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学写作.

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学写作 格非


1．物与想象力


在清华和北大之间的一条小胡同里，有一个名叫“雕刻时光”的咖啡馆。在尚未光顾这家咖啡馆之前，我早就知道了它的存在。我知道，有一本关于俄国导演塔可夫斯基的传记（我从未看过此书），名字就叫《雕刻时光》。向我介绍这家咖啡馆的朋友，也是塔可夫斯基的影迷。我记得她是把这家咖啡馆作为一个“奇观”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场所向我介绍的。当时，她还说了一句极为聪明而又令人费解的话：“也许，塔可夫斯基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成全这家咖啡馆。”
然而，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使商家把先锋电影与商业性的咖啡馆联系在了一起？最普通的解释是：咖啡馆的主人喜爱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这当然是可能的，但直觉告诉我，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我想象中的“雕刻时光”的确与“乡愁”或“镜子”一类意象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不管我是否打算去那里，这个意念将不会改变。我的意思是说，事实（我来到那里，看到它的格局、陈设，嗅到咖啡、香水和啤酒的气息，打发掉整整一个下午）不会改变先验的想象和判断。
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极大地被文化化了。“雕刻时光”赚取利润的动机是不用怀疑的。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一动机被层层包裹了起来，甚至化迹于无形。它所销售的不仅是咖啡、酒、茶和其他各种饮料，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家阅览室，一个放映先锋电影有品位的隐秘场所。尽管看书、欣赏电影是免费的，商家利润的来源只是咖啡和饮料，但是对于一个场所明显或隐晦的功能来说，对于消费者所可能有的消费心理和个人情趣来说，最原始意义上牟取利润的咖啡馆、阅览室或先锋电影放映厅，三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此刻就在雕刻时光咖啡馆。我有时觉得它三者都是──当我在喝咖啡的时候，它当然是咖啡馆；当我来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来阅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小型阅览室；而当夜幕降临，我在欣赏《芳名卡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有“品味”的电影放映厅。有时我又觉得它三者都不是，而是一个由一系列暧昧、令人舒适的暗示所构成的古怪场所。我环顾四周，拥挤不堪的咖啡馆被分隔成了许多部分，兴奋的影迷、窃窃私语的情侣、眉头紧锁的阅读者、正在做作业的大学生以及留长发的艺术家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互不干涉。所有这些明显或潜在的效用使这个场所最初的功能（喝咖啡）变得不再重要。你好不容易在“雕刻时光”抢得一个座位，你的目的可不仅仅是一杯咖啡，而是在“享受生活”。
商业活动的各种妙处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你购买一所住宅的同时，你将拥有网球场、微型高尔夫球场、会所、攀援设施、游泳池、人造森林。而你签下合同之前，已被反复告知，所有的这些配套设施无须你花一分钱，你同时拥有还有一流的服务。比如说，你在半夜十二点突然想吃一块口香糖，领班将会一路小跑，将它亲自送到你的手中（服务费照例是分文不取）。当然你也早已被反复告知，你所购买的不是几吨钢筋水泥，而是全部的高尚生活的理念和意义。类似的话，如今已经熟练地在每一位房地产销售专员的舌尖上滚动。如果你看了一百处房子，最终什么也没买，也并非一无所获。只要你介入了商业生活，一般来说，你是一般不太可能全身而退，至少，由埃里蒂斯《英雄挽歌》改编而来的房地产广告词，你已能倒背如流：

