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知识状态的特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20:55:29
人类至今四五百年内所创造的文明超过了以往人类文明的总和，当然这些创造几乎全都来自西方，西方人视知识为力量，意义与中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么，西方人与知识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使知识显示了如此巨大的力量，难道西方人从出生就具备了知识创造的巨大能力吗？是上帝赋予他们的吗？如果不是上帝赋予的，那就肯定是其民族内部自发的，也就是从人的能动性内部自发产生的。又是什么使西方人的能动性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能量，使知识不断地被更新，发现、发明、创造，是其民族性使然么？如果是，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国民性也都未必相同啊，再如，日本与西方人的性格也是差异巨大的，怎么也会在现当代产生如此的创造成果，显然不是国民性问题，而要看是什么赋予了他们的巨大动力，一定有一个不受国民性限制的力量，而且还塑造了人的性格。一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这种能量使他们不断地冲决传统知识形态的束缚，这种能量一旦与知识结合，就会爆发出超能量。
我们都知道维系人类发展进步的是知识的不断被创造、发现、发明的直接结果。在西方，人与知识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体现在人对知识本身的热爱精神，或称：真求知精神，它是人与知识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它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将无以可能。这当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定理，热爱知识本身，就像母爱，爱情，如果没有对儿女、爱人的爱，恐怕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维系的可能，你根本就不爱对方，你们就不会有什么继续发展的可能，任何知识也是这样，当然这又是单一的情感，因为你不热爱知识真理，知识是不会找上你的，更不会有去探索真理的冲动，没有了求知冲动，知识真理就不会被进一步地发现、发明创造，就想和你的爱人一样，假如你不爱他，你们很可能就分开了，也就谈不上冲动与创造后代了。中国人的求知就像父母包办婚姻一样，是强加的，以长辈的意愿代替子女的想法，知识在中国人这里也是这样，并不是因为热爱，而生理本能上的生存必须的物质需要。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没有新的希望与冲动。让我们先看一看西方对待知识的态度吧。
尽管西方在近五百年内才迅速出现了近现代文明，这不是偶然的，早在古希腊时就已孕育了这种必然，苏格拉底提出：“善即知识”，“如果你丢弃知识，你就不会在任何其他事物中找到幸福的王冠”。无论“善即知识”这一对德性的否定，是否导致了真求知，但真求知精神作为古希腊人的最重要的精神之一，被他的后人（西欧各族）一丝不苟地继承了。阿基米德作为古希腊求知精神的代表性人物，无论他是否信仰着“善即知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知识的痴迷程度使他发现了许多真理，他是数学的天才，更是为知识的探索而疯狂的求知典范。之后的西方人当然不乏此例。当古希腊的文明传遍整个欧洲时，求知精神首先赋予了欧洲人以巨大的力量，文艺复兴开始使欧洲的绿野生活产生巨变。黎鸣先生认为：“英语民族首先获得了这种精神和意志，所以人类近代文明的新的突破和跃进是由他们首先开始的。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最早在英国发生。从求知精神在英国呈现得最早且最充分来说，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p29，《人性论》）我们已不用怀疑求知精神之于西方的决定性意义，如果说知识状态是决定创造是否产生的动力系统，那么求知精神就是西方知识状态的动力核心，当然也是创造得以产生的动力核心。但我们必须知道求知精神具备什么样的表现特征，或者说：创造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
1.热爱的力量
