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新：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总裁(上）

华声报讯：8月25日晚8点39分，张树新宣读了官方的授权声明。该声明说，为了解决瀛海威公司目前的巨额债务负担，瀛海威的创业股东——北京天树策划公司（张树新是天树控股股东）决定积极采取行动，通过向各界友人和机构筹资，全面解决瀛海威目前面临的债务。
据介绍，按照双方的约定，张树新必须在8月31日前将500万只是第一期的到帐款，到年底付清剩下的900万美元。
张树新心语：
“大学毕业后，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里，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能不能有哪怕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我那时最大的一个愿望。在有了这样一间房子后，会不会生个孩子，把他养得很好？会不会做一个很
好的母亲和妻子？我很怀疑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也都很怀疑……等所有这些愿望都实现之后，我又发现，每个人除了赚钱之外，一定渴求有一个舞台，渴求更大的价值空间，需要施展和实现自己的创意和想象力，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手来改变世界。”
张树新个人档案：
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总裁
1963年7月生于辽宁省抚顺市
1981——1986 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
1986——1989 《中国科学报》记者
1989——1992 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战略项目处从事企业战略研究
1992——1996 创办北京天树策划公司
1996——1998 创办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1998年创办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
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The Retelnet Group）：
是由中桥投资基金（CKIH）（一家在亚太区和中国从事高层次投资和战略合作的业务多元化、从事高速增长行业业务的集团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盛华元通的业务目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成为在中国的Internet通信领域具有领导
地位的电子商务和信息门户；二是成为领先的在线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其中包括资金投入和通信平台的升级服务，例如在置顶盒和无线通信技术在中国市场趋于成熟的时候，取代标准的SLI/PPP Modem平台。
张树新自白：
IT不只是工具
IT是一种促使每个人改变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形态发生改变的全新技术工具，这种改变也许始于一部分特殊的人群，像IT从业人员，他们要获得市场和发展，必然会改变社会，这种改变表现为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形态的全方位变革，因
此， IT工具带来的是社会的变革。
我自身经历非常复杂，也不太认同“IT人”这一说法。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我念的是应用化学；毕业后做了几年记者之后，又开了一家文化公司；后来做过通讯方面的公司，最后是Internet;这其中我还想过要做别的什么。在信
息技术变化的大潮中，许多人都在不断地确定在某一刻能够实现自己最大价值的位置是什么，因此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使用者，往往都被卷入这一潮流中。
见证历史的一代人
今天，像我们这样现在30-40岁的这一代人都恰好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高中我们赶上了高考，可以选择报考最好的大学，比起前辈人，许多人生活经历都非常顺利，而且与大我们10岁或者小我们10岁的另外两代人都大不一样。我们赶上了文革之后的所有思考，而且自己身上或多或少还带有责任，这种责任感与我们受到的教育、而不是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0年代以后，中国几乎就丢失了传统，经历着一种巨大的文化断裂。我从小没写过毛笔字，没有受过很传统的教育，直到后来很多东西我们去寻找时，才去读了一些东西。这一代人的特殊之处是他们的文化经历构成是最复杂的——从小高呼 “毛主席万岁”，写过大批判稿，从小所受的诗歌和韵律的教育来自于革命文学，传统的训练和信仰也接受了很多，但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形成世界观之前，这些东西就灰飞烟灭。同时，他们读了太多父辈的故事，多少受过父辈经历和历史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会触及他们真正的本性，前辈们那种可怕的伤害没有真正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因为身边人伤害和被伤害的倾诉耳闻太多，因而也由衷感到自己的幸福。
“才女”的困惑
上高中时，我就参加了全国的数学和物理竞赛，那时所有人都在谈论“科学的春天”，女同学都在幻想有一天去当居里夫人而选择去学化学。上大学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自由化”、自由竞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变革和西方的一些观念开始进来，我们的思想一直都处在多方冲撞中，因而这一代人的思维定势很难描述，至少不会像人们描述知青一代或者20岁以下的一代人那样脉络清晰可见。
