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摆脱教科书的惯性之见？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4/18 08:40:40

资料图：袁世凯时评作者需要怎样的历史观？
昨日打开邮箱选稿时，发现很多作者都把目光瞄向了河南项城市政府，为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而进行强制捐款这件事上。但看着看着，不禁心生寒意——在近30篇同话题文章中，作者们动不动就（说实话，有点粗暴）将“窃国大盗”、“反动派”、“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形容词加诸于袁世凯身上。
姑且摘录一二（抄录时隐去了作者笔名，所抄内容也未经作者许可）：
“袁世凯在历史上的功过，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但“过”超过“功”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做过的许多坏事是不能抹杀的。如出卖戊戌变法；如暗杀宋教仁；如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位作者至少还有一句“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来显示自己的思考和公正，但是下面这位就相当“慷慨”了：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既不是忠诚烈士，更不是抗日英雄，对中国社会发展也没有起积极推动作用！相反，其作为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阖的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更大程度上扮演着一个负面角色，尤其在他生命的后期，更是背负着‘窃国大盗’、‘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恶名。”
还有一位作者也说“在人们传统的历史认知里，袁世凯是一个大卖国贼、反动派。”在评论界颇为知名的一位大侠也写道：“稍有点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戊戌变法时他出卖了维新派；义和团运动时，他在山东镇压了义和团；辛亥革命以后，他夺得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进行专制独裁统治，大搞帝制复辟，从而遗臭万年。”
我丝毫不否认，我在摘录这些话的时候，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些话有欠稳妥。当然，正如盛大林先生所说，时评是“急就”的工作，作者们或许没有时间去仔细思考，然后给袁世凯一个公允的定论，况且，即便在中国学术界，对袁世凯恐怕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定论。若是把这个要求加诸于时评作者们身上，当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
后来，我还看到了一位作者倒还算公正：
“袁世凯也算是一代枭雄，他的功过是非远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作为历史人物，他的一生，也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买国贼”就可以概括。长期带有偏见的教育只让我们看到作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却没有把他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评价。”
在我的阅读记忆里，在蒋廷黻、唐德刚和李洁等人的著作中，袁世凯的模样有些变化，谨举一例。
在《袁氏当国》这本书里，唐德刚记述中日“二十一条”事件时认为，中日“二十一条” 事件往往被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称帝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投日卖国之举，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最致命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二十一条要求”与袁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新约有“霄壤之别”。当然，这部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总之，唐德刚对袁世凯政府应付这次危机的评价是“得体”二字。
也许，多读书才是我们发现自己被教科书愚弄了许久的途径。
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对于历史人物，每个人也都可见仁见智。只是，这看法，是自己读书求解之后的思想认识，还是人云亦云背后的附和，抑或干脆就是教科书影响下的惯性之见？我觉得这很关键。一个人可以在掌握资料或者深刻思考后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哪怕是执拗的观点，但绝不应因为思维懒惰而鹦鹉学舌、不应因为缺乏了解就简单粗暴地来个兜头盖脸式的武断定论。
由此，我在想，我们的时评大侠们，在发表个人看法、造就舆论时，应该有怎样的历史观？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抑或各抒己见、百花齐放？是笔端夹裹着个人化的历史情感？还是秉笔公正、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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