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读者”和新华社的国际参考报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约有两年，一天，李慎之来参编部看望我们这些旧日同事。稍事寒暄后，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两位‘大读者’不在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吧？”他没有说“大读者”是谁，可在座的人都明白，指的是已逝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李慎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按当时的体制，国际参考报道由国际部主管，李慎之分工管理这项业务。这次相见，是他再度调到邓小平处工作后唯一一次来参编部值班室。因为他是从搞参考报道走过来的，加上在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落了难，后被安排到参编部搞翻译工作。他完全知道两位“大读者”对参考报道的重视、关心和对这种报道的运用。参考报道的命运兴衰，也确和“大读者”息息相关。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大读者”一词。

　　周恩来说：“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参考资料》，实在太忙了，也要看《参考消息》。”

　　新华社的参考报道，最初就是为“大读者”办的，因为他们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人，太需要参考报道了，尤其是在当年处在那种被封锁、被包围的环境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环境方面，还有很多国家封锁、包围中国，参考报道仍然不能取消，而且需要了解的方面、领域比过去更多了。

　　国际参考报道的读者，也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扩大到全国的高级干部，包括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大约２０００人。１９５６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接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一年，毛泽东反复思考，感到对社会封锁国际时事信息是一种“愚民政策”，会对国家带来危害，下决心办《参考消息》，使全国党内外的中层干部和在校大学生都能及时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每天发生的大事，而且消息来源都是外国人自己说的。从此，参考报道也就有了广大的读者群。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调整对外战略格局，《参考消息》在中国的读者群扩大到党的每个基层支部，包括工厂、农村、连队。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组织起来的群落，都能看到《参考消息》了。平心而论，这是“大读者”对中国人民实行的一个“德政”。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参考消息》更是上了报摊，任何人都可以花钱买报，信息限制只属于办报者的自律，和阅读范围没有关系了。参考报道读者群的这种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

　　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考消息》只是供中高层领导人看的，是《参考资料》的一个“摘要版”，经过改革开放的演变，两者渐行渐远，已经演变成为两种不同的版本，《参考资料》成为《参考消息》的一个“补充版”。

　　了解世界时事变化，增长国际知识见闻，是参考报道所有读者的共同目的，不分“大读者”和普通读者。我在参编部工作时，曾多次听到传达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日报》，除了《副刊》我要看，其余我不看，《参考资料》我每天都看。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很吃惊，后来仔细想想，很有道理。《人民日报》上的新闻、言论，很多是事先看过了的，何必再花费那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看呢！而《参考资料》中的内容，则是发生在未知的领域，必须花时间去了解。“文革”时期，更听说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承认，“我之所以懂一点国际知识，靠的就是每天两本《参考资料》”。确实，毛泽东不只自己看《参考资料》，还设了专门秘书帮他看。１９５４年我刚调到新华社工作时，《参考消息》编辑组的前任组长林克就调给毛泽东去做帮他看参考报道的秘书了。江青也曾担任过此职。在有关档案文献中，就多次看到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便条，要她注意阅读或研究某篇参考报道中的文章。在《参考资料》中，不时可见译文中新的专有名词、术语或缩写后面加注有原文，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的，为了阅读时便于理解。这种做法现在还在坚持。

　　周恩来也特别注意通过新华社的参考报道了解国际时事。根据“大读者”的作息时间，中央办公厅规定，新华社出的参考刊物必须按规定时间送到中南海。周恩来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也规定了传送参考报道的方法。１９５４年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中，就专门设置了一个负责参考报道的工作班子。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陈毅副总理率团参加，在代表团中，新华社也专门组织了一个负责搞参考报道的工作班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周恩来打电话到新华社参编部，查问外国通讯社报道了什么大事，指示参编部要坚守岗位。那时红卫兵群起造反，从学校波及到机关，有些机关工作秩序失常。陈毅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找到刚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的熊复，传话说：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可不能停刊，停刊了外交工作就要“断粮”！

