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拉大的八大因素

忠言 /文

据媒体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表《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伴随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拉大。报告中说，尽管政府一直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但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报告结论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已接近0.5高压线，达到了0.496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贫富差距日愈拉大，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威胁。社科院的报告，用数字和事实批驳了一些“精英”们关于“中国根本不存在贫富差距”的谬论。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经济不平等状况仍在迅速加剧。

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深度分析，忠言认为政策和制度缺陷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

第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极端。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初衷邓小平解释的很清楚，就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却片面强调少数人“先富”，而严重忽视“共同富裕”，甚至把少数人“先富”搞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以至于谁要提“共同富裕”，就给谁扣上“极左”的帽子。这些年最时髦的口号之一，就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进一步拉开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讲“先富”的手段方法是否合法，只要富起来就是本事，“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出现了许多违规违法的“暴发户”，一些人靠“双轨制”、“官倒”等投机行为捞足了“第一桶金”。

第二、“国企改制”直接损害工人阶级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所谓“国企改制”，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先是用一字之差改为“国有企业”，随后便不必与主人商量，任由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始了“抓大放小”的重组改制。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被贱卖、被股份化、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国企工人被迫下岗。国企改制的最终结果，是少数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或者亿万富翁，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资产被瓜分，而且国企工人几乎没有任何报偿地被无情抛弃。他们由“企业的主人”一下子沦为市场化的弃儿。

第三，教育产业化、商业化。教育关系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许多纯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也都属于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但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教育产业化、商业化政策把教育事业当成了敛财的机器。一些人以“减轻财政负担”为名，竭力向社会大“甩包袱”。这些年来，中国的GDP在高速增长，但国家用于教育事业的投入却是下降的。来自联合国官员的资料说：中国几乎属于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她说，中国 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 

第四，医疗市场化。与教育改革十分相似，中国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政府退位，过分依赖市场，失去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医疗服务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政府卫生投入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2003年)。而我国在2003非典的特殊年份政府投入也仅为全国卫生总费用的17%。医疗市场化，造成看病难、看病贵，许多人家庭因没有医疗保障而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另人汗颜的是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2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倒数第四。

第五，解体集体经济，扶持私有化。改革开放前30年，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民性质的国营企业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农村则表现为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八十年代初的政策“一刀切”，一夜之间把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解散，20多年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在城市，伴随着“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民营（实为私有制）经济大行其道，所谓“国退民进”。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私有经济必然产生剥削。私有经济的目的就是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更谈不上什么分配公平。这些年来，除了少数公职人员、国企职工，绝大部分劳动者都是在给资本家打工，他们付出的是超强的劳动，收获的是低廉的薪水，他们成就了一个个亿万富翁，自己不得不成为弱势的低收入群体。最近，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实为对“中国工人”艰难生活的另类注脚。

第六，忽视社会保障。一些所谓经济学家鼓吹社会保障“养懒汉”，他们竭力主张减少和取消社会福利。这些年来，也正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时代广大劳动者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纷纷被取消而被市场化取代，老百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了人民头上。一些资本家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不仅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不讲社会责任，甚至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中国频发的矿难事故每年夺去上万工人的生命。中国社科院资料表明，中国“有80%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保，城市拥有社保的人口还不到一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

第七，淡化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但这些年来，按劳分配几近成为一纸空文。“效率优先”、“多种分配形式”被片面强调，在改了制的企业里，按资分配成为天经地义，劳动者变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被严重压低。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以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为名，无论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是公私企业，劳动者被分为三六九等，比如什么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等等，他们干同样的活，却拿不到同样的报酬，他们的劳动所得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被肆意剥夺。这种制度性不公，以80后群体为先导，使他们成为劳而少得甚至劳而不得的典型代表。这一现象如果不加以遏止，必将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八，过度追求GDP政绩。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惠及全体国民，而绝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不管社会财富流向何方。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加剧了官员的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不计后果地招商引资等行为，而且严重助长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以房地产为例，这些年来老百姓因畸高的房价而买不起房，就连一些官员也说买不起房，许多人无可奈何地成了“房奴”。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些政府依靠着房地产的泡沫，来支撑GDP的增长。据有关资料，房地产在一些城市GDP份额中占到了60%以上。最近的电视剧《蜗居》，也真实地反映了高房价下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真实的令人窒息。

以上种种，仅仅是笔者的一些粗浅思考。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严酷现实，多为政策制度设计所造成，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要缓解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使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成功实现，需要而且必须在政策和制度上作出调整。邓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预言到中国将来必须面对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他指出：收入差距“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现在应该是勇敢地正视问题、并逐步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