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Jihad 從抵抗變成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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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Jihad 從抵抗變成聖戰


◎南方朔(評論家 《新新聞》周報發行人)

「911」以來,全球出現得最頻繁的字眼是Jihad,一般媒體皆譯為「聖戰」。但這樣的翻譯是否恰當,則大可商榷。
Jihad在911後已被污名化
《牛津外來字語辭典》稱:「Jihad 又可寫為 Jehad,19世紀中葉引進之阿拉伯語。字面意義指『奮鬥』(Effort),用來說明宗教戰爭,以及為了宣揚或保衛伊斯蘭的戰爭;也被轉用來指為了某種原因而展開的激烈運動。」

而當代伊斯蘭問題權威,曾在劍橋、哈佛及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執教的巴基斯坦學者阿梅德(Akbar Ahmed)在1988年出版的名著《發現伊斯蘭:理解穆斯林的歷史與社會》一書裡則指出,阿拉伯語裡有兩個關鍵字,一是「逃遷(Hijra),另一則是「戰鬥」(Jihad)。在整個伊斯蘭的發展過程中,由於來自宗教與非宗教的迫害過多,由7世紀先知們從麥加「逃遷」至麥地那,即有了「逃遷」以及逃無可逃,即奮而「戰鬥」的傳統。而這種「戰鬥」,又使得他們深信可以藉著「群眾運動」(Mahdis)而接近或達到教義所倡導的理想。這乃是伊斯蘭世界裡各種千禧年式群眾狂飆運動不絕如縷的主因。19世紀末,伊斯蘭世界著名的反抗領袖,反抗成功後改而修行的丹福底歐(Usman Dan Fodio)更說過:「逃遷是為了戰鬥。」因此,阿梅德教授遂指出:「伊斯蘭的Jihad,不祇是對不信者戰鬥而已,它是為了存活而戰鬥。」他在《發現伊斯蘭》裡以一整章的篇幅析論「逃遷」與「戰鬥」這兩個核心概念,他所謂的「戰鬥」,其實是一種以宗教心為基礎的「抵抗」。

因此,Jihad 一詞,譯為「聖戰」、「戰鬥」或「抵抗」,其實是差別很大的。「聖戰」這種譯法,在目前的論述氛圍裡,會予人和「宗教狂熱」掛鉤的聯想,在翻譯中即不明言地加進去了歧視性的密碼。「戰鬥」這個翻譯即很中性。設若翻譯為「抵抗」,則有了更多同情的意味。由於Jihad這個詞的翻譯在「911」後已被污名化,這時候,我們可能已必須從《古蘭經》裡去找回它的本義。《古蘭經》及其翻譯,都遠在「911」之前即已出現,它們都未受到污染。

Jihad的本義為抵抗或抗戰
在《古蘭經》裡,有關Jihad的記載,散見於各章,但足以統攝一切者,厥為第二章第190至193節。今據已故馬堅教授譯本將其擷出。馬堅教授留學埃及,1930年代即已將《論語》譯為阿拉伯文。他的《古蘭經》譯本,未將Jihad譯為有些版本的「戰爭」,而譯為「抵抗」,這和阿梅德教授的觀點實在足以對照。馬堅教授的譯文如下:

──「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你們不要過分,因為真主必定不喜愛過分者。你們在那裡發現他們,就在哪裡殺戮他們,並將他們逐出境外,猶如他們從前驅逐你們一樣。迫害是比殺戮更殘酷的。你們不要在禁寺附近和他們戰鬥,直到他們在那裡進攻你們。如果他們進攻你們,你們就應當殺戮他們,不信道者的報酬是這樣的。如果他們停戰,那麼,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你們當反抗他們,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專為真主,如果他們停戰,那麼,除不義者外,你們絕不要侵犯任何人。」

