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权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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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无论古今中外，皆为国家的构成要素。春秋时，卫国与蔡国在盟会时争位次，卫国回忆了西周初期分封诸侯国的情景（《左传》定公四年）。天子授诸侯的东西，大约三类，一类是旗帜、兵器、乐器等具有标志性的器物；第二类是人口；第三即“土田陪敦”，或称“封畛土略”。可见土地在西周时，已被视为国家的重要象征。今天，政治学和公法理论认为，领土与人民是国家的构成要素，这和古人是一个意思。当然，土地不仅是公法关系，又是重要的私法关系，它是不动产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没有土地就没有不动产，恐怕也不为过。

　　土地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究竟应该归谁所有？今天的理论，习惯于把土地分成公法和私法两种关系。公法上，它是领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对外而言，领土不可分割，国家应保护其完整性；对内而言，海洋、河流（河床）、湖泊、重要的矿产等重要资源，国家可设定为国有，善加利用以造福于国民。然而，私人也可对土地拥有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这就形成土地的私法关系。当然，迄今为止，中国不承认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所谓国有土地使用权，年限仅为70年，其实质不过是一种长期租赁权。造成这样的情形，理由大约有二，一是因为要搞公有制；二是，据说如果允许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就会形成土地兼并的局面。

　　在我看来，还有第三个理由，即传统中国的土地观念。对于“土地应该归谁所有”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土地一直是归谁所有？我们知道，制度和观念是一种复杂纠缠的关系。很多时候，制度不过是观念的体现，而观念又是因制度而强化或固化。当我们知道某一制度“是”或“一直是”如此那般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相关观念也可以通过这一制度加以表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土地制度及其观念，源远流长。由此形成的传统，浸润人心，不可谓不深。如果不能辨析其中曲折和利弊，就无法廓清某些流行观点的本来面目。而历代诸家谈土地观念，往往及其一端而不及其余。比如，有人断定古代中国长期适用土地私有制；相反的，又有人认为古代中国只有土地国有制。以单一的土地所有制或土地观念去理解中国传统土地观，不免偏颇。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的影响尤巨。兹辟短文，略展其绪。

土地王有与层级所有权

　　首先是土地王有的观念。要明白中国古人的土地观念，避不开《诗经·小雅·北山》中的著名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段诗句，从前后文看，是诗人抱怨任事不均，却自然地流露出了当时人们关于土地的认识。如果结合其他文献，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土地所有制现状的真实反映，是不容置疑的。怀疑者要说，如果西周的土地皆属天子，那么诸侯裂土分封就无法解释，也无法解释《诗经·小雅·大田》篇中的名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其实，这些记载并不矛盾。西周封建是出于政治的考虑，目的是“以蕃屏周”。封建之后，土地并非完全地属于侯伯，只是由于世袭制，形成了事实的侯伯长期占有，但土地最高的权属仍是周王。理论上，周王可以收回这些封地。也就是说，在西周时，土地通过分封形成了二层的所有关系，这是认识西周土地关系的基础。诸侯之下，又有卿大夫，各领有采邑，这又再次形成一种分割的土地所有关系。《大田》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中的“公田”之“公”，又是“公侯”之“公”，卿大夫相对于公侯是私属；卿大夫之田，相对于公侯之田，即是“私田”。这种“私田”，仍是公侯所赐，它同样可以收回，这又是二层的所有关系。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西周的疆域里，土地并非单一的归属关系。以某个卿大夫的采邑为例，它既是卿大夫的私家之田，也是国君的赐田，最后，还应归结为周天子的土田。这种多层的土地所有观念，在西周强盛时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只是诸侯坐大后，慢慢就不这样看了。但是，这种多层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其相关观念，是后世土地观念演变的基础。忽视这一观念，就无法解释中国政治史上的许多现象。比如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基础就是土地王有观。土地既然在理论上是王有的，占有土地的人，就负有向天子纳贡的义务。“贡”，既表现了政治上的臣服，又是一种占有他人土地后应付的租金和劳役。所以，秦汉的土地税又称“租”。“租”的称谓延续到隋唐，“租庸调”之“租”，仍是土地税的正式称谓。从《说文》看：“税，租也。”这说明汉代“租”和“税”仍相通。后来，为了区分私人土地的田租和国家对土地的征税，租、税二字才渐渐分开。

