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模式给全球价值重塑的六大思考\\周天勇：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五大基本任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13:27:21
世界经济重塑下的中国模式思考 中国模式给全球价值重塑的六大思考 张茉楠 2010年02月05日14:15 世界经济重塑下的中国模式思考--中国共产党新闻 
事实上，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美国大萧条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加速了欧元和欧洲经济同盟的诞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否定了传统的“雁阵模式”为特征的东亚区域分工格局，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和发展路径发生了永久性的深刻变化，其最大影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到重创，西方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此消彼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正在由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内核，多极化和“全球共治”取代了一极独霸天下的局面，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重建进程大大推进。如今达沃斯论坛确定“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三大主题正契合了这一深刻变化。
2008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高达22%。而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金融危机中中国充分彰显成熟、有远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无论是达沃斯论坛、匹兹堡金融峰会还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都成为世界瞩目的绝对 “主角”， 一时间，关于有关中国的谈论一发不可收拾，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 与“中国模式”相关的热度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
然而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更客观和清醒地审视“中国模式”的真正含义，其本身就意义非凡。那么“中国模式”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它会给全球价值体系重塑带来哪些启示？值得更深入地思考。
首先，在总结几十年发展困境与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有关于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更有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和和谐世界的理论等，这些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其三，在渐进主义改革的基础上，通过“纲领性”的计划来促进经济发展，发挥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取得相对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比较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其四，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一方面激发了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创新的持续深入展开，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由长期结构性变迁、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
其五，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享受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深深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最后，不断自我调整和与时俱进，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中国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特点，同时，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国发展模式也在顺势调整与创新。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轮回、挫折和发展的重重困境，“中国模式”也经历着巨大挑战，比如长期形成的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出口导向型经济下的“留住顺差，流出财富”以及资源能源高消耗下的粗放型增长等。然而每一次大的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中国模式在反思中总结经验在探索中寻求治道。特别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辨证施治，成功驾驭了危机，驶入稳健、快速的发展航道，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和合理内核。
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模式”，而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 过去“中国模式”不断吸收了“欧美模式”、“日本模式”的有益经验和智慧，今天“中国模式”所强调的“平衡发展”、“和谐发展”也将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来源：上海商报 周天勇：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五大基本任务 2010年02月05日09:09 来源：《经济参考报》 周天勇：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五大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新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解放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同志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对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规定的高度概括。30年来，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虽然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还有一段论述，1990年12月24日，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0年来，我们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怎样走呢？我认为到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需要认真进行讨论。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空洞的口号，要使人民信任我们，就需要看到社会和经济变迁的规律和大趋势，要有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战略，拿出实实在在的能缩小三大差距的新的办法，推进改革，出台新政策，形成新体制和新机制，引导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通过推进城镇化来缩小城乡差距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来缩小城乡差距。需要从过去农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通过推进城市化来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基尼系数如果从城市和农村分别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但是，如果城乡综合，就成为了0.47。因此，城乡差距大，是导致中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不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原因。这种分配不公，是二元结构转型造成的，不是在公与私、社与资、计划与市场等方面做文章所能解决的。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多如牛毛，许多理论和政策思维都是将农村看成一个人口规模不变的对象来考虑问题，理论上是在农村和农业中发展新型合作等集体经济，政策上主要是加大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投入。有的学者也提出，中国近60%的人口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当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农业社会主义和加大“三农”投入，把建设现代化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吗？我认为是行不通的。
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大的趋势是，农业生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是逐年下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也是谁也挡不住的社会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93%以上，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看，家庭农场是组织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形式。试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形式上，我们即使在农村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建设了很好的集体经济，但是，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这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不能长久普遍地在农村存在，还是个疑问；即使未来全国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假如未来全部劳动力为8亿，农业劳动力也有4000万之巨，在18亿亩耕地上从事农业，两个劳动力之家庭的耕地面积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90亩，如果仅种粮食，只能是微利保本，从中国的人多地少国情看，从同样人多地少的东亚农业的演变看，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拉美那样的耕地规模上万亩、甚至十几万亩的两极分化的农业资本主义。
实际上，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大，基尼系数之所以高，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城市化滞后和转移速度相对比农业生产增加值比重下降慢。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转移农村和农业中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以使其与日益下降的产出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抑制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扩大。
