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我为什么批评袁伟民2009.11.23_腾讯

陈培德：我为什么批评袁伟民

http://news.QQ.com 2009年11月23日10:26  南方新闻网 陈磊 我要评论(94)

导读：阎世铎他怎么可能一个人去顶足球这个天呢，即将塌下来的天，你这个大元帅袁伟民不出来顶，谁能顶得住呀？

陈培德口述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磊 采访整理 发自杭州

“无巧不成书”

就个人角度，我对袁伟民是敬重的。

中国官场有所谓“学而优则仕”之说，而袁伟民则是“教而优则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袁伟民个人成功多少受益于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当运动员时寂无功名，倒是8年半的中国女排主教练生涯，实现“三连冠”后，立刻成为一名副部级干部。这在中国体育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但袁伟民在确立中国在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地位上，功不可没。老实讲，一直到今天，尽管他这本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当中犯了好几个低级错误，但在我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好领导，仍然是我非常尊敬的、为我们中国体育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位教练和领导人。

所以，他出了书，我十分关注。但是，通读了袁的这本书，我感到十分遗憾。

为什么呢？

首先，在足球章节中，他彻底回避了当年震惊全国的假球、黑哨事件，只字未提，我觉得非常奇怪，毕竟，他长期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无巧不成书——原来主管足球的，足协常务副主席，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阎世铎在他之前写了一本书《忠诚无悔》，这一段（足球打假、扫黑）他也不提，怎么同出一辙？

当年，足球打假、扫黑，最后草草收场，至今留下两大悬念：为什么最后被处理的唯一裁判是退赃自首的龚建平？为什么自曝家丑揭竿而起举报黑哨的浙江绿城在所有俱乐部中遭到中国足协最严厉的重罚？

这是全国球迷共同的疑问，可惜，最为知情的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在书中没有给出答案。

办公厅主任的苦衷

我遇到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

2000年5月8日，国家体育总局班子调整，袁伟民就任局长，李志坚任党组书记，新官上任，我感觉他们应该有大动作，给他们写了封信：

袁局长、李书记：

首先祝贺你们荣扛大旗，荣挑重任！

新官上任，烧什么火？我想进一言：不必烧三把，一把就行：在体育战线大刮横扫腐败的‘龙卷风’。

……

我在体育战线工作了8年，所见所闻，深感体育战线应该多出政治家，而杜绝政客；凡是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的地方，其背后都有搞权术的领导撑腰。我常为此感到悲伤。我真诚希望我的进言能得到你们的采纳，并愿意从我做起，从我管辖的浙江做起，当尚方宝剑临头，我决不会眨眼。

那封信，袁伟民没有回应。

足球打假、扫黑风波后，我成了体育界官员中唯一一个站出来自揭家丑的人，一时间舆论纷纷，很多人对我及浙江体育局表示支持。香港有媒体评论说 ，陈培德注定会成为“官场游戏规则下的悲剧性人物”。

我不信。

2002年新年伊始，为了准备全国体工会议，袁伟民到上海召开座谈会，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中，除了浙江和另一个省的体育局长外都参加。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凉了半截。

要知道，这个会议有我很大的功劳啊——北京申奥成功后，浙江省体育局在温州做东，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协作会，会议根据我的建议，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国务院以北京申奥成功为契机，召开全国首次体工会议。

然后，才有了那次为筹备全国体工会议召开的上海座谈会。为什么不邀请我这个最初的倡议人参加呢？

我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阎世铎说什么总局对我和我们体育局的行动是支持的，完全是屁话。

后来，我们浙江体育局党组成员开了个会，最后，大家决议，以浙江省体育局党组的名义，向袁伟民在上海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发个贺信，请上海市体育局代转。

我给你们念念：

“……我们深知，现在说大真话、大实话非常不易，尽管我们是遵照总局大要求来做，但有些话，如揭开腐皮连带肉，难免会因此得罪一些人，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当然，我们更相信总局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公正而客观的评价，绝不会因此而将浙江打入另册——这不应是我们的隐忧！更相信浙江的无缘赴会不至于是因为浙江的直言无忌所致。

