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学有问题—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2:59:40
大学有问题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没有对大学的希望，就不可能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曝光，不是存心和大学过不去，而是说出大家想说的话。现在关心大学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加上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康的大学运行体系，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将不再遥远。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度大大增加。教育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对于教育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如“眼球经济”如果不注意其内核的建设，很容易转眼就成为泡沫经济，“眼球教育”也同样孕育着危机。
我国过去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其焦点是外延规模的扩大，很多事例十分刺激人们的视神经，先是在教育产业化为主的观点支撑下，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按每年30%的增速扩大，大多数高等学校在过去几年时间中，学生规模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接着是各类在国人看来新鲜的教育项目，诸如MPA、工程硕士、EMBA，接踵面市。具体到大学办学者身上，追求“眼球效益”的事例也不鲜见，为了近期的显示度，对论文数量、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畸形追求在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本不应该出现“炒作”字眼的平静校园里，“作秀”也成了家常便饭。
教育需要理性的回归。在精英教育时代，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更多是外部的，是站在城外看城内的风景，只要能把子女送进大学门槛，就把风景放进了家中。如果基于这种“时代背景”，那么，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品种的增加，就是最大的教育进步，就是最大程度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而且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使教育更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绝不是单纯地增加教育资源那么简单。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度过了其规模快速扩张期，而且这种扩张，已使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渐从精英时代走向大众时代。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扩张，也同时影响着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在大众教育时代，大学已不再是炫目的风景线，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权——选择接受适合自己的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面对选择，高等教育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正确定位，二是提高核心竞争力。每所居于不同层次的学校，从北大、清华这类名牌，到大批民办大学、高职高专，均面临这一问题。教育者应该做教育的事。
当外观视觉上的吸引力降低时，所有问题的焦点，现在转移到了内部。中国高等教育将从数量时期全面进入一个质量时期，将从注重外延发展到打造内涵实质。拥有了更多选择权的人们，开始试图关注大学城内的风景，关注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关注整个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这是一个对教育问题议论鼎沸的时期，无论是教育圈子内的人士，还是教育圈外的市民，对于教育，都发表着自己的感知和见解。这是教育的幸事，也折射出教育的不安。毫无疑问，教育将一直吸引人们的关注。但教育不能一直“招惹”人们的议论，来自市井小巷对教育问题的议论，体现出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也深刻反映出我们教育模式、体制的不成熟、不健全。一个成熟的教育体制，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不该引发如此众多的议论，当然，也正是这如此众多的议论和民声，促使教育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个月前，我的朋友，文汇报教卫部主任、《每周演讲》主编王捷南先生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稿。案头的这本书，让我有机会亲历高等学校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热点现象与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社会民众所议论、所关注的。作者充分而立体地展示了来自教育前线的第一手信息与资料，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争议，还有矛盾……对于教育的发展来说，这十分可贵，因为它有助于教育的决策者、管理者，展开系统、科学的思考。
是为序。
