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邵建：“社稷亦为民而立”(南方都市报 20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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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AA02 版名：时事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全国订报
《孔子》上映，引来对孔子的热议。朋友应约写过评论，电话聊及时，彼此有差异。于是建议我看电影，也写下自己的看法。不过，看《孔子》不若看孔子，《论语》可以读，电影就不必了。去年暑假，也的确把以前翻过的《论语》通读一过，所谓“读新书不如温旧业”，尽管未必常温。半年过去，我犹记当时读书的感觉，如借用太史公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和朋友通电话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历代帝王总是尊孔？朋友自有他的解释，我很认同；但尊孔原因非一，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孔子即儒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当然，如果细绎，孔子本人“人本”倾向大于“民本”，孔子更关心的是教人如何成仁，当然不是后来蒋中正意义上的“不成功便成仁”。成仁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并且是如何活。由孔及孟，儒家的“民本”倾向方才格外突出。我以为，历代帝王之所以看上孔子，便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民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
也许，这就是孔门不幸。到了20世纪，孔子成了靶子，批孔成了潮流。批孔的始作俑者，便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自《新青年》始，一个世纪的批孔，往往是和反封建、反专制联系起来：“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孔教不但为旧政治背黑锅，而且“为了倡导民主，我们必须反对儒学”，在新文化那里，儒学更直接成了民主的对立面。
帝王专制要利用儒学撑门面，那么，专制政治的账是否应该算在儒学的头上？儒学本身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不专制的一个，至少法家学说要比儒家更专制，而且也是它直接促成了以秦王朝为开端的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新青年》反专制不批法而批儒，不能不说是认知之误，它进入了历代(包括当时)统治者崇儒表象的误区。先秦儒家立足“民本”自不待言，法家学说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君本”。韩非说得清楚：“法者，王之本也”，君王制定法则，原本就是用来统驭下民的。历代统治者深得法家之真谛，但标举的却是儒家，何也？欺人耳目也。儒表法里，是历代帝王的统治诀。任何统治首先都必须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偏偏法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它恰恰又是儒家在政治上的用力。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故，历代帝王以儒为表或标榜于儒，不过是为自己的权力正名。至于统治者利用孔儒“必也正名乎”，且不得不利用，这非但不能构成儒家的罪过，反而昭示了它本身的正面性。尽管统治者的崇儒可以是欺骗的，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何欺之有？结果，《新青年》只顾揪着专制欺骗的外衣，却溜掉了专制不欺骗的身子。
更离奇的是，《新青年》居然可以把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学与民主对立，岂不知一笔写不出两个民。固然，民本非民主，但，此民亦彼民。一个学说既以民和民本为旨归，即使它可能非民主，但也绝不会反民主。何况从民本到民主，有一种内在逻辑贯通，并非遥不可及，我们似乎只能说“虽不中，亦不远矣”。进而言，在我个人的阅读中，至少我自己确实从原始儒家那里感受到原始民主的胚芽，像向为我们所诟病的宋儒，也即我们常说的孔教或孔家店，其中亦有古代民主的阐释空间。朱熹在集注孟子时，针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清楚地表述为“社稷亦为民而立”。请问，在国家建构的理念上，在君、民与社稷的价值排序中，这是民主还是君主？我们固不必把古代民主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等同划一，更不必以古代民主抵挡现代民主，但又何至于把带有民本乃至民主意味的儒家作为现代民主的死敌？颇富历史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那些被称为“四小龙”的国家与地区，既宪政又民主，但它们不但不反儒，反而崇儒。相反，按照《新青年》以彻底反儒的逻辑追求民主，是否追求到，那也只有让我们已经都看见的历史来回答了。
不看《孔子》谈孔子，我之所以抓住新文化运动不放，盖在那是一个世纪的反儒源头，直到今天仍流弊未肃、框架依旧。当然，孔学不是没有它的缺陷，不是没有它的消极面，比如权力者可以借它打德治牌并用以拒斥法治。但，正如不用像《新青年》对它全盘否定一样，我今天亦无意对其全盘肯定。就儒学的丰富性而言，全盘的方式是可怕的，分析的态度则为其必要。我个人恰恰是基于自己的分析，觉得儒学在主体上不但可取，而且可佩；所以，我个人愿意在此表示，我很尊敬它。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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