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朝鲜战争的爆发

　　我看朝鲜战争的爆发
　　朝鲜战争不仅是冷战的重要事件之一，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中走上冲突之路，就二者而言都有其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因素。本文拟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对这场冲突的成因作出解释
　　一、业已形成的冷战阴云
　　二战以后，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渐趋难以调和之势，这既可以说是意识形态间的争斗，也可以说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杜鲁门执政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议题已从如何处理与苏联的盟友关系转向如何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正式向国会提出杜鲁门主义，要求美国人民在全球承担起反对共产主义的义务，⑴这标志着美国已开始走上冷战之路。随后，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顺利推行与北约组织的筹备建立，使得至少在美国一方看来，与所谓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威胁相对抗的格局业已形成。
　　因此，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也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由于当时美苏对抗的主战场在欧洲，美国奉行的是“欧洲第一”的战略，这使得美国不可能在中国的内战上投入过多的力量，即使共产党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换言之，中国在美国的冷战体系中的地位已由二战时罗斯福设想的“四大警察”之一和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基地降至一个一般性的盟友。与之相适应的，是在地缘政治战略上，美国改而奉行岛链防御圈的战略以确保对苏联势力的遏制。当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指出，只要美控制了以日本和菲律宾为基础的环太平洋岛链区，就不会有来自东方的严重威胁。⑵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非工业国，其战略地位对美而言远称不上重要，而工业化的日本可作为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盟友。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否统治中国在美国的战略架构中并不具有致命性，反倒是台湾由于其在岛链防御圈中的特殊军事意义更受美国军方的青睐。正是由于中国战略地位的弱化，使得美国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有胆量坚持其顽固立场，甚至能抵抗将中国南斯拉夫化的重大诱惑。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国的不承认立场也可能是分化中苏关系的一种“楔子战略”。⑶但敢于玩弄这种耗时长久而效果堪疑的新奇战略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战略地位的非致命性。
　　美国的冷战战略以意识形态为圭皋，往往只有在受到严重挫折后才回到务实的古典权力政治上来。⑷因此它在看待新中国的问题上将其首先视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在中国方面，由于中共在自身宣传上一直是高举反西方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旗帜，这一惯性加上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因素使得中国在中美关系上要求美国先走和解的第一步，而美国由于上述原因并没有如此做的必然动机。同时，美国政府由于支持蒋介石的“中国帮”的压力，以及共和党国会利用“谁丢了中国”问题进行党派攻击，因而难以抛弃蒋介石政府和受到军方密切关注的台湾，而这又正是新中国政府最不愿接受的。中共在失望之余不得不依照自身的意识形态法则倒向苏联。1950年2月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业已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冷战对抗之路。双方之间甚至切断了任何正常有效的双边接触，而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中的军事较量，不过是此间结下的一颗最坏的恶果罢了。
　　二、美国的决策
　　朝鲜战争由谁开了第一枪？金日成的进攻是自发的内战还是苏联的阴谋？这些在后世众说纷纭的问题对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而言并不存在。当南朝军队在战斗中节节败退之后，美国朝野一致认定朝鲜内战不是局部性现象，而是共产主义全球扩张阴谋的一部分，基于苏联在东欧行为的冷战思维完全占据了决策过程。杜鲁门认定自由世界必须在这个挑战面前显示出力量和信心，争取继伊朗、柏林和希腊反对共产党人侵略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之后的第四次胜利。⑸而且在战略上，美国决策者们相信倘若美国对此袖手旁观的话，盟国对美的可靠性和集体安全原则就会产生怀疑；而共产主义阵营则可以进一步扩张势力。⑹因此，美国必须坚决反击，即使是在朝鲜半岛这样一个已排除出美战略防御圈之外的地方打一场战争也在所不惜。6月27日，麦克阿瑟被授权使用美国海空军防止仁川地区落入敌手，6月30日，杜鲁门同意在朝使用陆军，至此，美国已完全卷入了朝鲜战争之中⑺。
　　美国政府既然断定朝鲜内战是共产主义一系列扩张活动的组成部分，那么对此的反击自不能局限于朝鲜一地。它的另一个重要反应便是军援印度支那。由于当地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正与法国进行战斗，美国扩大了对法国的军事援助，同时向西贡派出军事顾问团。此前于1950年2月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4号文件早已提出：美国应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其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否则任共产主义席卷东南亚，必然会遭到政治上的大溃败。⑻也许美国另一个重要性不次于卷入朝鲜战争的决策便是中立化台湾了。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冷战战略架构中，台湾某种程度上拥有比大陆地区更优越的地位。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美国军方始终强调台的战略地位。既然朝鲜内战显示了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野心，在冷战的背景下，作出了反击决策的美国政府对于有着重大战略利益的台湾自然不能轻言放弃。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解放台湾的斗争已不被视为内战的延续，而是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又一处威胁。在美国看来，中立化台湾不过是要在其他地方阻挡共产党行动的一个步骤。杜鲁门说的好；“在此情况下（朝鲜内战），共军占有福摩萨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的直接威胁。”⑼需要指出的是，杜鲁门政府在作出中立化台湾的决策时很可能无意卷入中国内战和与新中国直接对抗，这从拒绝蒋介石关于调蒋军入朝作战及尔后致联合国信件中可以看出，毕竟中立化政策对两岸都起作用，尽管这在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可以说，直到此时，美国决策者们既没有意识到在朝鲜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也无意促成这一可能性的到来。在他们眼中，美国要对抗的是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人民中国。