“……祝本次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

上海市体育局长金国祥把我们的信亲手交给袁伟民，袁在会上连忙解释，为什么没请我们浙江。他的说法是，请哪些局长参加座谈会，名单是办公厅提的。

办公厅主任刘元福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不，是有苦不能说，“我办公厅主任有这个权力吗？”

这些承诺一个没兑现

在你们的采访中，袁伟民说和我很熟，但我们交往并不多，除去他上任之初我给他写信之外，我还曾数次向他致信，都没有回应，没有给我一个字答复。

2001年10月11日，我向国家体育总局递交了《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并抄送中国足协；10月16日，中国足协对浙江绿城等5家俱乐部足球队在甲B联赛中的违纪行为作出处理后，我即向中国足协递交了4点表态；11月29日，我又致信袁伟民，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呼吁高度重视……

后来，我就质问，这是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

我当时确实心里很郁闷，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他看，我这颗是红心，还是黑心？！我是看他阻力很大推不动，从底下烧一把火帮助推动，可是呢，我们好心，结果被当作驴肝肺了，所以我很委屈呀，很委屈……

这次，你们《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袁伟民时，把我的遗憾抛了出来，但是，他答非所问，不着边际地说什么我“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似乎当时我和同志们主张足球一定要打假扫黑，倒是罪魁祸首了。我不是教练，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袁局长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处理，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这些范围”，“这些事儿，这些问题不好现在说”。

这些话不能自圆其说。

为什么只判龚建平一个，是司法范围的事，总局和足协是管不了；但“为何自曝家丑的浙江绿城却受到最重的处罚？”也是司法问题？

足球的打假、扫黑，袁伟民始终没有为这个事情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更没有找地方的局长们去商讨意见，去表明他和总局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没有。

在每年一次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讲话报告中，也不涉及这个问题，好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对这个事，当时是热火朝天的足球打假、扫黑，请允许我不客气用一个词，在他那边，是“冷冰冰”。

所以，我说他不作为。

回过头来，阎世铎为什么到浙江来的三点承诺最后都一一没有兑现，原因也在袁伟民，至少请我们副省长，作为嘉宾去观摩韩国世界杯，阎世铎是做不了主的，他得请示。没有被批准就是一个态度。

阎世铎2002年1月5日到杭州，我们浙江体育局高规格接待，奥迪A6，最好的车，我们体育局副局长杜兆年亲自去机场接，全体班子成员从头到尾陪着他，副省长（鲁松庭）亲自出面请他吃饭……

饭桌上，阎世铎盛情邀请鲁省长作为中国足球代表团的特邀嘉宾，在6月份赴韩国观看世界杯。饭后，我亲自送阎去机场，他对一天的行程表示满意，还一再说，以绿城的表现，绝不会让它吃亏，要和其他受处罚的俱乐部区别对待，他也对绿园队绿城队打新赛季作出了承诺。

最终，这些承诺一个也没兑现，反而绿城受到最重的处罚。球队的事咱不说，拿邀请出国看球的事跟一个副省级干部随便许诺，这不是乱开政治玩笑嘛！

仔细想想，我理解阎世铎。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袁头（袁伟民）对我说了，说什么呢，说，“阎世铎，足球天塌下来，也得你去顶着！”言下之意是，我是足协主席，我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我不负这个责任，我不来挑这个担子，所以当时阎世铎的压力就很大了。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阎世铎他怎么可能一个人去顶足球这个天呢，即将塌下来的天，你这个大元帅袁伟民不出来顶，谁能顶得住呀？

所以，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我们回过头来，加上袁伟民出的《体坛风云》这本书，以及他的专访，可以清楚地看到，袁伟民作为总局的局长，作为中国足协的主席，他对足球以及解决足球社会的问题，采取的是一种不作为的态度。

我不信这个邪

1993年，我从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上调任体育局局长，有人劝我说：“陈主任啊，浙江没有足球，等于浙江没有包袱，这个东西，难玩啊！”

我当时用微笑回答了他们。我的真实想法是，我不信这个邪，足球难搞就不搞，算什么作为，没有足球，算什么体育大省、强省？

5年后，体委换届，省委准备调我去教委当主任，我拒绝了。原因大概两点：第一，我已经从一个体育的门外汉变成了内行，喜欢上体育了，不想离开；第二，我本身并不想当官，只想做事，如果只做这一届，有些事情就做不成了。