　　“文革”时期，一次，周恩来对外事系统干部布置工作时说：“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参考资料》，实在太忙了，也要看《参考消息》。不看，我们心里过不去！你们要注意看‘参考’，免得贻误大事。”后来，周恩来还规定，新华社参编部要把收到的重要外国电讯及时译出，打成清样，送到他手中。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三回不同评估，新华社的参考报道在其中起了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新华社的参考报道也就是提供信息。对于信息，受众都会作出自己的反应。不同地位的读者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按现代的说法，称为互动。大部分互动的结果，只能影响到读者自己掌握或活动的范围。“大读者”对信息的反应，其影响当然会很大，要是形成一种决策，影响当然就更大了。

　　决策当然不是依靠一两条参考报道就能作出，而是基于对大量参考报道的综合思考研究，结合掌握的其他情况，经过反复比较综合制订出来的。但也不是说，单条的参考报道对决策就没有起过作用。我知道的就有两个故事：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最高领导层决定出兵援朝，但什么时候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呢？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在朝鲜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才正式宣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什么时候向世界宣布？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瑞典地震台测出中国西北地区有震感，周恩来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正式宣布。这一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守在收讯机旁看收到的外电，副社长朱穆之成了通讯员，负责传递有关信息。

　　这两个故事说的都是新闻宣布的时机，也算是一种小的具体的决策。这种靠单条信息决策的事例还有一些，但毕竟不是很多。

　　就决策形成的过程说，参考报道引起“大读者”的第一层反应就是对国际形势作出评估。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我们知道毛泽东曾经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至少作出过三回不同评估。

　　第一回评估，大约是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毛泽东认为全世界总体上是“东风压倒西风”，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这个评估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他在莫斯科举行的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亲口讲的，后来又在中国留苏学生大会上讲过。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当时如数家珍地举出１０件国际大事作为根据。这１０件大事是：

　　一、为了战胜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对苏联作出了让步；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向美国求救派兵援助，美国没敢答应；三、朝鲜战争，中国派出志愿军将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相持三年，双方才同意讲和，但美国不愿签字，又拖了一年，１９５３年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美国马上签了字；四、越南战争，法国被打败，开了日内瓦会议，把半个越南划归越南民主共和国；五、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出兵进攻，苏联表态反对侵略后，英法缩回；六、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入侵，苏联表示反对，又任命了一位元帅援助，美国没敢动手；七、苏联卫星上天，在科技方面占了优势，把美国抛在后面，中国也要努力变成真正的大国，以１５年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八、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九、荷兰退出印尼；十、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也没有办法。

　　第二回评估，大约是从１９５６年到２０纪６０年代中后期。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接着全世界范围内又出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代表人物被称作“三尼一铁”，即美国总统尼克松、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

　　第三回评估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以后。毛泽东认为世界形势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应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者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老牌帝国主义的美国，另一个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而后者比前者更为危险，更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第二世界是西欧、日本；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其他国家。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这三回评估，当然不是单单根据参考报道提供的信息作出来的，但是参考报道在其中起了作用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对策，更是和参考报道有直接关系了。

　　毛泽东解释说，炮击金门，这个举措是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不会引发战争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的炮击金门，可以说是毛泽东为实现反美目的而调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一个杰作。

　　当时，正值美国出兵黎巴嫩，阿拉伯世界告急。金门一打炮，美国舰队立刻从地中海调回印度洋，来加强太平洋第七舰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赶紧飞到台北商量怎样执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并发出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声明；苏联领导人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派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中国，探听虚实；西欧各国目瞪口呆，英国表示要进行调解；连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也给毛泽东写信询问该怎么办。一次小小的炮击金门，震动了世界，全球顿时紧张起来，被称为第二次“台海危机”。９月，毛泽东在第１５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解释说，这个举措是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不会引发战争，是把美国“在台海套上绞索”，而且“套上了”。

　　从后来很多材料透露的信息看，炮击金门的决策是１９５８年夏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的，由军委总参制订解放金门、马祖的具体作战计划。一份材料说，当时制订了一个分三阶段的作战计划，实行了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因故”没有实行。另外一篇访问当时制订作战计划的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将军的文章说，这次作战一切行动听指挥，让打炮就打炮，让停止就停止，后来他也不知道作战计划应该怎样执行下去了。

