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反顽斗争失利原因浅析 - 飞扬军事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一是战略决策的层面，中央、中原局以及彭雪枫在决策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二是军事指挥的层面，主要是彭雪枫和四师在具体应对顽军的进攻中有什么失误和教训。

先谈战略决策问题：

新四军东进发展华中的战略，1938年已经成形并实施，确立该战略方向主要是因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

豫皖苏边区是联系华北、华中的要点，是苏北、山东的门户，控鲁、豫、苏、皖之要，扼陇海、津浦之交，是国民党军渗透山东、苏皖的必经之地，也是新四军西进和八路军南下的前进阵地。战略地位的重要，自不待言。仅就经济来说，涡河下游的税收每月达五、六十万，是安徽的大税收机关之一，萧县盐税每月也有八万元。但此地攻易守难，因为这一地区主要是平原，交通方便，村庄稠密，到处都有围寨、炮楼、水壕，山岳罕见，仅在萧县津浦路旁有一南北长约五、六十里，宽不到十里的东山。在砀山以南还有一茫砀山，周围没有二十里，孤立于平原上，山上无树木，军事上毫无价值。

彭雪枫部进入该地区之后，发展很快，1940年4月，毛泽东写信给彭雪枫，称赞说：“一年来，豫皖苏边区迅速得到发展，部队和和地方武装不断得到扩大，你们的工作很有起色，中央对你们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

当时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刘少奇在6月6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目的是“先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大体上解决苏北之任务，以后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东北问题”，这是一个“先东后西”的战略，是前述“东进发展华中”战略的延续。在此方针下，给予彭雪枫部的任务是“确实占领新黄河以东之豫皖苏建立根据地”，但“暂时不向南发展”，以免和桂系发生冲突。本月20日前后，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和六支队会师。6月21日，彭雪枫电中原局、中央和集总，建议留黄克诚和新二旅（两个团）在豫皖边开展局面，而皖东北、苏北、皖东地区，增加344旅8000人以及彭明治、朱涤新支队5000人当可应付。

6月22日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和中原局的指示中，告知“桂军5个师，李仙洲3个师，周磊3个师已集中皖西一带”，“桂军1个师已越过淮南路东”，“汤恩伯9个师连日由鄂开豫，正在南阳集中，不日东进”，判断要向“彭雪枫、张云逸攻击”，“时间约在下月中旬左右”。我军之应对方针则是令“彭雪枫、张云逸以游击战争暂时支持皖东和淮北两地”，保障“我苏北主力即须动手解决韩德勤”。

同日，黄克诚致电中央、集总和中原局，提出一个和中央及刘少奇完全相反的战略方针，即“向西发展”。因“根据华北经验，平原游击战争没有山地依靠，大兵团是很难生存的。为长期坚持华中斗争，今后华中主要应向西发展，使华中平原部队能依据大别山脉作长久坚持，但与卫（立煌）、李（品仙）摩擦必增大”。这一战略方针随即为中原局、集总和中央所否定。6月24日中原局报告中央、集总并告黄克诚，指出“克诚提议向西及大别山发展，为全国政治形势所不允许，不能采取此方针”。彭德怀25日致电刘少奇和彭雪枫、黄克诚并毛泽东，也认为“目前应在新黄河以北巩固根据地，创造主力兵团”，“力争摩擦限于防御性、局部性”，“不宜南越黄河”。27日中央发布彭、黄两部合编的命令，也提出：“我应坚守自卫原则，不应先去进攻友军，华中摩擦如暂不扩大，对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虽然黄克诚的建议被驳回，但他所提出的“平原游击战争没有山地依靠，大兵团很难生存”的看法，以及彭德怀提出的“创造主力兵团”的要求，显然对彭雪枫是有影响的。7月1日彭雪枫致电中央及毛、朱、彭、刘，坚持认为：“根据华中整个发展趋势，在解决目前之物资困难，摩擦问题上说，则以向东为有利。但在与敌人及国民党作长期斗争打算，则向西为有利。据华北经验，坚持平原战争，必有山地为依托，否则仅可维持而不能巩固与发展。”因而，进一步提出“克诚本人及部队留在路西”，建议“中原局及总指挥部移来豫皖苏边”。