在太阳最先居留的地方
在时间向处女的眼睛睁开的地方
当风吹得杏花雪片纷飞
你的梦想将在鑫源点燃

假如借用一下我那位朋友的话，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埃里蒂斯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成全一家房地产公司呢？
有人（比如，鲍得里亚）在分析商业活动的本质时，常喜欢使用“骗取”一词。他的意思是说，不管这种活动被伪装的如何巧妙，如何的令人心境摇荡，商家骗取销售利润的原始动机并没有什么变化。我知道他所说的是事实。在这里，“骗取”一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表述的“榨取”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区别。但我对这个词仍然不感兴趣。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当今的商业活动与我们自身的文化想象力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商业行为已经日益成为一种文化活动，它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入侵到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的领域。如果我要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入侵，那么它既不是“骗取”也不是“榨取”而是控制。我们进入那些琳琅满目的物的世界，我们开始消费，购买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酷爱逛商店，却什么也不购买——我有一个朋友迷上了看房子，三年来他没有签过任何的合同，只是不断地观看，观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消费过程，他是在想象未来的生活，想象未来的装修、家居布置、居室的情调，一句话，他是在享受生活与未来。他并非什么都没干，一切都已经完成或者说正在完成之中。如果你涉足中国当今的股市，就会明白最为流行的一个词汇——“想象空间”的确切含义：你拥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但你所购买的既不是它的业绩，也不是它的成长性，而是所谓的想象空间。
想象力，早已不是艺术或文学活动的专有词汇，它在商业和消费领域的作用可谓无孔不入。一个书商在策划某一本书籍的过程中，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对市场的预期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一判断的基础除了作品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之外，还有市场的卖点、各种暗示，隐喻、想象与联想的混合物。读者将被告知，你所购买的不再是一本书，而是通往财富大门的钥匙，通往哈佛的美妙之旅，通往成功的晋身之阶。由于想象力的控制和引导，事实与想象、真实与幻觉、文学与日常生活、艺术与消费之间的界线突然消失了。我经由“雕刻时光”这个名称，联想到塔科夫斯基，联想到他的名作《镜子》或《乡愁》，联想到《乡愁》中的那个经典的烛光场景，以至于当我一踏进“雕刻时光”的门槛，就会不知从那里来了一股超凡脱俗的感觉。这个名称对我而言，所激发出来的无穷的想象力，已经使那个咖啡馆事实上的格局和功能黯然褪色，只要一提起“雕刻时光”，我的想象与感觉甚至会永远会被当初被激发出来的那个意念──塔可夫斯基所占据。
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当一棵树不再是一棵树，它成了木材、金币，或者成为由利润而来的权利的一部分时，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月亮上的阴影被科学证明为沙土或岩石，不再与桂树或兔子、蟾蜍这样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想象力的大门就被关闭了。另一扇门随之打开：我们想象有朝一日在月球上居住。摄影技术的问世，彻底结束了具象风景画的历史。当房地产广告中出现了埃里蒂斯的诗句时，那些热衷于写出优美词句的中文系学生们必然会大伤脑筋。物的概念、内涵、意义的变化，物与人关系的变化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在极大的改变文学的生产方式。我们不会忘记正是由于电影的问世，詹姆斯·乔依斯感觉到了故事不再是小说专门的优势；正是由于自然意义上“熊”的消失使威廉·福克纳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历史小说家”。
在五十年代末布鲁塞尔的一个圆桌会议上，罗布－格里叶是这样为他的“新小说”进行辩护的：法国的资产阶级迷恋于巴尔扎克式的物的世界，巴尔扎克的物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含有特殊的社会学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他篡改了真实，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就必须恢复物的本来面目。[1]他的这一论述可以解释，为什么罗布－格里叶写了那么多的以物为主角的小说。我们暂且不去考虑他把巴尔扎克与资产阶级趣味划上等号是否合适，至少，他对物的概念的思考，尤其是他对于物化世界的强烈的批判姿态，是有理由的。问题是，罗布－格里叶对于真实的近乎疯狂的强调在今天的现实中已经足以构成反讽了。另外，对现实世界采用一种完全决绝的姿态（这也是现代主义小说共同的姿态）也显示了天真的一面：你还没有来得及抛弃世界，这个世界就抢先一步把你给抛弃了。
在当今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包围着我们的物，已不再是一个对象，而是极大地被文化化、富有象征意义的一系列符号游戏的一部分。由于符号游戏的复杂化，想象力的介入，消费也就变成了奇观，或者变成了生活本身的精萃。与此同时，文学艺术的消费方式——观看、聆听或阅读过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欣赏一部电影的过程，不仅仅与作品本身有关，它是由一系列商业、文化操作作为前奏，由电影院的成套“舒适”服务相伴随，由观看电影所获得的满足感三部分构成。同时，观看电影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广告宣传的确认或质疑过程，不论是确认还是质疑，无形的控制都将始终存在。一部小说的阅读过程也与此类似。欣赏与阅读方式的变化，必然经过市场这一中介，对写作本身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与一个商业性的咖啡馆一样，它们既然瞄准了一个特定的消费群体，就必然希望将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举例来说，对一个西方的消费者来说，他（她）对《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会有怎样的观感呢？系列符号的意义是如何组合并试图尽可能多地打中那些潜在的观众的呢？这一符号系列包括同性恋、东方色彩、政治色彩（文革），富有亚文化特征的京剧艺术，当然还包括绚丽的服装和京剧曲排改编而成的音乐。欣赏的过程既包括对奇迹的赞叹（中国原来是这样），也带有优越感的满足（中国原来这么黑暗），最后还有震惊（啊，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好的服装、音乐和艺术）。我并不想否认《霸王别姬》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我当时所关心的是，这部影片在西方所获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会反过来刺激并改变中国的电影创作或生产。基于目前的文化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以无需在此提供答案了。
我们经由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突然步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社会，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性空间突然置身于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会不会感到有点晕眩？有那么一点不真实？原先所支撑我们写作的那种朴素的激情是否已经减退或不复存在？在这个多少有点暧昧的时代中，一切都不再是条分缕析的，没有一种事物是单纯的。不管我们对这个时代感到舒适和安全，还是焦虑和厌恶，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个生存的大背景，文学写作尤其如此。


