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椿：政府管理应倾注更多人文关怀

刘大椿：政府管理应倾注更多人文关怀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8日03:29中国青年杂志

　　采访 / 本刊记者 赵涛

　　公民的表达权参与权是试金石

　　记者：刚刚过去的2007年，被很多人称为“公共事件元年”，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厦门PX事件，这些事件频发是偶然呢还是必然，作为人文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些公共事件？

　　刘大椿：公共事件受重视在公民社会中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们因为传媒发达才显得频繁发生，其实过去也存在，甚至可能比现在还严重，但过去是政府悄悄处理，捂着不报道，看似天下太平，实际上很危险，公众没有一个合法的宣泄渠道，是可能引发危机的。

　　2007年发生的这些公共事件，看上去当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实际上又由于这些事件出现，人们才有了更多的参与权和表达权，这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这两项权力是检验社会进步的试金石。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公民社会最主要的诉求，媒体所披露的这些公共事件，大多是因为对人、对生命不够尊重所致。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是民生问题能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也提醒着我们政府在今后的管理中要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

　　记者：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媒体聚焦之下的危机事件令他们比较头疼，事件发生了，在处理中要秉持怎样的原则？

　　刘大椿：人文关怀是化解危机的金钥匙。掌握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法制的轨道上，公开、公平、公正地求得解决。以人为本，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俗一点就是将心比心。

　　记者：这可能只是一个战略上的指导，具体运用中呢？

　　刘大椿：以人为本是一个高层建筑的指导思想，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肯定不能蛮干，要注意方式方法，学会诗意处理，能温情解决的就不要用行政命令，要知道，心服才能口服。人的魅力体现在道德感和文化感，官员亦如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德决定了作为执政者要有大关怀，大悲悯；文化则决定了问题解决的艺术性及效果。

　　两位国家总理的例子就可以很好说明诗意处理的魅力：周总理会在工作了一夜之后握着清洁工人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温总理会在看望季羡林时送上两人的合影水晶杯。这些都是小事情，彰显的却是大情怀。

　　青年官员的人文素养

　　记者：最近人们注意到十七大以后干部任用的新举措，传统理工科出身的干部所形成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逐渐改变，两位新当选的年轻常委习近平和李克强，均是人文学科教育背景，“60后”年轻官员当中，许多都是法律、政治、经济、管理等专业的，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刘大椿：在国家发展的某一阶段，官员多为理工科出身，国家倾向所谓“工程师治国”，这是有合理性的；到一定时期，较多的学文科出身的社会管理人员从政，这也是有合理性的。官员的素质、他们的知识出身的变化，实际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社会建设任务的重点不同，对官员就会有不同的要求。

　　改革开放之前，片面强调政治。说是又红又专，实际上只看政治方向，是所谓政治家当政，甚至热衷于空头政治，当然，业务素质是不太讲究的。

　　改革开放后，为什么理工科出身的，或者工程师背景的人会成为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呢？主要是当时社会形势要求摒弃空头政治，提倡务实，而工程师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尚空谈，讲究可操作性，擅长怎么把具体事情办成。此时主要选择这种背景的人当官，自然是合理的。

　　当前，我们的干部知识结构又有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适应社会价值取向转型和发展新要求的结果。取向和要求更加全面多元，人们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就应有更透彻的了解，不仅仅要考虑事情本身，还要考虑事情的背景、来源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种形势下，人文学科出身、“文法商”毕业的官员日益增多，有什么奇怪呢。

　　记者：与以往的“工程师治国”相比，人文学科出身的青年干部可能会具有怎样的优势？

　　刘大椿：其实，他们各有所长。学人文社会科学可能具有下列优势。

　　一是具有多元的追求，遇事常作通盘考虑。任何事情在运行过程中都会产生新问题，做一件事情不能仅局限于事情本身，还要考虑相关的问题。既考虑正面，也考虑反面；既考虑到物，也考虑到人。

