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势不可挡 公民社会加速成熟

网络民主势不可挡 公民社会加速成熟

网络问政事件频现有何深意？
 
南都：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通过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您认为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有哪些深层意义？
 
汪玉凯：今年发生了三大公共事件——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大地震。在这几大公共事件过程中，网民所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不仅震撼了海外世界，也震撼了中国的高层。胡锦涛总书记上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有着指标性的意义。这几件公共事件以后，领导人看到网络上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帮了政府很多忙，政府做不到的事情老百姓在网上做到了。
 
闵大洪：虽然胡锦涛与网友的对话时间短暂，但对执政党来说意义非同一般。说到底，这是一个善待互联网、善用互联网、善管互联网的关键问题。
 
南都：2008年广东的“岭南十拍”和“书记、省长与网友见面会”是最具代表性的“网络问政”事件，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除此之外，广东2008年还发生了诸多影响广泛的“网络问政”事件，例如“奥一网网民自主投票评议省直、中直机关作风”、“惠州市委书记在线回答网友提问”、“奥一网有话问书记(市长)活动”等等。您如何评价这些事件中网络的表现与作为？
 
郭巍青：见面会就是汪洋表示一个姿态，相当高调地支持、鼓励网民关心社会问题，提出建议，从网络到实际的政府部门实现对接。这样就能够通过网络发现民间的声音和建议，当然也包括批评。要把这些建议和批评通过合适的平台传导到决策部门，要考虑建设一些程序或者平台，把它制度化。
 
汪玉凯：现在的网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大都是青少年、大中学生，现在白领、官员、学界等各种阶层都开始接触网络。高层官员也开始高度关注网络，和网民见面，上网聊天，网上征求公众意见，把政策放到网上让公众讨论等等，网络已经成为政府决策最重要的吸收民意的渠道。
 
网络改变了民主政治的方式，给社会公众以非常大的发言空间，Web2.0技术使表达、互动成为非常自然的现象，也使网络表达更具有多样性。过去网络提供的信息是被动的，而现在可以在网上进行互动。技术进步给人类参与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和支持。
 
闵大洪：2008年是中国网络环境更加开放的一年，网民的表达更加活跃。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网络平台上展现，不同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平台激荡发酵，网络舆论的多样性、离散性、复杂性在今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一年的网络传播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网络媒体在重大事件和主题宣传中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可以说，中国网络传播在2008年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Web1.0和Web2.0已全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网络媒体构建起一个“参与式结构”，让广大网民能够轻而易举参与其中，进行互动与沟通，对舆论的引导更加主动，形态也更加多样。

网络民主传统民主有何区别？
 
南都：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已经逐渐形成政府与民众通过网络实现良性互动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对于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产生哪些积极影响？
 
汪玉凯：十七大提出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网络为保障老百姓实现这些权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网民的社会影响力正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伴随中国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网民数量的增多以及电子政务的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的双向互动将越来越多，网络民主是势不可挡的。刺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在过去需要几十年，现在有可能几年内就能慢慢实现。
 
郭巍青：网络民主有个特征，它本身有个问题产生和问题排序的功能。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不重要？网络平台讨论中，更热门的话题会逐渐冒出来，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声音表达，推动重要问题的出现。当然政府会有一个问题轻重缓急的排序，但网络推动出现的重要问题跟政府的看法不一定一致，很多时候不一致，“华南虎事件”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南都：汪洋在4月17日与网友见面时明确提出了“网络民主”的概念，依据是十七大报告。您如何理解“网络民主”这个概念？它与传统的民主实现模式有何区别？
 
郭巍青：一般人理解的民主是投票民主，通过竞选投票的方式选择领导人，这是民主传统的基本的意义。网络民主主要侧重对政策和重要的社会问题展开公众性的讨论，讨论中逐渐会涌现一些意见领袖，一些尖锐的、特别的意见会涌现出来。就目前来说，网络民主不构成投票选择什么，甚至不能投票决定一项政策，主要是形成不同意见的辩论和讨论。
 
汪玉凯：网络民主和正常的民主模式还是有差异的。任何民主都有选举，程序是否公平正义决定了它的价值，但网络民主更多的表现在它是一种表达，它可以表达出一种民意。通过广泛的参与、表达使决策者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主流意见是什么，给他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照系。从公众来讲，确实给了老百姓一种自由地真实地表达自己意愿的途径。

政府如何鉴别吸取网络民意？
 
南都：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的“网络问政”事件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主动通过网络寻求建议，集纳民智；另一类是政府被动，网络民意的强大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介入。政府是否应当尽可能地争取主动，而尽量减少被动的局面？
 
汪玉凯：对，积极主动地征求网络民意，而不要形成一个重大事件了再被动应付。
 
郭巍青：政府要真的欢迎讨论、欢迎批评，如果能在这方面树立公信力的话，就会有人来参与、讨论，提供意见。但也需要一些好的策划，否则会出现政府发起的议题反而反应不高的现象。
 