而除了Jihad的解釋外,《古蘭經》在第二章第218節亦將「逃遷」與「戰鬥」間的關係做了解說:「信道的人,離別故鄉並且為主道而奮鬥的人,這等人他們的確希望真主的慈恩,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因此,由《古蘭經》的本義,Jihad的本義為「抵抗」或「抗戰」,殆無疑義。1979年俄軍入侵阿富汗,美國中情局、英國軍事秘密情報局、沙烏地阿拉伯軍情局,巴基斯坦情報局等四大情報秘密勤務機構,支持賓拉登發動Jihad,當時的阿富汗游擊隊即被稱「反抗軍」。

賓拉登深受阿富汗尼影響


而值得注意的,乃是《古蘭經》有全體穆斯林離開家鄉、團結抵抗的教誨,而在歷史上,尤其是現代歷史上,以前也的確有過大規模泛伊斯蘭主義的Jihad,而非常獨特的,乃是這種Jihad都發生在印度、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最主要的為瓦利烏拉(Shah Walliullah)及其家族於1830年初在印度西北邊境所發動的反英Jihad,但很快即被撲滅。而後他們這一派遂轉而在狄歐班(Deoband)開設學院,闡述理念,這乃是目前所謂的「狄歐班主義」,它直接影響到了巴基斯坦與阿富汗。


除了印度穆斯林的Jihad 之外,更重要的乃是阿富汗尼(Jamaludin Afqhani,1839-1897)所擬發起的泛伊斯蘭Jihad。阿富汗尼乃是近代阿富汗之奇人,他出身貧家,專心向學,後來做到阿富汗的首相。他在伊斯蘭世界裡的地位,相當於中國戰國時代的蘇秦。他周遊伊斯蘭列國之間,鼓吹泛伊斯蘭主義,主張聯合抗英。周遊列國期間,他在埃及當過大學教授,出任過伊朗戰爭部長和首相,但也被許多國家視為危險人物而驅逐。除了在伊斯蘭世界周遊外,他也長期流亡過巴黎、莫斯科與聖彼得堡,最後客死於土耳其,對土耳其啟蒙有過重要影響。他有個未曾實現的夢想,就是以泛伊斯蘭主義為核心,對帝國主義展開Jihad。他甚至還成立過一個秘密組織,但因時移勢變,卒未能正式開展。


然而,儘管阿富汗尼的泛伊斯蘭Jihad未能實現,但他和印度的「狄歐班主義」,卻無疑地都影響到了賓拉登,甚至有人認為他即是阿富汗尼的再現。巴基斯坦的專家拉希德(Ahmed Rashid)估計,從1982至1992年的10年間,賓拉登的Jihad,即從伊斯蘭世界的40多國裡,號召了至少3萬5000人到阿富汗。而其他受到他影響的人,至少在10萬人以上。


賓拉登以抗俄為核心的泛伊斯蘭主義,就政治反抗的角度而言,乃是泛伊斯蘭運動的重大進展。但經過波灣戰爭,這位昔日四國情治系統支持起來的Jihad英雄,卻將他抵抗的目標轉成了美國。1998年2月23日,他在倫敦所出版的阿拉伯文報紙Al-Quds al-Arabi發表了一篇《全球伊斯蘭Jihad 陣線反猶太及十字軍宣言》。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宣言,後來被知名的美國學者路易土(Bernard Lewis)摘要翻成英文。由於這是一篇重要的文獻,特將其重點譯出:──「自從真主創造了阿拉伯半島,其中的沙漠,並圍繞以海洋,沒有什麼事情比十字軍帶給這個地方更大的悲慘。他們如蝗蟲般蔓延,擠滿了大地,吃掉它的水果,毀滅了大地的翠綠。他們對穆斯林的劫奪,如同一堆吃飯的人搶著一碗糧食。」


「在過去7年多裡,美國占領了伊斯蘭最神聖的地方,掠奪它的財富,壓倒了它的律法,羞辱它的人民,脅迫它的鄰居,並用它在半島上的軍事基地,當做攻打它鄰居的矛槍。在過去,仍有人為它占領的本質而爭辯,但到了今天,已無人還有懷疑。而最好的證明,即是美國從阿拉伯展開對伊拉克人民持續的攻擊,儘管領土上的統治者都反對,但他們的聲音卻都被壓掉。」