2．经验与独创性


在写作课上，当我把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目录发给学生的时候，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没有村上春树。坦率的说在这之前我没有读过村上的任何作品，我只能含糊其词的反问，为什么必须有村上春树？但课后，我还是立即找来了《挪威的森林》读了一遍。这部作品的好坏暂且不论，阅读却使我获得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许多学生作文的叙事学来源。我知道，对于初学写作的作者而言，模仿是难免的，对于学生而言，模仿甚至还是必须的，而且即便作者模仿了村上春树，也不能说明他的作品就毫无价值。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匹克威克外传》模仿了《堂吉诃德》就从而否定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在于，那些村上春树的仿作不是观念上、文体风格上的启迪或借鉴，而是经验的挪用。我惊叹于这种挪用竟然没有明显的斧凿之痕。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界曾经有过一场“从阅读到阅读”的小小争论。这场争论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形成多大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巨大的变化使这个问题本身被迅速消解了。在当时，在有些学者的笔下，“从阅读到阅读”指的是作家将自己封闭于书斋之中，阅读成了个人经验最重要的来源，通过阅读获取写作的题材，通过写作过程形成新的文本，然后再被他人阅读，如此构成了恶性循环，造成了文学创作的贫弱，以及写作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疏离。他们提出的最合适的批判对象就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尽管这种批评包含着一些误解（我们不能因为博尔赫斯博览群书就一口断定他的作品与阿根廷的现实社会毫无关系），但这种批评的意义在今天仍未过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的争论与质疑在今天已变成了理所当然。有些村上春树的仿制之作干脆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东京或京都，主人公的名字也是日本式的；在时下流行的网络小说中，“村上语体”更是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想揭示写作活动在今天的特殊意义、功能和可能性，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经验－－这个被认为是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写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由经验这个因素，我们顺便还可以考察一下“个性”或者说被无数创作者奉为圭臬的独创性在当今所面临的境遇。
1950年，威廉•福克纳在他的一篇演说中这样感叹道：精神性的东西已不复存在。人们所描写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内分泌。他们所写的失败是一无所失的失败，他们所描写的胜利没有希望。[2]福克纳所针对的是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元气大伤的恐惧和精神上的麻痹，但我觉得这段话用来描述今天的文学现实也许更为合适，精神性的东西的消失显然是与个人自主性的丧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整一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再重要，为统一的消费、娱乐、工作方式所限制的个人，他所发出的声音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一切都是合理的，一切都将被允许和接纳。现代主义所标榜的批判方式和拒绝姿态，恰如瓦尔特本雅明所预言的，只是让自己更深的陷入到“离群索居”的状态中去。我们即便不能说，这种批判的功能已丧失殆尽，但至少也已是强弩之末了。
在我看来，经验这一概念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一系列发生在个人身上的遭遇和事件；其二是针对这种遭遇和事件的感悟和思考。约瑟夫•康拉德和麦尔维尔都是描写海洋小说的伟大作家，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航海经历和常年累月的水手生涯。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历险，同时他们也有足够的余暇（比如说三十年）将这种经验转化为故事或小说。在今天，经验生成的空间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已被大大压缩了。李白、杜甫时代的一位诗人如果去走一趟蜀道，往往历经数月，历尽磨难和艰险，而且还有可能会瘐死于旅途。而今天，同样一段路程只需要两个小时，从物理或位移的概念来说，不同时代的旅行者完成了同样原距离，但是从经验上来说，现代人只不过从一个宾馆来到了另一个宾馆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经验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也在迅速下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交流方式所决定的。在遥远的过去，交流意味着个人经历、趣闻、见解的交换。在那样一个时代，最有资格讲故事的人，往往是水手和远游者。因为他们经历的最多，讲故事的人在朴素的意义上开始确立早期的权威，他在经验上的优势提供了某种可靠的保证，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对人有所指教。一个简单的题材他可以写上一辈子；一个带有作家本人特殊印记的叙事方式，他可以终身受用，无人提出异义。