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和“中国认同”的普遍价值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8:45:44

大国崛起和“中国认同”的普遍价值问题 (之一)

徐 贲

 

   2006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2集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纪录片对相继出现的九个世界性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崛起作了历史回顾,在媒体和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国崛起》的制作目的很明确,它并不是全面呈现几国历史的电视版教科书,也不是挖掘历史细节或揭秘历史真相的考古式纪录;它不拘泥于历史的支脉,不进行文明的比较,而更注重历史带给中国崛起的现实思考。对《大国崛起》的公共讨论因此也都是针对别国先例能够如何帮助中国理解和展望自己的崛起或即将崛起。[注1]中国的崛起关系到中国应当具有怎样的与大国身份相衬的形象。这种形象不只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更是取决于中国为自己政治和社会发展所选择的生活价值目标。这个价值目标选择联系着更为深层的、与所有人类相关的普遍价值认同。

    对中国公共生活和价值选择的讨论,中国知识界有许多分歧和矛盾,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许多人的普世价值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保存中国文化特色,坚持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越来越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而这种主张所坚持怀疑、抵制、反对的则是任何形式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被被看作是西方政治和经济利益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左右中国发展方向的特洛伊木马。然而,在对普世价值采取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情况下,中国真的有可能在世界面前建立起令人尊敬和因此而有自豪感和荣誉心的大国形象吗?普遍价值的缺失会对中国社会的认同方式、凝聚力效应和群体观念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中国确立普遍价值之所以困难重重,究竟受到哪些现实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限制?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讨论中国可能如何崛起,应当如何崛起,甚至是否可能真正崛起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一.国族群体认同和公共生活

    如果我们把群体认同当作一种人际联系形式,而不只是个人心理感情,那么我们看全球化对当今中国群体认同的影响,便主要是看全球化对中国当今公共生活的影响。在公共生活中,除非别人可以从我的言行中看到我认同什么,注重什么,要求什么,追求什么理想和价值,我的言行并没有可以与他人分享的意义。我对群体的认同或不认同都是由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言行所显示出来的。公共生活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可见的领域,而且是一个焦点关注的领域,发生在那里的事情都会被“昭显在亮处”,成为公共关心的问题。〔注2〕

    个人对群体的认同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全因为它是发生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之上。从全球化对中国公共生活的影响来讨论社会群体认同,就需要避免仅仅从影响源(全球化中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麦当劳文化、文化遗产和旅游工业、西方化或现代化意识形态、世界人权、全球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等等)来看这一群体认同所受到的刺激或限制。全球化会如何影响一个群体中成员对它认同不是一件简单的从外因到内果的事情,因为这种认同(或者缺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群体公共生活本身的三个因素:文化认同资源、价值凝聚力和制度结构。

    全球化把原本局限于一个群体内的公共生活舞台放大了。群体本身往往成为这个舞台上的行为主体,台下作为见证人的观众也变得非常多元,不再是清一式同一族类的人们。这时候我与之认同的是那个放在世界舞台上,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的群体,而不是那个处于封闭自大状态中的群体。一个人看待展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我类群体,自然会与平时不同。他甚至会发现,许多原本关起门来叫好的东西,原来放不上世界舞台,硬放上去,他不但不觉得体面骄傲,反而觉得丢脸羞耻。这时候,直接影响他群体认同的就不只是自然的我他区分,而且更是他自己群体的认同资源。他必须问自己,“在我的群体中,有哪些是可以认同的?有哪些是值得认同的?”因为一个社会是“好社会”才认同它,这种积极认同远比被动认同(我既然出生在一个社会,就只好认命地认同)具有自由主体的选择作用和意义。认同一个好社会是着眼于它的道德价值(正义),而不只是事实价值(强大)。为了确立中国的道德价值,就不能不了解什么是人类的道德价值。

    2004年8月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上,作为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的中国有一个8分钟的表演,由张艺谋导演。演出以后许多中文网站立刻发出一片责骂之声。人们斥责张艺谋“尽力搜寻、汇集与铺陈中国文化符号,演员老中青幼四结合,玩灯笼外,玩太极,玩高跷,玩琴玩拳又‘玩票’。……张氏中国秀色字当头,完全是中国文化符号杂乱无章的堆砌。把中国特色的杂货铺开到了雅典。”〔注3〕张艺谋的失败在于他没能给许多中国人提供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文化认同符号。他们沮丧愤怒,那是因为张艺谋提供的认同资源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认同需要。英国哲学家本森(Jeremy Bentham, 1748-1832)曾说过,名义上的“资格”不等于法律保障的权利,这就如同“饥饿不等于面包”。〔注4〕同样,心理上的认同要求并不等于公共生活中认同事实。

    群体认同是一种有条件的公共行为,这个条件就是公共生活必须能为认同提供它所需要的价值资源,也就是那些具有日常生活意义的,可以认同并值得认同的东西。如果红灯笼、高跷、京剧面谱、茉莉花小调不是具有这种意义的认同对象,那么什么才是更有价值意义的认同对象呢?张艺谋的失败,是因为他找错了认同对象?还是因为这种对象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十分稀缺的资源?或者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公共生活还没有一个可以帮助形成这种资源的社会、政治机制?

