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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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编者按：回首识蒋，愈知蒋之人格和行为的不朽。如不必仅尽以四九年的成败来论英雄，则蒋确乎是我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蒋不是，何人能是乎！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先生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回国。这本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北天取经”活动，问题是，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我们现在找不到蒋的《游俄报告书》，但是从他的书信集里，还是能收集到诸多游俄体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不游苏还好，游了总共三个月，他就打定主意要反苏反共了。 蒋给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说：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看这书信，不由得感叹，蒋既有先见之明，还有难得的一腔忠诚。完全可以说，蒋才是标准的高尚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好象特喜欢调戏人：蒋在国共两党尚没有成为仇敌之前，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对手沦为了俄奴；而他未来的对手则在很久之后才用同样的手法攻击他是美奴。不过相形之下，还是应承认蒋的英明的，因为他年纪轻轻（时年36岁，四年之后，他就不惑了，那一年，他将共产党清除出了国民党），就那么地具有先见之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苏俄的认识和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首先，主义与事实不是一回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新的羊头。现在，苏俄不挂了，我们还挂得很高，高到百姓们连羊头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其次，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再者，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踏上苏联国土三个月就能看出，真想不出中国随后恁多的留苏学生在苏俄呆了恁长时间都发现些什么？！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有经济发展军事技术上拥有优势尚且既然败于蛮夷小邦亡国灭身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那在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内讧连连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击败用坦克飞机战舰武装起来的工业强国日本，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 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国蒋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样，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这些大大小小武装割据势力对如何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与地盘向来是处心积虑，但对如何发展经济提升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对国家民族命运缺乏热情，套古书来说，就是“喜则连横抗上，怒则竞力相拼”，标准的WARLORD。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战时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他是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他不仅仅是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外交政策，其是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的制定者与积极推动者，他还甚至还在八一三抗战数次昌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这在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遥坐衙内，指挥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亲赴前线的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反倒不能称为的民族英雄吗？===============================================================================================================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1945年蒋介石全国广播讲话）
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才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腾欢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的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十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真正有代价，更必须在此时此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我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因此在薄海欢腾同祝胜利之今日，仅以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陈述于我全国同胞之前，共资策励。
* 第一、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不只是在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在此八年抗战之中，我全国军民，历尽艰辛，今当抗战结束之后，全国同胞应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人口大多数为农民，其次为工人，我们作战部队兵员的补给，以农民为主要来源，而后方武器与民生物资的生产以工人为基干。在此抗战的绵长岁月之中，工商都市大批残破不堪，于是军队兵员的补充，与国家战费的负担，乃大部分都落在农民的肩上。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农民之服役者，与工人之生产者，皆应使之早日减轻其义务与负担。国民政府体念及此，决定在今日颁发明令，全国兵役，自今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全国军队现役士兵，亦由军政机关拟定退伍步骤，分期实施。国民政府对于战士授田的办法，亦已依照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次第订定，克期实施。凡我曾经陷敌各省本年度的田赋，一律豁免一年；后方各省亦定于明年度豁免田赋一年。并责成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依照二五减租的原则，参酌各地实况，拟订减租办法，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呈请国民政府核定，予以实施。我们认为，必须农工有喘息之机，而后社会有苏生之望；而且必须农村生活有提高的方法，而后工商都市有复兴的基础。所以国民政府为全国同胞谋休养生息的最低限度办法，不得不着重于农民与工人的负担之减轻，使其生活得以改善。至于其他积极方面，民生主义政纲和政策之实施，国民政府自当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
第二、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还政于民，而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必经的阶段，也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在抗战发动之初，我们预期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我们认为：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我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的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建国大业开始的机会，政府施政的方针，必将本于大公，出以至诚，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而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政府甚愿博访，期无缺憾，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政府亦可顺应舆情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典型。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借地盘以自固的恶习，早成过去，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当有，亦不是和平建国时代所许可。