而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经验”几乎是一样的丰富，这不仅因为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都依赖于同一个资讯网络，而且，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梦想本身都在相互模仿。资讯、新闻和传播业的突飞猛进从表面上看，使得交流的途径和方式、内容都极大地丰富了，但实际上却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经验的交流状况每况愈下。你当然可以把带有个人色彩的遭遇讲给你的同事们听，但他们昨晚早已被互联网上的同样内容弄得头昏脑胀；你当然可以去写《鲁滨孙漂流记》一类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往往只有当读者想换换口味时，才会屈尊聆听。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个人经验已毫无用武之地，而是说单纯的个人经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只具有一般程度上的参考价值。事实上，现代的鲁滨孙式的故事我们常有耳闻：你由于海难在茫茫大海上求生，最后漂流到一个小岛上，战胜了生命的极限从而存活下来，你的故事题材也许有可能被好莱坞的制片商们花一百万美元买去，拍成一部电影。但制片商们所欣赏的并不是你的生死体验和种种感受，或者像笛福那样的寓言故事，他们所关注的是事件作为一个奇迹被消费的可能性，是被海难连篇累牍的报道所激发出来的大众的好奇心（我们在前面说过，消费时代的物是被当作奇迹来展示的）。
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故事相对于即用即弃的消费信息来说，其受关注的程度也在降低。《费加罗时报》的创始人维耶梅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于我的读者而言，拉丁区一个顶楼上的火灾，要比马德里所发生的革命重要得多。与此同时，被用来消费的“故事”与个人经验之间的紧密关系早已松动：故事的生产方式仅仅依赖于一般意义上的“故事模式”──这种模式从成千上万的已有故事中被抽象或提炼出来，利用故事基本要素进行任意组合，以产生喜怒哀乐的各式“情节”，从而服务于阅读和消费市场的需求。
当然，经验可交流性的降低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早期的小说，无论中国的传奇、话本，还是西方十八世纪的小说，作者从不忌惮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也从不会在乎所谓的“教谕”是否会损害作品的“美学内涵”或文体形式的和谐。他们一方面通过作品的叙事代言人传达作者的主观意图，同时作者也会直接现身，对作品中的人物评头论足；对作品本身发表意见，提供判断。赤裸裸的说教，充斥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作者从未想过放弃对他读者指点或劝说的权力。当然，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谁也没有觉得这种说教和规劝有什么问题。即便是《灯草和尚》、《痴婆子传》一类的纯粹的“色情小说”，也绝不会缺乏道德说教；而斯特恩、奥斯汀、笛福的小说更是如此。18世纪后期，尤其是19世纪以来，在西方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异样的声音开始出现，并逐渐的变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戒律：作者在作品中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总是不可取的（福斯特）。从这个戒律中已可以看出后来巴尔特所谓“作者已死”、“作者退出小说”、“零度写作”等一系列口号的雏形。西方小说史，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作者的声音从作品中逐渐退却的历史。从文体演变的结果来描述这一进程，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假如这个进程的确存在，那么它与经验的贬值进程是互为因果的。
在大批量的文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当经验不再是故事生长的必要前提时，作家个人通过经验和经历所感知到的“真理”或“真实”在表达的过程中的理所当然的自信心，亦受到打击。同样的道理，简单意义上的“独创性”和“个性”也不再是作品成功的必然保证。在今天最卖座的影视剧故事总是以系列剧的面貌而出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所谓系列本身就意味着经验的重复和借用，但观众对这种重复并不反感，甚至重复成了一种必要的东西。制片商们知道，观众在欣赏没完没了的007系列或寅次郎系列的时候，他们不在乎更换演员，但故事和情节模式是不允许变化的。
由于新闻传播和各种资讯的泛滥，个体与个体之间所拥有的信息彼此渗透，犬牙交错，互相影响、重叠，这就导致了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之间关系的新的变化。结构主义所提出的互文的概念在今天的文学现实中，不啻是一个绝妙的反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文本的生产依据同一个信息共同体，同样的趣味，同样的市场消费原则，从而形成真正的“互文”。
我并不是说，差异、独创性一类的概念对于写作者来说，已不再重要，我想说的是，保持这种差异和独创性在今天的现实中将会变得空前的困难，作家对于现实进行干预的努力也许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作者干预生活和现实的努力的衰退、作者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的退却、小说说教功能的丧失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现代主义小说，实际上也从未放弃过干预和说教，只不过这种说教被巧妙的伪装起来。假如当初的伪装是一种权宜之际，而今天作家们却几乎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说，一切都在相对主义的范畴内展开：真理希罕，但供过于求；我们对人对已都无可奉告，无可指教，写作变成了一种习惯，写作的目的与商业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暧昧了。