一周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消息：上海有所中学在教室里安装摄像机，将一男一女两位学生在自习课上的亲热行为拍摄下来，又在全校播放。两个孩子心灵因此蒙受极大伤害，甚至想到去死。学校的理由听上去堂而皇之：整顿校园纪律，树立道德新风。但是学生不服，还将学校告上法院。这场被教育者与教育者的诉讼尚未结案，我所能知道的是，在这所学校 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几乎没有人公开站在两个孩子一边。这两个孩子每天感受到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冷眼旁观。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它的确包含了我们国家教育中一些很要命的问题。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谈论这些问题的。作者就职于大学，应该算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由他来检讨我们的教育，显得特别耐人寻味。我近来常常接到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倾诉自己学习时的痛苦，倾诉对老师对父母的失望。但是我也听到他们的老师和父母说，“这些问题我都知道，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大家都在私下里发泄对教育的不满，但是却又倾尽全力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走，一旦“成功”，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失去了学习的激情，也失去了改革教育的激情——也许这种激情在很多人身上从来就没有过。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要留在学校里去教育别人的。但是在今天的大学，一个一流的人才愿意留下来做老师，并且真正把热情倾注于教育，已经是一件罕有的事。所以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学校不仅正在让学生为自己的优秀付出代价，而且正在失去优秀的老师。
本书的一个贡献，在于作者很诚实地给我们描述了大学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还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乃至院士的状态。今天的大学，学生的问题很大，教师的问题更大。因为二流的教师不可能教出一流的学生。让我们回忆一下自己读书期间所遇到的教师，有多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值得我们钦佩？我接触过不少做人做事都很成功的人，他们都会谈到自己曾遇到好教师；我还接触过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回忆过去时，总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得到好教师的教诲。事实上，我们国家能够永留学生记忆中的好教师，真是太少了，按照我的不大完整的估算，不到总数的5%。
一个教师让学生失望，甚至让学生蔑视，不仅在于他的教学水平低，更在于他的做人水平低。从长远看，真正让学生不能忘怀的，不是教给他们如何考试的老师，而是教给他们如何做人的老师。我在美国曾看到一个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第一天放学回家，爸爸问，今天老师教了什么，孩子回答：“老师告诉我们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别人的身体，也不要伤害别人的心灵。”这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就是学到了这句话。很显然，这是在教育孩子怎样做人，怎样与别人相处，怎样与社会相处。而在我们的学校里，一年级孩子的第一节课上，老师一定会谆谆教诲，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争取第一名。这种衡量成功的标准促使我们的孩子只在乎第一名，只关心自己，只追求战胜别人。家长也在有意无意地逼迫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今天我们的国家许多地方弥漫着自私自利的风尚，弥漫着对社会、对他人，尤其是对弱者的冷漠，应当说，在我们的孩子踏进小学时就种下了祸根。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
育人的意义既广大又深远。教育出了问题，会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中产生恶果。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确发生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优秀人才，正在为他们的优秀付出代价；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来关注、讨论教育的问题，是一件好事。但是，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者的事，不仅仅是孩子和家长的事，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力量，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关注。有人曾对我说，改变现存的教育制度，我们有心无力。我回答，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教育制度，那么就让我们改变对教育的看法。我看到无数例证，在同一种教育制度中，也会造就不同的人。真正优秀的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教育体制，而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不同。至少我们可以读一读眼前这本书，它能让我们不再对教育的问题冷眼旁观。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大学有问题》书稿，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惊讶于作者对今日中国大学所存在问题了解之细、洞察之深，我也惊讶于作者充分占有如此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我更惊讶于作者在如此年轻之年龄、以如此无畏之气概、用如此流畅之文笔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之种种病症!
相比于我过去曾经读过的有些亦参与写作的中国大学教育批评论著，如杨东平教授主编的《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与《大学之道》，这部《大学有问题》书稿不是论文集，不是众多作者的拼盘，而是一个人的独著。因此，它就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然，它是作者熊丙奇多年汗水的结晶!
丙奇同志在书中向我们系统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一路应试，对外语、电脑的盲目崇拜，高考录取的区际不公，可谓“考、考、考，中国大学的法宝”；在纸上测试的品德，在嘴上说说的创新；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书；院士头衔的追逐；“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各种论文的求量不求质，高校中很少有人讲真话；变味的科技成果鉴定；官学不分的高校行政级别，高校领导的非民主任命，校处领导的官气十足，权利不受制衡，人治重于规制，校规高于国法；高校对于大学生们男欢女爱的竭力围堵，高校性教育的贫乏；高校招生过速扩招的负效应，研究生生源质量的下降；高校的“世界一流”情结，甚至定出了17年赶超时间表；高校自主权的缺失，连专业课程都没有决定权；民办大学的种种尴尬与受歧视；校办企业的弊端；高校仍在办社会，教师仍是单位人；等等。可以说，丙奇同志的这部书稿乃是中国大学问题之集大成!
