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的中国经济

——翟泰丰在上海财经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0-02-06 作者： 来源：文汇报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从发达国家集团的G8到目前的G20，标志着新兴国家走进世界事务的决策论坛。期间还曾有G2（中国、美国）、G4（美、欧、中、日）之说，尽管这些说法仍然值得讨论，但它们都是世界格局大变动、大调整、大发展的一种动态。
    
    20世纪，世界格局经历了四次大变动，由此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第一次大变动，通过《凡尔赛条约》，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利益，重新瓜分殖民地。在此期间，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俄国退出战争。德国战败受到掠夺性赔偿，意大利未获英国允诺的殖民地利益，埋下了日后二战的种子。
    
    一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乘势得以迅速发展。而战前西方帝国主义为掠夺我国资源，开矿山、修铁路、建港口……上述两个原因，使中国这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国，有了现代工业萌芽，产生了中国工人阶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是第二次大变动，是帝国主义之间再次争夺殖民地同世界性侵略与反侵略并存的战争。战争中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反对侵略的战争同盟。战后的《波茨坦公告》划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就反映了这个现实，很快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对立的世界格局。同时亚洲、非洲、拉美100多个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取得胜利。
    
    冷战时期（1945-1991）是第三次大变动，形成二战后延续46年美苏两霸对峙的冷战局面。美国利用二战后的有利机遇，经济加快发展，期间发生过美国侵略朝鲜、越南的两场局部热战，使美国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但此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美国独占鳌头，经济高速发展。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标志，以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终结，世界冷战局面结束。
    
    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前两个五年计划，奠定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经过艰苦曲折的探索，我国终于找到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
    
    一霸独霸的单边主义时期，则是世界第四次大变动。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政治是经济的继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20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动，造就了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其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世界走向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20世纪末，进入了一霸独霸、单边主义称霸世界的历史过程。进入21世纪，一霸独霸又与世界多种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并存，使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经历着深刻变化，正朝着新的世界文明历史时期——多极和谐共处的新世界发展。
    
    第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中国的崛起，成为近些年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一大亮点。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世界多极格局形成过程中必然的历史过程现象，高科技的不断创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新型经济体迅速形成，出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金砖四国”，其人口占世界的43%，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34%；同时，亚洲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是这一过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33.535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在金融风暴重创全球经济的形势下,中国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23991.52亿美元。中国的对外投资力度加大，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并且正在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迈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引起全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广泛关注。美国经济学人博特利耶对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经济发展状况论证后的结论是：“走出低谷后的中国，结构调整将实现新一轮腾飞，经济将更加强大。”
    
    第三，全球治理出现新走向。
    
    从发达国家集团的G8到目前的G20，标志着新兴国家走进世界事务的决策论坛。期间还曾有G2（中国、美国）、G4（美、欧、中、日）之说，尽管这些说法仍然值得讨论，但它们都是世界格局大变动、大调整、大发展的一种动态。
    
    世界大变动、大调整、大发展，还表现在国际思想界正在激辩世界的未来。2009年10月2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载一篇题为柏林墙倒塌以后，“民主影响力之辩”的文章，尖锐挑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是“历史的终结”的论断。报道发出了在两个十年和一场经济危机之后，关于这个评价是否为时过早的质疑。
    
    有趣的是，这场大激辩，是西方自己播下的种子，又因禾苗干枯而引起的。西方学术界一些有头脑的学者，正在重新考量和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勇敢地批判新自由主义。
    
    世界范围内的激辩，出现了全球性的民意大讨论。据英国BBC在27个国家、2.9万人的全球性民意调查，51%的民众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变革”，呼唤社会公平。以攻占巴士底狱著称的法兰西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西方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政治家也纷纷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进行反思，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世界不应该只是一种模式，而应建立新的体系”。“超级大国的时代和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正在从一极主义的时代向合作的时代过渡。”
    
    历史必然要依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向前发展，绝不会以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强权的意志为转移。就像非洲裔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尽管许下改变民众生活、改变社会不公平等许多诺言，试图对美国资本主义做某些改革，但是上任一年却步履艰难，终难完全改变华尔街权贵们的财富占有权，终难以限薪方式减少亿万、千万、百万富翁的财富；6%的人，依然占据社会60%的财富。
    
    这种争论，在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将随着世界格局的调整变动以及各国社会制度的实践而变迁，时起时伏。而历史一定会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向前发展。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我国是一个正处在高速发展期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投资拉动都不可减弱，问题在于要形成政府支持，市场引导，中央、地方、民间企业共同投资拉动的完整机制，处理好投资拉动与消费需求拉动的内在关系。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具体而言可包括以下5个方面：
    