中原局和彭雪枫、黄克诚的意见不一致，当时情况下又不容双方反复讨论商量，7月15日、17日、18日接连三次电催黄克诚率新2旅和344旅之687团急进皖东北。19日，中央也指示中原局，“不去追打韩德勤”，要求344旅和彭、朱支队“以袭击敌伪，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为基本方针”。20日，彭雪枫、黄克诚联名报刘少奇及毛、王、朱、彭，准备东进的部队已集中待命。21日，刘少奇电彭雪枫并报中央，指出：“新二旅及四旅一个团东调后，你们的任务是坚持原有阵地，并在可能条件下发展”。


27日，黄克诚率344旅687团、新2旅及原二纵队机关越津浦路抵达皖东北，与当地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而四纵队重新整编，辖四、五、六三个旅，共17000余人，执行“向西防御”之任务。


由以上过程可见，虽然彭雪枫等最终执行了刘少奇6月6日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双方对此战略方针存在分歧，又没有时间反复讨论商量，因而究竟是以新黄河为发展边界还是坚持原有根据地没有明确。另外，在思想上，彭雪枫对这一方针以及执行这一方针所需要的部署未必能深刻理解。所以彭雪枫仍然秉持发展的战略，有机会就继续向西向南扩张。8月1日，彭雪枫报告中原局、军部和中央，称四旅及二团已经进占怀远、凤台，控制淮河下游，并得到涡河下游的税收。刘少奇也承认了这种做法。中原局6日指示彭雪枫以得力之兵团，在适当时机向皖北发展。这样一来，皖北局势一度紧张。11日，刘少奇又认为，“顽军在西面向我进攻的可能性很大，我军一般的方针是在西面采取守势”，“你们的任务是要独立支持一个时期，尽可能保持原有阵地”。


9月6日，军委转发重庆重要情报，称：国民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我长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要叶、项、刘速作自卫行动之准备。10日又发出《关于目前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要求各地仿照百团大战的先例，集中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对于友军不论何部，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内，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其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对某些部分，只要有可能（例如李品仙）应与之订立和解协定，就地解决原有争议。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


10月19日何、白“皓电”发表之后，彭雪枫20日立刻致电集总、中原局并党中央，建议“我应集中力量扫荡淮河以北、新黄河以东之顽固势力（何柱国、马彪除外）；占领蒙城、涡阳、太和，控制界首、正阳关诸渡口，可待顽军向我皖东进攻之后行动之；目前除巩固现有阵地之怀远、宿县、凤西、蒙北、涡北外应逐渐向蒙南、寿县开展工作”。四纵主力此时也集结淮上，并开始整军工作。


11月1日，中央通告新四军，蒋介石限11月20日，要华中、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华北，要求各地“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2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指出：“关于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行动不日开始调动，大的行动（准备调15万人）正在与德怀协商。关于汤、李进攻，我们决不能听其封锁住，必须打到反共军后方去，这一点是书记处各同志的一致意见”。3日，毛泽东分别致电刘少奇、彭德怀，提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及“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进攻”两个方案，如取军事上进攻反共军后方，则“规定彭雪枫任务是巩固现地，防御反共军进攻，准备迎接主力军通过”。


陈毅6日致电中央，称：“据电顽方剿共军15万人东进我苏皖边，张云逸、彭雪枫力量均不够应付，请八路军再调增援，此役关系我华中生存”。9日中央回电陈毅、刘少奇，指出：“顽军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这意味着放弃9月10日所发出的关于“击敌和友”的方针。


彭雪枫17日电中央、集总、中原局，认为涡河北岸日伪密布，敌我犬牙交错，机动范围小，无巩固后方，建议：“在汤恩伯军未来到前，先发制人，推进到淮河以北，新黄河以东，尔后守淮河、沙河，使汤不易北进与东进”，但“须较大兵力才能应付一切”，建议将687团归还建制，并要求黄河支队彭雄、张国华部调豫皖苏归其指挥，更建议华北开来50000至100000人到华中，以便彻底控制大别山与伏牛山。