　　原来，炮击金门后，美国虽派国务卿杜勒斯赶赴台北，和蒋介石集团商量对策，也调兵遣将，对中国的行动进行吓阻，但又同意和中国恢复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在谈判中提出“停火”的要求，实现“金、马中立化”。蒋方担心中美会谈有损台湾利益，反对“金、马中立化”，只要求美国军事援助。而美国则要蒋方从金门、马祖撤军。在“固守金马”还是“划峡而治”的方针上，美蒋态度不同，杜勒斯和蒋方“外交部长”黄少谷发生了公开争吵，杜勒斯骂蒋“愚蠢，不明智”，蒋介石指杜勒斯声明“片面”。毛泽东从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中及时看到了这些情况，立即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改而采取利用美蒋矛盾，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先是暂停打炮七日，继而又是单日打炮、双日停止射击，任蒋军补充给养，而“美国军舰护航，不在此例”；声明又揭露美国“划峡而治”是为了“孤立台湾”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一再呼吁台湾当局看穿美帝阴谋，接受我方提出的和谈建议。

　　到了１１月，这场“危机”总算是过去了。原来总参制订的“三阶段计划”没有实现，台湾当局也没有响应我方的“和谈”建议，美国提出的“划峡而治”方案也没有被蒋介石接受。在一场火力侦察和谈判接触下，世界局势只是紧张了一下，并没有发生世人担心的大战；美国军舰在中国警告下，没敢开进中国的领海；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却公开暴露了出来。紧接着，在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决议中，“反攻大陆”的口号被“三民主义先行、武力为后盾”和“建立复兴基地”取代了。这也算是他们向岛内外的一种表白。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８日晚，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演说。第二天，毛泽东在《参考资料》上看到了杜勒斯演说的全文后，提笔把原来参考报道编辑作的带火药味标题改为：

　　“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

　　１９５９年２月２日，《参考资料》上又刊登了一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１月３１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以“如何抵挡共产主义”为主题的演说全文。毛泽东看到后，在旁边写下了一段“读后感”。原文如下：“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葆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这是经过台海实际交手过招，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他的论断“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后，对美国作出的进一步评估。

　　西德总理和法国总统秘密会谈后，毛泽东批示：“请各同志注意看下面这些消息。世界局势将有变化。”

　　１９５９年９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回国后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大谈访美结果和观感。１０月，艾森豪威尔生日，赫鲁晓夫在他的贺电中说，访美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有诚意解决两国间的问题，并建立永恒友好关系以利加强普遍和平。艾森豪威尔在复信中，也作了相似的表示。这些信息，当然吸引着毛泽东的眼球。

　　在战争问题上，在对待美帝国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对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门一事，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胜利”。赫鲁晓夫在事发过程中虽然也发表了声明，警告美国以原子弹威胁中国将遭到苏联报复，显示了一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威风，但心里总担心这件事会破坏他正在谋求的美苏缓和计划。联系到毛泽东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他有自己的解读。

　　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了１０件“东风压倒西风”的事例证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后，接着又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倒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２７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是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２７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对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不知怎的，别的赫鲁晓夫都没有听清或记下来，只剩下“不怕打原子战争”、“即使世界死一半人”记得牢。面对核战争威胁，赫鲁晓夫认为民兵只是“一堆肉”，而民兵是毛泽东提倡的。

　　毛泽东是从来不相信原子弹对战争有决定性作用的。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延安报纸对日本投降的原因归之于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的西方看法作了肯定的报道，这件事当时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根据从《参考消息》中获得的材料，英国将军蒙巴顿也不同意把日本投降归功于美国原子弹之说，批评延安报纸编辑“不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的那次批评，一直影响到５０年后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参考消息》有一次又登了将日本投降归功于美国两颗原子弹的评论，第二天就被当时的社长责令“检讨”，根据是毛泽东早就批评过这种论断。

　　毛泽东一直不相信原子弹会使人类毁灭。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他从《参考资料》中看到一条短消息，说法国在太平洋中试验核爆炸的基地比基尼岛周边，又重新发现了生物。大概因为这条信息可以支持他的原子弹不会使人类全部毁灭的论断，他下令把这条信息作为参考文件印发给某次中央会议。这件事在参编部内部曾作过传达。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底，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把驻苏联、东欧的记者召回北京开会，布置记者注意采写“反修”参考报道，并嘱咐说这是“机密”，“不得外传”。当时，我是新华社驻（东）柏林的首席记者，也被召回参加这个只有几个人参加的会议。吴冷西没有说这次开会的根据。

