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尚同:从梁启超《思想解放》一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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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尚同:从梁启超《思想解放》一文说起 发帖人:除非 发布时间:2006-03-23

 

朱尚同 

去年从《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一书的引言中,见到一段话:“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作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


  的确如此。某些今人为之痛心疾首、说也说不清的时弊,“戊戌”一辈、“五四”一辈,乃至更早如郭嵩焘、严复等不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先哲们,早已一针见血指明过,而且比今人讲得更加清楚、明白。时间早已过了近百年,前人看到了,也办到了;或者希望后人能办得更好的事,我们却还在争论,有的甚而成了禁区。


  前些日子,为了教小外孙读一点科学、民主与宪政的好文章,买来了经济日报出版社重印的1946年叶圣陶等编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插说一句:恕我以古非今,也恕我三十来年任教师和教育行政工作干部的无知,因为我一读才发现,自1950年以来,中学语文教材的水准还没有赶得上这两套读本的)。


  读本中有一篇摘自1919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文章,题为《思想解放》。这篇文章也证明,我们今日的思想和作为,不仅未必都比前人更好,而且有的还在变本加厉地重复前人早已指明的错误。全文不长,照抄于下:


  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在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得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的时候,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经过思想之后,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圣人做学问,便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道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这便开了自己思想解放之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这便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启发,互相纠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那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试问那人若非经过一番思想,如何能创造出金科玉律来?我们既然敬重那人,要学那人,第一件便须学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摆脱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建立一家的学说;不然,这学说也算不得他的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学他这一点,倒学他的反面?我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只怕人人变为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过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的真价。倘若说某家学说不许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的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尽可以让青年纵任他们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们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做甚?若认为够得上算人心世道之忧,就请痛驳起来呀!只要彼此应用思辩的公共法则,驳得针锋相对,丝丝入扣,谁是谁非,自然见个分晓。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有什么用处?


  还有几句打破后壁的话,待我说来。思想解放,道德条件一定跟着动摇,同时社会上会发现许多罪恶,这是无可逃的。但说这便是人心世道之忧,却不见得。道德条件,本是适应了社会情形建设起来的。社会变迁,旧条件自然不能适用。不能适用的条件自然对于社会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种僵石似的装饰品。旧条件既然不适用,在新社会组织之下适用的新条件却并未建设起来,道德观念的动摇如何能免?我们主张思想解放,就是受了这动摇的刺激,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他们说解放思想便是破坏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释,且不必辩,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锁起来,试问他们所谓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旧道德早已成了“僵石”,新道德又不许商榷,这才真是破坏道德哩。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种原因:第一是不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了权威,不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的吗?第二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不免说得太过些。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把他们的话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人心世道的大君子,不要反抗这个潮流吧。


  梁启超(1873-1929),大家都知道,甲午之战失败后,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的先驱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一代宗师。他于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震惊了中国。梁的文章被公认为“笔端常带感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郭沫若说在梁任公的笔下:“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没有一个(人)没受到他的洗礼”。毛泽东早年曾因梁启超别号任公,也用“子任”作过笔名,可见梁一度是毛心目中的英雄。梁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打倒孔家店,却曾积极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四大自由理念。


  梁启超《思想解放》一文作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两年。如果此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稍加几个现代辞汇,以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大概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维新改良派梁启超1919年的大作吧!因为文意与1978年12月1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如此相似!可见梁任公在这些方面,比起那些思想僵化,一见到《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迫不及待打电话,痛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砍旗”的人,高明多了!


  随笔再举一件众所周知的往事。1919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和一些朋友都以为,蔡元培先生更比今日某些一见到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就视为异端的人高明多了。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这篇文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以光明正大写文章反驳嘛!当然也还要有“雅量”允许别人再反驳。如梁任公指出的“开社会思想解放之路。互相启发,互相纠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这也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开宗明义指出的,既然人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难道真要形成马克思痛斥的:“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么?从这里也可见今人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对待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见得一定超过前人,真正是前尘往事不绝如缕,并不如烟。


  如果也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其中的缘由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是因为人们对本国历史缺乏一种温情与敬意,而是抱着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总以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因而容易鄙视过去、夸大现实、迷信将来的缘故。在世界走向进步、走上民主和科学的大潮中,我们不能倒退。我们对过去,对今天在实践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过程中,对绝不可能一律的舆论,都要带着温情和敬意相互宽容和尊重。如1953年梁漱溟所要求的,养成一种文化上、思想上、素养上的“雅量”,对于一切言之成理的道理,不要动辄以“左”或“右”来分野,更切切不要将“左”一定尊为善或革命,将“右”一定贬为恶或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谓的“左”,恰恰是几乎将中国引向崩溃的边沿,而所谓的“右”,恰恰是比较正确的(整个前提错了,只能说是“比较”)。“舆论一律”之为害可谓大矣、极矣!而今而后,应当有责任、有雅量,允许公开地各抒己见,在解放思想的辩论中求得平衡和真知。这样才能尊重过去,改革现在,以开创未来的和谐社会,庶几无愧于“戊戌”、“五四”几辈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