　　二是讲求个性和特殊性，不千篇一律。比如，搞城市建设，不至于贸然把原来的房子都拆掉，千篇一律搞大广场，宽街道，而更在意于讲求特色。

　　三是具有批判意识。所谓批判的眼光就是对于问题不人云亦云，不唯上、不唯书，而是从实际出发。

　　记者：反过来，人文素养缺失可能会给青年官员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

　　刘大椿：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观念，对官员也提出了新要求。这个时代，没有人文素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没文化。没文化，不能把主要目标放在“人”上面，从根本上就完成不了新的建设任务，就很可能会形而上学地、片面地看待问题，就容易只注意量的方面，缺乏多元的追求。

　　人文素养的缺失还可能在执政中造成一些误区，缺少批判性，看不到问题症结的真正所在。一个官员水平高不高，关键看能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怕就怕，他下大力气解决的，并不是恰当的问题，甚至做了比不做更差。

　　对于当今的官员来讲，他应有更多的文化，也就是比较高的人文素养。当然，人文素养不是空谈，它体现为从事各种具体事务运作时所具有的某种特质。人文素养不会给你一种机械的操作方法，而是让你学会怎么去审度，让你具有一种眼光，一种能力，一种见识。

　　记者：除了 “见识”，对青年官员来说，人文素养还会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刘大椿：通常来说，一个人的素养包括德识才学四方面。学是学问，才是能力，才学是基本的素质。见识应该是更高一层次的，有的人有才，或者学问也很大，却没有见识，那就不可能取得创造性的突破。德乃德行，就是看他是不是有品行，有人格魅力，能够以人为本，善于做人。做学问是治学做人，当领导是为官为人，都是一个业务层面，一个做人层面。

在从政的历练中追求人文情怀

　　记者：文化味如何练成？现在很多青年官员群起“攻博”，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现象，这也是培养人文素养的一种方式吗？

　　刘大椿：当今的青年官员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应当说，基本的现代知识文化不缺了。换言之，学问和才能应当假定都具备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培养见识、胆识，培养一种人文情怀，这些是需要在从政实践的历练中自我培养和提升的。

　　对现在的青年官员来讲，我以为，最重要的不是再到大学去弄一个更高的学位，而是强调怎么成为创新型的人才，怎么具有很高的见识和品格。要知道，高学位并不意味着高文化素养。“德”不是靠文凭提升的，也不是喊口号就能获得的，不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员，喊破嗓子也不能说他是好官员。“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才是德的体现。

　　年轻官员爱读书学习是好事，但群起攻博并没必要，相反，可能增加世风的浮躁，甚至把高校学风带坏。要知道，真正做学问是要沉得下心来的，不太可能在繁重的政务之余又把学问做深透。

　　“术业有专攻”，对于青年官员们来说，培养人文素养，不一定非要去读博士，社会就是最好的学校。当然，对官员的评价、考核标准也要相应改变，指挥棒不能误导。

　　记者：人文素养怎样在执政过程中转化为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

　　刘大椿：有见识，品格高，才学就会充分调动起来，也就能够在特定的背景下发挥作用。这种转化当然不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但在具体的行动中，人文素养又会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决策的重要潜在因素。

　　邓小平同志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既有过人的胆识，又有崇高的品格。文革之后，中国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轨道走下去了，小平同志看到这一点，搞改革开放这个转变其实是最大的见识。然而光看到这一点并不一定能作此决策，因为这是要冒风险的。但责任感告诉他，必须这样做，中国的老百姓不能再那么苦下去了，这就是德。首倡改革开放恰恰体现邓小平最大的人文关怀。

　　记者：刚才说到“德”，其实官场也是特别容易迷失的地方，如何才能尽可能避免这种迷失呢？

　　刘大椿：不管为官为民，都要有个基本的操持和底线，我归结为六个字。一是率性，当有赤子之心；二是尽兴，应有进取心；三是随缘，要保持平常心。做官治学为人都是这样，率性以合自然；尽兴而有所追求；随缘则不勉强。

　　这个时代，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多种可能。该你所得没必要拒绝，尽你的本分但要有一颗平常心，这是一种担当。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这样的素养，内心就会和谐，自然不会迷失。

　　(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