　　最近读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后才知道，当年１２月，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国际形势的党的高层会议，其中心议题是讨论中苏关系，下决心“反修”。毛泽东在讲话中历数了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９年的中苏间历史事件，甚至把当年彭德怀、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的批评言论，当成了在苏联支持下的“颠覆”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对赫鲁晓夫作出了评价，估计了开展“反修”斗争的前途。吴冷西召回新华社驻苏联、东欧的记者开会，肯定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作为动员“反修”的一个部署。

　　在新华社内，我知道动员“反修”部署还有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吴冷西在全社时事报告会中公开讲了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给新华社工作人员特别是编辑部人员“吹风”；另一件是１９６０年初主管参考报道的参编部又出版了一种新的参考报道刊物《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资料》（后改名为《国际共运参考资料》），每天一册。

　　《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资料》的出版，向“大读者”提供了大量“反修”需要了解的情况。从《文稿》中看到，毛泽东曾把这本刊物中刊登的一些材料批给有关人员研究，其中包括苏联的教育问题、波兰的农业合作社问题、东欧国家的政治思想工作状况、苏联和古巴在看待世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南斯拉夫道路出现的问题等等。

　　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反修”在中国国内还是一桩机密的事。少数知道的人，大多也只认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但通过纪念列宁诞辰９０周年的三篇文章，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看到了中苏两党在对待世界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到了年中，情势大变，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撤退驻中国的全部专家，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一下上升到国家关系的变化。但两国都没有把上述情况向外界透露，“反修”还只是一种“笔墨官司”，而且没有直接点名。

　　１９６０年夏季，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从参考报道刊物中选出两组文章，作为参考文件分发给会议参加者。其中一组是选自《参考资料》中的三篇关于西德的阿登纳总理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秘密会谈的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和外国报纸的评论。毛泽东在印发这组材料时写了一条批语：“请各同志注意看下面这些消息。世界局势将有变化。请你们看一下，想一下，议一下。”另外一组是把《内部参考（增刊）》有一期上的几篇外电、外报文章全部作为会议参考文件印发给到会的人。毛泽东还作了批示：“要所有各同志，将《内部参考增刊》第Ｘ期１０篇文章，全部精读一遍，对其中几篇最重要的，要读两遍。然后，各小组认真讨论一天。讨论时中央各部长都参加。”

　　对于参考报道还能在检验方针和执行效果方面发挥作用这件事上，我在工作岗位上还不知道，也没有听人说过，只是不久前在《文稿》中读到毛泽东写的批示，才体会出来的。当然毛泽东对单个事项，比如他同外宾谈话取得了什么效果，同一年就有两件。

　　一件是毛泽东与英国退休元帅蒙哥马利谈话。蒙哥马利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系列访华观感文章，毛泽东在《参考资料》上看到其中第一篇《我们的会谈》后，给江青写了一个条子：“此件可看，很有兴趣。”后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一种清醒的做法——东西方关系研究》，收入了蒙哥马利１９５９年在牛津大学的两次演讲和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系列文章。毛泽东看到后，又批了几个字“很有意思，必读之书”，送给中央领导中的几个人看。

　　另一件是毛泽东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谈话，劝他对俘虏采取不杀的政策，反而会对瓦解敌军有很大的效果。阿巴斯回国后，对法新社记者谈了这一点。法国的《快报》和突尼斯的《行动》都对此作了报道和评价。美国的《民族》周刊也就毛泽东劝阿巴斯的话发表了社论。毛泽东在《参考资料》上看到这些情况后，在给黄炎培写信时，特地告诉了他，还把《参考资料》上刊登的有关材料寄给黄炎培看。