从土地王有到土地国有的蜕变

　　入东周，土地国有观念开始盛行。这里所谓的“国有”，不是今天所谓的国家所有，而是诸侯国的国君所有。今天的国有制是不能完全对应春秋战国时的国有的，那时的“国有”，相当于“公有”。“公”不是“公共”的，而是“公侯”的“公”。这时，土地逐渐摆脱周王的控制，开始被视为某个诸侯国君的。这既是一种新的土地关系，又是由王有制中发展出来。说它是新的土地所有制，是因为从诸侯的角度看，疆域内的土地均可视为国君的，不再是周王的。土地脱离了周王的羁束，归属上少了一层关系，就国君而言，土地的私有性质更清晰了。所以，这种作为新事物的“国有”土地，其意义恰恰在于它具有一种新的私有属性。但从旧的意义上来说，国君的这种较为完整的土地所有关系，是从“王有”观念中发展而来的，它只是模拟周天子“莫非王土”的格局。事实上，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土地并非都集中在国君手中，属于国君的“公田”，往往在国内土地面积中不占多数，土地归属的现实与国有土地的观念是分离的，土地上仍存在着二层或多层关系。

　　真正把国有制推到极端，从而让观念和现实统一起来的，是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事。

　　商鞅变法时，各国的大量土地还由贵族或私家掌握着，这些私家土地相互毗连，商鞅“为田开阡陌”，就是把贵族土地都收归国君所有，在此基础上，全国重新规划土地，形成阡陌纵横的场面。再把规划好的田地和宅地授予农民，国家向农民直接收取田租。商鞅推行的土地国有制，一方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强化了秦国对土地资源及其财富的控制，为秦国最终战胜关东诸侯奠定了制度基础。秦的土地国有制，在张金光先生的《秦制研究》中已有详尽的论证，无须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从土地王有到土地国有，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观念在宏观层面已经定型，王或国君，既具有私人身份，又是国家的最高代表，所以，这种土地所有制在性质上兼有公和私的成分。王或国君对臣属的统治，既是政治的，又是财产的或经济的。

　　以租税而言，既可说成是出于维持公共事务如战争、兴修水利、行政管理等的需要，又可说是作为地主向佃耕的农民收取租金。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如清人陈沣在《东塾读书记·周礼》中说：“古者君授民田，其君若今之业主，其民若今之佃户”。到民国，陈登原写《中国田赋史》，对陈沣的看法很是赞赏。土地最高权属公私不分的观念，可远追至西周以前，又可下溯至明清。后世，民间土地可以买卖，但无论土地如何流转，土地最终归属于天子的观念基础没有变。实际上，在古人的观念中，不但土地，人身也是属于天子的。国家轻徭薄赋，并不是出于保护土地所有权出发。如元英宗不肯加赋，理由是：“天下之民，皆朕所有。若加重赋，百姓必至困穷，国亦何益？”（《元史·英宗纪》）土地的权源，不是因私人的占有或劳动，而是天子赐予。天子给你土地，你才有。故“国税”又称“皇粮”。这个词说明，不交国税，皇帝老儿就没得吃、没得用了。这个观念，又进一步影响着如何理解古代税收的用途。既然土地归根结底是皇帝的，那么，他要收租子，只要不是太离谱，就得交。交上去后，至于皇帝兼全国土地的地主怎么用，跟农民（也是国有土地的佃农）没有关系。

　　古代农民的心理，是交完皇粮，官府或地主不来找我，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会去问，这税赋交了以后用在什么地方。退一步说，既然税赋就是地租，那么，皇帝收了钱就是他自己的，即使拿去花天酒地，也是人家私人的事，别人管不着。所以，要理解中国古代的税赋制，首先要理解古代的土地制度，而理解土地制度的关键，又须追溯其中的土地观念。