我与作者丙奇不曾谋面，居住场所相距数千里，但对于中国大学问题的共同忧患使我们有缘相识。对大学问题的研究本不属于我的专业，只是因为在高校工作生活多年，总有一些所思所想，因而，近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了数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丙奇在电话中说：“您的大作早已拜读，受益良多。”其实，丙奇过奖了。至多，我只是比丙奇早几年关注了大学问题。虽然先者为师，但师者不会贤于生者。论雅、论俗我是远在丙奇之下，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比丙奇要大一轮多，则可比性差距更是突出。从这一点来说，给丙奇的书稿写序我不是合适人选，只是把我读完丙奇这部书稿所受到的启发写出来，可谓不吐不快。如果说有什么奢求，那也仅仅是希望以此文求教于丙奇及一切有同样关注之同仁。
丙奇的这部书稿名为《大学有问题》，我想，进一步地应该有《问题大学》。类似于青年问题与问题青年，我们可以说“大学问题”研究的是所有大学存在的或轻或重的各类问题，而“问题大学”所要探讨的则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大学及其各种病态。从逻辑上讲，进一步比较“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大致可以说：“大学问题”是从病相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形象描述，对大学之病的病源、病因可以进行一定的诊断、诊治，各种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指点大学问题，可以是新闻式的，可以是文学式的，可以是案例式的，可以是论文式的；而“问题大学”则是从病症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抽象分析，对病态大学运行机制进行充分地解剖，多半只有专业人员或业余专业性人员可以介入，必须进行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研究，必须给出一般的处置办法，试图使病者恢复健康。也可以说，大学问题的视角是“健康带毒者或健康受伤者”，而问题大学的视角是“非健康带毒者或非健康受伤者”。一般而言，先有“大学问题”而后才可能有“问题大学”。我希望，年轻的丙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就“问题大学”之专著。我等待着!
2003年的高考，最引人注目的一桩新闻，是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一道分值为5分的选择题，被许多老师和学生质疑为错题。后经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给出了“不是错题”的结论，但是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会议”上，难得聚首的12名院士在会议之余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包括1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2位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专家们，对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这道选择题给出了一个集体“答案”——这是一道必须纠正的错题①（①《12名院士就江苏省高考错题发布声明：错题应予纠正》，田乾峰，《京华时报》，2003年11月6日。）。
对于高考考生来说，有时1分都“性命攸关”，更何况这是5分！一个江苏考生说，像这样与前途、命运紧密相联的高考试卷出现错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太烦太累，即使教育部门承认是错题又能怎样呢？少1分未被录取的，难道能就此迈进大学校园？而因错得“福”已被录取的，又难道会被坚决退回？
高考在中国社会居然扮演着“社会分工”的重要角色。属于笔者的那场高考已经过去14年了，但我仍清晰地感受到，是高考让人生的道路如此不同。是的，我应该感谢高考，如果没有高考，也许至今我仍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垦着农田。冬天的时候，裹着一身油亮的军大衣，蹲在门槛上大口地喝着稀粥。我的小学同学军就是这个模样，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了，他没办法走出那个山沟，尽管交不起两个女儿的学费，可还计划再添一个儿子。
高中同学叶，现在在广州打工。每次他送货路过中山大学那个仿古的大门，就会给我打个电话，而电话里每次都会留下一句：“要是当年多考1分，我也是大学生啦！会像你一样，坐在OFFICE里，不再这样风餐露宿。”叶的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勤奋刻苦，成绩一直不错，只是高考发挥失常。平时居班级前十名的他，关键时刻分数却比录取线低了1分！他好希望重读一年，可是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却被查出患了肝癌。一个为供他上学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现在更需要他去支撑。当我开始大学之旅时，叶也上了南下的火车，决定去打工…… 你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命运！一分之差的人生悲欢。
叶说，他是命运的弃儿。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多少像叶这样的青年？
因此，我们很难去追踪某一个体在所谓“错题”事件后可能遭遇的多舛命运，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去进行这样的“追踪”。
中国教育现在不仅需要纠正一道错题的勇气，更要面对一个必须进行改革的体系。
我国高考的录取原则很“简单”——先分数优先，接着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先划出各批次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只有达到这一录取分数线，才能进入这类学校的录取视野，这是分数优先。批次录取线是很多学生的“生死关口”，一分之差，可以决定你是进重点一本，还是一般二本；可以决定你是进本科院校，还是落入第三批高职高专。同一批次学校则实行志愿优先录取原则，学校按照学生填报志愿的情况，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依次录取，先满足第一志愿学生的要求，只有当第一志愿学生未招满时，才进行第二志愿录取，并以此类推，这是志愿优先。而在填报同一志愿的学生中，学校又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录取，直到录满为止，最低的录取分数，就是录取分数线，这又是分数优先。
这“简单”的录取原则，在老百姓看来却十分复杂——明明离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差1分，北京大学不录取，为什么不能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不是要比北京大学低吗？“呵呵，你想得美！”主管招生工作的官员会告诉你，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志愿早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提都不用提。
一分之差，天壤之别。有的学生痛心疾首之余，放弃被其他学校录取的机会，用一年时间再去复习攻读；有的学生带着失望和沮丧，开始大学之旅；当然也有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四年之后的另一次人生选择——“考研”上，高考失败了，考研重头再来！