　　调整国际战略格局，周恩来亲自挑选文章并指示刊登，成了《参考消息》实际上的总编辑

　　１９５９年９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被认为是“美苏勾结，主宰世界”的标志。１９６２年夏，苏美又搞防止核扩散协议，更加深了这种判断。１９６０年，中国开展“反修”斗争后，设法打破“美苏勾结”就成为各种涉外工作的主线。起初，斗争还是不指名的，外国人也只是隐约感到中苏间存在分歧。到１９６３年，赫鲁晓夫向中国送来战表，并在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群众大会上大放厥词，历数中国党的不是，这一下就把中苏两国的分歧完全公开在世界面前，也使中国放开了手脚，公开指名批判赫鲁晓夫，展开了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中国方面原来拟定了１０个题目，谁知赫鲁晓夫经不起辩论，在中国方面刚说完９个，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九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在中国刚宣布试爆原子弹成功的同一天，赫鲁晓夫就被赶下了台。

　　赫鲁晓夫下台，苏联会不会改变路线？毛泽东派周恩来率团参加莫斯科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并进行摸底，得到的结论是苏联仍要坚持既定的路线。毛泽东更认定苏联没有放弃要颠覆他的领导地位的阴谋。

　　１９６８年，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的“理论”下，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尝试，即通常所称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国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接下来就是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

　　在这种形势下，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被指定座谈国际形势，并把他们的座谈结果写成报告上交。在第一次碰头会上，陈毅说：“主席、总理要我们议论国际形势，让我牵头。我的意见，平日各自抽空看材料，开会时交换意见。要看的材料很多，但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是上面怎么说，跟着怎么说，这些二手货不看。要看，还是要看第一手资料。每天上、下午各一本厚厚的《参考资料》，还有一本《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内容很丰富。”四位老帅根据第一手材料，从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出发，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尽快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争取打开中美关系的僵持局面。

　　调整战略格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项重大的外交方面的系统工程。自从中美双方都有了决心以后，世界人民看到的是：美国取消了人民访华限制，美国青年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国国庆典礼；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一贯高调反共的尼克松以总统身份应邀访问中国，坐在毛泽东的书斋里谈话，并和周恩来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这些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幕重大场面。要想让长期接受反美教育并且刚刚参加完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百万人大会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口号的中国人民接受上述事实，弄清楚它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真得大大做一番思想工作，至少是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形势教育。这个思想工作、形势教育没有采用传统的方法——先内后外，逐级下达，而是一竿子插到底，通过“内部报纸”也就是《参考消息》直接逐日告诉干部、群众，并且没有由中国人出来说话，而是听外国人怎么说。

　　斯诺报道的同毛泽东、周恩来的６篇谈话，先后刊登在《参考消息》第一版。那时《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只有１００万份，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于是通知各省、市可以按需要加印。这一来，６篇谈话的单行本便在全国发行开了，有几百万册。通过斯诺的报道，人们从中了解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怎样看待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方针、策略。

　　那一阶段，《参考消息》上几乎每天都刊登很有分量的外国评论员分析国际关系、形势的文章，这些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周恩来亲自从《参考资料》中选出并指示《参考消息》刊登的，甚至有的文章登在哪个版，他都指示清楚。因此，这一时期，周恩来成了《参考消息》实际上的总编辑。

　　也幸亏这位参考报道的“大读者”对《参考消息》管得细，才使参考报道的编译人员能够正常工作，不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员会遭受无妄之灾。一次，《参考资料》上刊登了一篇西方评论员写的分析文章，开头一句是“毛泽东的幽灵走进了白宫”。那时新华社正处于“军管”时期，派到参编部的军代表看到这篇文章后，大概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而大发雷霆，严词指责编译人员为何能把这样的字眼刊登在给领导人看的刊物上，责成作出“检讨”。不想当天周恩来就来了指示，要把这篇文章刊登在《参考消息》上，这一来参编部的工作人员才免于受责，军代表的火只能是自讨尴尬。

　　从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结束到中美建交的３０多年里，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三场战争中，中国和美国分别扮演着敌对的角色。那时越南战事还没有结束，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坐到一起谈恢复关系、共同对付“北极熊”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风平浪静”。这种“风平浪静”的局面，不能不承认《参考消息》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办《参考消息》让干部、群众“经风雨、见世面”的目的应该说达到了。这也是“大读者”利用参考报道贯彻决策的成功范例。