    在公共生活中,群体认同的对象具有多样性和具体性,人们对具体对象的认同也不是要么认同,要么不认同,而是有程度的差别。雷诺兹(John Reynolds)曾标示出人们对不同“政治象征”有不同程度认同的“检测指数”,如“热烈”和“冷淡”。不同的政治象征包括“当今政府”、“宪法”、“民族国家”、“国旗”。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个人,对不同的政治象征的认同程度都不是相同的。例如,他认同“宪法”要比认同“国家”热烈;或者,他认同“国旗”不如认同“国家”那么热烈,而对认同“当今政府”则相当冷淡。〔注5〕雷诺兹的这一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化象征”。我们可以区分出许多传统的文化象征来,如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风俗、服饰、礼节、历史人物或事件、社会政治价值观和制度,等等。不难想象,每个认同中国的人对这些因素的认同程度并不相同。又例如,我们还可以区分出许多与“中国”有关的象征,如版图疆域、社会政治制度、政府、某某主义、长城、国旗、汉语、儒家文化,等等。同样,每一个“热爱中国”的人对这些不同的中国象征认同程度也不相同。从这些不同象征因素的错综复杂关系就不难看出,认同离不开具体的认同对象,这些对象不仅需要有本土特点,而且要求有超群体的普遍价值。越这样,就越能在世界舞台上受到重视和赞美,与之认同也就越光荣,越令人满足。

    对于群体认同来说,还有比文化符号认同资源更深一层的公共生活因素,那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信任、宽容、同情、荣誉等)。公共生活是否具有亲和力,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公共行为和言论之中,也体现在他们相互对待和相处的方式之中。2004年6月底到7月初,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为此苏州政府自2002年起,共花费了100亿人民币,从城市改造、市容、交通到市民文化宣传,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治水”,为的是让“苏州是东方威尼斯”的美誉名副其实。官方报道强调,代表全球化的世界遗产大会带来的城市美化,加强了市民的“心理认同,市民更欢迎的是环境的改善:引以为豪的园林和老街保护好了,河水不臭了,交通不堵了,绿地多了,城市变漂亮了……本次大会的所有(这100亿人民币)投入将永远地留在苏州,造福后代。”。〔注6〕

    就在2004年8月,《苏州日报》在题为《垃圾:市区河道不能承受之重》的报道中称,“河道保洁员每天从(苏州)每一条河道里都能打捞起为数不少的垃圾,……如果不是保洁员每天七八遍来回不停地清捞,市区的大小河道会更加让以水天堂为自豪的苏州人汗颜。然而,2003年一年,市区217个河道保洁员共从80多公里河道里打捞起9753吨垃圾,……其中包含的除各种生活垃圾外,竟还有破沙发、烂家具以及各种家装废弃物。”〔注7〕

    这些往河里丢垃圾的人,他们也许确实对他们的社会群体(中国或苏州)有“心理认同”,但是,除非这种认同体现为公众行为,它并没有实质的公共生活意义。就公众行为而言,往河水里丢垃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认同群体的表现。认同是一种有亲和力和凝聚力的公共生活方式,是一种基于对“有价值生活”(“好生活”)的行为选择,不只是一种“心理”感觉。人们在公共生活中互相说谎欺骗,互相提防戒备,彼此无信用,不信任,对公共事务冷淡麻木,对他人遭遇漠不关心,幸灾乐祸,待人处事以邻为壑,急功近利,这样的群体中不能提供一种以“好生活”为基础的群体认同。(待续)

 

注释:

[注1] Although I set my discuss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gainst this TV series, it is not the immediate subject of this article.  For discussions of this TV series, see for example, 朱嘉明:《  <大国崛起>讨论中不能回避的若干问题》; 《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杨鹏、赵晓对话录》; 张宏良:《中国崛起与东方文化复兴》; 秋风:《大国崛起的物质主义陷阱》; 董正华:《“联省共和”与17世纪荷兰的崛起》; 李剑鸣:《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美国崛起》; 陈东升:《大国崛起的中国模式》; 《大国崛起:用民主概括西方崛起是片面的》; 孔寒冰:《纪录片<大国崛起>挑战国人悲情历史观》; 夏立平:《大国崛起理论与中国和平崛起》; 党国英:《从<大国崛起>看大国怎样才能崛起》; 《王缉思和周艳聊大国崛起实录》; 易其洋:《“大国崛起”的细节启示》; 杨帆:《用新战略主导中国崛起》; 闲言:《“大国崛起”之忧思》; 麦天枢:《何谓大国?如何崛起》?; 储昭根:《小国崛起的“大”学问》; 吴稼祥:《中国开始制造影响》; 樊百华:《大义不明的电视片<大国崛起>》;贺卫方:《崛起为何?》; 陈壁生:《大国崛起与民族主义》;牟传珩:《中共意识形态的“蓝色”破题——《大国崛起》冲洗“红色记忆》. All these pieces are available online.

[注2] 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London, 1970, p. viii.

[注3] 蜀帖龙:《张艺谋色诱雅典?》 www.ccforum.org/cn 2004/8/30。

[注4] Jrermy Benthem, "Anarchical Fallacies." In A. I. Melden, ed., Human Rights. Belmont, CA: Wadsworth, 1970, pp. 30-31.

[注5] John Reynolds, "The Normative Regulation of Citizenship Participation," qtd., Morris Janowitz, The Re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Civic Consciousn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59-162.

[注6] 《世界遗产大会:苏州为本届世界遗产大会投入100元》,http://www.sina.com.cn,2004年7月9日16:06, 《东方早报》。

[注7] 吴秋华:《垃圾:市区河道不能承受之重》,www.sz2500.com, 04-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