在中国，关于高考制度的争论，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提起高考，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编排它的不是。但事实上，高考制度也许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各类腐败现象。有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大成绩，大批优秀人才通过高考步入大学求知成才，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态势。
高考制度本身没有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之一，是高考的考试体系。考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样考试？考些什么？通过考试希望评价什么？这才是关键。二十多年来的高考，基本上把着眼点放在考察记忆能力与运算能力上，于是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背诵，反反复复地练习，最终成了应试的高手，却往往因高分低能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问题之二，是高考的“等第”录取原则。我国高考制度中的填报志愿一环，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考生之间难以知悉对方的意愿，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考试分数再填报志愿，也很难作出明智的选择。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填报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这些学生的考分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分高者大多流向这所学校，就会导致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增高；反过来，即便这所学校是著名学府，如果很多高分考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报的话，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就有可能大大低于名气远不及自身的学校。虽然多年来的高校录取规律显示，强校恒强，也就是说好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一般较高，但是填报志愿“失误”的事情却也屡屡发生，着实折磨着莘莘学子。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没有对大学的希望，就不可能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曝光，不是存心和大学过不去，而是说出大家想说的话。现在关心大学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加上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康的大学运行体系，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将不再遥远。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度大大增加。教育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对于教育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如“眼球经济”如果不注意其内核的建设，很容易转眼就成为泡沫经济，“眼球教育”也同样孕育着危机。
我国过去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其焦点是外延规模的扩大，很多事例十分刺激人们的视神经，先是在教育产业化为主的观点支撑下，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按每年30%的增速扩大，大多数高等学校在过去几年时间中，学生规模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接着是各类在国人看来新鲜的教育项目，诸如MPA、工程硕士、EMBA，接踵面市。具体到大学办学者身上，追求“眼球效益”的事例也不鲜见，为了近期的显示度，对论文数量、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畸形追求在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本不应该出现“炒作”字眼的平静校园里，“作秀”也成了家常便饭。
教育需要理性的回归。在精英教育时代，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更多是外部的，是站在城外看城内的风景，只要能把子女送进大学门槛，就把风景放进了家中。如果基于这种“时代背景”，那么，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品种的增加，就是最大的教育进步，就是最大程度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而且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使教育更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绝不是单纯地增加教育资源那么简单。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度过了其规模快速扩张期，而且这种扩张，已使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渐从精英时代走向大众时代。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扩张，也同时影响着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在大众教育时代，大学已不再是炫目的风景线，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权——选择接受适合自己的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面对选择，高等教育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正确定位，二是提高核心竞争力。每所居于不同层次的学校，从北大、清华这类名牌，到大批民办大学、高职高专，均面临这一问题。教育者应该做教育的事。