    一、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我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消费大国，市场大、潜力大、回旋余地大，我们必须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新一轮世界产业重组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坚持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的有机统一。我国是一个正处在高速发展期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投资拉动都不可减弱，问题在于要形成政府支持，市场引导，中央、地方、民间企业共同投资拉动的完整机制，处理好投资拉动与消费需求拉动的内在关系。消费需求是社会的最终需求，社会消费需求方向和消费量度，正是投资拉动的方向和投入量度，需求量度高于投入量度，就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社会矛盾，引发价格波动。反之，盲目投入，重复投入，超需求投入，又会造成产品过剩的滞胀，减缓经济增长。因此，要科学把握消费率与增长率的内在统一关系，这既是一个宏观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又是一个企业对自己产品寿命周期、投入周期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当今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投资拉动，重点应是民生工程建设和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改善农业、农村、农民民生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城市保障住房、灾区重建、生态与环保投资都有增长，民生性投资占50%，其中约40%转为住房消费、沼气消费、农村供电、供水消费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从而有力地拉动了城乡消费。2009年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预计全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我国城乡正走向升级消费新阶段。
    
    虽然全球尚未完全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但200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依然达到22073亿美元。尤其是去年11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涨幅由负转正，当月增长9.8%，12月份增长32.7%，表明我国的进出口形势正在逐步好转。
    
    二、坚持东中西部协调有序平衡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可回旋余地广阔，还有一个较长的高速发展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拐点论”是缺乏根据的。
    
    我国坚持东部实现高端产业发展战略。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中，东部正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进入高端产业链的新一轮产业升级速度，加快自主创新发展的速度，走上了创新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产业市场化、服务社会化的科学发展的新征程。我国实施东北老工业区振兴战略，一大批机电重型设备制造企业，走向现代企业管理。东北欧亚大通道，将引领东北经济走进优化结构、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中部崛起战略，使中部各省、区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依然能克服重重困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从2000年年初开始，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大发展，西部的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66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82万亿元，年均增长11.7%。2009年前8个月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1.8%，高于全国增速。西部大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有眼光的企业，要勇于走向西部，开拓新产品，占领新市场。
    
    三、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成果全民共享、社会财富全民共有的原则，努力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其屋、行有其路。公民享有公共教育权、公共文化权、知情权、监督权、选举权，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我国城乡养老、医疗、失业、公伤、生育、保险体系正在发展完善中，城市社会保障覆盖率为29%，农村社保覆盖率为7%，仍处于低水平，但正在加快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与保障体系的建设，关系到社会公平分配，改革成果共享，必须加大加快财政投入增长力度，推动城乡社保覆盖率加快增长。要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完善一次分配机制，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坚持自主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以迅猛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核心内容是新能源革命。美国的未来主义者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发表《世界是平的》之后，又发表新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呼唤绿色革命，描绘了智能网络能源时代绿色革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历史性变革。这种变革似乎正在到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加大科技开发投入，开创又一场新的科技创新时代。面对这一情势，我们切不可坐失良机。我们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一定要有战略眼光。
    
    我国在绿色能源的科技革命中，许多项目已走在前列。仅三峡水电站一项总装机能量超过2250万千瓦/时，年发电量可达1000亿千瓦/时，居全球水电发电量第一位，目前已累计发电348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煤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3亿吨。世界水电、风电、潮汐能电站、太阳能电厂、生物电厂、波浪能电厂等，都是可再生能源工程之一。
    
    当前，全球发展低碳能源技术的竞争十分激烈。美国的一些低碳生产商已瞄准中国减少碳排放约一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美国相关方面预计，中国2013年将在再生能源方面加大投入，到2020年，中国发电总量将增长1倍，风能、太阳能发电将激增5倍，政府对此补贴将达到成本的50%。美国太阳能组件生产巨头，已就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立世界规模第一的光伏电厂达成协议，它还设想在鄂尔多斯建造太阳能组件厂。我国相关企业已经失掉了这个巨大商机，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企业对绿色能源革命的到来缺乏精神准备，科研与工艺装备能力跟不上迅速到来的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缺乏适应能力。
    
    我国风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潜力依然很大，国际市场需求更为可观。光伏多晶硅及电能储备制造产业，还处在探索发展阶段，前途可观。
    
    此外，“家庭发电厂”是世界普遍关注的新领域。研究部门的专家设想，家庭利用光伏多晶硅，加大热能储蓄存量，带动低耗能小型家庭发电机，并通过家庭电脑传输系统，建立家庭电网，自动调节最低限度合理用电，照明时关冰箱。3G和后续4G数字系统、家用机器人、家用电网并网，从事家庭服务、监视、火灾、盗窃报警，家庭远程医疗系统，共享家庭电厂成果。这一全新的领域，将开启科技产业的新天地。
    
    在生物质发电领域，我国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尚未形成产业化规模。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市场开发领域，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变封存为回收利用方面加大科技攻关，开辟碳回收与利用的循环新技术。我国在这方面依然落后于先进国家。我国作为《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国，今年将完全停止氟利昂的生产、使用，替代物质将是新的市场商机。面对当今世界低碳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和激烈竞争，我们要用战略眼光，尽快形成更大规模的研发与生产能力，博采众长，以便占领低碳科技的前沿。此外，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领域，我国已研发152项生命组织成果专利，生命工程产业亟待发展壮大，需要尽快把生命科研成果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五、农业走向产业化、工业化。
    
    我国目前农村尚有7亿人口。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形成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将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次革命。加快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速度，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重要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我国经济再起飞的巨大潜能，也是开发内需市场的广阔天地。
    