3．“真实的”与被“过滤掉的”


“活在真实中”这是近来较为时髦的一种说法。这一命题的意义及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如果我们把“活在真实中”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面对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真实”究竟是什么？
在林妹妹和焦大各自认定的真实中，是否存在着某种同一的、恒定的内容？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哪一个活得“更真实”？就我们目前所面对社会现实而言，一个农民的“真实”和股票经纪人的“真实”固然不同，具有同样宗教、哲学、文化观念的人来说，社会地位、职业的不同亦会导致对于“真实”的不同想象。《金刚经》从根本上拒绝承认尘世生活的真实性，在休谟和叔本华那里，即便“真实”是存在的，它也是不可知的、神秘的。而普鲁斯特则认为，“除了感觉”之外，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真实”（他显然认识到这种“真实”在认知上的困难和易变）。《追忆似水年华》致力于一种“感觉”上的稍纵即逝的真实，这种真实只是存在记忆与飘忽不定的时间之中，通过记忆的中介物的“唤醒”功能，让我们在不经意中“感觉”到它的存在，从而使我们的现实情感得以升华。问题是，普鲁斯特的经验和表述方式，在当今的生活中是否有效，又成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回忆”或捕捉真实的那个“主体”，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即便普鲁斯特本人足不出户，用“软木”将自己囚禁于卧室或书屋之中，他“公子哥”般的生活记忆、略带病态的抒情诗人的气质以及瓦尔特本雅明所称之为的“当代精神生活的精髓”，三者之间仍然能够保持一种有机的联系。在今天，这个“主体”面临双重的困境，其一，各人特殊的遭遇、经验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其次，“主体”本身在商业市场化这个运行机制中已经不太可能全身而退，保持那份宁静、闲适和从容。也就是说，这个曾经自信、统一的“主体”如今早已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
罗布－格里叶在五十年代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橡皮》的小说。在作者看来，庞大而无形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在运转的过程中，把个人的自主性、丰富的个人情感以及个人生活本身一并擦去了。这部小说基本上延袭了卡夫卡的那个主题，只不过他把它简单化了。罗布－格里叶进而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所谓的“深在的真实”，他与萨罗特一起致力于发现日常生活平静外表下湍急的水流或漩涡，以及被日常生活所覆盖的“潜对话”，从而建立起作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批判关系。
由“橡皮”这个比喻而产生的动作联想，我想就是“擦去”，背后潜在的思维逻辑仍然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老牌殖民主义者赤裸裸地进行文化灭绝之时，他们所用的办法确实就是“擦去”，假如一个国家或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实行种族灭绝，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入侵、屠杀、奴役和征服，最极端的办法是毁灭掉这个国家的全部的文化记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征服者一旦成功，首先想到的就是烧毁国家图书馆，取缔语言文字。除了这种极端的例子之外，对人类表达真实构成严重威胁的力量，还有书籍、新闻、报刊检查制度以及国家机器本身等等，它们对“真实”所采取的惯常做法也许还是“擦去”，它是外在的、人为的、强硬的、武断的、易于辨认的。今天，书报、新闻检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完全废止，国家意识形态的偏见仍然普遍存在，同时，另一个威胁也已悄然出现，它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选择机制。市场的威胁要隐蔽和诡谲得多，它所采用的方式不是“擦去”,而是“选择”和“过滤”。我觉得市场本身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过滤器”，它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无需强硬的打压和限制，它只需要“无视”就足够了。所以，市场对“真实”构成的威胁是隐蔽的、无声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公平、合理、公正”的。它对文化历史记忆的删改、过滤和干预也是悄无声息的进行的，它没有狰狞面目和外表，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市场逻辑的筛选机制无孔不入。