必使国内一切问题皆循政治方法求得解决，各方意见遵循法律轨辙以为标的，而后我革命先烈及全国同胞五十年来所共同祈求的根本大法，不至重蹈民国初年的复辙，这是我们政府唯一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编者按：回首识蒋，愈知蒋之人格和行为的不朽。如不必仅尽以四九年的成败来论英雄，则蒋确乎是我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蒋不是，何人能是乎！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先生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回国。这本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北天取经”活动，问题是，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我们现在找不到蒋的《游俄报告书》，但是从他的书信集里，还是能收集到诸多游俄体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不游苏还好，游了总共三个月，他就打定主意要反苏反共了。 蒋给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说：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看这书信，不由得感叹，蒋既有先见之明，还有难得的一腔忠诚。完全可以说，蒋才是标准的高尚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好象特喜欢调戏人：蒋在国共两党尚没有成为仇敌之前，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对手沦为了俄奴；而他未来的对手则在很久之后才用同样的手法攻击他是美奴。不过相形之下，还是应承认蒋的英明的，因为他年纪轻轻（时年36岁，四年之后，他就不惑了，那一年，他将共产党清除出了国民党），就那么地具有先见之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苏俄的认识和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首先，主义与事实不是一回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新的羊头。现在，苏俄不挂了，我们还挂得很高，高到百姓们连羊头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其次，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再者，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踏上苏联国土三个月就能看出，真想不出中国随后恁多的留苏学生在苏俄呆了恁长时间都发现些什么？！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有经济发展军事技术上拥有优势尚且既然败于蛮夷小邦亡国灭身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那在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内讧连连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击败用坦克飞机战舰武装起来的工业强国日本，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 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国蒋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样，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这些大大小小武装割据势力对如何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与地盘向来是处心积虑，但对如何发展经济提升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对国家民族命运缺乏热情，套古书来说，就是“喜则连横抗上，怒则竞力相拼”，标准的WARLORD。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战时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他是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他不仅仅是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外交政策，其是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的制定者与积极推动者，他还甚至还在八一三抗战数次昌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这在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遥坐衙内，指挥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亲赴前线的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反倒不能称为的民族英雄吗？===============================================================================================================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1945年蒋介石全国广播讲话）
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才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腾欢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的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十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真正有代价，更必须在此时此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我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因此在薄海欢腾同祝胜利之今日，仅以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陈述于我全国同胞之前，共资策励。
* 第一、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不只是在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在此八年抗战之中，我全国军民，历尽艰辛，今当抗战结束之后，全国同胞应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人口大多数为农民，其次为工人，我们作战部队兵员的补给，以农民为主要来源，而后方武器与民生物资的生产以工人为基干。在此抗战的绵长岁月之中，工商都市大批残破不堪，于是军队兵员的补充，与国家战费的负担，乃大部分都落在农民的肩上。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农民之服役者，与工人之生产者，皆应使之早日减轻其义务与负担。国民政府体念及此，决定在今日颁发明令，全国兵役，自今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全国军队现役士兵，亦由军政机关拟定退伍步骤，分期实施。国民政府对于战士授田的办法，亦已依照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次第订定，克期实施。凡我曾经陷敌各省本年度的田赋，一律豁免一年；后方各省亦定于明年度豁免田赋一年。并责成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依照二五减租的原则，参酌各地实况，拟订减租办法，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呈请国民政府核定，予以实施。我们认为，必须农工有喘息之机，而后社会有苏生之望；而且必须农村生活有提高的方法，而后工商都市有复兴的基础。所以国民政府为全国同胞谋休养生息的最低限度办法，不得不着重于农民与工人的负担之减轻，使其生活得以改善。至于其他积极方面，民生主义政纲和政策之实施，国民政府自当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
第二、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还政于民，而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必经的阶段，也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在抗战发动之初，我们预期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我们认为：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我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的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建国大业开始的机会，政府施政的方针，必将本于大公，出以至诚，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而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政府甚愿博访，期无缺憾，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政府亦可顺应舆情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典型。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借地盘以自固的恶习，早成过去，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当有，亦不是和平建国时代所许可。必使国内一切问题皆循政治方法求得解决，各方意见遵循法律轨辙以为标的，而后我革命先烈及全国同胞五十年来所共同祈求的根本大法，不至重蹈民国初年的复辙，这是我们政府唯一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