞或者斗笠，先生也不例外。我反复思考，决定画主席穿长衫。理由是：一有时代特点；二是符合主席当年身份；三是作为肖像画，形象更整体，具有雕塑感。我知道画成穿草鞋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但当时是把毛泽东看成最伟大、最完整的人物的，穿长衫着草鞋在今人眼里会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反复考虑后，画成布鞋。我知道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后，觉得该画在衣服和鞋的处理上如果推敲得更仔细些，应该会更好。但限于当时的创作时间和条件、思想认识，这成为我的又一遗憾。
近年，我见到安源纪念馆藏的，当年接待毛泽东、并亲自带毛泽东下矿井的老工人张竹林1964年11月的访问记录，“1921年不记得是秋天还是冬天，那日我正在毛紫云家挑水，有个穿长衣的客人，手里拿一把湘潭雨伞向我打听毛师爷住在哪里……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叫毛润之。”安源纪念馆还藏有当年安源的小工人、后来成为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将军1967年8月21日的访问记录：“主席去安源是走路去的，穿了长衣，带了雨伞，长衣的右边叉子上拉破了一个口子，有两三个补丁。”从这些资料看，油画让毛泽东穿长衫、步行是符合这些历史见证人的记忆的。
是步行还是坐火车
两位黄先生肯定地说，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不是步行，而是坐火车”，“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并详细考证了当年安源已有运煤火车挂有客车，直通长沙，并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萍乡到安源步行“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这个结论有些武断。从萍乡到安源只有十华里左右，况且有了交通工具不一定就只能乘交通工具。两位黄先生又说，“当时萍乡这个小县城还没有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动”，所以，毛泽东也不是在萍乡县城下车去指导工作以后再步行去安源。对此，我没有任何考证。但在中共萍乡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单位合编的《毛泽东在萍乡》一书中，记载毛泽东1920年即到过萍乡，并在萍乡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可见毛泽东当年不一定非得有了“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动”，才会去这个地方。所以，两位黄先生的考证，不能令人信服。
我当年创作此画时，画成“走”的情节的确是依据江青的一次讲话。江青的话是否“是毫无根据的”，我以为也不可单凭江青当年年少、不在现场而定。如果此论成立，我与两位黄先生就都“是毫无根据的”了，因为我们更年轻。而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世人皆知。1968年7月毛泽东本人亲自审查《毛主席去安源》一画时，对衣服、鞋等小细节提出意见，但并没有对“走”去安源的情节提出异议。这明白无误地表明，步行去安源得到毛泽东这位当事人的认可。应该认定毛泽东第一次步行去安源是历史事实。
几点看法
要证明江青的话“是毫无根据的”，需要十分确凿的历史资料，或者清楚情况见证人的见证。推论还不等于历史事实。
毛泽东去安源是安源人民的骄傲！作似是而非的考证，得出经不起推敲的结论，不知有何意义。用“有水就有鱼，有鱼就上钩”的逻辑，坚持在脸盆中垂钓式的“深入的研究”研判历史，顶多也只是得出“可能”而已。站在“历史”的角度，作“听风就是雨”式的研究，又不知搅乱了多少历史。这是大家都有体会的。
至于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文章，因叶浅予老先生对油画不甚了了，本意是批评，倒闹出个不低的评价。笑话一则。
感谢两位黄先生的文章，让我知道了安源纪念馆陈列、撤下、又陈列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过程。只不过没讲我当年复制给安源的一幅《去》画已损坏不堪。正是因为1995年初我知道了这画损坏的情况，担心我手中的一幅也会发生不测，才想出进入市场“体现价值，找到归宿”的办法，使之能保存下去。没想到这又引起一场闹剧式的风波。
从艺术创作上讲，我认为只要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不构成对历史的篡改，不是随政治风向变化而变化，不造成对观众的欺骗，一些细节，尤其是一些无法考证清楚，而又不影响历史本质意义的细节，应该、而且允许作者的“艺术处理”，不然，就无法创作历史题材的任何文艺作品了。
写了这些，就教知者。（刘春华北京)
(2006-07-31) 来源: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广州)
编者按：作为一幅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曾经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出版发行9亿多张，创下了中外美术史上的神话。造就这一神话的，不能不说是当年特殊的政治形势。这幅油画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风波？油画作者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毛泽东对这幅油画是何意见？对油画宣传的降温是出于何种原因？油画到底有没有违背历史真实？