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会作弊

2010年3月5日   19：解放周末·博闻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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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甫

    成年人在道德的敏感度上已经衰退了

    2007年，美国媒体在杜克大学的网站上捕捉到一条新闻，杜克大学的富卡商学院发生了集体作弊事件。网站的信息表明，这个闻名世界的商学院，有30多名学生涉嫌舞弊和撒谎。

    学院给MBA研究生布置的期末考试题和决策模式有关，这次期末考试完全开卷，学生拿到题目后可以回家完成。

    有些学生互相讨论过考试的题目，并商量答案。按规定，开卷考试可以随便查阅任何资料，但不允许学生互相商量和讨论。

    老师收到试卷后，发现不少学生的答案有雷同之处，于是开始调查。调查过程中，几乎没有学生承认自己作弊，而且都声称，可以查询自己的课堂笔记和其他内容，来佐证自己没有作弊。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富卡商学院的调查人员发现，在所有被调查的38名学生中，只有4名是清白的，剩下的学生都涉嫌作弊，还有一名学生涉嫌在调查中撒谎、提供不实信息。

    经过22场听证会之后，富卡商学院宣布了处理结果——9名学生被开除，15名学生停课一年，且这门考试不及格，10名学生重修该门课程。

    美国其他领域的舞弊也不少，在分析舞弊增多的原因时，学者们常常会提起一个因素：道德滑坡。

    《亚洲时报》曾经报道过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非常有意思的反作弊创举。中国无疑是一个考试大国，除了高考、中考外，公务员以及各级官员的选拔都离不了考试。甘肃武威市在招收公检法人员的时候，进行过一次反作弊的尝试。

    主考单位在考场中布置了一群反作弊的高手——12岁的小学生。据后来统计，小学生在一个考场内平均可以抓到18名作弊者，而和他们一样监考的成年监考人员，一般只能抓到7个。

    据考场的负责人说，他们之所以让小朋友监考，是因为“成年监考人通常非常谨慎小心”。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成年人在道德的敏感度上，已经衰退了。童真无邪的小学生对于善恶行为有清晰的判断，所以，他们在道德问题上更敏感，也更勇敢。

    舞弊产生的原因有3个：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

    道德在面对金钱、权力的诱惑或者压力时，总是最先被牺牲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同样存在。

    美国《管理学习与教育》杂志曾经刊登了一项调查的结果，调查是由唐纳德·麦凯布进行的，数据来自美国及加拿大54所院校的大约5300位调查受访者，其中包括623名在商学院就读的学生。

    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研究生中，MBA学生作弊最多。他们中有56％的人承认，曾有过一些不良行为，如考试中抄纸条、剽窃、从网上下载论文等。

    发布调查结果后，唐纳德·麦凯布说：“令我吃惊的是，有这么多学生承认作弊。 ”这反映出对作弊的道德上的漠视，成为学生作弊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此，美国众多的商学院都把道德行为作为核心课程。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透露，美国人作弊泛滥成灾。

    在商界，有约60％的大公司为抬高股价而虚报利润，安然舞弊案就震惊世界；在体育界，除了兴奋剂外，足球教练常常在引进运动员的时候耍花招；在教育界，除了常规作弊外，学生们服用兴奋剂增强记忆力，谎称自己残疾而得到更多的考试时间；在税收领域，许多美国人认为可以顺利地逃税，据估计，约200万美国人拥有非法的海外账户。

    美国会计学会会长史蒂文·阿伯雷齐特在分析会计舞弊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舞弊三角”。

    阿伯雷齐特认为，舞弊产生的原因有3个：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这3个要素就和热度、燃料、氧气这3个要素促成燃烧一样，促成了舞弊的形成。

    尽管阿伯雷齐特的理论是用来分析企业财务舞弊的，其实适合一切舞弊行为的分析。我们提到的道德滑坡，其实就为舞弊提供了极好的“自我合理化”——“我只是为了通过这次艰难的考试”“我再也不能让我父母失望了”，这些借口攻克了道德的关卡，为自己的舞弊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当某一事物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舞弊的动机就非常充足

    美国社会学家麦凯布曾经说，作弊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学生们看到自己的同学在作弊。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里，如果能通过作弊提高分数，那么将有更多机会去大企业实习、去华尔街工作。

    所以，麦凯布认为，“在看到别人作弊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处在了不利的位置”。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学生们的舞弊是可以预见的。

    有一位曾经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曾回忆他在日本经历过的考试：

    有些日本大学考试，允许带词典、书本、计算器，凡是学生认为用得着的都可以带进考场。在考试过程中，随时可以翻书查找公式。考试题出得很灵活，翻书肯定是找不着答案的。

    所以，词典、书本、笔记本，对应付考试基本没有什么作用。老师发了试卷以后就离开考场休息去了，根本不监考。

    一个小时以后老师回来了，也不收试卷，而是把标准答案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对照标准答案自己给自己打分。成绩高低不同，可同学们自报分数的时候，表情都很自然，最少的才10多分。

    这位留学生分析，他观察到日本学生之所以不作弊，有两个原因：决定学生学业成绩的，不是一次两次考试，还要综合出勤、对知识的灵活运用等情况。假如有学生没有如实报告真实评分，将被视为不诚实，直接结果就是该门课不及格。即使以后走上社会，这种烙印也会影响就业。

    这种制度把压力从一次次具体的考试中分离，所以，学生不会为了一次考试而甘冒风险。

    事实上，最难作弊的科研领域（科学家群体自我监督和互相监督是最为严格的）也可能因为压力而发生舞弊行为。在《背叛真理的人们》一书中，作者布罗德和韦德描述了科学家的压力。

    “要获得成功，一个研究人员必须使自己的文章尽可能多地得到发表，确保能拿到政府的资助，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创造条件招收研究生，增加发表文章的篇数，争取在一所大学拿到终身职位，撰写可能引起科学奖评选机构注意的文章，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并希望有朝一日被邀请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不仅在现代科研中存在着力争向上爬的压力，而且制度本身对真正的成就和表面上的成功都起鼓励的作用。 ”

    制度造成的压力产生舞弊的动机。当考试成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论文成为科学工作者的唯一标准，盈利成为上市公司的唯一标准的时候，在强大的压力下，舞弊的动机就非常充足。

    即使最注重名声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曾经为了盈利而舞弊。2008年，英国电信局审查后发现，BBC曾经在过去的一年半内多次作弊，比如让自己的员工拨打竞猜节目的电话中奖等。最终，BBC收到了一张40万英镑的罚单。

    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独立电视公司也因为节目作弊收到过英国电信局567.5万英镑的罚单。

    看来，只要还存在压力，存在机会，也有适当的借口和理由，作弊与反作弊的战争就会继续。只是，反作弊的时候还要多考虑作弊的原因。

    （《都市·翻阅日历》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