当外观视觉上的吸引力降低时，所有问题的焦点，现在转移到了内部。中国高等教育将从数量时期全面进入一个质量时期，将从注重外延发展到打造内涵实质。拥有了更多选择权的人们，开始试图关注大学城内的风景，关注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关注整个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这是一个对教育问题议论鼎沸的时期，无论是教育圈子内的人士，还是教育圈外的市民，对于教育，都发表着自己的感知和见解。这是教育的幸事，也折射出教育的不安。毫无疑问，教育将一直吸引人们的关注。但教育不能一直“招惹”人们的议论，来自市井小巷对教育问题的议论，体现出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也深刻反映出我们教育模式、体制的不成熟、不健全。一个成熟的教育体制，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不该引发如此众多的议论，当然，也正是这如此众多的议论和民声，促使教育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个月前，我的朋友，文汇报教卫部主任、《每周演讲》主编王捷南先生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稿。案头的这本书，让我有机会亲历高等学校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热点现象与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社会民众所议论、所关注的。作者充分而立体地展示了来自教育前线的第一手信息与资料，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争议，还有矛盾……对于教育的发展来说，这十分可贵，因为它有助于教育的决策者、管理者，展开系统、科学的思考。
是为序。
一周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消息：上海有所中学在教室里安装摄像机，将一男一女两位学生在自习课上的亲热行为拍摄下来，又在全校播放。两个孩子心灵因此蒙受极大伤害，甚至想到去死。学校的理由听上去堂而皇之：整顿校园纪律，树立道德新风。但是学生不服，还将学校告上法院。这场被教育者与教育者的诉讼尚未结案，我所能知道的是，在这所学校 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几乎没有人公开站在两个孩子一边。这两个孩子每天感受到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冷眼旁观。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它的确包含了我们国家教育中一些很要命的问题。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谈论这些问题的。作者就职于大学，应该算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由他来检讨我们的教育，显得特别耐人寻味。我近来常常接到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倾诉自己学习时的痛苦，倾诉对老师对父母的失望。但是我也听到他们的老师和父母说，“这些问题我都知道，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大家都在私下里发泄对教育的不满，但是却又倾尽全力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走，一旦“成功”，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失去了学习的激情，也失去了改革教育的激情——也许这种激情在很多人身上从来就没有过。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要留在学校里去教育别人的。但是在今天的大学，一个一流的人才愿意留下来做老师，并且真正把热情倾注于教育，已经是一件罕有的事。所以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学校不仅正在让学生为自己的优秀付出代价，而且正在失去优秀的老师。
本书的一个贡献，在于作者很诚实地给我们描述了大学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还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乃至院士的状态。今天的大学，学生的问题很大，教师的问题更大。因为二流的教师不可能教出一流的学生。让我们回忆一下自己读书期间所遇到的教师，有多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值得我们钦佩？我接触过不少做人做事都很成功的人，他们都会谈到自己曾遇到好教师；我还接触过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回忆过去时，总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得到好教师的教诲。事实上，我们国家能够永留学生记忆中的好教师，真是太少了，按照我的不大完整的估算，不到总数的5%。
一个教师让学生失望，甚至让学生蔑视，不仅在于他的教学水平低，更在于他的做人水平低。从长远看，真正让学生不能忘怀的，不是教给他们如何考试的老师，而是教给他们如何做人的老师。我在美国曾看到一个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第一天放学回家，爸爸问，今天老师教了什么，孩子回答：“老师告诉我们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别人的身体，也不要伤害别人的心灵。”这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就是学到了这句话。很显然，这是在教育孩子怎样做人，怎样与别人相处，怎样与社会相处。而在我们的学校里，一年级孩子的第一节课上，老师一定会谆谆教诲，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争取第一名。这种衡量成功的标准促使我们的孩子只在乎第一名，只关心自己，只追求战胜别人。家长也在有意无意地逼迫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今天我们的国家许多地方弥漫着自私自利的风尚，弥漫着对社会、对他人，尤其是对弱者的冷漠，应当说，在我们的孩子踏进小学时就种下了祸根。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
育人的意义既广大又深远。教育出了问题，会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中产生恶果。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确发生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优秀人才，正在为他们的优秀付出代价；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来关注、讨论教育的问题，是一件好事。但是，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者的事，不仅仅是孩子和家长的事，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力量，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关注。有人曾对我说，改变现存的教育制度，我们有心无力。我回答，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教育制度，那么就让我们改变对教育的看法。我看到无数例证，在同一种教育制度中，也会造就不同的人。真正优秀的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教育体制，而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不同。至少我们可以读一读眼前这本书，它能让我们不再对教育的问题冷眼旁观。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大学有问题》书稿，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惊讶于作者对今日中国大学所存在问题了解之细、洞察之深，我也惊讶于作者充分占有如此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我更惊讶于作者在如此年轻之年龄、以如此无畏之气概、用如此流畅之文笔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之种种病症!
