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蓉书香】《当中国统治世界》电子书在线阅读24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要治理的疆界太过广阔，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高压政策来行使其统治。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极其可观的。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武装力量确实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至少到20世纪初叶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依靠通过高压政治来强化服从观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当成国家的责任，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人士，都认?这种道德教义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层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书，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另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中国还试图宣扬对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那些它认为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

　　除了宗教控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后者是到19世纪末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所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欧洲统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体制可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和预防社会动乱。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是家族和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家族和血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家族或血统关系盘根错节，均以追溯男性祖先为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它们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关系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通常会排斥外姓人，因而也会造成社会的分化。
第3章　中国：动荡的历史和翻天覆地的变化（5）封建国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在于一种认知，即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这里也不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周王首次阐明他治理国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众要忠于天子的统治，宣称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

　　中国人的天子概念，不同于西方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子胜于一切，但他并非造物主。与西方人“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上天的子民通过道德获取力量，这一做法使人民不会质疑统治基础，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统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和经受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那时，上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天命已经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