我在前面也说了，母爱、爱情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的作用，两者都是出于人的本性，真求知作为本能形成了传统。但两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维系人类的繁衍与进步，前两者为了繁衍，后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之源，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知识本身的热爱，就没有人类的近现代文明，以及人类的未来。但这一能源却几乎都给了西方，应当看到，人类的每一项重大发明产生的精神前提是对本学科门类的热爱。在西方几乎就是真理，如笛卡尔、斯宾诺莎、牛顿、洛克、亚当•斯密、康德，等等，皆终身未婚，康德常说：“哲学是一个非常需要的女主人。”亚当•斯密也曾说过：“我只是我的书本的情人。”阿基米德的沉迷于数学的研究，我们当能体会到求知的快乐是天赋的。像哥白尼、布鲁诺、达尔文、爱迪生等，他们的创造发明、发现，恐怕并不是为了当官发财！难道是为了与教会斗争吗？还是为了反封建？恐怕都不是，而是出于对知识真理的热爱，这种热爱也只能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他们求知的动力源于对知识真理的热爱，他们都是为了捍卫真理而反抗黑暗，而不是为了反抗黑暗而借用真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是，就必然会走向另一路途。如中国的求知，“五四”运动的求知都是被动的，是因为自身生存受到威胁时才想起了求知。热爱知识，就像母爱一样，会使人产生一种超能量，比如在印度的地震中一对母婴，虽然婴儿已死，但母亲还是支撑着压在身上的重物，直到获救，令人难以想象，她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母爱的力量，因爱而反抗黑暗。进而也才有坚守“爱”的巨大力量。当你爱一个人爱到发狂的时候，不管她指使什么你也许都会干，而且超乎想象。总之，爱是使人具有超能量的东西。在西方求知者那里，也许对知识的热爱并不是要具体去改变什么，去反对教会，去打到王权，而首先是对知识真理的确证，当然有了这一层还不能使西方人进步，就必然有一种信念，对知识真理的坚守信念。
2.信念的力量
对知识真理的坚守，是求知精神的衍生性特征，也就是它是热爱情感延续的另一种表现。如果他们只是热爱，而不是去持之以恒地坚持探索，或探索得来的真理不去认真坚守、践行、实现，如中国人只是去拿来当成升官发财的工具，不管真理不真理，践行不践行，实现不实现，也不会有后来的文明创建。布鲁诺也许不是专门为了反对教会而坚守真理的，而首先是为了坚守而反对，重要的是他的坚守，唤醒了民众对真理的认知，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我们当分清楚，在中国主要是为了反对某一事物才坚守另一事物的，也不是因为对某事物的热爱，而是因为私利化目的，这种对知识的坚守，并非出于本心，而是被迫。为了坚守真理而反对谬误是一种出于本心的坚守，出于热爱，而不是因某种利益目的，如果是因某种利益，那么布鲁诺会因利益而让步，但是他没有，说明他是出于热爱而坚守，因坚守真理而反抗黑暗的。中国与之完全相反，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向，后文再讲。和那对母婴一样，有爱才能在逆境中坚守，有爱才有反抗黑暗势力的勇气。爱与坚守在这里已成了他们持久探索的力量源泉，与时间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他们是快乐的，就像阿基米德沉浸于他的数学世界一样，充实的快乐者。我们不曾听到他们有因之而痛苦的言论，只听到过类似爱因斯坦所说的：喜爱。
3.人的心灵依托
人的心灵依托问题，本应是题外话，但我认为是有必要借此一述的。康德、亚当•斯密等尽管以知识当做自己的爱人来对待，首先说明他们是乐在其中的，以求知探索的过程为快乐的，在他们那里是很平常的事情，也可以看做是爱的超能量的生活体现。创造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爱迪生终其一生的发明无数，这个过程是痛苦是快乐呢？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是痛苦是快乐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有谁能说一个发明创造的产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呢！至少是一个痛并快乐者。腰缠万贯者，他并不一定是快乐者，他们的快乐也只是肉体的享受，而非发自内心的快乐，是一种快乐在身，空虚在心的那种快乐，属于此类的恐怕不少。但创造者似乎又与此相反，爱迪生似乎就很少享受他的创造价值，整天沉浸于发明。事实是，勇于在漫漫长路上的探索者是不乏心灵依托问题的。
4. 进步的声音
求知精神中，对知识真理热爱的力量，坚守的信念，探索的勇气（如冒险精神），是西方人得以不断突破传统网罗的动力之源。如：不自由，毋宁死。这些因素是他们能冲绝一切束缚，并创新知的必要条件。
