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看经济学如何帮助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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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看经济学如何帮助改革


198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多前,钱颖一刚刚从耶鲁大学拿到运筹学硕士学位,转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我们有了交往。那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哈佛大学召开第二届年会,我参与了年会的准备组织工作。会上钱颖一当选为学会主席,会后学会的杂务工作,像复印,邮寄,整理文档等工作都由我承担,和钱颖一打交道的机会也更多了。

我和他一起听了科尔奈教授的课。那时我从计划经济国家来到了市场经济国家,正在为现代经济学的普遍适用性而兴奋(指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而科尔奈却竭尽全力证明他的非均衡理论。记得在一次班上的讨论会上我用均衡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遭到科尔奈严厉的批评。应该说,科尔奈的观察是深刻的,他的理论超越了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的均衡理论。这正是他的价值之所在。钱颖一比较能够接受科尔奈的理论,他们俩有时候讨论得津津有味,而我却插不上嘴。

次年我就回国了,和钱颖一的联系也几乎中断了。一直到1988年汤敏邀请我参加编写《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才接到钱颖一写来的一篇“企业理论”的稿子。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主要是讲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而在企业内部价格是不起作用的。可是企业又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大部分的生产活动都是在企业内进行的,企业的效率低,整个社会的效率肯定也降低。光有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企业理论应该是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国内的学者还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全书的第一篇。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在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毫不逊色。在本书中也被多次引用。

以后我和钱颖一很少有直接的接触,不过他的活动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他发表有关中国改革的文章都十分中肯,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去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但是从来没有脱离中国的改革,前年他回到清华大学,创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们在许多次学术会议上见面交谈。最近,汤敏和我决定将《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四集的主编工作交给他担当,得到他的同意。我又极其荣幸地应邀为他的这本书写书评,我们之间的交往也更密切了。

本书的内容几乎包含了现代经济学所有和中国改革有关的部分,不但有经典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也包括企业理论,交易费用,金融与银行,以及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等很前沿的问题。对于后面的一些问题,我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更谈不上研究。所以我只能谈谈作者在本书前面部分所讨论的几个问题。

钱颖一反对把经济学分成东方和西方,这也是我一贯的看法。正好像几何学或物理学从来没有东西方之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当然结论要看环境而定。但是现在“西方经济学”的称呼到处都在用着,许多经济学的书用这样的名称,连许多大学里开的课也这么叫,其中必有原因。我认为,经济学可以看成是一个数学规划问题,目标是全社会财富生产的极大化,约束是资源和制度。不论在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古代社会中,问题的提法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面临的约束条件却是不同的。在西方环境是市场经济,在我国以前的环境是计划经济,现在是转型经济。因而这个问题的解随着约束条件不同而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会分成东西方之原因。

这样的看法能够给我们对经济研究展现一幅新图景。按照数学规划的对偶原理,目标和约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原问题的目标可以转换成对偶问题中的约束,而原问题中的约束转换成对偶问题中的目标。原问题如果是求极大,则对偶问题变为求极些而且他们所得到的解是相同的。正好像用一定长度的绳子围成面积最大的矩形,问题的解是正方形;对偶问题是为了围成一定面积的矩形用最短的绳子,其解也是正方形。原问题和对偶问题中目标和约束互相转换,求极大变为求极小,但解是一样的,都是正方形。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般提法是在资源约束下求得产出的极大化。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提法,变为达到一定的产出,如何用最少的资源和最起码的制度约束来实现它。这里约束条件是产出达到某个水平,目标是使用最少的资源和制度限制。或者说目标是回答什么是必要的资源使用和必要的制度限制,才能够实现所规定的产出目标。事实上我国经济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在资源和制度约束下实现产出的极大化,也可以理解为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如何节约资源和减少制度约束。这两种问题的提法不同,但是他们的解却是相同的。

人都是追求利益的,这一点任何国家的百姓都一样,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制度,所以人们的行为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百姓和我们比起来,遵守规则做得比较好,原因不是他们的百姓更老实,不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同。我们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改变制度约束,只有这样经济增长才能得到保障。这就是目标和约束可以互相转换的一个例子。

钱颖一在讨论经济学为什么要用数学时提出三点理由:第一是问题用数学语言描述可表达得一清二楚;第二是逻辑推论严密精确;第三是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可以推导出新的结果。这三点理由和我在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穿一书的序中所说的不谋而合。我也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是“利用数学方法研究复杂现象,不论其推演过程如何冗长,丝毫也不会丧失其可靠性”。第二是“由于数学方法的客观性和严密性,当将它应用于经济现象的研究时,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都将被检验并暴露出来。 数学推理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它能给人以信心”。第三是“数学方法本身提供的可能性。多变量微积分的理论特别适合于以研究复杂事物为对象的经济学;尤其是数学规划理论可以说就是为了经济学而创立的”。钱颖一在讨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优点时还说:“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论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我在我那本书的序中则说:“由于数理经济学的建立,现代经济学家之间十分清楚他们的共同基础是什么,万一出现意见的分歧,沿着推理的思路逆流追溯,也很容易找到分歧的所在,能够明确什么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又使得讨论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效率大大提高”。我们两人对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同。不过钱颖一更是一位统计学家,他对计量经济学也特有钟情,他强调了利用计量经济学将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相结合在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性,而且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至今还有许多学生问我,学经济学是不是一定要学数学?我的回答是:学会数学可以更快更好地掌握经济学,是一条学经济学的经济方法。不会数学也能学好经济学,但是事倍功半。确实,所有的复杂数学公式应该都能还原成为事理常规,只不过特别费劲罢了。