本报4月份发表了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的文章后，油画作者刘春华先生披露了他知道的情况，针对刘先生的文章，两位党史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档案记载，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相差甚远，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刊载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黄式国、黄爱国先生的文章《〈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文中提出“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太满意”、“《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予的文章……批评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作者还考证，“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等等。看来，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还有人在研究，“幕后”的情况更是人们想了解的。作为此画作者，我觉得有责任、有必要谈一谈我知道的情况，供研究者参考，也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油画宣传的“降温”与江青整我有关
我最早见到有关毛泽东对该画不满的说法，来自2002年杨桂香、黄爱国两位先生的文章，说1972年4月24日中联部的同志说：“毛主席对这幅油画不满意。”这一传闻据说有张春桥1971年7月15日在韶山纪念馆参观时的讲话为证，张春桥讲，毛主席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
黄式国、黄爱国先生在文章中说：“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开始降温。”两位黄先生没有说明毛泽东审查该画的具体时间。据我所知，对该画宣传的降温，与主席的审查无关，“审查”与“降温”时间上相差3年之久。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对林彪提出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公开表示不满后，对毛泽东的宣传整体上开始降温。这是对该画宣传降温的大背景，至于“降温”的更直接的原因，则与我惹恼了江青，“四人帮”开始整我有关。
1970年代初，我与“四人帮”关系不睦。1971年江青筹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时，要调我去参与领导工作被我推掉，他们没能遂愿。
1972年春，大约在3月份，我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学习“批林整风”的北京市委扩大会，在小组讨论会上，我对江青的一些说法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弄得主持整理会议《简报》的领导很为难，会下几次找我做工作，希望我能改变说法，我坚持己见。此事被新华社一位驻会女记者重视，单独采访我一上午，并非常好心地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同意，她将写一份《内参》，如果我不同意，她就不写了。并嘱咐我以后千万不要再谈此话题。我回答她：写《内参》是你的工作，只要不修正我的意见你就可以写。结果，《简报》和《内参》都写上去了。几天后，当时的一位北京市委书记就在这次市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大会上，点名要我“向党老实交代问题”。会后，领导谈话、写“交待材料”、对我内查外调等“审查”开始。1976年10月刚刚打倒“四人帮”，上述那位市委书记又找我谈话：“打倒‘四人帮’，你解放了！你自己可能不清楚，1972年春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江青大发雷霆，对你发难，说你是坏人，是林彪一伙的，并逼北京市委立案审查……”
1979年中共北京市委发出313号文件《关于刘春华同志被江青诬陷问题的结论意见》，文件说：“江青……说刘春华同志‘是林彪一伙的’，没有任何根据，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给予平反。”
4年时间的“审查”，痛苦难捱，但在好心领导的明审暗保下，我总算逃过了这令人后怕的一劫。从1972年春对我“审查”开始，我感觉对《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逐渐淡化，终至无声。中联部的同志1972年4月24日在安源讲“毛主席对这幅油画不满意”，时间上正与此相吻合。“四人帮”为了整我，找茬儿在油画上借题发挥，也就不奇怪了。
毛泽东对《毛主席去安源》的意见
毛泽东到底如何看待《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这是不少读者都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作者，我也非常想知道。据我所知，1968年7月1日该画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作品由“两报一刊”发表后，有关部门派人从“安展”(编者注：展览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中借走原画，20余天后又将原画送回。人们只知道此画被搬入中南海，但到底什么人看过、有什么说法则不得而知。之后，该画不断地被印刷出版、印制邮票，长时间大张旗鼓地宣传……
1998年春，有人就我拍卖《毛主席去安源》一事掀起“风波”。有朋友建议我在此过程中把一些不清楚的环节弄清楚，并主动帮我联系了张玉凤同志，请她帮忙了解一下，毛主席到底有没有看过该画，看了的话有什么意见。张玉凤同志在1998年2月16日当面告诉我，她当时不在主席身边，但她找到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同志，将1968年7月《毛主席去安源》搬入中南海的情况问清楚了。汪东兴同志说：“那画先是放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处，请政治局的人看了，都认为很好，很像毛主席。后来，又搬到毛主席处，主席看了，说：‘神气还像我。只是这衣服太好了，我那时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从这些话看，毛泽东对该画的衣服、鞋子指出了与真实不符之处，但总体上对此画是基本认可的。毛泽东审查《毛主席去安源》现在有了两个说法，哪一个更准确、更真实，或者都对，在没有其他知情者提供旁证、当时的记录(如果有的话)又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只能由读者自己分析判断了。但无论如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毛泽东亲自审查时对此画表示不满、不认可的话，不可能有后来几年时间的大规模宣传，周恩来也不会直到去世，一直在办公室陈列着这幅画(是他办公室陈列的惟一一幅画)。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对该画的认可，“四人帮”整我的时候，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文章。
