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为何敢于评论一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9:56:30
这个时代太缺乏“敢言”的韩寒

韩寒批评魔术师刘谦是带着一群托儿“忽悠”全国老百姓。

韩寒以博客为阵地,对各种公众事务、新闻事件发表辛辣独到的见解,被媒体奉为“知识分子”。

韩寒与刘谦的口水战神秘地被平息。
韩寒们被民众视为自己的“代言人”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50名知名知识分子榜单。近来,有媒体也把八零后作家韩寒归类为“敢言知识分子”。韩寒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另类”,高中辍学,成为畅销小说作家和赛车手。其实,韩寒的辍学正好让其免受传统教育模式的毒害,看问题的视野更为无拘束,更为开阔。 此外,互联网的发达为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他以博客为阵地,对各种公众事务、新闻事件发表辛辣独到的见解。逐渐被很多人奉为精神偶像。在当今的中国,类似韩寒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追捧,就在于他们独立而大胆的声音在当下显得十分的稀缺,他们被民众视为“代言人”。
相比之下,专家们却普遍“失声”
而在众多领域,本来很有发言权的专家们,却受到各种力量的掣肘、或者本身受到利益诱惑,缺乏独立性,面对事务普遍“失声”。例如在医疗领域,医院院长们不会站出来自揭家丑;在教育领域,大学校长们也不会痛斥高招问题。这让公众转向了虽然没那么专业、但敢言的知识分子。如今的环境下,仗义执言之人本来就不多,能谈出有信服力观点者更是少之又少,一旦有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更多的媒体会吹捧他们,其影响力也就再度倍增,受到更多人的追捧。
在传播学上,有一个“沉默的螺旋”效应,当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发出某一观点,并得到了舆论的广泛认同,即使有人持不同意见,也会因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太弱小而变沉默,甚至转而支持知识分子们的观点。在此效应下,知识分子们信心会更加膨胀,敢于评论一切。
韩寒和刘谦的PK,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寒评论魔术,确实是一个不懂魔术的“外行”评论“内行”,露出破绽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并不鲜见,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有知识分子站出来评论称,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这与世界主流的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相悖,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论据支撑,评论自然显得外行和苍白。
如果仅靠常识去批判,“韩寒”将不敌“刘谦”
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是通才,可以跨越不同的领域针对社会而发言。而如今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异常复杂,人文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掺杂在一起,假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仅仅凭“常识”实施批判,在事务上,韩寒等敢言的知识分子(民众“代言人”)很难与刘谦之类的技术专家(他们往往是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竞争。无所不能的知识分子,在技术专家面前评论专业问题,很容易被抓住破绽。 而现状却是,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众多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因专业知识不足,靠“常识”发表观点。
王小波曾说:“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当今世界变化之快,很多问题远远超出常识的解释半径之外。即使是常识管用的地方,由于各人的经历不同,他们所拥有的常识经验也不同。谁也不可能拥有对常识的最终解释权,一切只能取决于领域中公众之间的理性讨论。
“韩寒现象”,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韩寒等媒体型知识分子对一切问题发表评论,其实凸显了中国专家型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性,从而把媒体型知识分子推到事件的“发言”前台。

学院型知识分子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

连岳是媒体型知识分子的另一名代表人物。

学院型知识分子代表贺卫方。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丧失独立性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其共性是普遍丧失了独立性。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西方知识分子非常注重其抗议精神,即坚决跟政府保持距离,不直接合作,它的自我责任是永远的批判者。
然而在中国当下,专家型知识分子首先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客观上的原因是,他们往往依附于某种体制或者机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不愿意抛头露面去评论自己擅长领域内的公共事件。好比说,如果有一个魔术专家站出来与刘谦论战,显然要比韩寒更有说服力。但我们也可以推断,这个人将很难在业内生存下去——因为他触动不只是刘谦,而是一个体制。
主观上的原因是,专家型知识分子往往是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维护者。他们如果“发声”,也只能是体制的代言人,或者,他们只有选择沉默“失声”。
媒体型知识分子:缺乏专业知识,评论沦为“八股”
在当前,经常“发声”的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不以专业见长,主要以媒体或网络为平台的媒体型知识分子,如韩寒、连岳等;一类是既从事科研或教学,同时又跨界于媒体或网络发表公共意见的学院型知识分子,如贺卫方、汪丁丁等。
媒体型知识分子或曰时评家,其长处在于熟悉新闻事实,了解现状的流变,因此对新闻价值更有体认,对大众热点也更为敏感;其弊则在于缺乏深入的专业背景,其评论常常是“一招鲜”,如某著名评论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谈经济问题,就是“更多的市场”,一谈社会问题,则离不开“法制的进步”,加上“对权力的限制”,初看尚觉新鲜,久而久之,就难免有八股之嫌,不客气地说,今日的时评,已有相当之高头讲章气息,让人敬而远之。此外,受限于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以及自身水准,媒体型知识分子常常陷入为评论而评论的窘况,不仅容易浮于表面,甚或强作解人,贻笑大方。
学院型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基层,视角过于单一
如前所述,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性,因而少数敢于从公众立场发言的学院型知识分子显得更加稀缺。然而,尽管学院型知识分子具有专业背景,但其所涉及的话题却大多越出了其研究范畴,与媒体型知识分子相比,学院型知识分子的长处在于拥有深入的专业视角,常能道人所不能道,提供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洞见;其弊则在于身居象牙塔,与社会进程有所隔膜,因此易于陷入“片面的深刻”。学院型知识分子更擅长以观察者的角度,从外部观察社会现象,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不习惯从内部进行观察,对于最新也相对细微的社会脉动缺乏体认和敏感。
此外,学院型知识分子也容易画地为牢,对于话题的复杂性和利益关联有所忽略。几年前,围绕圆明园铺设水工膜引发了广泛的环保讨论,部分理工科背景的学者力证其并没有造成环境问题,但是,作为一项工程,不仅需要在各种并立的社会需求中作出平衡,也因其耗用大量的资源,而需要立项和审批上满足基本的程序要求,从工程学专业进行的论证,只应作为多重视角之一,而不能作为唯一的决定力量。
无论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均可谓是夹缝中挣扎,一方面是并不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则是随时可能汹涌的民意反弹。他们都有着自身特定的优势和劣势,需要在多重的困境中力争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