    农业产业化，走华西村的道路，就可以使农业就地工业化，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地职业化，户籍就地市民化。这条道路，已经是农业现代化的成功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东西南北，农村占地大，产业化道路因时因地不同，可以走出更宽广的路，探索不同的产业化、工业化的道路。
    
    以山东寿光为例；寿光一个县，一个大农业系统，从产品订单、种子、田间管理、成品加工到销售，形成了产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农业产业链。县一级政府职能与产业化农业相结合，既服务于农业市场的发展，又帮助农民尽快致富，成为县域农业产业化的典范。
    
    我国农业自1978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改革了原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生产力。30年来农业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养活了13亿人口，初步实现粮食供应有储备。可以相信，农业的产业化和工业化道路，必将推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出现又一轮腾飞，我国的社会体制、产业结构、运作机制、人口与户籍制度，都将有新的发展与变革。这也将为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提供更大商机，从而在根本上扩大农业、农村、农民的消费市场，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内需。
    
三、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战术思考
    
    世界上大凡科技研发与物产工艺先进的企业集团，一般是“四二三”体制，即四成人在资源与研发层面，三成人在销售与售后服务、售后信息反馈层面，二成人在经营管理与生产制作层面。企业创新研发机构加大已是世界趋势，不可忽视。
    
    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我们可以寻找到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感悟到企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发现许多商机。
    
    第一，企业要把推动扩大内需作为立足点，着眼于开拓和占领我国巨大内需市场，同时又要面向国际市场。
    
    面对国际经济危机、国际市场需求紧缩的形势，企业（特别是原有贴牌加工的外向型企业）要面向国内市场，加快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型。
    
    当然，我国尤其要加大开发三产服务业，即教育、医疗、生物制药、住房、信息服务、农村商业网点、小型金融服务网点等服务领域，要开辟广阔的服务市场。服务业的企业家，要探索中国特色服务业体系的发展道路，繁荣市场，服务人民。
    
    有眼光的企业家，大都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看准国际市场的新商机。中国企业家既要学习国外管理经验，把欧美企业的创新精神和日本、韩国企业善经营、讲谋略的经营理念真正学到手，又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的经营智慧，把“徽商”、“晋商”、“温商”的商业精神和经营之道发扬光大。我们的企业集团，也要探索物产与金融相融合的机制，把物产与消费、投融资内在关联起来。我们的企业，还要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决策与经营管理的方略，既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又要体现管理的民主性，要把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和职工代表大会参与经营决策与成本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企业的生命在创新，创新的动力在人才。
    
    企业创新的动力在决策，决策的依据在市场。企业有两大生命决策机构：一是物产战略与策略研究机构，二是创新技术开发研究机构。企业一方面要掌握世界市场与国内市场动态，掌握国内与世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状况，掌握世界同行企业中长期发展动态情报；另一方面要按产品寿命周期和世界同行企业的发展动态，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大技术储备，做到生产一代，储备一代，设计一代，研发一代。企业要依据产品寿命周期，把世界同类型企业的唯一创新品牌，永久掌控在自己一方。这两大机构，是企业的生命所在，是企业发展决策的智囊。
    
    企业要善于培养、吸引、使用人才。要设立企业高技术人才储备库，还要善于与国家科研单位合作，有偿购置新技术专利，与科研部门联合开发新技术产品，以便使新型科技专利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我们发现，世界上大凡科技研发与物产工艺先进的企业集团，一般是“四二三”体制，即四成人在资源与研发层面，三成人在销售与售后服务、售后信息反馈层面，二成人在经营管理与生产制作层面。当然，不同性质的企业有不同体制配置。企业创新研发机构加大已是世界趋势，不可忽视。
    
    第三，企业经营管理层的任务，是使企业生产运作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
    
    成本最低化的决定因素在于使生产过程中物化物与活化物的支出，都要限于最合理而又是最低消耗水平之上，把流动的物化形态货币与增殖货币的转化过程最短化，零库存，快运输。利润的最大化在于企业效率的最大化，材料与能耗的最低化，市场份额的最大化，但这“三个最”的决定因素则在于战略信息的及时性，产品开发、创新周期的合理性，技术设计的先进性。
    
    第四，企业的信誉本源在诚信，诚信的标志是产品质量。
    
    企业要把产品质量视为生命。产品质量体现为产品技术参数的现代性，产品质量标准的国际性（即国际化技术标准），产品使用价值的适用性，产品使用寿命的合理性。
    
    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引起全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广泛关注。美国经济学人博特利耶对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经济发展状况论证后的结论是：“走出低谷后的中国，结构调整将实现新一轮腾飞，经济将更加强大。”
    
    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以迅猛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核心内容是新能源革命。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加大科技开发投入，开创又一场新的科技创新时代。面对这一情势，我们切不可坐失良机。我们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一定要有战略眼光。
    
讲演者小传  翟泰丰
    
    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工作，担任过大型国营企业领导职务，著有《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人口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读本》、《论邓小平经济理论》、《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等多部经济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