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必须戒除公安部门对刑讯逼供的“惰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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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戒除公安部门对刑讯逼供的“惰性依赖”
2009-03-29 02:38:00 来源: 北京青年报(北京) 跟帖 1 条3月28日，丹凤县人民检察院向媒体通报了“嫌疑人在公安局内猝死事件”的调查情况。检察机关认定，在犯罪嫌疑人徐梗荣做出犯罪供述之后，丹凤县公安局办案人员从3月1日到3月8日间，对徐梗荣“进行了长时间、不间断的疲劳审讯，少数民警在审讯中对徐梗荣还实施了肉体侵害行为，致使徐梗荣身体极度疲劳引发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
透过上述简练、冷静的措辞，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事实已经不容否定。参照徐梗荣家人目睹其尸检过程后的描述，这位高中体育生在长达8天“长时间、不间断的疲劳审讯”中，究竟遭遇了怎样的“肉体侵害”，更让人不寒而栗。本该保民平安的公安机关，却成为公民的横死之地，更让人对刑讯逼供这一“毒瘤”痛恨不已。
根据当地公安、检察机关披露，作为重要嫌疑人，徐梗荣于2月28日晚11点被警方带走；次日（3月1日）一早，徐梗荣便供述了作案经过，随后便是长达8天不间断的“疲劳审讯”和“肉体侵害”。那么，徐梗荣何以会在连夜的短暂审讯后，就供述了作案经过；而在随后的8天时间里，公安机关又试图在这个已经“认罪”的嫌疑人嘴里获得什么？
唯一合理的推断是，鉴于徐梗荣生前与案件被害人彭莉娜的特殊关系，徐梗荣不但被迅速锁定为最主要的嫌疑人，而且被公安机关当成破案的唯一“突破口”。为此，除了认罪之外，徐梗荣还必须为整个案件提供完整的证据链。而这一切又都只能寄托于徐梗荣的口供，和为了获得口供而采取的手段——逼供。
事件发生之后，丹凤县公安、检察、行政机关的一系列举措证明，自徐梗荣非正常死亡之初，他们便已默认了其死于刑讯逼供的事实——3月8日上午听到徐梗荣的死讯之后，丹凤县公安局长闫耀峰马上通知了检察院，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3月12日，丹凤县政府与徐的家人签订了《关于解决徐梗荣死亡事件的协议》，协议除保证对徐梗荣死亡必须作出结论之外，还承诺向徐家支付丧葬、抚恤费用，徐梗荣的父母、祖母，从2009年7月起终生享受当地最高标准低保；3月16日，丹凤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纪委书记王庆保被刑拘。
在3月17日丹凤县检察机关正式介入调查之前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证明当地公安机关即使事前对刑讯逼供并不知情，但对徐的死因也是心知肚明，而且亦明知这样的逼供手段的违法性质和严重后果。但是，作为“2·10”专案（指彭莉娜被杀案）指挥部总指挥的丹凤县公安局局长闫耀峰，却还是放任这样的违法逼供，在公安机关的审讯室里肆无忌惮地发生。
实际上，类似的刑讯逼供绝非仅此一例，近年来不断曝光的类似案件，已经激起社会舆论对公安机关的强烈不满，法学界及司法界也将刑讯逼供视为司法系统迫切需要割除的“毒瘤”。但是，破案手段的落后、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和命案必破的压力，使公安机关不仅未能消除重口供、轻证据的痼疾，甚而发展到对刑讯逼供的“惰性依赖”，不择手段地在重点嫌疑人身上寻找“突破口”，已经成为部分公安机关最为倚仗的破案手段。
因此，确实到了必须戒除公安机关对刑讯逼供的“惰性依赖”的时候。为此首先必须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确立“非法证据”概念，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使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失去效力，从根本上消除公安机关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依赖。目前，北京市已经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取得成功经验之后，应该尽速在全国推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建立证据合法性的举证制度，倒逼公安机关对羁押、预审过程的全程录像监控。在徐梗荣事件中，丹凤县公安局特地将徐转移到远离县城的派出所进行审讯，不无躲避监控之嫌；此外，法学界长期呼吁的“侦押分离”制度也应提上日程，使公安机关的预审过程，在第三方的监督下受到制度性的约束。
破案是公安机关的当然职责，但破案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却永远不是最终的目的。用非法的，甚至侵犯公民权利、伤害公民生命的手段破案，使破案过程本身成了对正义的更大伤害。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