钱颖一强调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分析框架的特殊重要性。我非常同意这一观点。它回答了一系列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如什么是价格?为什么均衡价格能够导致资源最优配置?均衡是如何改变的?或者经济发展依靠哪些因素?经济量之间是如何相互依赖的?何以资源最优配置时经济利润等于零?然而一般均衡模型对于一般群众过于深奥,即使是学经济学的学生要完全领略亦非易事。我经常在想怎样使一般均衡理论能够被普通群众所理解。虽然不可能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总应该有一个容易说明的方法。我从来认为即使是高深的理论也有它的常识基穿

经过多年的思索终于得到了一个答案,这个陈述如下:

经济学是要解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来完成一件事,或者用一定的投入完成最多的产出。可是投入和产出包含多种多样的不同物品,他们的量纲都不同,有用重量(如煤炭),有用时间(如人工),有用能量(如电力)。怎样能在它们之间比较多和少,大和小?唯一的办法是将它们换算到同一个量纲上来,这个量纲就是价值。这也是经济学与众不同之处,它是唯一能够将不同量纲的物换算到同一量纲来比较的一门学问。

要决定一物的价值必须乞求于交换。在有市场存在的时候,一物可以通过交换变成另一物,但这必须是在市场均衡的状态下,或者说任何一物都能够出卖变成钱,有了钱必定可以买到物。这只有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才有可能。此时既没有供过于求,东西卖不出去,也没有供不应求,有了钱也买不到东西。而且没有消费者特权,比如专门为高干设立的特供商店,高干在特供商品购物时,他们所使用的钞票含金量就比普通百姓手持钞票的含金量高,钞票的客观度量价值的功能就丧失了,就不能够表示商品的价值了。这个普通简单的解释可以使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懂得为什么一般均衡状态下的价格能够表示商品的真正价值。

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只有一般均衡价格才能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人类社会将越来越受到资源有限的限制,为了有效利用资源,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欲望,一般均衡价格就将是人类社会所必不可缺的要素。并且形成一般均衡价格的制度也将是人类社会所必不可缺的。这里包括产权,自由的交换,公平的竞争,信息的流通。这一切不但是现在人类社会所必不可缺的,也是将来人类社会所必不可缺的。所以我说价格万岁。这是一个符合科学的结论,是建立在结实的逻辑推理之上的。

钱颖一最重要的贡献,我认为是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在此以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改革就算完成了,殊不知市场经济还有好坏之分。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已经开了头,走了将近一半,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分界点,或者向好的规范化的市场经济发展,走向一个民主法治,繁荣稳定的社会;也可能向坏的市场经济发展,变成像吴敬琏教授所讲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而且一旦陷入坏的市场经济,再要回头转到好的市场经济似乎非常困难。世界各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这方面发表文章最多的除了钱颖一,还有杨小凯。至于国内的经济学家除了有些怕惹是生非远离政治的人之外,越来越多的也关心起制度,法治,甚至直接参与到政治改革中来。他们从不同的出发点,殊途同归,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差别在于是否有一个法治环境。钱颖一在2000年2月,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学5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市场与法治的专题发言,以后写成了“市场与法治”一文。

今年7月11日在京伦饭店〈比较〉杂志召开“政府与法治”演讲会,钱颖一在会上再次发言,强调了法治对于完善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回顾了我国改革的几大争论,过去的10年是市场和计划之争,今后的10年将是法治和政府之争。他特别提出限制政府权力的三种途径,法治,民主,公民社会。这都是我们特别缺乏的。我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妨碍法治的因素是什么,或者是谁在妨碍法治?答案很简单,是特权在妨碍法治。这样的分析有利于对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能够确定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什么。

然而特权是如何造成的?怎样才能限制特权?什么样的特权是不得不有的?如何对它界定?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容易回答的。我国的特权是三千年皇权历史形成的,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中一定程度上被强化,它绝不容易被取消。何况特权给人以利益,有特权的人们会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加强它们;而没有特权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特权下的生活,习以为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更何况有些特权在社会有效治理中还是必要的。所以反特权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我国的整个改革过程是一个内外交流的过程。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全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是和西方意识形态的交流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西方思潮的影响,我们还会继续已经存在几千年的老制度。从此看来,我们和国外学者的交流对改革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钱颖一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给我国改革带来重大影响,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福音。 [原载《新财富》杂志200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