意大利学者兼作家昂贝托·埃柯曾谈及到这么一件“真实”的故事：有个名叫横山子的妇女变成日本明星，但此人却不存在。她是用电脑拼凑剪裁的形象以代表二十岁妙龄女子的最佳风韵。对于几乎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而言，这似乎没有什么新鲜，问题在于，很多观众在确切知道了她的“电脑人”身份之后，仍然给她写信，以示爱慕。[3]这个荒唐的事件在今天的社会中并非绝无仅有，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在埃柯看来，虚拟现实的危机之一是导致了真实与幻觉之间界线的彻底混淆。一个英雄数千次地遭受汽车辗压，最后奇迹般的毫发未损，这是街头游戏机和电脑动画中常见的内容，这个“事件”对于一个心智正在发育的儿童来说，已不是什么“科幻”，它就是经验和记忆本身。遥远年代的英雄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传奇经验，历经艰险的种种业绩在今天已经被出镜的频率所代替。戴安娜能够成为道德楷模，莱温斯基能够成为西方社会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比尔盖茨能够成为当代神话的主角，一点都不奇怪。现代科技和传媒能够随心所欲的制造英雄和奇迹的时候，当消费物也成为一种奇迹被确立起来，传统意义上的“奇迹”的价值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现代科技、传媒以及市场运行机制，把“舒适”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它也必然导致对于现实、历史文化记忆的过滤和删改，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如果家里死了人，他的遗体要在家中存放数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尸体停放的地点一般是在堂屋或卧室，活人与死去的人共处一屋，死亡的景象与记忆会长时间的折磨的死者的亲人。然而在今天，当亲人病死在医院，有专业的殡葬人员给他（她）解剖、化妆、整容、火化，在死亡的整个过程中，有些亲属连死者的面都没有见过。我并不是说，今天的死亡完全不真实，而是说我们在面对一个真实的死亡个案时，舒适、卫生、简便、科学、经济等一系列原则实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死亡本身变得不真实，或者虚幻起来。在传统小说中，“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眼帘”这样的句子所包含的悲剧意味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因为今天大部分死者的眼帘都是由别人（比如医生）合上的。在过去时代的战争中，为了使后续进攻部队的士兵（尤其是新兵）不至于被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吓破了胆，对尸体进行随时掩埋是有必要的，这可以看成是早期的指挥官对战争残酷状况进行过滤的一个常见的例子。现代的高科技战争当然已不再需要这种笨拙的“过滤”，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战争与游戏已没有什么区别。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历史的书写和选择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什么东西可以进入历史，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历史教科书，这一过程会对整个人类的记忆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种记忆是真实的吗？