相比于我过去曾经读过的有些亦参与写作的中国大学教育批评论著，如杨东平教授主编的《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与《大学之道》，这部《大学有问题》书稿不是论文集，不是众多作者的拼盘，而是一个人的独著。因此，它就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然，它是作者熊丙奇多年汗水的结晶!
丙奇同志在书中向我们系统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一路应试，对外语、电脑的盲目崇拜，高考录取的区际不公，可谓“考、考、考，中国大学的法宝”；在纸上测试的品德，在嘴上说说的创新；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书；院士头衔的追逐；“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各种论文的求量不求质，高校中很少有人讲真话；变味的科技成果鉴定；官学不分的高校行政级别，高校领导的非民主任命，校处领导的官气十足，权利不受制衡，人治重于规制，校规高于国法；高校对于大学生们男欢女爱的竭力围堵，高校性教育的贫乏；高校招生过速扩招的负效应，研究生生源质量的下降；高校的“世界一流”情结，甚至定出了17年赶超时间表；高校自主权的缺失，连专业课程都没有决定权；民办大学的种种尴尬与受歧视；校办企业的弊端；高校仍在办社会，教师仍是单位人；等等。可以说，丙奇同志的这部书稿乃是中国大学问题之集大成!
我与作者丙奇不曾谋面，居住场所相距数千里，但对于中国大学问题的共同忧患使我们有缘相识。对大学问题的研究本不属于我的专业，只是因为在高校工作生活多年，总有一些所思所想，因而，近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了数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丙奇在电话中说：“您的大作早已拜读，受益良多。”其实，丙奇过奖了。至多，我只是比丙奇早几年关注了大学问题。虽然先者为师，但师者不会贤于生者。论雅、论俗我是远在丙奇之下，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比丙奇要大一轮多，则可比性差距更是突出。从这一点来说，给丙奇的书稿写序我不是合适人选，只是把我读完丙奇这部书稿所受到的启发写出来，可谓不吐不快。如果说有什么奢求，那也仅仅是希望以此文求教于丙奇及一切有同样关注之同仁。
丙奇的这部书稿名为《大学有问题》，我想，进一步地应该有《问题大学》。类似于青年问题与问题青年，我们可以说“大学问题”研究的是所有大学存在的或轻或重的各类问题，而“问题大学”所要探讨的则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大学及其各种病态。从逻辑上讲，进一步比较“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大致可以说：“大学问题”是从病相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形象描述，对大学之病的病源、病因可以进行一定的诊断、诊治，各种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指点大学问题，可以是新闻式的，可以是文学式的，可以是案例式的，可以是论文式的；而“问题大学”则是从病症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抽象分析，对病态大学运行机制进行充分地解剖，多半只有专业人员或业余专业性人员可以介入，必须进行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研究，必须给出一般的处置办法，试图使病者恢复健康。也可以说，大学问题的视角是“健康带毒者或健康受伤者”，而问题大学的视角是“非健康带毒者或非健康受伤者”。一般而言，先有“大学问题”而后才可能有“问题大学”。我希望，年轻的丙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就“问题大学”之专著。我等待着!
