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五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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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的“五毛党” 邵建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认为北洋政治是“专制”和“政党政治”,故主张以全民性的“国民政治”取代之,因为后者能够体现国民意志而前者不可以。陈独秀文人出身,从知识结构上看,长于文史而不擅法政。他不知道,就现代政制而言,只要是议会框架中两党互为反对的政党政治,就不可能形成专制。相反,倒是陈偏好的那种广场式的国民政治,看似民主,倒有可能通向专制,甚至极权。《新青年》创办时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为中国是否参与欧战,国务总理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意见相左。段本人是主战派,但他的主张必须通过黎,也必须在议会中通过。就段的个性言,他并非不专制或不想专制,但是,那个分权的制度框架限制了他。当时段的陆军次长这样怂恿:没什么大不了的,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武夫当国,习惯用枪杆子说话。但,段氏权衡利弊,还是不敢在制度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采纳文人的主张:“按轨道办事”。段本是北洋军头中最专制的一个,但,只要制度不专制,就能对专制的个人形成遏制。民初议会由两党构成,国民党和进步党。段氏参战,本来就是进步党(时改称研究系)的主张;但问题是国民党反对,它同时又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拥有最多议席。段祺瑞既绕不开国会,又志在必得,于是就玩起了所谓国民意志的把戏,企图以“民意”来逼议员主要是国民党的议员。国会表决前一两天,北京突然出现了什么“五族公民”“北京学界”“北京市民”之类的请愿队伍,拿着小旗在国会附近聚集。到5月10号正式表决那天下午,这些公民团体大约有数千人将国会团团包围。看见议员进场,他们就强行塞上他们的请愿书和警告信。如果有议员不接受,拉下车就打。他们不但向议长要求列席旁听,遭拒绝后,还直接威胁国会,必须当场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就不准议员离院。这些“公民团”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一些穿便衣的军人和警察外,大都是从各处召聚而来的乞丐、杠夫和游民。他们在国会门前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广场,一会儿大声叫骂,一会儿拍手狂欢,场面乱成一片。显然,这是一种被权力操纵的民意,不过民意本身就往往容易被操纵、煽动和代表。像对德宣战这类问题,因其专业性,本当由职业性的议员辩论定夺。诉诸民意,直接搞国民政治,即使没有操纵,此案设若摆在一个杠夫面前,他又会有什么负责任的成见。但,这次议员显然被段祺瑞激怒了,他们一致决定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就不讨论宣战问题。他们同时要求国务总理段祺瑞到场,接受议员问责:北京秩序是否还能维持。僵持到晚上7点多钟,段祺瑞才不得已姗姗而来。面对议员,他的解释是: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这样会引发军民冲突和流血。问题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平请愿,而是暴力胁迫。且不说进门前已有议员被打,此刻已是晚上9点多,议员坚持不投票,因此外面的公民团不断向院内投掷砖瓦,用以形成威慑。警察虽然在场,却逍遥袖手作壁上观。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最后,由于一块飞石砸中了到会采访的日本记者,段怕引发外交事端,才下令用骑兵将公民团驱散。此刻,被解围了的议员已经身心俱疲,再也不肯讨论宣战问题。结果,当天会议会而不议,便宣告结束。段祺瑞终于没有在议会里达到他的目的。非常喜剧的一幕是,不日,北京《醒华报》登出一封“公民”来信,披露那天幕后的一些情形。这位署名来信者,自称从安徽到北京,一直谋差未成。闲无事,便由同乡的陆军部秘书介绍加入公民团。说好那天中午12点去包围国会,按钟点给钱。每小时大洋五毛,散时即付。该人那天准时到场,直到晚上八点半离开。他算了一下,一共八个半小时,计价应为四块两毛五。但,那天散伙时他没拿到钱,第二天上门去要,那位陆军部同乡不但“吝而不予”、“避而不见”,还派人出来对他“大言恐吓”(主要是怕事情泄露)。此人越想越气,索性登报揭发。于是,天下人都知道那天的公民团原来是被收买了的“五毛党”。“五毛党”之被揭露,盖在于由《新青年》视为专制的北洋,其实是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北京很羡慕地对胡适说:中国作家享受的言论自由要比日本人大得多。胡适回答:“他们……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其实,这不在于作为统治者的“他们”,关键在于当时那一套政党政治、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不过,一心想终结北洋专制的《新青年》,从鼓动民意的角度,呼唤国民运动乃至国民革命。于是,伴随北洋的终结,“政党政治”亦随之终结,代之而起的,才真正是制度性专制的国民党“党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