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蓉书香】《当中国统治世界》电子书在线阅读18

然而，1500~1800年，经济停滞让位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适度繁荣。国家的粮食供应稳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省份移民安顿下来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包括一些新型农作物（例如玉米和花生）的种植，以及更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中国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长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时候，它还是呈急速下降态势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容易被忽视：它被中世纪早期的经济革命掩盖，经济增长也只是伴随着相对较少的新发明，远不如宋代发明创造的规模和成果，另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成为1800年后对所有经济体进行考量的最真实也最无情的标准。不过，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充其量只是经济大球场上中等水平的球员。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观察所说的：“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确实，一直到1850年，伦敦才取代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纪末叶，英国通过运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和本国充裕的煤炭供应，摆脱了日益增长的资源受限，但是中国一无所有，那么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可用资本，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参与棉花产业起飞的过程中，只消耗了相对较少的资本这一事实。尽管中国的商人无法享有英国商人那样的独立和权威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毫无疑问不会处于劣势地位。与欧洲相比，中国对投资的支持相对更少，但是中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市场的成熟度比欧洲还高，建立的时间也更长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8.3%~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在融合了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一种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机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一直在推进。”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国内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沉浸在陈旧的生产作业里。在英国，小规模家庭作坊被证明是后来工厂体制的先驱，而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水平至少与英国持平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经济逻辑揭示了家庭作业与工厂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英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带来中国的工业革命。
第3章　中国：动荡的历史和翻天覆地的变化（4）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它们对各自工业化进程时机的把握，而是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深刻的不同，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2 000年，而且其影响难以计数。毕竟，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欧洲模板显得那么贫乏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对几乎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政权统治。相反，政治权威转移到了许多小国手中。甚至在统一的进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欧洲仍然保持着分裂为多国家制度的特征。与此相反，中国从未丧失过帝国的国家制度，这种体系是经历了紧张的诸侯间争斗后显露出来的。实际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国，仍然或多或少地与其在清朝达到最大地理范围时所获取的国家保持着共同的边界。中国的平衡状态是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而欧洲则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团体。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