彭雪枫的建议和毛泽东军事上进攻的计划相合，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19日致电毛泽东，一方面称“基本上同意主力出大别山”，但同时委婉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反共军大的进攻没有给以严重打击前，我之主力不可能取大别山或豫南，否则，有严重损失危险”。刘少奇的计划是以彭雪枫部留路西阻击顽军，适当时候主力转移至皖东北，待我主力决战胜利之后，再一同西进直捣大别山。因而，“豫皖苏雪枫地区只能以游击坚持，不得已时暂时放弃，待我皖东胜利，大别山闹到天翻地覆时，配合突然增援部队，再收复之，目前不能处处顾到”。这和毛泽东等提出的“先发制人”的方针不同，是“后发制人”的战略。


21日彭雪枫向集总、中原局并中央报告：陷涡阳之敌继续西犯，骑三师、新七军有陆续退过黄河说，提出所部部署，“第四旅主力向蒙、凤、阜边之阚疃集一线推进，一部活动于凤蒙边”，“五旅一个团活动于蒙凤边之涡河北岸，旅主力移涡河南岸，接替四旅防务”，六旅留一个团配合地方部队坚守原地，主力也准备“必要时进入毫涡阜边”。


由11月5日至月底，毛泽东从某些迹象看出，在中日矛盾仍为主线的情况下，蒋介石真正投降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乐观起来，由强调蒋将立即投降、全面反共，转为强调他对日投降远未讲好条件，强调他搞反共摩擦的困难性和欺骗性。认为目前蒋介石仍处于矛盾与犹豫之中：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进攻新四军；另一方面，又担心乱子闹大不好收拾。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等人，认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毛提出：“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29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等人，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目前蒋介石向我大举进攻都是不可能的。30日，毛泽东又电示周恩来等，断定：蒋现在奉行的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故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


以此为出发点，11月29日我军在苏北开始发动曹甸战役，目的是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打通苏皖通道。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共出动了1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进攻韩部。战斗开始后进展很顺利，很快占领了许多县城和村镇，但由于韩德勤拼死守卫，曹甸经多次强攻未下，战役不得不于12月7日结束。此次战役，韩德勤部被歼灭8000人，我亦伤亡2000人。


曹甸战役是在轻敌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它暴露出我华中实力不足，反而促使蒋介石下了解决新四军的决心。12月8日，蒋介石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及《解决新四军方案》， 并且蒋、何、白再次电令新四军、八路军限期开长江和黄河以北。


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发生耿、刘、吴叛变事件，使永城以北、萧县、砀南、夏邑地区为叛军盘踞，使反顽战役开始时，四师的侧背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后果是很严重的。13日、18日、24日、27日，彭雪枫连续致电中央、中原局、集总，报告事变经过和善后处置方法，并自请处分。


23日，刘少奇指示彭雪枫沿涡河筑工防御，准备阻击李仙洲部北进，如“该军北进与我冲突，我以游击战争打击之，疲劳之，迟滞其前进时间”。30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并集总、中央，明确指出：“目前你们先发制人控制淮河以北涡蒙地区，既不可能亦不妥当。而你所说现地区以主力坚持游击战争，照我们的想法亦甚困难”，“你们必须知道在敌顽夹击之下，以大部队打游击是很困难的或不可能”，应该以正面防御迟滞敌进攻，不得已时主力转入皖东北，留部分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1941年1月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决战意见，认为：雪枫地区不好进行决战，我意在鲁西南及皖东北控制相当强的兵力，待反共军进至津浦路以东，徐（深吉）、赵（健民）、谭（冠三）各部即南进直抵涡阳、太和、阜阳，断其后路；如反共军北进至陇海路以北，我皖东北部队即西进，捣其后路。