后来，阎世铎就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我也给他开玩笑：“如果领导要用你，就不会让你到足协；如果领导不用你，就让你到足协。”前一句话半开玩笑，后一句则是认真的，足球是个陷阱，在现行体制下，谁都难逃厄运！

当年，有人问，你陈培德为什么有勇气站出来捅马蜂窝？我说，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我和浙江省体育局以至全国体育界对中国体坛不正常状况观察已久，不满已久，爆发是必然的，怒吼发在足球上也是必然的。但如果“甲B五鼠”中没有浙江绿城，浙江省体育局可能不会首先出来说话，这是偶然。

当然，我站出来自揭家丑，也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记得打假、扫黑斗争刚开始不久，我在家里接到老领导、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彬的电话，他说：培德同志，你做得很对，足球的黑幕和腐败，过去大家都感觉到，但就是没人出来说话，你第一个站出来说话，很不简单，我对你表示支持！

前几天，我们老省长沈祖伦给我打电话，说“培德同志，你关于取消全运会的观点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非常赞成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向你表示敬意，因为在今天的官场上像你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2003年的时候，我从浙江省体育局离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斯鑫良代表省委在干部大会上讲的一句话就是：陈培德同志……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足球要打假、扫黑、反贪的问题，对整肃赛风赛纪，推动全国体育战线的反腐败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引起全国体育界的巨大反响……

可惜啊，好不容易将足球扫黑、打假风暴开了头，拿到了那些调查材料，司法也介入了，没想到，在龚建平之后再也没有谁被揪出来……过了很久，我知道了最终结果：足协对涉案的17名边裁作了内部处理，其中4个死不承认，被处终身禁哨。一只“替罪羊”，加17个内部处理，这就是为时两年的轰轰烈烈的足球打假扫黑的最后结局。

所以，现在，我跟广大的球迷一样，不光是身子，而且自己眼睛也都离开了中国足球现场——连电视都懒得去看！

足坛黑幕

甲B五鼠 2001年甲B联赛（当时的中国男子足球次级联赛）最后两轮（第21轮、22轮）事关冲击甲A（当时的中国男子足球顶级联赛）的关键赛中严重涉嫌打假球，受到中国足协严惩的5支球队。分别是：浙江绿城、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四川绵阳。其后，四川绵阳队降入乙级，浙江绿城、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广州吉利等5支球队均被足协处罚。

打假、扫黑风暴 2001年12月，浙江绿城和吉利联手在杭州召开发布会揭黑。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对外公布了浙江绿城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署名“还有良知的裁判”。随信附有4万元。

2002年1月5日，足协副主席阎世铎约见6家媒体，表示“中国足协目前对裁判员收受金钱一事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月15日，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公布了“打假扫黑”涉及的8人名单，其中有龚建平。

4月17日，宣武区检察院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

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2004年7月11日上午9时21分，龚建平在北京304医院因并发性肺炎停止呼吸。他以10年的刑期为当年的足坛“扫黑风暴”画上了句号，此后，再也没有人因“黑哨”获刑。龚建平也成为被足协认定的、被法律制裁的惟一“问题裁判”。

足球反赌风暴 2009年10月，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最先被南下羊城的辽宁警方控制，掀开了这场“反赌风暴”序幕。曾在06年出任广药俱乐部代总经理兼领队的前广州市足协秘书长杨旭因涉嫌行贿对手落案。11月，公安部牵头进行的足坛“反赌风暴”席卷全国。四川、深圳及广州等地，以及中国足协已有多人被警方带走调查。中央领导也在近期连续表态要在未来将中国足球搞好，这次足坛“反赌风暴”正在向纵深发展，举国关注。

知道了也不能说

人物周刊：当年足球打假、打黑风暴给你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是你一世英名所在。

陈培德：当时，我们浙江掌握的材料，全部移交给足协阎世铎了，包括龚建平的那4万块钱和信，一起都移交给他。然后我说了一句，阎主任，我们浙江应该做的，和可以做的，就是这些了，现在这个球呢，就交给你了。