「其次,儘管十字軍與猶太人的聯盟,帶給了伊拉克人民無比的毀滅;儘管他們已造成伊拉克人民超過百萬的死亡,但他們卻仍然一再地要繼續他們可怕的屠戮。顯然他們對酷烈戰爭後的長期封鎖、肢解與毀滅還不滿意,因而他們遂要對殘存者繼續毀滅,並藉以羞辱各穆斯林鄰居。」


「第三,美國的這些戰爭,除了是為了宗教和經濟,它同時也是在為猶太小國服務,俾轉移猶太人占領耶路撒冷及殺害其上的穆斯林之焦點。他們處心積慮要摧毀伊拉克,乃是最好的證明。伊拉克乃是阿拉伯鄰國裡最強的一個。他們要把這個地區所有的國家,如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埃及、蘇丹都全部肢解,使大家全都變成弱小國家,從而能讓以色列長存,也能讓十字軍對阿拉伯土地的悲慘占領能夠永久。」


「因此,殺美國人及它的同盟,無論軍或民,乃是每個穆斯林的職責,祇要他能夠,或者在任何可能的國家,除非等到耶路撒冷的聖殿,以及麥加的哈蘭聖廟都擺脫束縛;直到他們的軍隊被擊潰如破碎的翅膀,離開所有伊斯蘭的土地,而且再也不能威脅到任何穆斯林。」


「奉真主之許可,我們希望每一個崇信真主而且願服膺真主之命的穆斯林,去殺美國人和摧毀他們所擁有的,無論何地,祇要看到;無論何時,祇要他能。同時,我們也要求穆斯林的教會、政府領袖、青年,以及士兵,對美國的邪惡軍隊發起攻擊,以及他們那些有如撒旦助手的盟友。」


昔日自由鬥士變成恐怖分子


這就是賓拉登於1998年繼反抗俄國Jihad之後的第二次Jihad,除了對象由俄國變為美國外,其為Jihad則相同。


因此,Jihad這個字要怎麼翻譯,其實並無定論,亦不可能有定論。具有「行動」內涵的字詞,翻譯本身即已是一種立場的選擇。如同「恐怖分子」換了一個立場就變成了「自由鬥士」。祇是由賓拉登這個昔日的「自由鬥士」變成今天的「恐怖分子」,徒然讓人對政治依舊停留在這種「相對主義」的困境中覺得悲傷而已。同樣的道理,Jihad可以譯為「聖戰」、「戰鬥」、「抵抗」,也隨人的立場而改變。


人類的文明,在道德上應有一些絕對的準則,如果沒有這種準則,就難免出現「你的恐怖分子是我的自由鬥士」的弔詭困境。由「恐怖分子」、「自由鬥士」,以及Jihad 可以翻為「聖戰」、「戰鬥」或「抵抗」,顯示出人類要更文明,仍有很長的路待走!

1960年代初期,美国内政动荡,保守的政治当权派彷佛狐狼般的无所不为,甚至在南方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与说辞,向人们的劣根性发出呼唤,暴民们也都觉得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说,那是个“本身享尽荣誉者,却用不荣誉方式对待能力与德行未必不如己者,因而必生革命与暴乱”的时刻。

掌权者高贵性 系乎慷慨包容

  当时,美国学界重量级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巴泽尔(E. Digby Balzell),遂发愤写出经典著作《新教当权派:美国的贵族制度与身份阶层构造》一书。它谈的虽然是政治与社会,其实真正的核心乃是借着历史的考察,企图寻找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高贵性”,它曾是美国极重要的一项先行价值,但却已逐渐消逝。有权力者的高贵性,以更多的自责与自我期许为基础,对别人则有更多的慷慨与包容,甚至权力上的分享。政治人物的“高贵性”,不仅在于自己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品质上创造榜样。那才是可信赖的领导与权威产生的方式。

