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忆苦思甜-猫眼看人-凯迪社区

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请老工人和老贫农忆苦思甜成了“阶级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忆苦会一般是请经过严格筛选的老工人或老贫农来，在会上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富有口才的演员，知道何时应该泣不成声，何时应该幸福地微笑，才能成功地唤起听众那强烈的同情与共鸣。可惜这种专业人士培养起来既不容易，自然也就并非随处可得，於是很多时候各单位便不得不找业余票友来顶上。在那种场合，那请来的贵宾就百分之百地是苦便忆，想起他一生吃过的最大的苦头，生动地讲述他或她在“饿饭年”的遭遇（直到我插队时，农民们还是管1960年或1961年叫“饿饭年”）。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忆苦思甜是在1963年。那时为了医治耳疾，我到南方的某个城市去“寄读”了半年。所在的学校到农村参加劳动时，班上的团支书决定带我们去“访贫问苦”。他从大队干部那里查到了马大爷根红苗正，旧社会是雇农，如今仍是村里最贫的农，於是便率领我们访问了他的家。他家里果然是穷到无上光荣的程度，用村里人的话来说是“用根长竹竿在屋里舞半天，都碰不上什么家什。”

“马大爷，”团支书开始了，一边打开了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你家（注：这是南方话，相当于“您”）解放前是干什么的？”

“嗯，我是雇农，是土改时农会那些杂种给我定的成份。我租了沈老爷家的三亩水田，他家（注：南方话，“他”的尊称）在土改时给那些杂种毙了，唉，好人不长命，长命无好人。你家瞧，那个Ｘ巴农会里就冒得（注：“没有”之意）个好种，先是赵金财那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勾结了几个光棍，哄著工作队说他们是村里最穷的人。那倒不是假话，吃喝嫖赌再加上养野堂客（注：“野老婆”之意），哪还有什么Ｘ巴钱！就这么著当上了那个Ｘ巴农会的主席，弄了几条Ｘ巴枪半夜三更在村头打了两枪，装成是土匪来了，吓得我背著我妈和村里的人跑出几里地去，一夜都没敢回村。这几个杂种趁乱摸进沈老爷家去要钱要金子，给慢了一点就把他家的小指都剁下半截来。后来工作队把几个杂种五花大绑捆走了，另外弄了几个人在那个Ｘ巴农会里充门神。就是这几个杂种毙了沈老爷，说他家是恶霸地主。唉，你家说说这是么子世道：抢人的不毙，挨抢的倒给毙了！……”

我那时刚过了听力关，马大爷那生动丰富的土话我只能明白个大概其，好在国骂都是大同小异的，他老人家对那些“杂种”的鄙视是决不会弄错的。这让我目瞪口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和贫雇农们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听力问题的同学们更是震骇莫名。团支书赶快把话岔开：

“你家还是讲讲解放前受的苦……”

“苦？么子苦？你家说么子话！人家沈老爷对我们可好了，哪象大队干部那些杂种，动不动就跟你横眉立眼的，就象你借了他的谷子还了糠！前两天我跟队长那个杂种还大吵了一架……”

“给地主当长工一定很苦吧？你家肯定老是挨饿……”

“挨饿？每到开镰前，他家就要把我们作田的个个请到家里去，……”他越说声音越小，呆呆地望著空中不作声了，一边使劲地咽口水，核桃大的喉结便在筋筋绊绊的脖子上上下移动。

“那是地主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们的书记非常固执，一定要诱导出个理想的结果来，“一年就那么一次……”

“小恩小惠？你家说么子话！那为什么那些杂种干部连小恩小惠都不给你？前两天我和队长……”

“马大爷，”书记赶快又打断了他，“还是讲讲旧社会的苦吧。平时你家一定是吃不饱穿不暖。你家肯定挨过饿，讲给我们听听吧，马大爷！”他几乎要乞求了。

“我当然挨过饿！哪个冒挨过饿？‘饿饭年’那年，哪个不是饿到趴墙？人死得就跟秋后的苍蝇一样，老赵家的二宝，春喜的堂客，李朝他爹他奶……哪个不是活活饿死的？可怜李朝他奶死前还说：‘李朝他爹，我别的不想，就只想暖暖地喝口小白菜汤…’她根本不晓得李朝他爹早就饿死了，只有李朝他妈在旁边抹眼泪，那堂客也就只剩口游气了，到么子地方去找小白菜？……”

“是吗？”团支书精神暴长，两眼炯炯放光，彷佛一锹下去挖出了金矿。他奋笔疾书，“英雄”钢笔几乎要划破了笔记本，“‘小白菜汤’，好！这个狼心狗肺的狗地主，害死了这么多人！马大爷，那是哪年的事？”

“哪一年？‘饿饭年’！”

“那是一九几几年？哦，那是民国几年？”

“么子民国！那是大跃进后一年还是后两年的事！你家瞧，开头，那些疯杂种不准我们回家，说什么要学张飞夜战么子卵的马超，让我们连日连夜地作田。夜战，夜个卵战！哪个不是睡在田埂上！你只要看见远远的手电筒光，就是那些杂种来检查了，你就只要扯长脖子地吆牛，他们就想著你还在犁田，转过屁股就回家睡觉去了，根本不会过来看看，那些懒杂种！连大牯牛都要睡觉，那些穿裤子的畜生连这点事都懂不起！

后来他们又要我们深耕一米，也就是三尺来往深吧。一挖那么深，水就冒出来了，田都变成了池子，还种么子卵庄稼！那些杂种又说每亩要施一万斤肥，你家说说，哪个作田的听过这种事？那一万斤肥施下去，起码要把田垫得跟田埂一样平！这作田又不是在上面唱戏，你搭戏台干么子？杂种们还真是搞了个么子Ｘ巴实验田，硬是往里头倒了一万斤肥，又插了多少秧下去，密得就象堂客们纳鞋底，结果秧苗全挨肥料烧死了，么子Ｘ巴都没长出来。你家猜人家怎么办？杂种们让我们把几块田的谷子拔起来，栽到一块里头去。那谷子密得娃崽站在上面都压不弯，过后那些杂种就领著大脑袋们来参观，说所有的田里的谷子都长成那个样子！那些杂种！没一个是好作家（注：“作家”：庄稼汉之意），舔起屁眼来倒个个是行家里手！

以后又疯出么子卵的土高炉来，杂种们抢走了我家的锅碗瓢盆，砸碎了塞进那个Ｘ巴炉子里去，全村的人男女分开，新结婚的堂客都见不了老公一面，编成么子营连排，调到三十里外的王家山去大战钢铁。天天正事不干，围著一堆破炉子冒明冒夜地通宵通宵地疯，谷子烂在田里也冒得人管。到了第二年……”

他那生动的回忆就在这儿被咱们的书记粗暴地腰斩了，他满面溅朱，带著我们火速撤出了马大爷家。第二天班主任召集大家开了个会，郑重通知：根据公社提供的材料，所谓的“雇农”马某某其实是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沈某某的忠实走狗，是个蜕化变质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大家必须在大风大浪中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类似的“阶级教育课”我后来又上过几次，但教师们都没能象第一位那样，能够长篇大论地讲演下去。最后一次教育是当工人时接受的，那位厂里请来的老贫农刚讲了个开头就给革委会副主任打断了。不过老人家挺固执的，坚持说他一点不累，不需要休息，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历数村里的谁谁是怎么饿死的，直到机灵的电工切断了麦克风，才中止了他的反革命宣传。后来我到北京去念大学时，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都接受过类似的“阶级教育”，说明那决不是局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