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你所不知道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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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你所不知道的全球化
作者:翟玉忠    文章来源:新法家    点击数: 24    更新时间:2007-9-20
从大英帝国古老的自由贸易理论到今天的全球化理论,在人类经济史上,话语权似乎是一切霸权的基础。
对于那些将“全球化”当作口头禅的经济学家们,就如同宗教社会里上帝的地位一样,全球化被奉若神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比如我们眼前的电脑吧,CPU来自美国、液晶显示屏核心组件来自日本,又在中国组装,最后还要装上美国的软件,铁证如山,这不是全球化又是什么?!
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被炒得洛阳纸贵之际,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打破跨国大生产的全球化主旋律——就如同十九世纪末“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一样(分别指的是经典物理在光以太和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能量均分学说上遇到的难题,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伟大革命),今天全球化理论上空也悬浮着两朵“不祥之云”。
第一朵乌云是中国企业买美国企业老是碰壁(联想收购亏损而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IBM全球PC业务算是幸运了)。最近的例子是“中国公司收购希捷”的传言。传言的始作俑者是《纽约时报》。它在8月25日报道说,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美国希捷公司CEO威廉·沃特金斯(William Watkins)透露,一家中国企业有意并购希捷。于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官员马上指出:“这(指硬盘——笔者注)显然是电脑系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收购意向应当得到全面评估,以便确定我们所承受的风险。”
这不禁使人想起2005年中海油以185亿美元现金竞购优尼科的往事。本来全球化的市场中,中国人出价高,竞购成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美众院却以398对15票的压倒性多数将这笔交易给否了。这多少让那些天天口诵“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学家困惑——原来,世界市场中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价格,而是政治意志。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石油涨价后,赚得钵满盆平的沙特阿拉人也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傻乎乎要去买美国企业,美国人明确表示,买美国国库券行,买美国企业就是不友好的行为。
全球化的第二朵乌云是中国人去美国越来越难了,前不久还引起了陕西师范大学一位要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教授的抗议。这位先生描述自己被拒签时的感受时说:“签证官立即扭身操作电脑。迅速扔出我们的全部材料:‘对不起,我无法给你们签证!’我们握着材料木然转身。我回身又走到窗前平静地说道:‘我是洛杉矶会议的三位组织者之一,请你看看邀请函的署名。我不能与会,会影响会议。’签证官大声叫(我不愿使用‘咆哮’这个词):‘我已经做出决定了!’事情前后仅几分钟,我们连一句辩解讲话的时间也没有。”
说去美国越来越难是恐怖分子闹得也罢,反正国际旅行社的朋友们老是抱怨签证难签。不仅是美国,西方所有发达国家的反移民倾向这些年都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看来拉登无论怎么神通广大也很难能成为这一普遍现象的替罪羊。
那么,在报纸杂志白纸黑字、电视主持人侃侃而谈的背后,“全球化”这一概念是由谁推动的,其真实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一、“全球化”概念是美国地缘战略家的杰作
现代全球化理论最早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美国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创建的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三边指美国、加拿大;欧盟国家;日本)所提出来的,目的是促进美国及其盟友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后来,经过美国媒体、学者和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大力推广,再加上发展中国家一些学者的鹦鹉学舌,这一概念很快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常用语。
在三边委员会官方网站(www.trilateral.org)的组织简介(About the Organization)中,我们能读到下面的文字:
“70年代初给三边委员会的创立者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断增长的互相依赖’已经深化为‘全球化’,作为(同其他主要国际组织一道)更广泛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三边国家共享思想和领导力的需要不同消减了,而是加强了。与此同时,他们的领导能力必须考虑到国际体系的戏剧性变化。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成熟和分散的时候——三边国家的领导任务需要同其他国家一道完成。”
那么三边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机构呢?