　　三、中国的反应
　　与美国的冷战战略相似，新中国也使用意识形态化的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妄图统治全球的战略预设指导其对政策和决策过程。新生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旧有的一切，填补这一片空白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然来的更加强烈。自红军时代起已习惯于和强敌对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领导人对自身在逆境中奋斗以及艰苦战斗的能力有着强大的信心，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史给予领导人哪怕与强敌斗争长期落于下风也抱有必胜信念的能力。因此，美国的强大在新中国的决策过程中并不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至少远不如美国政府所认为的那样。另一方面新中国领导人出于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推动，正力图承担领导亚洲共产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责任。1949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国家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中国人民在打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所走过的道路，正是各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应走的道路。⑽事实上，当时中国已开始考虑向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援助，并向亚洲其他地区输出毛泽东思想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
　　美国中立化台湾海峡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新中国政权将一部分精力转移到对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上来。很明显，美国的敌对行动并没有立即使中国走上对抗之路。尽管中国从其外交战略思想出发，认为美的举动“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的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⑾但这并没有使中国领导人感到迫在眉睫的威胁。6月底对台湾的战争行动被阻止后，中国的决策还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⑿然而，麦克阿瑟的个人行为加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疑惧。麦克阿瑟作为美国在亚洲的最高级别将领，联合国军司令，日本的“太上皇”，于7月底对台湾进行了两天访问，此后他即发表声明强调美蒋军事合作保卫台湾的安排已经完成；而在8月25日散发的一份贺电中，麦克阿瑟提出臭名昭著的“不沉航母论”，指出台湾在岛链防线中的极端重要。而“守住这条防线，我们就能赢得和平，失去这条防线，战争就非打不可。”⒀由于中美间流通管道的封闭以及新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政治的缺乏了解，中国决策者们无法弄清楚麦克阿瑟的这一立场远不能代表当时民主党政府的决定。在他们看来，麦克阿瑟的言论只能表明美国在朝鲜参战之后，又试图联合蒋介石在台湾方向进攻中国。联想到同时法国在印度支那军事活动升级和美国的军援扩大化，中国领导有理由确信，由于美国在台湾，朝鲜和印支的侵略行径已经证胆了它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要从越南，国民党盘踞的台湾和朝鲜这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中国的进攻，显然，中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⒁现在的问题开始是，在这三个方向上，中国应选择哪一个作为对抗的战场。
　　随着9月15日以后朝鲜战局的急转直下，这一问题已完全具有了急迫的现实意义，其答案也几乎呼之欲出了。
　　与中国党对军队绝对控制的传统不同，当时美国缺乏前任权威的杜鲁门政府对于经历过二次大战的骄兵悍将缺乏制约的决心和自信，事实上，当美军作出跨越三八线这一无视中国警告的重大行动时，与其说是美国政府的自主决策，不如说是对刚在仁川取得戏剧性胜利的军方的计划的一种默认。正是由于杜鲁门相信麦克阿瑟对于中国不可能出兵的保证，以及麦克阿瑟关于越过三八线是战术需要的论证，使得美国放心大胆地从参战初期恢复南北朝鲜原状的目标向前踏进一步。⒂而美国竟也被自己将敌对行动仅限于朝鲜半岛境内的反复承诺所陶醉，认定中国也必定相信，其卷入是毫无道理的。⒃
　　美国的一厢情愿在中国看来只能是一意孤行。考虑到美对中国通过种种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发出的警告无告于衷，而美军向鸭绿江的挺进日盛一日，中国领导人很自然地联想起日本以朝鲜为跳板大举侵华的惨痛历史教训，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背景和此前对美在台湾、印度支那行动的深刻印象决定了他们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既然较量迟早要来，那就在朝鲜打一仗吧。因为“在这里中国有最有利的地形，最便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物质支援，最便利的人力支援，最便利的政治动员，还有最便利取得苏联间接的帮助。”⒄
　　四、综论
　　中美在朝鲜战场上走向冲突无疑对两国而言都是一个悲剧性事件。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缺乏相互交往的经验和了解。尽管中美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两国都有丰富的交流经验，但新中国政权的建立根本上打破了旧有联系渠道和交往模式。在中国，富有革命斗争经验和理想主久激情的新政权领导人抛弃了旧政权的外交路线，但同时也丢失了对美国国内政治和政府运作过程的透彻了解和巧妙利用，代之以对美国行为意图的本能敌意和负面构想。另一方面，在美国，中国（大陆）地区战略地位的下降降低了富有经验的外交人员进一步了解新生政权和与之交往的可能性。对这样一个大国行为意图的研判被基于一套在制定时并未考虑这一大国的冷战战略之上；国会与政府间的党派斗争以及文官与骄横的军事将领间的相互扯皮取代了审慎的外交分析。可以说，当美国想要制定一套对华战略时，它已经与中国成了敌人，而中国在交往前甚至已经将美国视作敌人了。然而，经过朝鲜战争，中国领导人并没有看到战争发展至他们设想的最坏的后果（核大战），这证明美国的野心和能力至少并不是无限的；⒅而美国对于新中国的地位和力量也开始抱一种更为尊重的态度。中美两国通过一场战争的方式才开始了新一轮的相互了解，也许这才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