南都：网络意见是多样的，鱼龙混杂。如何有效梳理、利用网络民意？这是实现网络民主的一个巨大瓶颈。政府在汲取网络民意时如何鉴别？怎样突破这一瓶颈？
 
郭巍青：说句实话，不习惯网络的人，几乎摸不着头脑，能归纳出什么意见来？媒体在这方面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在较固定地关注问题的读者群中，发展出一些比较好的讨论。再建立起与政府的关系，把意见传达给政府、适当地影响决策。
 
南都：也就是说，网络意见表达只是第一步，如何督促政府消化网络意见，并将之转化为可操作的公共政策，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稳定的配套制度，使网络民意最终在现实的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效展现出来。怎样着手建立这样的配套制度？
 
郭巍青：我不清楚政府是否有专门的机构了解网络民意，我的建议是，政府里要有熟悉网络的人，特别是制定与民生相关政策的部门，像劳动保障部门、医疗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等等，起码要有熟悉关注网络、有能力归纳网络民意的官员。我希望有人做这种工作。第二，政府有新闻发言人制度，现在很难看到发言人具体的表现。应该利用这一制度，记者提出网络上出现的问题和质疑，发言人给予更多的正面回应或者评价，这比某个省委书记或省长在某个场合提倡效果更好，要看到有一些制度化的东西在运作。特别要从“华南虎事件”吸取教训，记者提出问题，就应该有人回应，这才能让民众看到民意在怎样推动政府关注这些事情。
 
汪玉凯：实际上这两年我们各级政府制定了很多支持政府决策的信息化系统。首先要把这个系统构建好，有获取信息的途径。网络民意调研也好，市长信箱、市长热线也好，都要制度化、规范化，不能是随机性的。再有，民意一定要真正影响决策，征求意见不能像某些听证会，只是做做样子，那就失去意义了。政府一定要放下架子，看到它不可阻挡的趋势。
 
南都：当“网络民主”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时，干部领导应当对以往的工作方式作出怎样的调整以应对这一变化？
 
郭巍青：客观来说比较难，我们政府的构成是从上到下任命的，而不是面对公众，争取选票，注意公众对自己说过的话的反应，这是我们制度上的一个约束。胡锦涛和汪洋等领导是鼓励和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网络、擅用网络，通过网络吸取民意，用心是好的，但是官员们愿不愿意、习不习惯？这就比较难说。据我了解，很多政府自己也有内网，也有文件、信息等很多东西。但我有一个感觉，他们了解的跟普通人在网络上讨论、关心的，好像是两个世界，说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网络一定要是平面展开、多方交流的，不能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系统。
 
汪玉凯：我们的官员必须作出调整，不调整肯定被时代所淘汰。这两年这么多官员触网，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网络民意是不可小视的，必须高度重视，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引发大的事件。特别是总书记上网以后，它的示范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把手都和网民对话交流，其他官员还能忽视吗？我们的官员首先在理念上要进行转变，不能认为网上都是胡说八道，再一个要自觉地利用网络民意，把这个作为工作方式的一部分，运用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去。

网络民主仍处于初级阶段么？
 
南都：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程度？有人认为中国的网络民主处于初级阶段，网络文化质量亟待提高，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郭巍青：初级阶段从时间概念上可以这么说，毕竟网络发展时间不长。但目前来看，全球也没有哪个国家网络民主发展到了多么高的阶段，发展得这么完善。中国这几亿网民，在中华民族的整体中应该是素质比较高的群体，所以中国的网络民主应该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完全不必自卑地说，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离人家有很大的距离。
 
汪玉凯：公众参与积极性是非常高的，随着网民数量的壮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产生的正面作用也是非常积极的，应该充分肯定。当然，网络民主的表达形式是多元的，也确实有网络犯罪、过激言论等，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等原因，网民会表达出一种愤怒情绪，这种情绪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网民自身的成熟也需要时间。我相信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多的官员和网民互动，这种倾向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南都：中国与网络发展起步更早的其他国家相比，网络民主发展有哪些不足？或者说有哪些发展的空间？
 
郭巍青：国外的网络民主是配合选举民主来开展的。就说奥巴马，他善于利用网络，包括手机短信等等，很多志愿者帮他构建一个自己的网络平台，跟网民互动，因此他能在底层公众中间赢得很好的声誉。其他很多国家也是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做法，公众性人物、公职人员、领导人都会通过自己的网页平台或者博客接受信息，也表达他自己的信念和对政策的主张。
 
另外一方面，公众会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很多意见，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等，这些报纸网站的内容做得很丰富，附记者的博客，很多人会围绕新闻主题跟帖、争论。传统纸媒、网络媒体，再加上公众论坛，能够比较好地做到民意沟通的。我认为中国这些纸媒的网站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质量上、和读者的沟通上，那些比较有信用的媒体，像南方报业、《财经》杂志，它们的读者群体的素质是比较高的，应该在这种平台上形成更有质量的讨论。