同日，彭雪枫针对刘少奇12月30日电报向中原局、中央、集总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意见应坚持现阵地，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能过路东，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放弃现阵地”。


6日，刘少奇表示同意彭雪枫1月2日所提出的以最大决心坚持现阵地的意见。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也指示刘、陈：彭雪枫地区（涡河两岸），谭希林地区（路东）均不应放弃。只要蒋桂未与敌妥协，反共军深入是很困难的。


此时，皖南事变已爆发，17日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同时豫皖苏地区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李仙洲部已经集结，原与彭雪枫部保持统战关系的何柱国部、马彪部的态度也趋于恶化。中共方面从7日至12日处于应付当中，主要是指示新四军迅速突围，以及和国民党交涉，战略上尚来不及提出应对思路和做法。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刘少奇、陈毅的通报中指出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的指示，提出：“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刘、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再次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这样就又再度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就政治军事方针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指出：现在“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从全国局面来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因而“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党分裂”。刘少奇还指出：“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他在列举了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反攻所能采取的几种方案后，指出这些方案“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因此，刘少奇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毛泽东等从最初的激愤中清醒过来，19日发布的指示中，以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为反击方向，“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只是“必要时大打出手，打到甘、川去”。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中说：“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3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中还是说：“事实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总之，是改为“后发制人”了。


1月20日，刘少奇、陈毅指示：“第四纵队有以游击战抵抗反共军之进攻，不让反共军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之任务；在军事上因反共军是避难就易，避实击虚及筑垒前进之战术，我在基本上应以游击战打击与阻滞，并集结必要的主力作适当的机动，乘敌人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求得打击与消灭反共军之一部”。同时报告军委、集总：“决定彭雪枫部约9个团（不足）在原地以游击战支持，阻止反共军东进”。22日，再次“规定第四纵队彭雪枫部以游击战坚持津浦路西、陇海路南现阵地”。


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国民党军迅速撤退，让出豫东皖北大片地区。26日彭雪枫、张震向军部、中央报告整编、整训情况，由该报告来看，除四旅情况稍好外，五旅、六旅实力都不够充实。同日新四军军部和彭雪枫所讨论的仍然是如何对付反共军进攻的问题，可见尚不清楚“豫南战役”的情况。28日，中原局和军部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的观点，但给四师的具体任务中，仍只要求巩固路东、坚持路西，加强对西防御，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同日，中共中央却发来一个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的指示，要求彭雪枫部应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准备适当时机向豫西活动。


就在这一天，刘少奇等得知了日军扫荡汤恩伯部的消息，刘、陈急电彭雪枫“应乘敌寇扫荡顽敌之际，集中适当兵力，向最顽固反我之顽薄弱部突击，控制某些战略要地，以作将来更好的应付顽军进攻之阵地”。第二天，刘、陈将此布置电告毛、朱、王。


1月29日，彭雪枫根据前述中央指示及刘、陈之布置，发布“艳酉代电”，称：“自即日起各部在活动区域之内即不再采取过去之忍让态度，在可能条件之内，应实行进攻的态度，以歼灭反共势力。”该命令虽然也强调了防止过“左”言论与行动，但中心内容显然是上述之进攻路线。31日，纵队按照“艳酉代电”精神作了具体部署。同日，四纵主力开始向涡阳、蒙城、阜阳、太和等地挺进。


2月1日，中央电中原局指示：应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并称：“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胜利。”同日，彭雪枫等向中央提出挺进豫西、陕南，建立战略支点的建议，要求我华中、华北、陕北部队一起动作，打破顽军封锁与包围。第二天，彭雪枫向中央、中原局、总部，将“艳酉代电”和1月31日纵队党政军委员会的布置上报。


2月2日，中央电中原局，根据消息判断汤恩伯部受损大，提出“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同日，中央在《关于当前形势与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政治攻势，但军事上令八路军原地不动，而新四军则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


2月3日，毛泽东在收到彭雪枫等1日的电报以后，可能感觉不妥，电复强调要“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不要去得太猛，太吓人”，指出“在未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同日，刘、陈等两次电彭雪枫，要其“乘机向西发展”。