　　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后，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大程度才能引发国际格局的变化？第一个反应大概出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预料。刚公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应邀在１９７２年上半年访问中国而还没有成行的空当期间，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２６次联合国大会就以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而美国原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有安理会席位、“中华民国”占有联大席位的“两个中国”阴谋，也被挫败。中国将在这届联大上进入联合国的趋势，参编部及时作了报道，并且还写了一份“专题材料”上报，可惜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等大会的表决结果出来以后，在安排后续措施时，就出现了仓促应战的情况。

　　周恩来对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毛泽东认为，《参考消息》发行３００万份“这个发行量还太少，照他的意思发几千万才好”

　　参考报道能在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形成过程、决策贯彻过程、甚至决策检查过程中发挥作用，和“大读者”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关心分不开。每当关键时刻，“大读者”总要对参考报道工作点拨一下，而作为参考报道的实际工作者，当时并不一定都能感悟到这种点拨将要发挥什么作用。像上面说的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前，在１９７０年春季，毛泽东就在考虑扩大参考刊物的发行范围了。他亲自在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中进行调查，发现服务员们因平日看到的材料太少，国际常识太差。后来，给他们看了《参考资料》，很多问题都能回答出来了。因为《参考资料》篇幅过大，一般读者看不过来，经过研究，决定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让全国每个共产党的基层支部都有一份。这一来，《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从６０万份扩大到３００万份，看到的人就更多了。周恩来后来曾对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毛泽东认为，“这个发行量还太少，照他的意思发几千万才好”。目前纸张、技术还有困难，这个目的总要实现才好。

　　另外一件事，也同样说明了为落实一项决策，事先就在参考报道工作方面作了部署。１９５９年末，毛泽东下决心要进行“反修”，便要求参考报道在这方面进一步提供有关情况。“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问题，而参考报道原来是不收集这方面情况的，从１９６０年１月开始，新华社参编部就奉命开始增出了《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资料》。等到“反修”斗争超出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系上升到国家关系并且国际格局得到调整以后，１９７２年周恩来又下令结束这个刊物，将有关材料并入到日常报道国际时事的《参考资料》中，以免混淆收集情况的性质。

　　说得更久远一点，就是关于参考报道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也是由于“大读者”的指示才定下来的。那是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门后，由于《参考资料》编辑工作的粗糙，未能完全适应“大读者”的需要。当年１０月，毛泽东特派他的秘书林克来新华社传达他的批评，要求参考报道的编辑人员“学习党的政策”。等到新华社的检讨送上去以后，１１月份，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又专门来新华社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要求新华社成立“首先为中央服务”的专门的“参考材料编辑部”，成立一个“具有研究性质、为中央各作战单位提供参谋意见”的编辑部。这个意见，促进了参考报道在新华社内成为一个专业的报道系统，建立了专门的编辑部，参考报道业务得到很大发展，也就能够更好地为“大读者”服务了。

　　新华社成立参编部后，工作按照“首先为中央服务”的精神安排优先次序，传递层次有五六道，参考报道得以不受干扰而有序地进行。不想只有七八年时间，参考报道长期积累和执行的“及时、全面、客观、如实”的报道方针及传递层次就受到了“文革”的干扰破坏。

　　参考报道遭受到干扰破坏的事例，这里不一一列举，只把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３年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前夕到“军事管制”基本结束这一期间，周恩来对参考报道的部分意见抄在下面，就可看出“文化大革命”对参考报道的影响已经及于“大读者”的工作了。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８日，周恩来说：《参考资料》报喜不报忧。不登敌人骂我们的一些东西，人们就不知道多方面的情况。不要“怕”字当头，不要怕群众造你们的反。