如何避免成为民粹主义温床？
 
南都：有人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中国网民的进步并没有完成对网络初级阶段的跨越，网民也没有完成向网络公民的转变，互联网上理性的声音不一定能够盖过那些所谓的网络暴力。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网络是否会成为中国民粹主义的温床？
 
郭巍青：中国网络展开的速度非常快，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过去面对面讨论不会遇到的问题，一些人在虚拟、匿名的状态下说一些极端的话，确实有可能引向一些情绪化的发泄，这种发泄又有传染性，形成言语上的“网络暴力”。但不能去堵它，而是引导积极的因素发挥出来。我个人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看到，一个是对一个问题的讨论能够有较长的时间，逐渐深入，各种不同的意见会浮现出来。你要让两边的意见都说得出来，那它们之间渐渐就会有个平衡。有人就会寻求在重要的事实和判断方面思考。其实很多事件中，我们能够看到网民自发地在往这方面努力，这就是一个积极因素。
 
汪玉凯：我认为价值导向的引导是重要的，但是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熟度有关系。如果我们的政治结构本身不合理，老百姓对这方面有很大的情绪，他没有其他正常的利益诉求的途径的话，就可能通过网络发泄。它是和制度的进步相配合的，这样才能提升网络表达的文明度。不能简单地指责网络暴力，你要看暴力后面的问题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的。
 
南都：不可否认，部分网民具有非理性特征，近来关于人肉搜索侵犯个人隐私的争论也此起彼伏。我们在促进网络民主发展的同时如何避免“网络暴力”？
 
郭巍青：我暂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方式，但我在自己学校教学的过程中会讲一些辩论和讨论的规则，我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同时遵守辩论的规则。这一点西方人比较习惯，而中国缺少这个传统。过去大家就是听领导人报告、学习，没有一个大家公开、平等辩论的传统，一辩论就很容易变成暴戾情绪的表达。我只能希望找到一个方式，让大家既能激烈辩论又能遵守规则。我觉得这跟普遍的教育水准的提高还是有关系的。
 
南都：“网络民意”与“普遍民意”，应当不能简单在这二者之间画等号，它们的契合度有多大？网络民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普遍民意”？也就是如何判断网络民意的公共利益属性？
 
汪玉凯：我觉得从某种角度讲，网络上表达出来的民意是更真实一些，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不负责任的，匿名性就导致随意性比较强，这就给一些人发泄提供了机会。但真实的交流中，很多人隐藏他的真实意愿，有很大的虚假成分。我认为网络传达出来的主流民意值得我们关注。
 
郭巍青：我相信，随着大家越来越习惯网络讨论，大家会明白，网络民意不能代表这个社会的民意。能上网的愿意表达意见的人，总归是特定的一个人群。另外一方面，我们会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真实生活中人群对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依据于网络上的意见和观点。也就是说，网络的一个重要功能不在于它代表了80%还是60%的民意，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几种围绕问题最重要的意见。像“许霆案”，引起网络上持续的讨论热潮，开始阶段是压倒性的同情，等过了一审、二审，你会发现有人开始站在银行或者法律的角度提出问题，甚至有一些相当专业的意见在里面。然后会自动形成网上和网下意见的互动，这对于形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意见是有好处的。
 
南都：虽然中国已经有数亿网民，但其中大多数为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而广大农民在网民中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因此就不排除因过于迷信“网络民意”而侵害社会最底层群众利益情况。如何在发展网络民主的同时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郭巍青：我认为需要纸媒做这样的讨论，也需要传播学、政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对一个个案例进行总结。它会不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逻辑上说有可能，甚至你可以说损害政府的声誉，都有可能，但需要案例来证实。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在什么状态下会使得什么人的声音没有办法表达。通过案例的积累再从中寻找规律，才能够客观地说，我们要防止什么问题出现。简单地说网络很好，或者网络不好，这都是很偏激的。
 
汪玉凯：能够上网表达自由思想的人，不能说都是中产阶层，但是比较富裕，有文化知识，农民是不可能利用网络作为自己的表达途径的，这就将中国人口组合分成了好几块。网络表达出来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带有民粹性，它反映的是中产阶级上下的有知识的主流群体的意愿，只是普遍民意中的一部分，不能替代全体社会成员。要将网络和其他的民意获取途径结合起来，影响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

十七大提出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网络为保障老百姓实现这些权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网民的社会影响力正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汪玉凯
 
2008年是中国网络环境更加开放的一年，网民的表达更加活跃。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网络平台上展现，不同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平台激荡发酵，网络舆论的多样性、离散性、复杂性在今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闵大洪

我的建议是，政府里要有熟悉网络的人，特别是制定与民生相关政策的部门，像劳动保障部门、医疗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等等，起码要有熟悉关注网络、有能力归纳网络民意的官员。
       ——郭巍青

编辑：丁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