我们也许可以把现代科技与传媒手段所制造的虚幻之境称之为“不存在的存在”。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我想就是“存在的不存在”。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偏见，每天都在造就这样的“不存在”。没有人去关心非洲某一个土著部落中人的生老病死；偏远乡村的一个农民即便有幸活到一百岁，他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来说，他仍然是不存在的。当代社会的一个隐秘逻辑是，不被人知晓就意味着不存在。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徒手攀登摩天大楼的年轻人，那些制造电脑病毒用以攻击最核心数据库的天才少年，那些在广州、上海邮寄白色粉沫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人，一批又一批在作品中制造耸人听闻的信息以便使读者大吃一惊的作家，他们都在呼唤“存在”：“我要被这个世界知晓”，“我要存在于（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这个世界上”。所以个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也许还不是死亡和毁灭，而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你活着，但实际上却并不存在。

4．结论

今天的写作者，也许不需要特别的智慧和洞察力，就能够了解写作在当下的现实背景中所面临的基本境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看到这一现实之后的一系列反应：写作有何意义？写作的激情如何维持？我们究竟应在何种意义上看待今天的叙事文学以及未来的前景？当我试着就这些问题说出一个差强人意（或者仅仅令我自己信以为真）的答案时，我发现自己要说的话其实十分简单。
从整体上来说，今天的叙事文学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份额”、重要性、受到关注的程度和影响力的确已大大降低。但我们在作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是把十九世纪叙事文学的“黄金时代”作为比较的对象，实际上，叙事文学在十九世纪的辉煌仅仅是漫长文学历史中的个别现象。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文学史，就会发现文学在今天并未受到特别的冷落，甚至你只要愿意，还可以找出一些相反的例证来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从来不会认同“小说已死”这样一个简单的说法。在福楼拜时代甚至更早，作家们就已经开始发出这样的哀鸣了，这没有什么新鲜了。马尔克斯把《百年孤独》的手稿交给出版商时，拉丁美洲的文学界也弥漫着这种哀鸣。马尔克斯本人也深受感染，当出版商将初版的印数（8000册）告知作者本人时，马尔克斯由于吃惊而愤怒了：“印得太多了，你们根本卖不出去。”结果这本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仅在拉丁美洲地区就销售了数百万册。当然这也是一个特例。
卢卡契曾经指出，只有当主体从封存于记忆的过往生命流程中窥探出他整个人身的整体的和谐，才能克服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对立。当今的写作者在考虑写作与现实、个人经验与全球化时代的市场机制、真实与幻觉等一系列问题时，尤其需要这样一个整体性的历史的眼光：从空间上来说，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版图，必须把西方文学与中国、拉美、非洲、印度等地域的文学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系统中，考察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一个中国作家而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它与其它地域文化空间上的内在联系。从时间上来说，应当把消费时代的文学放到整个叙事文学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尽管市场化的进程本身非常值得研究，但仅仅把目光投向市场，只能导致判断上的偏失。目前的一个中国写作者，最容易想到的应对之策，往往是拒绝和迎合。拒绝的结果是使文学陷入到更加“孤绝”的境地，实际上是等于主动放弃作家对社会生活明显或替在的校正和干预，放弃了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使命，这样也就取消了写作本身的意义；而“迎合”无异于饮鸩止渴，更何况我们知道，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迎合的，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忘记威廉•福克纳曾经发出的警告。
现在已到了在更广泛的领域彻底抛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时候了，这种二元对立包括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实诸如此类。在这方面，李陀先生在他的一篇谈话中已做了重要反思。[4]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使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资源，并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写作视野中去，真正建立起个人与现实的有效关系，从而确立一种整体性的写作观念。当然，我所说的这一切，并非是简单的综合，而是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创造性的工作。任何一个传统都是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得以延续并丰富起来，并维持它的活力。人们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创新，才能克服个人与现实关系的严重对立，重新唤醒写作的激情，并最终解放写作的想象力。


注释

[1] 罗布－格里耶：《现实主义与新小说》，收入《“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崔道怡 等编，工人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2] 威廉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收入《福克纳作品精粹》，陶洁 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第507页。
[3] 昂贝托 埃柯：《姑妄言之》，参见《末世谈》，燕汉生等译，中国文学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第一版，第259页。
[4] 李陀《漫说纯文学》，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