真求知精神的整体特征在于，主观上讲，他不是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发自心灵的探索冲动，是本能性的，不是出于打到、推翻什么，而是为了求的、证明真理的正确性。客观上讲，他能唤醒并得到人们对知识真理的认同，坚守，践行，追求实现，成为人类发展的动力，进步的呼声。
我们把在已存知识形态中产生新知识内容，并且能不断挣脱旧有知识传统束缚，产生新知识内容及社会形态的过程，称之为运用性（或创造性）知识状态。这是创造何以能在西方普遍实现的条件。
把在已存知识状态中，越来越不能产生新知识内容（如中国），或很长历史时期内无新知识内容产生的知识形态（其他如拉美、非洲等民族）称之为利用性知识状态只讲实用。
求知精神作为被西方世界发扬的伟大精神，是独立于人又塑造人的性格、情感的人类得以发展进步的本源性精神。哪一个民族具备它，哪一个民族就发展得极为迅速（东方如日韩）。一个要想腾飞的民族，就必须拥有这种精神，否则就无望。
总之，知识状态作为创造是否产生的动力系统，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路向，是衰落还是进步。知识状态性质所导向的结果主要有两类，一个是导向了文明飞跃式的进步，一个是导向衰落、自生自灭。前者以西方民族为代表，后者以中华民族为代表。
民族间的知识状态的本质性质都是不同的，求知性质也是不同的。知识状态的本质性质主要是指他所导向的是文明的进步或是衰落，求知性质是指人们求知的主要过程与目的，及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状态是趋向进步的，还是趋向衰败的。
在西方，很显然知识是被尊重的，也可以说是处在生活的首位的，知识在先，权利、金钱靠后。这是真求知精神所带来的直接社会效果，比如，英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首相之一皮特在会见亚当•斯密是有这样的情景：应邀的政治家都已到场，斯密最后才到。他一进大厅，皮特首先起立，其他人也随之起立欢迎。斯密说：“诸位，请坐。”大家仍站立不动。这时皮特答道：“不，您坐下来，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这并不是突出权利对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的尊重，而是对知识的尊重。但在中国会恰好相反，权力第一，金钱第二，最后才是知识。在M_-Z_-D时代，社会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态度，足以说明这一点。有位外国游客在陕西省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之后，问陪同的人：“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没有给他塑座雕像呢？”陪同者脱口而出道：“司马迁算老几？我们陕西光皇帝就出了百十来个呐！”在一部为青少年编写的丛书《伟人之初》中，所列伟人皆M_-Z_-D、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直到禁禁禁，都是领袖人物，而且都是现当代的。当然都是大官，没有比这再大的了。权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人人所觊觎的，被认为是通向富贵的唯一途径，是求知之终极目的。西方却不是这样，他们通过运用知识创造了价值。这里并不是要站在西方立场指责中国，而是为了说明知识状态产生的不同社会分工的结果，西方人求知就是为了求知，创造价值，而中国人求知就是为了当官发财，谋取财富。在美国，许多学者都普遍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尤其是对自然科学而言。认为“高位是学术的坟墓”。在中国官场化的社会，的确也印证了这一点，真正的成果搞不出来，一切都围绕权力转。每一个中国人都想得到点权力。美国的学者做官，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有些官位非得学者担任不可，作为尽社会义务，不得不轮流去做；二是有些官员自知“江郎才尽”，在学术上不可能有什么很深的造诣了，便半路出家；三是既在学术上有潜力，又在管理上有才能，但相比之下，总有一个方面的成就不是很大——执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总指挥，可谓横跨学术，管理两个领域，但其学术成就毕竟不如管理上的成就大。从这里就说明，西方始终是在关心知识，自己最擅长哪一门类，就去做，体现了对知识本身的真求索态度，是按照知识的规律做的。在中国则是一切指向归于权力，知识只是一种从属工具。那么，知识是怎样的工具，知识本身与中国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与中国历史的衰落存在怎样的必然联系？等等，我将从下一章开始，从历史的源头开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