阎世铎回答，他说，不，陈主任，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我们一定要把足球打假、扫黑进行到底。这个我们在场的人都很高兴，都很振奋。一高兴，阎世铎就说，没想到浙江这么主动积极地支持中国足协来做这个，在其他地方体育部门，见不到的。

这一点上，连当时中纪委的足球专案调查组，足球涉黑的省市，他们都去了，后来他们给我说，所到之处，还没有找到第二个陈培德，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像浙江体育局这么主动配合的。

人物周刊：据你的了解，当初让你刻骨铭心的足球打假、扫黑为何不了了之，袁伟民对这个问题也是语焉不详。

陈培德：请你原谅袁伟民局长，也请原谅我，我们这个事情确实不能说清楚，不便说清楚，但是我可以说。在足协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们可以说清楚，但是他不说。至于体育以外的，你不能说清楚的问题，的确，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能说。

人物周刊：为什么？

陈培德：你不要再问为什么了。也不要问袁伟民了。

我们都心知肚明，但都不能说。用我对袁伟民质疑的第一个问题（本刊专访袁伟民之后，陈培德给本刊致信，当中写到：正部级的袁局长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诋毁何振梁先生的同时，给国家的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使不该公开的国家外交策略、外交机密泄露了。诋毁过去的老上级是个人品质问题，造成国家机密泄露则是政治纪律问题了），关于何振梁投票问题，我说，你就是知道，也不能说，只能烂在肚子里面。

人物周刊：据说你站出来自揭家丑，得到浙江省高层领导的支持。

陈培德：在足球打假、扫黑问题上，我们省委省政府的态度，是支持的，我在浙江，环境非常好。举个例子，九运会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传达的是我们省长当时给我的电话：如果全运会的赛风没有根本好转，浙江以后就退出全运会，不参加了。这句话是惊天动地的。全国没有谁敢这么讲。

人物周刊：你的直言早就广为人知。

陈培德：我的直言，在全国体育界来讲，应该早就被大家所了解的，每年一次的体育局长会议，大家都希望我能讲话，很多总局的其他领导，总局下面的部门，也都希望到我们华东组来参加会议，包括新闻记者，因为，在华东能够听到有分量的东西。

最大阻力来自系统内部

人物周刊：最近，你提议要取消全运会，为什么？

陈培德：全运会是为体育部门的需要来举办的，现在老百姓是不是还认为是需要？我们到底是听老百姓的，还是听我们的部门的？

过去，要跳出体育才能看懂体育，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只有跳出体育局，才能深入体育改革。体育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系统内部，而不是来自系统外。阻力最大的就是体育局，从总局到地方体育局。

人物周刊：按照你这个逻辑，是否要取消各级体育局？

陈培德：世界上各个国家有体育局这么个专门独立机构的，很少很少，可人家照样成为体育强国。但是否要取消各级体育局，我不便于回答，因为我现在离开了，我说取消，有人就会说，你在的时候怎么死抱着不放，现在下来了，你轻飘飘地说取消了。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吧，我看水到会渠成。

人物周刊：最近，你还提出要让“中超联赛”休克。

陈培德：在原来的状况下，搞改良，修修补补弄不好，不行的让它死掉，完了以后再有一个新的体制，新人基础上面让他由弱到强，给他一只新的队伍，给他一个新的环境，这样的话，中国足球应该会有希望。

现在的球员，胃口调得那么高了，你叫他马上把自己的待遇降下来，他有劲吗？肯定没有劲的，我们现在的联赛实际上是花钱滋生腐败。

这个钱，既有老板的钱，更有国家的钱，国企的钱能说不是国家的钱吗？实际上是拿了很大一块儿，应该作为税收交给财政的钱拿来办足球的。完了以后，把很多钱用在了不正当的地方。

人物周刊：当年你站出来公开自揭家丑，有没有担心上面给浙江小鞋穿？

陈培德：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内部管理上面非常严格，我当时就说，现在处在这样背水一战的情况下，我们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洁身自好。

