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的一般哲学-搜狐财经

　　有一个流传甚久的古希腊故事：特洛伊城邦俊美的王子帕里斯出洋远游，某年踏上斯巴达地面，斯巴达老王盛情招待他，可是俊美的王子却与绝艳的王后海伦目成了好事，最终把她诱逃出宫，急急奔向特洛伊。 希腊各地的王者以为此事乃奇耻大辱，风聚云集，委任阿伽门农为统帅，誓师夺回海伦。希腊大军把特洛伊围城九年而不得下。第十年，得到神启，假装败退，弃下一具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把木马当战利品拖回城内。谁知木马的肚子里藏着十二勇士，待到特洛伊人喝足了欢庆之酒，夜阑人散，十二勇士一涌而出，在城内接应城外的大军。特洛伊人沉在醉乡，毫无战斗力，希腊人一举破城。多年前好莱坞把这个故事拍摄成名片《木马屠城记》。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历代的人添油加醋，带上了浓浓的传奇味，好像离真实越来越远。有人会问：特洛伊人难道就那么傻吗？他们缴获那具战利品木马时，如果打开来看一看，岂不真相大白，哪至于落得城破受屠呢？但人性的弱点，确实在于事后聪明。事后聪明，表明不知事前防范。

　　我们小人物犯“疏于防范”的错误，其影响不过及于一身一家，史不记载，随风而逝。可大人物就不一样了。诸君一定记得，一世枭雄拿破仑号称常胜将军，却因太过骄矜，不去想他的对手也会有高明之处，结果滑铁卢一役，腹背受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诸君一定也记得，1941年圣诞节前的某个星期天，珍珠港的美国士兵们正在休假，突然日本的成群战机横扑过来，美国空军基地顷刻间灰飞烟灭，而山本五十六在他的旗舰上看着这一幕，志得意满。据说在这次偷袭前，连中国戴笠系的情报部门都提醒过美国军政要人，但人性的弱点战胜了智慧，美国人对此嗤之以鼻，以为中国人得了神经病。又据说美国西点军校的案例课，常常讲到一个中国案例：在1946年的时候，不可一世的蒋介石伸出一只拳头重点进攻山东，同时伸出另一只拳头重点进攻共产党大本营延安，他一点也没考虑他的两只拳头都打出去了，心脏部位拿什么防护呢？毛泽东目光如炬，果断电令中原的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饮马长江北岸，直逼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此时慌了手脚的蒋介石想收回打出去的拳头，却被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分割切断，收不回来。

　　在金融历史上，美国二十世纪赫赫有名的金融家沃尔特•瑞斯顿执掌花旗帝国15年，这艘华丽巨轮一路驶来，沉着而进击，全球同业为之瞩目。谁想得到在瑞斯顿晚年，这艘巨轮差点撞碎在拉美债务危机的冰山上。究其原因，原来瑞斯顿以为拉美诸国的堂堂政府还不致于不守信用吧。

　　大人物“马失前蹄”的例子，我们就不再举了。他们的失败，过后在平常人想来都觉得完全可以避免，可怎么竟如此这般地发生了，像童话一样呢？难道说拿破仑、美国军政大员、蒋介石、瑞斯顿这些大人物都是蠢人吗？那当然不是。但如果拿心理学的道理分析，你会看到：大人物也罢平常人也罢，人性中深藏着一些致命的弱点，让他疏于防范，鬼使神差地就犯下了童话中的错误。

　　导致“疏于防范”的那些人性的弱点，总结来看，一曰骄矜。骄矜便会轻敌，如果拿破仑更冷静些，他就不会看轻英军威灵吞将军的智慧；蒋介石如果不那么自信自己的武力，他就不会扬言六个月消灭共产党，以致被一拳捣在心脏部位。二曰侥幸。侥幸使人自我安慰，消解风险意识，只偏爱有利于己的因素而排斥一切不利因素，以为可以幸免。在金融家中，瑞斯顿是够老成的了，但他如果不是如此强烈地一厢情愿借拉美国家的官僚经济制度赚钱，他定会看到：信用在这些军人政府眼中不过轻如鸿毛而已。三曰无知。小儿看到蜡烛头上的火苗，湛然可爱，便伸出小手去抓。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火无知。我们人对世界的认识，就从这个小小的蜡烛头上的火苗开始了，但毕其一生，即使聪明智慧的求知者也慨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即使有绝大的求知欲，世界对他来说也总是有盲区的，这与其说是人性的弱点不如说是人性的无奈。因为无知而踏进风险，这种例子无日无之，举不胜举。由此造成的失败，有时颇能引人同情，以致掩盖了冷酷的实质。但对聪明的人类来说，无知应该是被挑战而不是被宽容。如果你已经尽最大努力摸清了风险的分布，即对风险做到了“有知”，那么你踩进“雷区”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研究人类对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无论这些人做的是何种事业，你都须从基本的人性出发。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不，岂止人，连动物都是这样的。幼时居乡间，夏夜在庭院中纳凉，每见家养的一只猫，暗夜中绿莹莹一双眼睛就在身边，以手拂去，那两盏绿灯立即隐去，迅又复现。动物的遇险闭眼，是一种本能的风险防范，但动物永不会把防范风险制订成一套积极的策略。人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能够形成一套主动性思想，把本能发展成为积极的策略，施之于各项事业。

