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把官场玩回2千年前

同志们，请别把官场玩回2千年前

作者：谢无愿 2010-2-20 11:31:08 发表于：博客中国

同志们，请别把官场玩回2千年前

谢无愿

这年头真是奇事不少。据《南方日报》日前的报道，最近广东南雄市在地方干部的选任上，已“正式建立老实人选拔任用长效机制，出台《选拔任用老实人办法》”。据称该《办法》的目的，是组织部门将老实的基层干部列为待察对象，并将其交流到重要部门、重点岗位，合格者将被重用，跳上地方政治龙门，以此“真正让老实人吃上‘定心丸’，放开手脚干事创业”；《办法》同时还规定了“老实人”的衡量标准，也堪称具体，包括“品行纯实、思想务实、生活朴实、作风扎实、绩效真实”，以及“生活情趣健康、恪守孝道、不邀功、不虚报政绩”等等。至于这类老实人的推荐者，当然是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两代表一委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与普罗民众无关。

僻处粤北的南雄市，这回算是露了大脸了，当然，它只不过是一颗棋子而已。一个时期以来，在高层以文件和舆论宣传形式，多次高调宣传要秉承“正确的用人导向”，大大抬举老实人之后，南雄的此举大概只是一种适时的呼应，或者是一种试行，较大面积的同类政策行为，可能还会出现。

在地方官场充斥腐化淫靡之气的今日，南雄的壮举，真是一则难得的美好信息！既然天将降大任于老实人，盼“青天”如久旱之望甘霖的民众，现在应该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近日一些主流媒体的评论，除了强调“应加强公开性”、担心老实人也会变之外，对此消息一如习惯地赞大于弹，可见此举是如何的“顺应人心”。

然而，读完报纸上并不甚长的相关报道，却不禁令人有时光猛然倒流之感------难道在一个自称崛起的21世纪国家里，对于涉及复杂社会管治任务的官员任用，又到了只能拿个人道德说事儿，又要重弹两千年前中国王朝“举孝廉”时代的调调儿吗？

咱们不能怀疑让老实人当政的某些良好动机，如果老实人真能当政，或许真能为地方带来某些德政。南雄当局此举以及近期高层的某些说法，其初衷大概也在于此。

现代政治生活中，官员选拨是极其关键的一环，与社会正常运行干系极大。所谓老实人或一个人的老实，本来不过是粗糙的道德评价。让老实人当政，树树正气等等，作为领导们的口号说说无妨，甚至作为一种政治伦理观念和作风来提倡也无不可，但要真正贯彻成为一种权力选择和运作的刚性机制，将发轫于两千年前的“举孝廉”那一套，用到一个亟待进行现代性变革的21世纪国家制度之上，这是否有点把玩笑开大了？

在汉武帝时期定型、推行的“举孝廉”（即“察举制”），流延中国政治史800年。作为具原始色彩的官员选拨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半期，“举孝廉”确实有其历史作用，不失为封闭的封建官僚体制吸纳社会贤才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即便东汉时期，一些人就已深知其副作用之大，东汉顺帝时的名臣左雄就曾针对“举孝廉”的种种弊端，多次上奏，指“郡守县令所举孝廉依己之好恶而定，因而，‘言善不积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构检者离毁。……朱紫同色，清浊不分’”，结果泥沙俱下鱼目混珠，造成吏治不良，走向了该项制度诉求的历史反面。其最终由科举所全面取代，也正肇因于此。

而在《南方日报》的报道中，人们看到的对“老实人”规定的衡量指标，所涉及者几乎全是个人德行上的要求，除了“务实”，更突出的是品性温良，却看不到对此类人还有现代政治素质与行政能力上的要求，显见其本意仅仅立足“以德治国”的立场，比之在选才上以个人道德声望与经学素养互为经纬的“举孝廉”，前者局限于一般生活伦理的特征，几乎有过而无不及。两千年过去，如今，面对政治民主的普世巨流，在一个号称开放的国度里，却来玩这种被前人弃置千年的东东，而且玩得如此奇特，不能不让人诧异，让人无语。

在这个的特定现实社会里，老实人的确也是一种可贵的社会“人力资源”。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老实人确实或多或少地能发挥其道德优势，有了老实人，世道人心才能有所维系，社会关系才能保持某种正面的引力。但是，也许偏偏在政治、行政领域，就不应以是否老实，来作为主要或关键的用人标准。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复杂的权力运作体系和现代行政效能要求中，个人道德水平与政治行政层面对官员素质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分属两个性质迥异的价值坐标。

咱们姑且不谈南雄在“老实人”选拨上的小圈子操作弊端，以及老实人也可以在特定的官场环境下变坏，或一个体制是否能容得下真正老实人当政等问题。单从一般人际关系上来看个人道德与官场运作的关系，此类做法似乎便大谬不然。

必须承认，作为上层建筑的两种主要形态，政治与道德相互之间是具有明显排斥性的。政治与道德完美合一，或者以个人良好德性带动良好的政治行为，那是中国儒学传统与神权政治下的虚幻臆想。就经验主义的角度来说，一般而言，一个德行出众的人，正是一个不能当政的人，因为德性讲的是恻隐之心，是道德情感，而为政者要干得好，主要依循的是原则、法典，乃至于突出的实用主义，这些都与温良的道德情感格格不入。朱元璋指责他的太子“仁弱”，仁则难免弱，弱则容易行政不力，谈何良好管治！好人多数难当好官，何时何地都如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或者反过来说，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要当一个像样的官，大概他就不能是一个标准的温良老实人。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如波拿巴•拿破仑时代的外交部长塔列兰、警察头目富歇，都是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极不老实，但拿破仑仍照用如宜，因为狡黠意味着能干，关键是必须把他们约束在合理有序的制度轨迹下，让道德上的平常人，乃至实际上不那么老实的人干公正的事。“政客”一词，之所以既堂堂正正，又带上了贬义，也出自这一原因。

在体制不做更新的情况下，硬要将老实人赶鸭子上架，其结果，恐怕时常不是行政无力、失责，就是好人变坏，成为“大染缸”的另类牺牲品。

当一个现代社会的政治、行政体系，只以（或只能以）德取材，尤其是以是否“老实”作为官员选拨的主要依据之时（即使不是唯一的依据），显示的恐怕不是政治伦理上的高尚与超脱，而恰恰是扭曲与本末倒置，至少是一种不愿与现代政治文化潮流接轨的狭隘。当公开民主选举这种真正能相对地选贤任能的机制被排斥，面对官场普遍的腐化与病态官僚主义，这是一种拮据，一种失措。既然阻拦社会性的民主制约与监督，试图通过“老实人”的选用来达到“自我治理”，能走出权力的既得利益迷宫吗？恐怕此一招数，最终也属画饼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