通过创业和发展小企业公平地创造和分配财富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二，是通过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和扩大服务业，增加就业，富裕人民，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过去的历史证明，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分配上可能公平，但是，没有效率，浪费很大，创造的财富相对少，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活力和动力。靠走回头路，去谋求公平，肯定是走不通的。
也有的学者提出，主要要加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来缩小三大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我们要看到，中国正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不发达，财力也并不雄厚，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如果不从创造更多的财富出发实现公平，而是盯着现有的并不雄厚的财富，力不能及地去追求公平，结果只能是福利早熟，跌入拉美陷阱。
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动力和有活力，并且共同富裕的社会。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为什么不知不觉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
30年来，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东亚、拉美、印度、中国四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看，中国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的发展方式：1、在经济发展的企业规模结构上，各地各级政府重视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发展，因为大企业和特大企业，G D P增加快、财政税收多；从战略、体制、政策等方面，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环境较为恶劣；结果，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发展的规律是越来越多的资本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其利益主要是大资本与政府之间分配；而能大量产生中等收入者，能因增加就业而减少失业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却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分配不均衡的一个深层次基础。2、在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上看，不能使人民富裕的第一产业，虽然在增加值占G D P比率方面下降很快，但是，其中就业的劳动力相对过多；第二产业由于劳动者成本的上升，资本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需要用相对越来越多的资本容纳相对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甚至要从工业部门中挤出劳动力来；而能大量发展小企业，能大量吸收容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在同样的人均G D P水平上，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增加值滞后了20-25个百分点，就业比率滞后了25-30个百分点。在现代分配流程上看，工业越是现代，资本和政府分配得越多，而服务业发展越是充分，劳动就会分配得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会减少。
有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发展国有经济来实现公平。实际上，国有经济由于组织成本太高，在小企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中是很难生存的。而且，实际的经济流程中，国有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只能使资本、企业领导和员工以及政府分配得越来越多，使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和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格局恶化。
我通过研究发现，追求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制，并不一定会有人民富裕和分配公平的结果。如拉美曾经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其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可能最高的地区；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实行了计划和国有经济，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普遍富裕。反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了小企业，扩张了服务业，其社会财富较为公平，基尼系数是发展过程中最低的地区。这说明，我们过去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从各国包括中国各地实践的检验看，可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人也需要解放思想，务实地汲取东亚模式社会经济公平发展的经验，鼓励创业，促进能使人民富裕的小企业的发展，促进能使劳动力参与创造并分配财富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保持经济和社会有活力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的富裕，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1】 【2】
（责任编辑：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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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美国大萧条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加速了欧元和欧洲经济同盟的诞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否定了传统的“雁阵模式”为特征的东亚区域分工格局，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和发展路径发生了永久性的深刻变化，其最大影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到重创，西方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此消彼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正在由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内核，多极化和“全球共治”取代了一极独霸天下的局面，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重建进程大大推进。如今达沃斯论坛确定“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三大主题正契合了这一深刻变化。
2008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高达22%。而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金融危机中中国充分彰显成熟、有远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无论是达沃斯论坛、匹兹堡金融峰会还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都成为世界瞩目的绝对 “主角”， 一时间，关于有关中国的谈论一发不可收拾，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 与“中国模式”相关的热度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
然而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更客观和清醒地审视“中国模式”的真正含义，其本身就意义非凡。那么“中国模式”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它会给全球价值体系重塑带来哪些启示？值得更深入地思考。
首先，在总结几十年发展困境与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有关于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更有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和和谐世界的理论等，这些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其三，在渐进主义改革的基础上，通过“纲领性”的计划来促进经济发展，发挥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取得相对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比较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其四，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一方面激发了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创新的持续深入展开，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由长期结构性变迁、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
其五，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享受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深深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最后，不断自我调整和与时俱进，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中国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特点，同时，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国发展模式也在顺势调整与创新。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轮回、挫折和发展的重重困境，“中国模式”也经历着巨大挑战，比如长期形成的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出口导向型经济下的“留住顺差，流出财富”以及资源能源高消耗下的粗放型增长等。然而每一次大的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中国模式在反思中总结经验在探索中寻求治道。特别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辨证施治，成功驾驭了危机，驶入稳健、快速的发展航道，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和合理内核。
