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以柔克刚　破解对华遏制--国际--人民网

　　●只要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不变，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不变，一些国家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战略就不会改变。这是由其霸权逻辑和冷战思维的本质所决定的

　　●合作已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与中国合作日益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之必需，而不是可有可无或愿意与否的一种选择

　　●当遏制与对抗的成本高于接触与合作的成本时，遏制将不攻自破。所以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不断提高反华势力遏制中国之成本

　　防范、遏制、围堵中国的冷战思维积习难改

　　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具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分布比较广泛。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二是以美国、日本等国家为甚，并几起几落，时紧时缓。

　　三是动机大不相同。大多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友好国家内部存在一些“中国威胁论”，主要是由于它们对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还有某种疑虑和担心。有的是对中国国情和政策不够了解，有的是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挑拔和怂恿，更多的是由于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或某些具体利益受到一时损害而导致的怨气。但在日本、美国等国，一些政治势力或派别大肆鼓吹和渲染“中国威胁论”，可谓居心叵测，实质上在为遏制、围堵中国制造舆论和口实，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崛起。这些论调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被它们囊括在“中国威胁论”之中了。

　　近年来，中国政府利用一切国际场合反复多次庄严承诺：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发展没有也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显然，美日等国一些政治势力散布并渲染“中国威胁论”，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们要么出于霸权更替的历史偏见，要么固守传统的冷战思维，要么顽固地坚持强权政治逻辑。在它们看来，“基于500年国际关系史的规律和大国崛起的经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和平的，或是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和霸权国地位的，因此，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和霸权国构成威胁，并在扩张的道路上前行”。就这一点来说，并不取决于中国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也不取决于中国选择什么道路和模式。换句话说，只要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不变，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不变，它们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战略就不会改变。这是由其霸权逻辑和冷战思维的本质所决定的。

　　对此，我们除了要理直气壮地继续发展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并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以外，还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化时代的特殊背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打破遏制与围堵之策。

　　“以迂为直”，“以柔克刚”，避其锋芒，巧于周旋

　　中国的《孙子兵法》“军事篇”曰：“以迂为直”，这是极富辩证哲理的精辟之论。1929年，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后称为《战略论》）一书中，提出“间接路线”的思想，指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又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实际上是“以迂为直”的西方版，但却比《孙子兵法》晚了2000多年。这一深刻哲理对今天的中国外交极具启发意义。

　　有时，强国争霸需要迂回，弱国图强也要迂回。而当一国面临两难困境同时又处在弱势地位时，尤其需要迂回。弱国迂回，不同于强国。“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这是弱国迂回之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低姿态外交”，或“韬光养晦”。当年的列宁不惜同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割地赔款，忍一时之痛，拯救了苏维埃政权。二战后的日本，数十年保持政治、外交上的低姿态，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大凡外交迂回，都有一共同特点：“从相反中求相成”。声东往往是为了击西，空间上的让步意在时间上的争取，为了更好和更快的一跃有时需要暂时的后退。外交之道，某种意义上就是迂回之道。国际舞台，风云诡谲，利益交织，错综复杂，外交总是内政的延续，为实现国家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而折冲樽俎，迂回多之，而径直者少之。

　　而要做到以迂为直，就要学会“以柔克刚”。从战略上讲，施“柔”术者，须有“柔”的表象，“刚”的骨子，惟其外柔，始能诱之，惟其内刚，始能制之。在外交上，“以柔克刚”就是巧于周旋。其要旨是：以大局为重，不为威胁利诱所动，耐心同强手保持接触和谈判。以己之两手对付彼之两手，“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既与之合作，也不忘斗争，合作时保持高度警惕，斗争时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并斗之有度，斗而不破。善于择机，在较有利自己情况下求得妥协。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现今国际格局中，中国仍然处在弱势地位。在21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仍将在美国和西方强势主导下、以及某些政治势力的遏制与围堵之中求生存，谋发展。“以迂为直”，“以柔克刚”的谋略思想对今天中国外交政策仍具启发价值，特别是在外交上如何避强国之锋芒，巧于周旋，寻求冲破围堵中国之策，有着深远的意义。

　　利用全球化的复杂性特点，分散压力，化解矛盾

　　与冷战时期不同，全球化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国际关系日趋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性问题突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增多。显然，应对这些挑战，单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间合作共同应对。所以，合作已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中国合作日益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之必需，而不是可有可无或愿意与否的一种选择。地位和自身价值的提高，为中国争取主动、扩大共识、化解矛盾和冲突，最终打破遏制与围堵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二是国家间的利益相关性增强。全球化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了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等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给世界带来了最直接的贸易和市场机会。据统计，2001年到2005年，中国累计进口超过2万亿美元，相当于为相关国家创造了4000万个就业岗位；据估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额可能累计超过4万亿美元，将为相关国家创造8000万个就业岗位，并主要集中在欧美日和东亚地区。此外，在2005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的贡献超过1/5。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提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今天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不仅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在提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提高。如果说，过去在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相互依存尚不平衡，即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依存度远高于它们对中国的依存度，那么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情况正在改观，不平衡的相互依存正在向比较平衡的相互依存发展。这将增强中国对西方国家经济乃至政治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遏制与围堵中国将变得愈加困难和不可能。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取代。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客观要求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关系得到一定的改善和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的这一因素密不可分。

　　三是国际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国际体系对国际关系的制约力上升。全球化时代的这一深刻变化，使任何大国要想完全抛开国际制度，置国际法基本准则于不顾，而一味搞单边主义，变得更加困难。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制度，并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利用矛盾，化解矛盾，分散外部压力成为可能。

　　提高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当今中国已不是苏联。因为苏联实行的是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苏联与西方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中国搞的是改革开放；苏联与美国激烈争霸，并搞军备竞赛，中国从不争霸，并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苏联走的是一条霸权之路，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与合作之路；苏联追求的是势力范围，中国追求的是和谐世界；苏联处在冷战对抗的格局之中，现如今的中国处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时代。所以，像当年遏制、围堵苏联那样来对待中国，几乎是白日做梦，最终将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

　　这些认识从本质上揭示出国际关系的一条普遍法则：当遏制与对抗的成本高于接触与合作的成本时，遏制将不攻自破。所以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不断提高反华势力遏制中国之成本。而充分利用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矛盾，就是提高遏制中国成本的有效之举。▲

　　（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