  而这种高贵性,追究到最后,必然要以某种高尚的宗教情怀为其基础。它的道理正如同昔日英国费边社初起之时,对伦敦东区的可怕情况多所揭发,当时的坎特伯利大主教天普(Frederick Temple)即对这种情况说了一个比喻故事:从前在市场上有一只死狗,人群围观,有人说“好臭”,有人说“好可怜”,而耶稣基督则说:“纵使珍珠也没有狗牙珍贵,别只看其他人的不幸,而要把不幸看成是自己的过错。”

  巴泽尔教授的著作,对美国的社会批评与价值维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与贡献。他所提示的道理是:人类社会并非只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群体,而是一个可以借着自我要求与榜样创造,而在品质上不断进步的目的地。

  而由巴泽尔教授,则又必须提及当代欧洲最主要法哲学及伦理思想家之一,意大利杜林大学教授布比欧(Norberto Bobbio),他从波斯湾战争到对南斯拉夫的攻击,都一直是欧洲最主要的“美国批评者”。他的立论,充分凝缩在《赞美善良:伦理学和政治学论文集》里。他指出,如狼似狐的政治、唯权力的政治,都不是人类得以终极安身立命的依靠。人类的大社会与小社会相同,都有贤愚优劣与强弱之分,但若以贤欺愚、以优辱劣、恃强暴弱,则世界的价值秩序即失去了原本的正当性。设若以贤助愚、以优济劣、以强扶弱,则愚劣弱的一方,也必会欣然承认本身之不足,从而风然景从。

  而布比欧教授指出,当今的世界所走的却恰恰好乃是前一个路向,有的暴力、灭族、支配,都被合理化到了权力政治之中,人类价值之目的性遂告荡然。他赞美善良,要求重振曾经一度存在的谦卑、助人、自我节制、温和、心灵的高贵。并认为设若人类不能有此自觉,未来更大的灾难与兵连祸结,必将持续的出现。布比欧根据这样的价值,长期以来都是欧洲最主要的“美国批评者”。在他的批评中,其实也预见了诸如九一一或往后可能更大的悲剧,甚至浩劫。

善良价值沉沦 造就野蛮世纪

  无论巴泽尔教授所谓的“高贵性”,或是布比欧教授所称的“善良”,都是这个时代日益欠缺的价值。当人类不再把“高贵性”与“善良”做为自我期许之目标,反而在权力的傲慢,有理由的自私,人们普遍皆单纯无知因而易受操控等恶性循环圈上持续的加添燃料,一个新的野蛮世纪,也就注定将在没有好的榜样中悄然随着历史的黑色翅膀而降。

  失去了“高贵性”以及“善良”,政治已变成新的野蛮游戏,这乃是21世纪此刻的普遍现象,从台湾的内政,一直到九一一,触目所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错乱的激情,会让人性更加堕落的煽惑和召唤。在世界政治史上,被认为创造出了“高贵传奇”的林肯总统,他出身下流文盲之家,一路上进,并以高贵自期,最后将他所获得撒向全世界分享。他曾说过:“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哪里,以及将向何处去,我据此而做出我的判断和选择。”而此刻的世界,人们所处的却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往何处去的黑暗中。

  就以近年来的台湾选举为例,它再一次显露出台湾的政党与政治人物,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对这个世界除了有着权力的傲慢与贪欲外,不但没有自我高贵化的期许,甚至连低限的谦卑自制也都不放在心里。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史蒂芬·卡特(Stephen L.Carter)对当代选举政治的恶质性感喟至深,他延续着“高贵性”的思考,提出较低一级的“斯文”(Civility)的观念,认为只有在相互礼貌、忍让尊重,以及彼此倾听的条件下,人类的公共生活始有可能。他指出:“斯文乃是人们为了生活在一起而必须相互牺牲放弃的总量。当我们认为自己是无伴的旅客,则一切就会根据本能而行。并认为无须调整自己。我们必须为了别人而牺牲一些,这不仅仅是让社会生活更容易一些,更重要的,乃是它是一种尊重同胞公民的信号。认为他们无论在法律和上帝前,都和我同样平等。因此有关斯文的规则,也就是德行的规则。而当今的斯文危机,也就是大的道德危机。”