三边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由美国最有权势的国际银行家、大通曼哈顿银行前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发起创办的。它在纽约、巴黎、东京设有三个总部。第一任主任就是布热津斯基。此君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加拿大度过了自己的成长岁月,在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时,他的研究领域是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和斯大林。1959年,布热津斯基接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随后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时候,布热津斯基成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和卡特首次宣布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1978年,布热津斯基前往中国,开启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其行为极不光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布热津斯基是美国主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家之一,其著作甚丰,有《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灭亡》、《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等。
表面上三边委员会是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十四个国家的民间组织,实际上是西方国际金融财团及其控制下的跨国公司的政策协调机构。它对美、欧、日三边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体系、金融、贸易、能源、国际关系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以协调它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并对各自的政府施加影响。美国在卡特任总统期间,总统、副总统、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都由三边委员会成员所占据,总共达二十六位之多,实际上三边委员会在美国对外事务的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西欧、日本等各国政府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里根的政策顾问和在里根政府中任要职的三边委员会成员也有七名。
三边委员会成立以来,它的建议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所及如1975年开始至今仍在进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国际金融制度中的弹性汇率、、西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对华政策的转向等等。
2005年11月,三边委员会亚太区会议曾在北京召开。
二、 “全球化”是单腿独立的瘸子
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致我们难以为它找到恰当的定义。按照对全球化的一般理解,全球化首先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事实是,经济生产中的三个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只有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土地和劳动则被固化在民族国家之内。
我们以工业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为例,其基本流动规律是:那些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原料能源基本上是从其他国家流入西方发达国家,而知识密集型产品则是从西方发达国家流入世界其他国家。具体表现为,在工业生产中,为了制造制成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比如说单晶硅,集成电路等等都由发达国家垄断。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世界其他国家物力和人力资源的攫取维持着自已的高福利和高工资,而世界其他国家只能通过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能源维持基本的生活。更有甚者,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对当地经济生态的破坏,使一些国家的人民陷入了绝对贫困之中。
今天在世界不同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的内部,贫富分化已经发展到了阻碍世界市场健康运行的地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不过是这一社会痼疾在经济上的反映。
本来,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是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它会使经济这一复杂巨系统产生 “损有余补不足”的调节效果,进而实现全社会的均衡发展。根据商务部政研室处长杨正位博士提供的数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墨西哥工人移民到美国700万,另有300万在美国打工,其工资增长了8倍,周工资从31美元增加到278美元,同时美国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却下降了5%。印度尼西亚工人移至马来西亚后,每天工资也从28美分增加到2美元以上,增长了6倍;1870-1913年期间,国际贸易蓬勃发展,自由移民的数量也在飞速增长,从母国流向国外的移民使得低收入国家居民收入上涨的同时使高收入国家居民收入下降。如当时爱尔兰的居民收入上涨了32%,意大利28%,挪威10%;而阿根廷当地居民收入下降了22%,澳大利亚15%,加拿大16%,美国8%”。据专家估算,大西洋两岸的大规模移民,可以解释70%的实际工资趋同。(杨正位:《发展中国家应对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战略》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12&id=17054)
另据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870-1913年期间,移民比例高达10%,1870-1910年从欧洲移出6000万人;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民总数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也就是说,随着通讯和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流动不是更加自由了,而是更加不自由了——如果我们把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的自由流动看成是支持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三个足,那个今天所谓的“全球化”至多不过是单腿独立的瘸子。
三、“全球化”背后西方文明的劣根性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主要是信息技术平衡了世界经济的竞争,全球变得更加平坦了。但弗里德曼和西方经济学却无法解释:外包信息技术只能给印度12亿人口中的100万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只支付那些雇工以在美国同等工作1/15到1/8的工资。
一百多年前,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他的《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中曾经指出,假如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自由移民,那么肯定会有一些国家变为荒漠,因为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或许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这里的人口将全部移民到其它更适合居住的国家。但是由于现实中没有移民自由,所以在这些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有了国际贸易,由此大卫·李嘉图深入阐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
这里,李嘉图看到了现代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形成的最本质力量:劳动力流动的不自由。
当我们考察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明就有对平等公正的强烈诉求,但在现实层面,他们却通过划地为牢的办法阻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最贤明的哲人都认为没有公民权的奴隶是天生地义的,他们像骡马一样,只有劳动的权利,而没有公平享受经济成果的权利,所以西方文明核心组份:阶级、公民、选举权等等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体系建立的。
而中华文明不是这样,她是普世主义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阶级、公民这些概念。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阶级”一词的原意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按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财富的社会系统层级,而不是个人贵贱、贫富身份的象征。进一步说,中国传统的社会系统层级组成是流动的,而西方文明的社会层级组成则体现出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有时更多的体现在民族(城邦)国家内部,有时则体现为不同国家之间。《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动地描述了国人传统的百姓均平思想——中华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五千多年来东亚大陆上不同民族劳动力自由流动、自由通婚的结果。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分两期刊出了一篇名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其中谈到中国与欧洲社会结构的不同时,梁启超指出了两点,一是欧洲自罗马以后仍为列国,中国自两汉以后永为一统,二是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对于后者,他明确指出,中国分国民阶级之风历来不盛,至汉以后,尤绝无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见惯。魏晋九品中正制虽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流弊,但这并不是创立该制度的本意。至于唐以后设科取士,下层平民更是可以“平地青云”。虽然还有皂隶奴才不许登仕版之禁,但这些人其数甚微,不能目为一独立阶级;西方有阶级社会只会使社会一小部分人享受政治经济文明成果,而无阶级社会会使社会更为平等。他认为无阶级社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无阶级之国民,一般享受幸福,固为文明进化之一征验矣”。(《饮冰室合集》 第一册,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
从西欧到北美洲,今天,在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反移民的浪潮高涨之际,西方城邦文明那种排外的、非融合的“单细胞特性”再次显露了出来。如果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全人类平等的福祉,那么人的自由迁移就应成了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当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同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得到同样的薪酬,当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和美国的软件工程师享受平等的待遇的时候——全球化才具有了它本应具有的政治经济学内涵。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意味着人类在政治经济上真正的平等,那不就是亚当·斯密 “世界公民”的向往吗,不就是孔子“大同世界”理想吗——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世界不仅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范畴,甚至超越了西方文明架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