中国古代土地是否真正私有？

　　至此，可以看看土地私有的观念了。一般都认为，从汉代开始，土地允许私有或买卖。近些年出土的汉简，可以发现，官方统计民间家财时，确是把土地算在内的。不过，这种土地私有仍须两说。一方面，从民间来看，一般人名下虽然拥有土地，但仍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既承认土地可以买卖，同时又认为，土地和人口都是国家的。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很奇怪，在古时候没什么矛盾。皇权国家，朕即国家，没有区分公私的必要。当然，有了秦朝的教训，国家收起租来克制了许多。不过，只要承平日久，皇室就会故态复萌。黄宗羲的《原法》篇里，骂后世国君“视天下为我一人之花息”，是相当精辟的总结。

　　另一方面，汉以后，官贵豪族占有大量土地，又与平民不同。譬如刘邦的心态就和秦始皇很不一样。秦国好歹是诸侯，领有土地是经过周天子确认的。以后周天子的权威衰落了，关中土地毫无争议地视为秦国国君所有。而后来秦国在国君的英明领导下发展壮大，通过战争掠夺来的土地，自然也作如此观。所以，秦始皇对全国的土地，有一种非我莫属的心态。刘邦就不一样了，《史记》里记载他刚得天下时，大宴群臣，刘邦跟他老爸开玩笑，说：你以前总说我不治产业，看看我今天挣来的产业多不多？（《高祖本纪》原话：“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这段话可以做两面观，一方面，那时候刘邦和其他人都有以天下为私产的观念；另一方面，刘邦比秦始皇要心虚一些，他以前不过是秦朝的一个亭长，小得不能再小的吏。偌大的产业，不像秦始皇从自家祖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别人手中夺来的，享受起来，就不那么理所当然。所以，秦始皇可以断然拒绝儒生关于封建的提议，因为秦国公室子弟们无军功，而有军功的将官们原不过是他家私属，哪有资格在他面前称王称侯。但刘邦是夺天下，这个过程离不开将士用命，未成事前，他和将官们是称兄道弟的。刘邦大封群臣，实际是和功臣们瓜分天下，有分享利益的味道。

　　汉晋以后，虽不再封建，但与功臣瓜分或分享天下的观念，却更加牢固，这就形成了“共天下”的观念。比如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又如宋朝，是皇室与士大夫共天下，但说成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所以，中国古代功臣、官僚的私有财产，与一般平民不同，它是从政治意义的瓜分天下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秦以后的历朝，都要经过从别人手中夺天下的过程，底气均不如秦。故开国之时，皇帝的心理颇为矛盾，既觉得这天下就是我的，又觉得功臣们也有分。于是或多或少地赋予功臣们一些特权。所谓官贵大土地所有者，是在政治特权的保护下才有了意义。又因此，这种私有财产诞生之后，伴随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一旦政治上失势，土地、私财也就难保。

　　由此看来，要说汉代以后中国土地私有，泛泛地说没问题，但要说中国是一个有着相当长的土地私有制历史的国家，甚至认为历代保护私有土地很有效，又令人不安。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必须结合土地观念加以考察。其实，无论从土地的权属观念，还是保护状况上观察，古代中国的私有土地一直不完整。在观念上，土地首先是皇帝的私产，平民能有土地，那是皇帝授予或“恩赐”的。这种“恩赐”不是赠送，因为赠送之后，物的所有权就转移了。“恩赐”是说，赐予平民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条件，受赐人得用地租和劳役作为代价。土地和地租是直接关联的。今天，如果公民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他就不再为土地交纳地租。他虽然也要纳税，但纳税不是交纳地租，纳税是为了维持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

　　从保护状况上，古代的私人土地可以勉强对抗私人侵害，却不能对抗政府不断加赋的行为，原因也在于私人土地在政府面前没有完整的权属意义。放在今天，一个完整的所有权，意味着它不但能够对抗私人的侵害，更重要的是能对抗政府的任意侵害。从这个意义上，回过头来认识现代意义的所有权概念，就能发现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私法上的概念，这也是一些学者强调所有权必须与宪政体制联系着讨论的理由所在。