比如反兴奋剂，我们处罚的力度比国家总局规定的还要严。总局规定一个项目如果出现两例兴奋剂阳性事件，要取消这个队全部成绩，浙江规定，只要出现一例，你这个项目的成绩全部取消，我们都和大队长签订协议的。

我还对着电视摄像机的镜头说，也向省政府立下军令状：在全运会上面浙江如果出兴奋剂事件，我会让当事人身败名裂，然后我自己引咎辞职。有的省的（体育）局长给我说，像那个事情，你能管得到吗？他们出事情，你来担责任，我说，不下这样的决心不行。

你看，罗雪娟在九运会上拿了金牌，她还没上岸，就对摄像机的话筒说，这池水是不干净的，我是干干净净赢回来的。这话很像我在他们游泳队说的——必须保持这个池水的干净，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人物周刊：幸亏没出什么问题。

陈培德：是啊，出了问题，我得担责任，这话说出去了。你不知道，在九运会上，我们浙江的游泳，那个时候游泳在全国是金牌大户，兴奋剂对我们查得最严，查的面积最大，半夜三更突然敲门检查，对别的队都没有这样的。

所以，后来（国家）游泳中心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浙江的4个运动员，包括罗雪娟在内，游泳比赛结束以后要马上代表中国游泳队参加世界短池锦标赛。我回答说，我们浙江的运动员在全会上拿金牌的理所应当接受调遣，但是没有拿金牌的没有资格去，我不会让他们去的，你们到别的省拿金牌运动员当中，叫他们去。

“啊呀，陈主任，我们对你们浙江放心”，我说，这话怎么说，你不放心，那你的金牌你还给他，你为什么不敢动真格地去查他？

当时，我一肚子气，其实我心里还是要服从的。但我话必须说清楚，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不公正，出现好几匹“黑马”——金牌一块一块地拿，但就不敢让他们去代表国家走出国门，我们在国内拿不到金牌，到国外去拿金牌，这是个怪现象。

体育如何改革

人物周刊：现在，奥运会我们得了金牌第一，包括你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体育要改革，该怎么改？

陈培德：我觉得首先有几个必须转变，一个是为国争光的观念，体育确实能够为国争光，能够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这在过去几十年，表现得非常突出，这就是体育的政治属性。但是，我要说，中国时代发展到今天，体育为国争光这种属性在淡化，尤其是北京奥运会我们拿了第一之后，国人对金牌多一点儿，少一点儿，无所谓。

老百姓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宁肯用少好多块金牌，换取足球的振兴。足球水平的提高，比多拿几块金牌还要紧，因为足球影响最大。

再一个我们竞技体育这个体制，全世界现在只有中国，朝鲜可能也还有一点，叫举国体制——我们为了拿金牌，是不计成本的，几个亿，光是中央、国家几个亿能拿一块儿金牌也值，更不要说地方的投资了，有这个必要吗？办一个全运会越办越豪华，大家攀比！

再就是运动员大学生的问题。国外是大学生运动员，这个顺序上颠倒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的运动员作为学生，实际上被剥夺了9年义务教育的权利，他们能够和普通的中小学生一样地接受文化教育吗？他们的时间主要花在运动训练上面了。如果这个运动员他拿了成绩了出名了，比如全运会金牌、奥运会金牌、世界锦标赛金牌，可以保送上大学，变成了运动员大学生，可实际文化程度，只有初中甚至小学。

我举个例子，我们两届奥运会冠军占旭刚，我还当局长的时候，给他戴上副处级的帽子送他去上大学，已经给他保送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充电回来再当干部。他说，“去了也听不懂，还不如在举重房里面拎杠铃。”

可是我们看看美国NBA的运动员，他们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先当大学生再当运动员，我们是先当运动员再当大学生，像邓亚萍这样的，太少了。

我们中国的体育，用牺牲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他们青春，他们接受文化这种机会和权利，来换取金牌，来为国争光。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这种体制我认为应该改变。

我认为，要把群众体育牢牢抓在政府手里，把竞技体育交给市场——有市场的，有功利的，咱们交出去；把为了人民健身，健康和改变生活方式的，政府来操办，投钱、组织、指导。而我们现在大量的体育经费用在少数人、少数精英运动员身上，真正惠及老百姓的只有一点点，这应该倒过来，障碍就在体育部门。