知识分子沦陷 正义荡然无存

  而我们的政治人物当然不高贵,也不斯文,甚至连基本的逻辑也都混沌可疑。他们知道自己的劣根性,也据此看到别人的劣根性,遂反复的要去再剥削与再利用这种劣根性;我们整个社会就在这种相互的恶意下一再反复,不再有任何客观的凭据。当亲仇已成唯一判准,无论多么错乱颠倒的话语,也都积非成是的“仿佛”成了道理。而所有社会都有一些无畏的知识分子担任着价值的最后守门人,但在台湾“政治正确”却裹胁了一切。知识分子泰半皆沦陷在“政治正确”中。他们选择性的寻找批评对象。本末错置,倒果为因,当他们的正义成了笑柄,使得“正义”这个概念也在台湾无存。当该发言而不发言,不该有声音时却杂沓乱语,最后是连“知识分子”也告消失。

  这是没有了“高贵性”与“善良”或“斯文”的世界,一切的政治语言则简化成了各式各样的“咒语”,它是同类间的辨识符号和彼此确认的身份证,而后以彼此间亲与仇来筑墙,今天互掷恶语,有一天则有可能互掷砖块石头。“咒语”当道,论证无存,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错乱当然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司空见惯。

  这是典型的“内耗”与“内爆”格局。一个社会当它没有了“高贵性”这样的质地,它就不再有任何力量来软化各种围墙。用政治语言来说,那就是它有如一盘散沙的局面即无法避免。民主政治不只是政党和选举这样简单的东西而已。它必须依靠另一些可以将公众黏合起来的介质,那就是某些高贵的品质,而我们的这种品质何在?

  内政上看不到“高贵性”与“善良”这样的品质,而由九一一它也让人看到了当今的世界,其实也同样的如同一片道德荒原。一个愈来愈复杂的全球化世界,由于环环相扣,共同的脆弱性也就更增,这乃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面对这样的局面,世界的再结构也就不能再依靠枪炮核弹,而必须仰仗“善良”,在“善良”的相互对待中,让人类往共同目标更集中。设若一切依凭枪炮,不但世界的孔隙里将滋生更多仇恨,仇恨的迸发,也将让全球共同受累。

利益主宰一切 残酷嗜血当道

  而非常令人慨叹的,乃是当今的世界,却是一个不再有高贵榜样的世界,甚至连低限的同情与怜悯也不存在。30年来,全球赤贫国家已由20余国加了一番,成了50国。10年前,富裕国家每年协助穷国还有600亿美元,而今却已减少一半。利益成了主宰一切的价值,枪炮则成了支配与控制世界的唯一工具。而这一切又都被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所包裹,再大的野蛮残酷也都有了理由。如果不以人废言,我们不妨好好去读一下本拉登那篇全球媒体几乎都不刊登的《全球伊斯兰Jihad阵线反犹太及十字军宣言》。那是一篇凄美如诗的证言,是全球阿拉伯人在世界失去了善良后所受伤害的见证。也正因为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许多杰出的欧美知识分子遂在全球都被主流媒体的国家战争动员弄得亢奋而嗜血无比的此刻,殷殷告诫的提出一个和林肯一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文明在何处?将来要走向何处?没有了这个本拉登,我们怎能保证不会再有更大的本拉登出现?

  一世高贵——在贫贱中高贵,在发达中更高贵的林肯,留给人们的宝贵遗产,乃是人类必须永不放弃对心灵与行为高贵性之追求,有高贵始能善良,小至一国,大至世界,人们始足以安身立命。在这个已失去了高贵性的世界,我们又怎能不格外知所警惕与自我责勉呢?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