土地公私混融的历史根源

　　最后，对于传统的“土地私有制”，还有一种重要的观念需要澄清。那就是，当我们说古代的土地属于“私人”时，这个“私人”是谁？有的学者说，中国古代的私产属于“家”，比如费孝通先生；有说是家庭共产制，如日本学者中田熏；还有说是属于家长个人，比如日本的滋贺秀三。了解今天农村的人都知道，中国农民至今说财产还是属于“我家的”。在古代，“同居共财”是私人财产制的大原则，所谓“共财”，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共有财产，而是家庭的公有财产。比如，清人沈之奇在注释《大清律》时就说：“家政统于尊长，家财则系公物”。就是说，家长也只是管理家政，家产却不是属于家长个人的。所以，看起来费孝通先生的定性较为准确。

　　这种家产制，在今天仍是中国的现实，却在观念上已经难以被人理解，因为今人接受了以自然人为主体的个人财产制观念，很难想象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怎样拥有财产了。因此，中田熏将其定义为“共产制”，也颇足启发意义。无论如何，了解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理解古代土地私有制，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说古代的土地私有时，如果联系到家产制，就会发现，即使在私人土地关系中，它也存在两个方向，一是在对家庭外的人时，产权关系是明晰的，土地就是“我家的”，而不是“你家的”；二是当土地对于家庭成员时，产权关系又是模糊的，没有人能明确地说某块土地就一定是“我”的，或者另一块土地一定是“我兄弟”的。在古代社会，要把土地的权属关系说得明确，就必须分家。不过，分家往往是儿子结婚成家以后，土地还是属于新的家庭。

　　通过粗略地考察中国古代土地观念史，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结论：从土地的最终权属观念来看，既是皇帝的，又是国家的。也就是说，土地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公私之间缺乏有效分界。这就导致，当土地允许平民利用时，平民虽可以相对独立地支配或处分土地，但却不能对抗国家以地租和劳役方式进行的剥削。

　　这种关系换一个角度可以表达为：平民可以通过合法利用土地，在民间社会获得相对独立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但由于土地最终归属于皇帝兼政府，所以，平民在财产和人格上只能依附于它。

　　哈贝马斯说，封建性的主要特征是依附性。从这一意义上，如果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具有强烈的封建性，是可以认同的。而这种中国式的封建性，首先体现在财产上的依附关系，至于政治身份的依附，反而是次要的。

　　另一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土地即使归平民利用时，仍然不是有效分解到个人名下，而是属于家。因土地的这种归属特性，导致个人对家财和家庭关系的依赖。而中国自来有家国一体的观念传统，家庭被想象为最温馨和美好的领域，把国家建构为像家一样温馨美好的共同体，对中国人来说具有无比的吸引力。那么，当近代中国处理土地归属时，究竟是因为西方公有制理论的传入，还是因为受到“家庭共产制”的诱惑呢？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探究。

　　顺便一提的是，当《物权法》制定时，凡是反对土地由私人享有所有权的学者，都将土地所有权容易导致土地兼并，作为他们最大的理由。事实上，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历代官贵豪强之所以能够兼并土地，是因为他们享有瓜分天下的政治特权，故而受到容忍。最典型的，就是后汉光武帝默认豪强的例子。另外，一般来说，古代官贵阶层均享有免除赋役的法定特权，从而使扩张土地成为其利益最大化的便捷途径。同时，平民却因赋税过重而宁愿投献土地，依附于豪强而苟活。这些已在赵冈、陈钟毅的《中国土地制度史》中有系统的分析。

　　可以说，正是这几方面的因素相加，遂使土地兼并在历代成一顽疾。但就今日而言，历史上土地兼并的多种条件，已经消失或淡化。比如，农民的税赋已经大大减轻，没有主动“投献”的动力。因此，如果承认土地私人所有权，更重要的是防备可能出现的特权阶层。从根本上说，不平等的政治关系或特权阶层的存在，才是土地兼并的最终原因。

　　俞江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