　　“让金钱既生息又安全”，人性如此，自古而然，将来恐亦无大变迁

　　西方哲人讲：人在本能中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中国古代哲人讲：食、色，性也。他们说的，其实是人生两个基本层面的事情：强烈的生命意识，就是求生；食、色，就是求逸。更通俗些说，人的追求是：一要活着，二要活得好。活着，是一种本能；而活得好，似乎是人的一种社会性，可是有时比本能更强烈。有些人活不出名堂，宁愿自杀，放弃生命，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在金钱社会中，人怎样才能活得好呢？拥有金钱，并且不断积累金钱，无疑是基本条件。这样一来，人生在世的问题就高度简化了，无非是生命与金钱这两种事了。

　　防范生命的风险，是动物性的本能，阿猫阿狗、白痴弱智都能自行打理，我们就不必说它了。

　　防范金钱的风险，这才是人毕其一生，殚精竭虑，疲于奔命的一件基本事情。一个人拥有金钱，防范风险最原始的方法是“藏”。巴尔扎克笔下的箍桶匠葛朗台老头，把黄灿灿的金币藏在地窖里，每天晚上端着烛台在那里摩挲把玩，心里乐滋滋的。但金钱来到世上，就是要生利取息的，这是金钱的本能。葛朗台老头防范风险的办法用不上了。如何让金钱既生息又安全？这是人类自有金钱以来就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考验和沥炼着多少代人类的智慧。旧时代的羊腿子 ，我们这时代的顶尖级金融家，他们事业的格局虽有大小之别，但从哲学上讲，忙的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金钱既生息又安全。离开这个基本点，世界上一切的商业、一切的金融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繁华世界也就只留下一片荒凉了。所幸我们还不致于被抛入那片荒凉天地去，据说世界上进化最缓慢的就是人性了。英国作家劳伦斯有言：“汽车和飞机是新奇的东西，可里面坐的人不过还是人而已，没有什么太大长进。比起那些坐轿子、坐马车的人，或摩西时代靠一双脚从埃及走到约旦的人，没长进多少。人类似乎有一种保持原样的巨大能力，那就是人性。”几千年前，古希腊的智者就在干着放款取息的勾当，当代的金融家们干的不也是这件事吗？人性如此，自古及今，所变不多。那么“让金钱既生息又安全”这件事，就不是短暂的、偶然的，应当说是基于人性的永恒之事，值得我们做一番历史的哲学的思索。

　　共同来回忆一下，抚摸人类应对金融风险而留下的累累搏战之迹

　　针对威胁金钱安全的风险制订因应策略，人类在这个领域留下了累累搏战之迹。下面分四个阶段，顺序地描摩这些智慧。

　　（一） 利贷者的没落

　　经济体中有一种古老的赘疣，叫高利贷。放高利贷的人，俗称其为羊腿子。羊腿子们保障资金安全（保本取息）的办法很特别。我们知道人所珍惜者，基本的东西不外乎两个：生命与金钱，羊腿子们往往把他的金钱的安全由借贷人的生命作担保。诸君一定熟知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威尼斯的绅士安东尼奥向犹太人夏洛克借一笔债，答应以自己海船的货物作抵押；夏洛克说如果到期还不上，那就从借债人胸前割下一磅肉来抵偿，这就是让债务人拿生命作担保。拿生命为金钱作保，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野蛮作风，自然不能广行于人类间，也不能久行于人类间。人既然不能改掉放款取息的本性，那就必须探索更文明的方式。