我女儿今年12岁，她所有的思维都是卡通式的，一直不爱写作文，等我很详细地跟她解释为什么要写作文时，她说，用那么多文字写这些东西简直是废话，因为用一张图来表现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她们这一代更适合比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后来价值观的形成和思维方式的构成都和他身处的文化和生活经历紧密关联，自然也构成了在未来生活状态中个体的价值判断和取向上的差别。
我个人还算幸运，从小一直非常受“瞩目”：做最好的学生；被人们当作“才女”；上了国内最好的大学；当选为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任女学生会主席；19岁在本年级成为第一个党员，天天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派的区别；主持参与了科大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些重要学生活动……毕业时，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科学，因为从事科学的人需要心如止水，但我做不到，很容易受到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诱惑，对太多的问题感兴趣，而科大是一所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当时自己也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更合适，但还知道自己做什麽是不合适的，这种困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也不能说我自己现在的位置就是原先决意要去做的。
为什么要说真话
其实，我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痕迹，我不会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当作一辈子的永久目标，这不现实，也不合我的本性，而且这样说好像自己是在说假话。因为自己家庭和教育的缘故，为人坦率、敢讲真话一直是我的秉性，也许我某个时候话说错了，我认识到这一点时肯定会改过来。在我的家庭经历过程中，从小我见过了太多的黑白颠倒的事情，自己没有受过伤害，但身边每一个人都受过严重的伤害。结果是我相信，最真的、发源于本性的东西才是永久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则是过眼烟云，包括一个人某个时期的身份和拥有的东西。
我相信自己的这种性格会如始至终，一直到老，这也是我的为人准则。所以走到很多地方，我拥有很多朋友，尽管人们会评价我某段时间会怎样怎样，这种对和错并不重要，因为这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故事而已，是在一段时期待殊环境下的自然反应，与我本人的性情无关。
专心做女人
每个人都必须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而不能所有人说你是谁时，你认为自己就是那样，那只会迷失自己。1986年大学毕业后，因为自己不知道干什么，于是就结婚生孩子，专心做一个女人。IT行业里像我这样经历的女人很少，今年我女儿已经12岁了。
身为女人，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女人。毕业后我跟我丈夫刚来到北京，举目无亲，也许是两个人活起来比一个人容易，而人最本位的一件事是你会不会活着。大学里给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个才女，但他们不会认为你会活着，会不会谈恋爱、生孩子，连我自己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似乎才女就意味注定要在些人性方面失掉些什么。
我后来决定去做记者，因为觉得自己并不了解这个社会。大学是个象牙塔，每个人都在其中杜撰了太多的幻想，在走出校门后被撞得粉碎。当时我不想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麽，剩下唯一可做的就是去看看这个社会，而熟悉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去当记者，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接触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内心世界。
“不求上进”的女记者
中学时代我最神圣的一个理想是去做战地记者或侦探小说作家，但后来发现中国没有真正的战地记者，缺乏那样的一种环境，极少数人只是因为某个偶然的机会所造就。后来到了报社，发现大家都在整天打毛衣，还不如学会怎样活着，在北京能有一间房子，生孩子，买菜做饭……大学毕业后的两三年里，我就是这样生活着，但三年下来，我居然还是这个报社最好的记者，因为也许用1/10的精力就足够了。
去报社报到的3个月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婚生孩子，报社总编非常生气，觉得不可理解，说没有见过一个科大的学生会主席如此不求上进，进而决定从此以后不再要科大的学生。我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10多年前，所谓的尊重人性和个人生活的概念还不像今天这样被认可。等到1989年，我发现这一职业对自己来说已经意义不大，我又面临不知道做什么的困境。其间我把一个报社所有的环节都做过，从记者部、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到总编室，我都待过。离开报社时我跟总编开玩笑说：我自己也能办份报纸了，我们报社有80个人，实际上我带3个人就能办份报纸了。
这也是我对一个行业各个环节最开始的一个认识。我一直认为自己身上交织着两种矛盾的性格：一方面受到自己经历和文化的影响，追求一些坦率、直觉引导和尊重人性的东西；同时我的学校给了我严格的思维训练，因为理科出身，我做任何事情都讲求逻辑，追究事情的本原，发掘其加入了某种变数才导致了系统的循环发生了何种变化。一个报社的效率和内耗也可以用一个系统模型来描述。我不能控制、管理报社这一系统，无力改变所有的现实，就像人们今天谈论的许多问题可以追究到体制这一层面一样。但这些问题可以研究，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贯穿了我生活经历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