毛泽东去安源到底穿什么衣服
毛泽东当年去安源时到底穿什么衣服？当年我创作此画时，见到的惟一记载，是“文革”前“人大”党史系与“全总”工运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中的一句话：“(毛泽东)他背着一把破雨伞，穿着一身旧蓝布衣服……”1967年7月我在安源考察时，曾专门采访多名老工人，大多说不太准毛泽东到底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但几乎一致的说法是：当年先生身份的人一般穿长衫；因时常下雨，走路时也穿草鞋；带把雨伞或者斗笠，先生也不例外。我反复思考，决定画主席穿长衫。理由是：一有时代特点；二是符合主席当年身份；三是作为肖像画，形象更整体，具有雕塑感。我知道画成穿草鞋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但当时是把毛泽东看成最伟大、最完整的人物的，穿长衫着草鞋在今人眼里会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反复考虑后，画成布鞋。我知道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后，觉得该画在衣服和鞋的处理上如果推敲得更仔细些，应该会更好。但限于当时的创作时间和条件、思想认识，这成为我的又一遗憾。
近年，我见到安源纪念馆藏的，当年接待毛泽东、并亲自带毛泽东下矿井的老工人张竹林1964年11月的访问记录，“1921年不记得是秋天还是冬天，那日我正在毛紫云家挑水，有个穿长衣的客人，手里拿一把湘潭雨伞向我打听毛师爷住在哪里……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叫毛润之。”安源纪念馆还藏有当年安源的小工人、后来成为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将军1967年8月21日的访问记录：“主席去安源是走路去的，穿了长衣，带了雨伞，长衣的右边叉子上拉破了一个口子，有两三个补丁。”从这些资料看，油画让毛泽东穿长衫、步行是符合这些历史见证人的记忆的。
是步行还是坐火车
两位黄先生肯定地说，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不是步行，而是坐火车”，“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并详细考证了当年安源已有运煤火车挂有客车，直通长沙，并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萍乡到安源步行“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这个结论有些武断。从萍乡到安源只有十华里左右，况且有了交通工具不一定就只能乘交通工具。两位黄先生又说，“当时萍乡这个小县城还没有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动”，所以，毛泽东也不是在萍乡县城下车去指导工作以后再步行去安源。对此，我没有任何考证。但在中共萍乡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单位合编的《毛泽东在萍乡》一书中，记载毛泽东1920年即到过萍乡，并在萍乡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可见毛泽东当年不一定非得有了“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动”，才会去这个地方。所以，两位黄先生的考证，不能令人信服。
我当年创作此画时，画成“走”的情节的确是依据江青的一次讲话。江青的话是否“是毫无根据的”，我以为也不可单凭江青当年年少、不在现场而定。如果此论成立，我与两位黄先生就都“是毫无根据的”了，因为我们更年轻。而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世人皆知。1968年7月毛泽东本人亲自审查《毛主席去安源》一画时，对衣服、鞋等小细节提出意见，但并没有对“走”去安源的情节提出异议。这明白无误地表明，步行去安源得到毛泽东这位当事人的认可。应该认定毛泽东第一次步行去安源是历史事实。
几点看法
要证明江青的话“是毫无根据的”，需要十分确凿的历史资料，或者清楚情况见证人的见证。推论还不等于历史事实。
毛泽东去安源是安源人民的骄傲！作似是而非的考证，得出经不起推敲的结论，不知有何意义。用“有水就有鱼，有鱼就上钩”的逻辑，坚持在脸盆中垂钓式的“深入的研究”研判历史，顶多也只是得出“可能”而已。站在“历史”的角度，作“听风就是雨”式的研究，又不知搅乱了多少历史。这是大家都有体会的。
至于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文章，因叶浅予老先生对油画不甚了了，本意是批评，倒闹出个不低的评价。笑话一则。
感谢两位黄先生的文章，让我知道了安源纪念馆陈列、撤下、又陈列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过程。只不过没讲我当年复制给安源的一幅《去》画已损坏不堪。正是因为1995年初我知道了这画损坏的情况，担心我手中的一幅也会发生不测，才想出进入市场“体现价值，找到归宿”的办法，使之能保存下去。没想到这又引起一场闹剧式的风波。
从艺术创作上讲，我认为只要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不构成对历史的篡改，不是随政治风向变化而变化，不造成对观众的欺骗，一些细节，尤其是一些无法考证清楚，而又不影响历史本质意义的细节，应该、而且允许作者的“艺术处理”，不然，就无法创作历史题材的任何文艺作品了。
写了这些，就教知者。（刘春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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