　　（二）自偿性贷款理论

　　近代工业兴起，初期工商资本家们希望摆脱羊腿子的盘剥，一种新的金融机构——银行出现了。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据说这家银行是经英女王特许成立的，银行中有国家的股份。受此鼓励，若干工商资本家参股进来了。与当时遍地游走的高利贷者相比，英格兰银行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彰显着人类智慧的进境。一是银行建制采取股份制。它不同于单个高利贷者的独资经营，也不同于数个高利贷者的合伙经营，它确立了股权与决策权对等的概念；更重要的，还确立了股权与收益分享权、与风险承担责任对等的概念。这正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型，尽管那时的人还不知道“有限责任”，即尚不了解达成经济稳定性的秘诀，但已经很了不起了。合作起来，权责明确，在一个机构里共同地保障金钱既生息又安全，这是了不起的创举。二是银行参与工商业的资金循环。羊腿子是吸血鬼，把金钱从经济体中榨出来，而工商资本家们协力共建的银行却是把资金向经济融进去。一方面，大家都可以把各自经营过程的闲置资金存到银行，以作放款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在生产和购销的环节短缺现金的话，可向银行申请贷款。这样一来，资金就融合在工商业的循环中了。三是银行只取社会平均利润。有一句古老的名言：“等量资本要求带来等量利润”，银行不过是资本活动的一种形式而已，并不凌驾于工商企业之上，故它在获取利润上也没有什么“取脂优势”。银行资本家与工商业资本家一样，按照各自的资本量，依据社会平均利润率取得资本的收益，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就是近代的市场经济。那种到处游走、重利盘剥的高利贷者，在这种新的资金机构——银行面前，就像阳光下的露水一样消失了。

　　这里要特别提起银行参与工商业资金循环的原则。如何保障银行借给工商资本家的资金是安全的呢？银行家的智慧经历了一个沥炼的过程。早期，银行家收到工商资本家的借款申请时，首先警觉地问：你借钱干吗？然后又问：借多长时间？长期借用是不被允许的。当一切盘查清楚，银行家要借款人写明：必须拿本次借款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所取得的经营收入归还银行。这就有些奇怪了：借款人假如把本次生意做砸了，他从彼银行家那里借钱归还此银行家，然后再谋划生意上的翻本之策，难道不行吗？这是不行的，因为银行家之间有“行规”。如果“拆东墙补西墙”之风盛行起来，全体银行家将陷入风险漩涡。这种原则，被善于总结的银行家们取了一个称呼，叫“自偿性贷款理论。”

　　坚持自偿性贷款的原则，银行家好像可以远离风险，但实际运用中难题重重。首先，过分严格要求“自偿性”，许多工商资本家被摒之门外，而银行却有大量富余资金放着，损失利息。其次，自偿性贷款的原则拒绝长期放款，只作短期放款，以保持资金的高度流动性，但何谓长？何谓短？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界定，而且各种工商业的资金循环周期长度不同，也无从界定。还有，遇到萧条时期，确实存在大量商品售不出去，债务人要求展期，或干脆宣布破产，这必然影响到银行的存款与贷款的期限匹配。如果不折不扣按“自偿性”原则办事，银行或许寸步难行。事实上，精明的银行家绝不是机器人，他们在侥幸心理支配下，暗中永远在投机取巧。只要不过分，大家心照不宣。如果过于越“轨”，就会惹出大的麻烦。1878年格拉斯哥城市银行因为年深月久的呆帐，尾大不掉，引起存款人恐慌，挤提存款，把这家银行搞垮了。至此，人们强烈地感到“自偿性”堤坝已不足以阻拦银行家们追求利润的欲潮。银行家们不得不以新思维，寻找防控风险的新招。

　　（三）资产可转换理论

　　银行家们发现:资金的安全性来源于周转，只要资金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就可以认为资金是安全的，于是，防控风险归结为如何保持流动性这个问题。“自偿性贷款原则”无形中被废除了。幸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年代，股份公司发展起来，市场上充斥着公司股票和企业债券；又加上各国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增加，向证券市场上投入了更多工具。证券的特性在于“可转换”，就是持有者随时可以把所持证券在市场上卖出，换得现金。这使银行家们想到可以把一部分信贷资金拿来购买证券，一来在确需放款时，迅速卖出证券，换得现金，用于放款；二来可以在证券市场上相机买入或卖出证券，以赚取价差。这样，银行的流动性和盈利性可以同时满足。从此，银行深度介入了证券业。善于总结的银行家们，也给这个防控风险的举措加以理论化，称之为“资产可转换理论”，以取代前此的“自偿性贷款理论”。

