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要用一本书给中国人拜年的话，我会不遗余力地推荐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新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来读一读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本书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虽然不像炒股赚钱、买房结婚那么直接，但却是最根本、最长远的。

二、经济学家在中国很风光，是舆论经常关注的对象。这本书汇集了一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代表性观点，人们可以通过本书了解经济学家看待世界的方法，并感受经济学家是否如传说中的那么聪明或肤浅，冷酷或热心；他们之间的分歧又是怎样的。

三、《阿凡达》开创了电影历史的新纪元，说明好看是硬道理。这本书的内容以对话形式展开，通俗易懂，适合任何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阅读。

从“国有”到“民享”：百姓权益的代言书

说这本书与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是什么意思？

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由生产性资产构成，如工厂、机器、矿山、大楼、桥梁、土地、公路等等，有了这些资产，社会才能源源不断生产出人们日常所需的消费品。中国是公有制国家，过去国有资产占全社会资产的比重是绝对大头（估计在95％以上）。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但不包括国有土地的价值。

从中学的政治教科书开始，我们每个人被告知，国有资产是归“全民所有”的。但在今天的中国，普通人不会因为国有资产的增值而感到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从来没有以明确契约的形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不仅如此，理论上归属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由于政府限量供应而推高房价，成为当下中国大多数家庭安居乐业的主要障碍。

中国政府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家”。陈志武在书中估算，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资产价值约29万亿。这就是说，除了每年不下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中国政府坐拥近80万亿的资产，且后者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全国的居民资产不过28万亿。

这样的景象，不管是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还是文莱苏丹，沙特王子，见了都得自愧不如吧。

最可悲的是，中国社会不但很难从国有资产中获益，反而受害不浅。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政府，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制订和解释各种政策法规，排挤竞争对手。电信、石油、钢铁、邮政等行业中出现过很多案例，表明只要国有企业进入任何行业，那里的民营企业就很难平等竞争，重要的法治规则被破坏。并且，一旦国有企业在重大行业中形成垄断，经常会以高定价抬高下游产业和居民消费的成本，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

结果是什么？从微观、静态的角度看，每个中国公民可以领取到价值6万元左右的资产证券，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包括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可以增加30万元的资产财富。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按GDP的速度增长，再加上基金分红，每家每户每年可以增加3万多元的资产性收入。这30多万元，对很多贫困家庭而言，将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一旦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将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法治建设和政治改革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或组织在标榜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百姓代言，但从这本书阐述的问题和价值来看，我认为陈志武是一位真正的民众权益的代言人。

过去半年多以来，全球经济触底反弹后，“中国热”再次升温。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不仅在危机后率先复苏，“保八”成功，还能扮演掣肘美国、拯救世界的角色——就像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在表演的小品中所说：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还得向咱们借钱吗？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对“中国奇迹”和中国经济转型作出了逻辑完整的解释。

在陈志武看来，“中国奇迹”并不稀奇，是中国经济改革顺应世界潮流的结果。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保持着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这似乎很神奇，但只要查阅历史，就知道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在重复东亚国家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更早时期的经历。

今天，中国GDP的85%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这些都来起源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于全世界，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离不开由西方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可以说，“中国奇迹”是由世界已有的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奠定的。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是打破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做的东西怎么卖、到哪里去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因为有了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才使中国能够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在短时间内取得别的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

不少人在谈论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问题是：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这种高增长背后是否潜伏着隐患？

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一是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国有，使得大部分中国百姓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消费能力很弱；而且由于掌握着大部分资产和收入的政府喜欢把钱投入到高楼大厦、标志性建筑、基础设施和各类形象工程上，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二是在经济转型中，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信息、文化创意等行业的发展对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司法公正等制度环境的要求非常高，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又做得远远不够。

鉴于此，陈志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建言重在两点：一是国有资产（包括土地）民有化；二是以权力制约与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他认为，权力制约、民主法治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牵涉到每个人的工资、收入、财产等利益攸关的事；在建立民主法治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不是依靠政府去生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处于求国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

应该说，《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书的核心观点并不新颖，是信奉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的，但这本书全面地阐述了这些观点。读者如果只想通过一本书迅速了解市场派经济学家（或称“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看法，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接触过陈志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宽厚的学者。但想不到的是，他对另一位“百姓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批评却尖锐犀利、毫不隐讳。

在《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的开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您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疏远一个人吗？

陈志武：观点的不同本身不会疏远一个人。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人利用这种情绪、一时的情绪，或者利用这样的一些机会，为了个人名声的上涨，而去没有原则地做一些煽情或者是操纵的运作。

问：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客观，而且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吗？

陈志武：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他（指郎咸平——笔者注）当时做的这些事，过分地煽动民意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上述对话内容的背景是：在2004、2005年间，郎咸平猛烈抨击“国退民进”改革，呼吁停止产权改革，甚至提出“大政府主义”、“严峻刑法”等主张。这种主张遭到陈志武严词反驳。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改革中的问题根源在于政府运作不透明、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但改革的方向不能否定，加强国有企业和“大政府主义”只会把中国推向历史倒退的深渊。

由于思想和价值观严重冲突，陈志武与郎咸平在这场争论后中止了往来。

颇富戏剧性的是，事隔五年，当陈志武出版《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时，郎咸平的新书《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也同时上市。在书中，郎咸平自诩为百姓经济学家，称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掠夺自然资源，而且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该怎么办呢？毛主席的一句话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里建议广大读者：把这两本书对照阅读，鉴别一下谁是真正的“百姓经济学家”，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