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腐败的经济学悖论

　　诚如张维迎教授所说，在市场经济国家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中国则被一些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需要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当然，我要补充的是，还有一些人更聪明：一些政府控制企业进入或实行严厉管制的部门，这一制度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入者都是幸运的垄断者。假如通过贿赂相关官员得以进入该领域，就等于获得了一种垄断特权。所以，有些商人不仅在购买本属自己的权利，还在购买特权。

　　如此腐败的根源，当然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就意味着，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有人去改革权力控制资源的体制本身。人们一直期待这样改革，将其称为“攻坚战”。但是，既然这些官员能够从这种转轨的中间过程中获得巨大收益，那他们自然倾向于把这个攻坚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往后延宕。

　　对此，主张人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感到惊讶。但经济学家终究还是十分着急，因此，张维迎教授回忆说，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就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那么，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张维迎解释说，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

　　不过，在很多时候，这个论断却具有另外一种含义：在当下的体制下，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就在最近，张五常教授仍然这样说。张五常教授当然知道权利的重要性，希望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道路上去。问题是，权力如何肯让渡出自己控制的资源？一个简单易行并且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赎买。因此，腐败有助于中国转型。

　　由此再迈进一步，那就简直可以说，腐败在当代中国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既然它是一种历史必然性，那人们就不应当对其说三道四。相反，人们应当恭顺地接受它，明智的人，比如经济学家，看到私人企业家用金钱打通了管制的僵硬大门，纷纷欢呼起来。

　　这些经济学家本能地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信徒，其实在学校大家学的都是这一套。这种哲学教导人们，历史上的善其实都是通过恶的力量实现的。假如最终达到了善的目的，那恶的过程就完全可以容忍，甚至本身就是善的。比如，古典史学的共识是，秦始皇是个暴君，其专制应当予以谴责。但接受了现代哲学训练的历史学家却颠倒了这种伦理学，普遍赞美起秦始皇来，因为据信，始皇的专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类似地，有些经济学家也通过历史必然性这一概念，成功地对腐败进行了一次伦理漂白，他们提出了“腐败有利论”或者“腐败有功论”。腐败最初不过是迫不得已的次优选择，到这一步，腐败本身就是好的、正确的、善的。相反，禁止腐败、打击腐败，反而被某些具有经济学心灵的人士指责为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物质主义的心灵

　　经济学家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腐败正名，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经济学家的价值排序中，经济增长居于首要位置，而腐败是在那种制度约束条件下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行方案。

　　经济学从一诞生起，也即在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那里，就以国家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其首要的研究主题。

　　因此，经济学的心灵自始就是物质主义的心灵，就是把物质财富视为人世间最为重要的价值，并视为其他价值的前提。比如，大约只有经济学家会说，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制度，经济必须增长到一定水平，人民必须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当然，这样一种观念，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这种常识乃是近代以来经济突破瓶颈出现“增长”的精神基础：增长是一种近代现象，在前近代漫长的历史中，是不存在经济增长这回事的。

　　因此，在经济学家、或者在所有具有现代性的心灵看来，经济与财富的增长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它要求在任何制度条件下实现自己，而不以人的意志、也不以制度为转移。如果政治、伦理、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正好适合人们追求财富，那就是最好不过；假如此类制度不合适增长，那就对其进行改造；如果制度的惰性太大，那就贿买它。

　　此时，贿买活动实现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价值，则在这种交易中一些官员践踏权力伦理、部分企业家践踏商业伦理，就是无关紧要的。

　　正是上述历史哲学及物质主义的心灵，塑造了1990年代以来的某种腐败的精神状态。一旦腐败变成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并由此免于道德上的责难，甚至更进一步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则腐败的普遍化就是必然的了。

　　任何时代都有政府管制，政府控制也并非罕见。而且，经济学家们说得很对，政府管制也确实容易诱发腐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腐败者，不论是贿买者，还是受贿者，都知道自己是错误的，他们会以此为耻。至于社会其他人，更会对其予以道德谴责。在中国，事态却似乎已不复如此。腐败者们似乎不认为腐败是错误的，一些时候，潜规则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善恶、是非、对错的基本认知。至于民众，对于腐败只有愤怒，而没有道德上的谴责，很多人对腐败倒很能理解：在那个位置上，谁都会贪。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也会贪。或者，人家能弄到钱，那是本事云云。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之尽情释放。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够释放出来，部分是因为改革放松了管制，但管制的另一部分放松则是因为管制被腐败了。看起来，腐败确实有功。但事实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