　　但银行家们太迷恋一厢情愿的事情了。首先，股市如海，风吼云从，险恶丛生，你怎么能准保永远是赢家呢？如果你从价差上赚的是“亏损”怎么办？其次，当期限较长的贷款不能收回时，你只能在一个弹性区间里通过售出证券保障流动性，超过这个弹性区间，银行将有崩溃危险。果不其然，1929年的股灾一来，股票市值缩水一半以上，持有股票的商业银行叫苦不迭。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国家信贷银行丧失流动性，宣布破产。紧接着，6月，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丹特银行因在诺德羊毛公司有巨额投资，而诺德公司因羊毛价格下跌破产，连带地被生生拖垮。以此为导火线，全德、全欧的金融恐慌迅速蔓延，以全能化为特征的银行旧体系全盘覆灭了。

　　（四）预期收入理论

　　“大萧条”之后，以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并于1935年正式实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商业银行与证券业间被阻起一道“防火墙”，银行只可以从事自己的主体业务，即存贷款业务，不许越墙到证券业从事证券的发行与买卖业务。商业银行经营进入专业化时代。这恐怕是银行家们最受委屈的一个时代了，他们被捆住手脚与那些投资银行家们竞争。在资产业务上，银行家本能地要去寻找那些资本雄厚、效益优良的黄金客户。可是银行家登门拜访，惊奇地发现他们早成了投资银行家们的客户，人家婉拒他说：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融资了，就是可以由投资银行家帮忙发行股票和债券，圈到了不少的钱，不需要贵行的贷款了。银行家神情沮丧地回到办公室，更令他惊奇的是，一群不三不四、平时他都不屑正眼一看的那些企业家早涌他的办公室门口，互相挤眉弄眼，似乎在说：瞧，这下你的钱不借给我们，还能借给谁去？无奈之下，银行家们选择贷款对象，只好矮子里面拔将军。但这究竟不是长久之计。真可谓形势逼人。很多银行家们想到了出洋，走进世界上的新兴市场去赚钱。既然“资产可转换理论”的智慧过时了，不敷应用了，银行家只好开掘新知。他们认为，贷款不论是贷给谁，关键是预期借款人可否有足够的收入按约还本付息。那么凡能按约还本付息，就是好贷款。至于借款人是工业企业还是商业公司？是私人公司还是政府？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些统统不必计较。善于总结的银行家们又把这项智慧称作“预期收入理论”。

　　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欧银行家们“扬帆出海”，到新兴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成为一股潮流，时称“业务国际化”。这个潮流的带头人就是当时花旗的掌门人沃尔特•瑞斯顿。他的成功与失败，在本文开头已经述及。多少是受他的影响，美欧银行家们倾向于向新兴市场，如拉丁美洲市场上的政府公共部门放款，而不愿向私人企业放款。因为按照瑞斯顿的看法：这些新兴市场上的私人企业根基不深，风雨飘摇，而他们的国家不会破产，所以最好把款贷给政府。不幸的是，瑞斯顿的这个智慧是以侥幸心理作基础的，如果深问一下：为什么你能肯定这些武人政府一定诚实守信呢？瑞斯顿一定难以作答。但在他决策的当时，只是自我安慰，不肯面对这个问题。

　　拉美国家向美欧的借债，大量地到期不能归还，有些“新官不理旧帐”，有意赖债，史称“拉美债务危机”。痛定思痛，银行家们对“预期收入理论”普遍表示质疑：预期收入不等于现实收入，它怎么可以作风险的保障呢？对付风险，必须高度警惕，事先就防范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7月，十国集团在瑞士巴塞尔签署了《巴塞尔协议》。这个协议，最初主要针对大量从事国际业务的商业银行而言，特别指出：除非以现金和金块作十足抵押，世界上没有无风险放款这回事，越是看似无风险的对象，比如国家，越要警惕它。《巴塞尔协议》的风险度概念，以及用风险度从总资产中析离出风险资产，并由风险资产与资本金之比确定资本充足率，这一系列有系统的新思维开辟了风险管理的新时代，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时代。

　　银行家们解答了看似无解的问题：一把尺子加一只苹果等于多少

　　有一道算术题：一把尺子加一只苹果等于多少？这道题是无解的。银行家们面对种种风险，其实就是在解这样一道题。从不同方面来的风险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你无法对他们进行综合的思考，更别谈综合的管理了。但近几十年的银行家们把这道题解出来了。