2003年的高考，最引人注目的一桩新闻，是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一道分值为5分的选择题，被许多老师和学生质疑为错题。后经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给出了“不是错题”的结论，但是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会议”上，难得聚首的12名院士在会议之余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包括1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2位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专家们，对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这道选择题给出了一个集体“答案”——这是一道必须纠正的错题①（①《12名院士就江苏省高考错题发布声明：错题应予纠正》，田乾峰，《京华时报》，2003年11月6日。）。
对于高考考生来说，有时1分都“性命攸关”，更何况这是5分！一个江苏考生说，像这样与前途、命运紧密相联的高考试卷出现错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太烦太累，即使教育部门承认是错题又能怎样呢？少1分未被录取的，难道能就此迈进大学校园？而因错得“福”已被录取的，又难道会被坚决退回？
高考在中国社会居然扮演着“社会分工”的重要角色。属于笔者的那场高考已经过去14年了，但我仍清晰地感受到，是高考让人生的道路如此不同。是的，我应该感谢高考，如果没有高考，也许至今我仍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垦着农田。冬天的时候，裹着一身油亮的军大衣，蹲在门槛上大口地喝着稀粥。我的小学同学军就是这个模样，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了，他没办法走出那个山沟，尽管交不起两个女儿的学费，可还计划再添一个儿子。
高中同学叶，现在在广州打工。每次他送货路过中山大学那个仿古的大门，就会给我打个电话，而电话里每次都会留下一句：“要是当年多考1分，我也是大学生啦！会像你一样，坐在OFFICE里，不再这样风餐露宿。”叶的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勤奋刻苦，成绩一直不错，只是高考发挥失常。平时居班级前十名的他，关键时刻分数却比录取线低了1分！他好希望重读一年，可是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却被查出患了肝癌。一个为供他上学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现在更需要他去支撑。当我开始大学之旅时，叶也上了南下的火车，决定去打工…… 你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命运！一分之差的人生悲欢。
叶说，他是命运的弃儿。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多少像叶这样的青年？
因此，我们很难去追踪某一个体在所谓“错题”事件后可能遭遇的多舛命运，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去进行这样的“追踪”。
中国教育现在不仅需要纠正一道错题的勇气，更要面对一个必须进行改革的体系。
我国高考的录取原则很“简单”——先分数优先，接着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先划出各批次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只有达到这一录取分数线，才能进入这类学校的录取视野，这是分数优先。批次录取线是很多学生的“生死关口”，一分之差，可以决定你是进重点一本，还是一般二本；可以决定你是进本科院校，还是落入第三批高职高专。同一批次学校则实行志愿优先录取原则，学校按照学生填报志愿的情况，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依次录取，先满足第一志愿学生的要求，只有当第一志愿学生未招满时，才进行第二志愿录取，并以此类推，这是志愿优先。而在填报同一志愿的学生中，学校又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录取，直到录满为止，最低的录取分数，就是录取分数线，这又是分数优先。
这“简单”的录取原则，在老百姓看来却十分复杂——明明离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差1分，北京大学不录取，为什么不能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不是要比北京大学低吗？“呵呵，你想得美！”主管招生工作的官员会告诉你，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志愿早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提都不用提。
一分之差，天壤之别。有的学生痛心疾首之余，放弃被其他学校录取的机会，用一年时间再去复习攻读；有的学生带着失望和沮丧，开始大学之旅；当然也有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四年之后的另一次人生选择——“考研”上，高考失败了，考研重头再来！
在中国，关于高考制度的争论，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提起高考，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编排它的不是。但事实上，高考制度也许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各类腐败现象。有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大成绩，大批优秀人才通过高考步入大学求知成才，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态势。
高考制度本身没有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之一，是高考的考试体系。考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样考试？考些什么？通过考试希望评价什么？这才是关键。二十多年来的高考，基本上把着眼点放在考察记忆能力与运算能力上，于是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背诵，反反复复地练习，最终成了应试的高手，却往往因高分低能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问题之二，是高考的“等第”录取原则。我国高考制度中的填报志愿一环，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考生之间难以知悉对方的意愿，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考试分数再填报志愿，也很难作出明智的选择。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填报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这些学生的考分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分高者大多流向这所学校，就会导致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增高；反过来，即便这所学校是著名学府，如果很多高分考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报的话，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就有可能大大低于名气远不及自身的学校。虽然多年来的高校录取规律显示，强校恒强，也就是说好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一般较高，但是填报志愿“失误”的事情却也屡屡发生，着实折磨着莘莘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