因为，竞技体育的成绩好坏，直接和运动员、教练员一直到官员的工资、奖金、职称、职务全方位挂钩，他必然把大量的精力、大量的经费投到竞技体育上面去，而把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当做次要的工作来对待。这就是指挥棒。

人物周刊：那如何来改变呢？

陈培德：中央政府，认识到了以后下大决心，扭转这种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的状况，光靠体育部门我们没有信心。

作为切入口，打破局部利益，我认为，取消全运会，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赛风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还要淡化金牌，政府要制定法律或者法规，修改《体育法》，明确把体育经费的比例，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这两方面的比例要划清楚，大部分用来汇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上来。

另一个切入点是，用单项锦标赛来代替全运会，这样既可以通过单项锦标赛来选拔国内最优秀的运动员去世界赛场上为国争光，达到全运会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同时又可以分散从领导到各级管理人员的这种精力，把他们转移到全民健身上去。

七分机遇，三分努力

人物周刊：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

陈培德：我是1962年入北大哲学系，1967年毕业，1968年分配。毕业时本来想回厦门老家，结果福建没有名额，浙江有7个，学校就跟我说，浙江离福建近了，你到浙江去吧，就这么着，到了金华，在农村一沉10年，主要在中学教书了。

粉碎“四人帮”后，遇到干部“四化”，当时，厦门大学办哲学系，需要老师，3次发函想把我调去，金华这边不放，觉得是个人才。不放了，就得用。后来碰到1983年的机构改革，根据群众推荐，把我推到了领导岗位。

人物周刊：从一个普通中学老师，一下到了金华市委宣传部长？

陈培德：现在看，是不可能的。但那个时候，中央提倡干部要“四化”，在知识分子当中挑选新的领导干部，从基层选，没有任何框框，群众推荐，组织考察，认为可以，就上去了。我们这一代领导干部，像我这样的，全国一大批。

人物周刊：为什么选你呢，一个普通中学老师，直接到副厅级的宣传部长。

陈培德：我在中学教书时，做过最大的官是工会主席，先教语文，后教政治。到了宣传部长后，有人问我，你的成长靠什么，我说七分机遇，三分努力。

在我们那个年代，机遇呢，比个人的才能还更重要一些，当然你自己得具备那些条件，这就是前提。

我相信别人和我一样，当时能力都差不多，但我比别人多了一个机会，就是那时候召开党的十二大，我是工会主席嘛，金华市总工会组织一个宣讲团，到各地宣讲党的十二大精神，并且送我到全国总工会干校培训。那时在全国总工会干校呢，也做演讲，后来出了书，回来以后呢，又更大面积地宣讲，所以各界干部群众，都知道金华四中有这么一个铁嘴陈培德。

人物周刊：嘴巴厉害。

陈培德：尤其是我在地委大礼堂给机关干部讲政治经济学，他们那时候要考职称，得到他们的好评，后来省委考察组一来，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就说了，要选宣传部长，就金华四中的陈培德老师最合适。

要不然，不要说省委领导，连县委领导都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他们，怎么会找到我呢？走上领导岗位后，宣传部长的工作，我是从学怎么签发文件开始的。

人物周刊：从1983年当上副厅，1986年到浙江师范大学做党委书记，一直到你退休，将近20年，你的职位都没有升迁，这是否和你嘴巴爱说有关？

陈培德：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你说我敢言，但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无论是上头还是下面，在群众里面，我的口碑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一直恪守一个座右铭，两句话，叫：口碑重于官阶，人品重于官品。我很多老同学、老同事，碰到我，我最喜欢听他们对我的一句评价就是:老陈，你这么多年呀，还和过去一样。那说明我从政以后，当了官我没变，是吧？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前面大半辈子，有没有遗憾？

陈培德：上下对我的评价，对我来讲，是一笔莫大的精神财富，这比我当了什么干部还重要，还宝贵。但我有遗憾，没有能够实现人民对我的重托，把当年足球打假、扫黑再向前推进一步，这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还是觉得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