2月4日，彭雪枫电告中原局、党中央、集总，谈了西进的情况，提出由于地区扩大，主力不敷应用，建议徐深吉部和赵谭支队继续南进。5日，刘、陈电示彭雪枫，许诺“必要时克诚再加上，华北亦可能增兵来”，“你们的目光应向河南注视”。由此，彭雪枫当日布置主力控制新黄河渡口船只，并要求抽调大批干部赴新地区工作。


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一面指出其2日部署是对的，一面再次强调“不可进得太急”，“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不可攻击马彪”。同日，刘、陈则致电彭雪枫，要求其“不顾一切西进到阜阳、太和、颖上地区”，并同时报告中央和集总，要求徐深吉和赵谭支队速到雪枫地区。


7日，毛泽东电复刘少奇、陈毅，指出：八路军不宜南下，新四军西进不宜过猛。


此时，彭雪枫部已经进至颖河以东。9日日军“豫南战役”结束，第二天汤恩伯部的反击就开始了。


由当时之各方形势及决策之过程可知，战略上，中央、中原局、彭雪枫都有失误之处，其中中原局的失误是关键性的：


首先，由于当时尚没有建立平原根据地的经验，也还没有改造地形如挖交通沟、建立地道据点的方法，因此无论集总还是黄克诚，都认为无山地依托则平原地区无法以大部队坚持，这一观点对彭雪枫的影响很深。因而彭雪枫总希望有机会在八路军配合之下向西、向南发展，占据豫西山地及大别山，为主力机动创造条件。可当时国共关系的格局决定，我军既不能向国民党军的后方发展，八路军也不宜南下直接和新四军作战役上的配合。因此，从当时国共关系格局、力量对比和地理条件来看，路西根据地的确很难坚持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中央和刘少奇是比较清醒的，只要求彭雪枫以游击战争坚持原地，甚至万不得已亦可放弃，只要求其迟滞顽军进攻，以便在向东取得发展，创造决战条件。虽然彭雪枫等最终执行了刘少奇6月6日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但思想上的分歧并未解决，当国民党反共高潮来临之时，彭雪枫就又开始主张向西发展。这一主张和毛泽东的“先发制人”的想法相合，刘少奇很难反对，因此，他虽然表示同意，但委婉地提出不同意见，要旨在军事上以“后发制人”为原则。


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再度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但在刘少奇的建议之下，很快冷静下来，采取“政治上攻势，军事上守势”的策略。直到此时，刘少奇仍只“规定第四纵队彭雪枫部以游击战坚持津浦路西、陇海路南现阵地”。


但日军发动“豫南战役”之后，刘少奇、陈毅等希望乘此时机扩张豫西现有阵地，改善态势，遂主张彭雪枫“应乘敌寇扫荡顽敌之际，集中适当兵力，向最顽固反我之顽薄弱部突击，控制某些战略要地，以作将来更好的应付顽军进攻之阵地”，而中央基于汤恩伯部受损很大这一错误判断，也主张“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于是，刘、陈的战略和彭雪枫的思想正好合拍了，他们对于中央《关于当前形势与方针的指示》，只注重于“新四军则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而忽略了“八路军原地不动”的重要涵义。因此，彭雪枫、刘少奇对于毛泽东所指出的“不宜西进过猛”的要义未能深刻理解，反而要求“不顾一切西进到阜阳、太和、颖上地区”，并提出和依赖八路军南下增援。由此铸成战略上过于突出、分散的错误，当突然遭遇国民党军的反击时，措手不及，陷入被动之中。


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本来打算做一个详细些的分析，但一直拖下来，最后只好匆匆完卷。第二部分对彭雪枫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分析暂时也来不及写，只好留待以后了。




参考书目：

1、《新四军第四师大事记》（内部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编印，1989年12月。
2、《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第一册），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1984年。
3、《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6月。
4、《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
5、周鸿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确立、实施及其意义，《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6、李良志，论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
7、严志才，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事守势”方针述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