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模式”，而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 过去“中国模式”不断吸收了“欧美模式”、“日本模式”的有益经验和智慧，今天“中国模式”所强调的“平衡发展”、“和谐发展”也将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来源：上海商报 周天勇：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五大基本任务 2010年02月05日09:09 来源：《经济参考报》 周天勇：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五大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新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解放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同志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对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规定的高度概括。30年来，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虽然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还有一段论述，1990年12月24日，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0年来，我们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怎样走呢？我认为到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需要认真进行讨论。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空洞的口号，要使人民信任我们，就需要看到社会和经济变迁的规律和大趋势，要有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战略，拿出实实在在的能缩小三大差距的新的办法，推进改革，出台新政策，形成新体制和新机制，引导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通过推进城镇化来缩小城乡差距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来缩小城乡差距。需要从过去农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通过推进城市化来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基尼系数如果从城市和农村分别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但是，如果城乡综合，就成为了0.47。因此，城乡差距大，是导致中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不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原因。这种分配不公，是二元结构转型造成的，不是在公与私、社与资、计划与市场等方面做文章所能解决的。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多如牛毛，许多理论和政策思维都是将农村看成一个人口规模不变的对象来考虑问题，理论上是在农村和农业中发展新型合作等集体经济，政策上主要是加大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投入。有的学者也提出，中国近60%的人口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当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农业社会主义和加大“三农”投入，把建设现代化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吗？我认为是行不通的。
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大的趋势是，农业生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是逐年下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也是谁也挡不住的社会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93%以上，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看，家庭农场是组织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形式。试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形式上，我们即使在农村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建设了很好的集体经济，但是，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这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不能长久普遍地在农村存在，还是个疑问；即使未来全国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假如未来全部劳动力为8亿，农业劳动力也有4000万之巨，在18亿亩耕地上从事农业，两个劳动力之家庭的耕地面积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90亩，如果仅种粮食，只能是微利保本，从中国的人多地少国情看，从同样人多地少的东亚农业的演变看，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拉美那样的耕地规模上万亩、甚至十几万亩的两极分化的农业资本主义。
实际上，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大，基尼系数之所以高，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城市化滞后和转移速度相对比农业生产增加值比重下降慢。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转移农村和农业中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以使其与日益下降的产出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抑制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扩大。
通过创业和发展小企业公平地创造和分配财富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二，是通过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和扩大服务业，增加就业，富裕人民，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过去的历史证明，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分配上可能公平，但是，没有效率，浪费很大，创造的财富相对少，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活力和动力。靠走回头路，去谋求公平，肯定是走不通的。
也有的学者提出，主要要加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来缩小三大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我们要看到，中国正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不发达，财力也并不雄厚，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如果不从创造更多的财富出发实现公平，而是盯着现有的并不雄厚的财富，力不能及地去追求公平，结果只能是福利早熟，跌入拉美陷阱。
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动力和有活力，并且共同富裕的社会。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为什么不知不觉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
30年来，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东亚、拉美、印度、中国四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看，中国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的发展方式：1、在经济发展的企业规模结构上，各地各级政府重视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发展，因为大企业和特大企业，G D P增加快、财政税收多；从战略、体制、政策等方面，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环境较为恶劣；结果，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发展的规律是越来越多的资本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其利益主要是大资本与政府之间分配；而能大量产生中等收入者，能因增加就业而减少失业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却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分配不均衡的一个深层次基础。2、在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上看，不能使人民富裕的第一产业，虽然在增加值占G D P比率方面下降很快，但是，其中就业的劳动力相对过多；第二产业由于劳动者成本的上升，资本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需要用相对越来越多的资本容纳相对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甚至要从工业部门中挤出劳动力来；而能大量发展小企业，能大量吸收容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在同样的人均G D P水平上，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增加值滞后了20-25个百分点，就业比率滞后了25-30个百分点。在现代分配流程上看，工业越是现代，资本和政府分配得越多，而服务业发展越是充分，劳动就会分配得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会减少。
有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发展国有经济来实现公平。实际上，国有经济由于组织成本太高，在小企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中是很难生存的。而且，实际的经济流程中，国有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只能使资本、企业领导和员工以及政府分配得越来越多，使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和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格局恶化。
我通过研究发现，追求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制，并不一定会有人民富裕和分配公平的结果。如拉美曾经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其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可能最高的地区；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实行了计划和国有经济，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普遍富裕。反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了小企业，扩张了服务业，其社会财富较为公平，基尼系数是发展过程中最低的地区。这说明，我们过去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从各国包括中国各地实践的检验看，可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人也需要解放思想，务实地汲取东亚模式社会经济公平发展的经验，鼓励创业，促进能使人民富裕的小企业的发展，促进能使劳动力参与创造并分配财富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保持经济和社会有活力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的富裕，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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