　　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９日，周恩来说：毛主席交代过，《参考资料》不要自己标标题，原来怎么标就怎么标，让读者自己判断。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日，周恩来说：（一）关于引用毛主席语录问题：《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一天登一条语录？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以后《参考资料》首页上不再登语录。《国际共运参考资料》上也不要再登。新华社是宣传机关，选登未经中央批准发表的语录，这是帮倒忙。从９月５日起，《参考资料》不要登语录了，《国际共运参考资料》也不要登了！（二）关于《参考资料》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哪些重要，推荐给毛主席、政治局看的，排在前头。按地区看，容易忽略过去。我现在得先看目录，有时从头翻，得花两小时，按题目看一个半小时。把值得看的放在前面。（三）《参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选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教育作用。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日，周恩来秘书钱家栋通知：总理感到《参考消息》、《参考资料》的编排有些问题，一个时期应有一个重点，例如，过去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是波兰，以后是中东问题，当前老挝战争是重点问题。你们有时把重点打乱了，容易把国际上对我们的反应插进去，如卫星上天，这样不太好。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喜欢听别人说我们好听的话，因此放在前头。今后一般把重点放在头版，当前是反美斗争；第二版是苏美矛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内部矛盾；第三版登其他要闻；至于对我们的反应，登第四版。这是指《参考消息》。《参考资料》也按这个精神编排。这就是说：第一，反美斗争；第二，敌人矛盾；第三，其他要闻；第四，对我们的反应，放在最后。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７日，周恩来说：《参考消息》对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的反应登得太少。《参考资料》作了大量的报道。《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大，对公告反应也要报道，基本上应和《参考资料》一样，正面的、反面的都要登，当天登不完，第二天还可接着登。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７日，周恩来说：《参考消息》从今天起标题一概不要有倾向性，完全客观。毛主席已说过多次。

　　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５日，周恩来说：《参考资料》每天要登一篇有关台湾的消息和言论，骂街的不要。

　　上面抄录的文字虽然都是具体的，但确实涉及到参考报道的整体方针，也可以看出“大读者”对参考报道受干扰的不满。当然，还有的干扰是直接破坏，但又是暗中的破坏。干扰破坏的手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就有三种：第一种是“封锁”，第二种是“限制”，第三种是“糊弄”。举几个实例：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７日，《参考资料》下午版登出一篇日本《朝日新闻》介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文章，其中提到他青年时曾在南京被捕入狱。陈伯达看到后，立刻让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把这期《参考资料》全部回收，包括“北京的和外地的”，连发给毛泽东的那一份也回收了。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６日，新华社在专门刊登境外对“文化大革命”反应的参考刊物《特刊》上登了一条国民党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白万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对策的报告全文。其中认为大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多有不满，国民党的对策是要在大陆干部中进行“策反”。这期刊物送到陈伯达、姚文元手中后，两人连夜赶到新华社，向值班负责人大发雷霆，“兴师问罪”。姚文元还在这期刊物上批道：“你们是新华社，还是国民党中央社？”并且下令将这个“反革命刊物”停办。《特刊》是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专为刊登不适宜在其他参考刊物上刊登的材料而编印的不定期刊物，每期内容只有一两条，只印２０余份，送给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看。１９６７年下半年以来，已有四五期在送出后被中央文革小组下令收回。我因为是这个《特刊》的编辑，不久就被红卫兵逐出参编部，所以对此事记忆深刻。

　　１９７４年５月３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报道江青同美国记者罗克珊·威特克谈话，涉及许多党和国家机密；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１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报道江青同威特克谈话受到了毛泽东批评；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９日，美联社报道威特克所写江青传初稿丢失。以上三份稿件译文交姚文元后，均被扣压，不准登参考刊物。

　　１９７６年４月，周恩来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北京市民纷纷到天安门广场表示悼念，并借机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由于是群众性活动，规模太大，信息无法掩盖，外电外报中都有报道。姚文元无法禁止，却想出一个办法，下令参考刊物不刊登单条消息，而用“综合”编写反映。参编部写出综合稿件后，要送他审批后再登刊物。这样一来，凡是他认为不能报告的情况都被“审掉”，只剩下合乎他需要的东西才能上报。

　　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朱德逝世。姚文元急忙给新华社下令，“《参考消息》要严格限制刊登国际上有关反应的数量，《参考资料》也要注意”；国际参考报道“要记住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期所犯的错误”。所谓“错误”，就是参考刊物当时刊登了大量国外对周恩来逝世的反应。

　　以上这些事实，在“大读者”那里恐怕不会被察觉出来。所以，陈伯达、姚文元才敢于利用他们跻身“大读者”的行列，又拥有主管新华社工作的权力和机会，对参考报道进行明目张胆的干扰和破坏。此等教训，应当时刻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