　　首先，他们把风险定义为对利润的威胁力。在风险发生以前，风险的存在并不构成银行的真实成本，但它是一种威胁；一旦风险发生，则风险的后果必定是对银行利润的冲减，便成为真实成本。这样地从财务运行角度看，风险是一种“成本幻觉”。而事实上，商业银行无时不在风险丛生中穿行，特别是商业银行告别专业化时代重新回到全能化以后，风险不仅表现于存款与贷款业务上，更表现于银行的一切业务上。那么对商业银行的概念，便需要重新定义：商业银行不再仅仅是经营存贷款的金融机构，而是全面管理风险的金融机构。

　　在商业银行是风险管理机构这个新概念下，各种风险之间就有了联系性。对银行家来说，首先就是摸清风险分布的问题。在银行内部，风险分布于资本金区域、流动性区域、利率区域、汇率区域、资产区域与中介和服务区域等；在银行外部，风险分布于借款人的守信意愿（道德情况）、守信能力和担保条件等因素上。这些分布于不同区域的风险，看似孤立地存在着，其实盘根错节，而它们共同地联系着利润，即对银行利润构成威胁性的影响。对银行利润构成威胁力，这就是风险的共性。而每种风险对利润产生威胁力的大小，就是风险度。至此，风险以其对利润的威胁力来衡量，得到了量化，有了一个共同的单位，可以进行比较、相加或相乘。一把尺子加一只苹果等于多少？这个问题终于有解了。这是在风险的联系中对风险实行综合管理的基础。

　　现代商业银行作为管理风险的机构，执掌它们的银行家们近十多年来逐渐形成了整套系统的风险管理策略。虽然每个银行都有独具特色的风险管理模型，但国际银行业委员会特别推崇JP摩根1994年所建立的“风险矩阵”，认为具有示范意义。看得出来，各个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对JP摩根模型保留着“脱胎”的痕迹。

　　事实上，当前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共同特征是很明显的。第一是事前防范。过去，因为摸不清风险分布，存在许多盲区，一些风险在无准备状态下突然爆发，让银行家束手无策，只好事后修补。但如今有了清晰的风险分布图，风险之间的联系性基本上可以窥知，事前防范，包括预备相应的对冲风险的措施、签订转移风险的合约等，就比较容易做了。第二是一篮子管理。新的风险管理思维，把各种风险之间的联系性作细致的分析。在这个分析基础上，采取一篮子应对策略。过去把风险视为各个孤立的存在，只能单策应对，这既不经济，又有可能顾此失彼。第三是量化管理。有了风险度这个关键工具，把风险对利润的威胁力数量化，风险管理变得更精确，决策者预期管理策略会达成的效果也更有根据。第四是全面主动管理。在商业银行新概念下，风险管理覆盖到一切领域，而它所达成的不仅是识别风险和预防风险，更是对风险的主动管理。其实，现代风险管理诸特征结合在一起，赢来了一种主动性，这是必然之事。如果没有事前防范，没有一篮子举措，没有风险度这个基本工具，银行家们再有神来之灵气，也无法总能做到对风险的主动控制。

　　风险管理的新思维正在探索中，远非完美。在这个摸索的程途上，现在需要谨慎提示，以免走入误区。当前已有苗头，就是很有可能走入数字的误区。

　　风险管理是科学，但非仅是数字的科学，而是关于人的科学。诸君须记住，任何一种风险的背后都有人的意志在起作用。一个模型固然可以把一个涉及上百个未知数的联立方程式做得具有结构之美，但只要风险背后的人稍一动念，这个结构就会东倒西歪，有崩塌的危险。数字组成的模型可以给银行家提供制策的一种根据，但不能代替超越性的哲学思考。曾经有一个聪明的法国人，叫让•巴蒂斯特•萨伊，在一百多年前分析商品定价时就说过：“希望与恐惧、善意与恶意，简单地说，人的各种情欲和各种美德，都会影响价格。但是，估量这些情欲或美德在各种情况下对实际价格的影响程度，属于伦理学范围。”他扪到了真谛，但只轻轻一笔，就把关于人性复杂性的分析从经济学中清除掉了。这很遗憾，一百多年之后，我们要把萨伊清除的东西唤回来，因为人毕竟是经济活动的唯一的力源！所以，银行家们，深入地认识人性吧！你既然要完成天赋的古老使命“让金钱既生息又安全”，那么你就不能卸下这个十字架：终生不倦地探究人性。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