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宗教，我们还信什么？

除了宗教，我们还信什么？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个“不可言说的言说”。

青年巴金曾经信奉过安那其主义（也即无政府主义）。他从被他称为“精神上的母亲”的爱玛·高德曼的著作中，“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信仰与活动》），那是一种愿意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或许那只是因为自己“猛烈地厌恶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同上）。但巴金毕竟不属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文革中他为青年时冲动的选择吃了大苦头）。刚刚进入中年的巴金，很快由无政府主义转向有政府主义。这便是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天安门前如抹的红旗和几十万群众的齐声欢呼使我看到中国人民的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第二次解放》）巴金相信了这个党和这个政府。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自然相信这个主义。直到这个政府的元首自己也顾不了自己，更顾不了巴金和他的家人，巴金才抬头四顾心茫然。十年一梦，梦醒之后，耄耋之年的巴金信什么？由吴福辉、钱理群主编的“名人自传丛书”之《巴金自传》（编者为陈思和），“尾声”是巴金的短文《没有神》（1993）。这很有深意。《巴金自传》是辑录巴金自述性文字编纂而成，当不得真正意义的自传。《没有神》之后，巴金还写过几则短文。但综巴金之一生，是完全而且应该戛然而止于此的。如果巴金还能健康地生活和思考，他对自己的信仰还可以推进下去，又不好轻易推测。那么，《没有神》便成了他信仰追求的最后高地。不好节录，兹全文录于此：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巴金的“神”，不是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也不是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玉皇大帝和民间各路神仙。不信神之后信什么？巴金没有说。信自己？似乎是，似乎不是。因为“信自己”，表意是很模糊的，操作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即使我们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人’！”信“人”？同样如是。

我对宗教缺乏研究，哪怕是作为一般性的关注。从小我便被教导说，宗教是迷信，是唯心主义，是精神鸦片。数十年里，我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诩，不信神，不怕鬼，虽然夜过坟堂时，仍不免心里发毛。据说曾经把六七十年代时的毛理论叫做“红色宗教”，倒也名实相副。那时虔诚，不亚于基督徒之对上帝，以为毛真有被犹大出卖并被钉上十字架之危险，于是誓死保卫。文革初起时，我曾手抄过全本《毛主席语录》（因为其时稀少到我没有机会拥有），颇似贾平凹 1999年手抄《道德经》，日日颂读不懈，至今保存着，快要成为文物。

80年代末90年代以降，宗教热甚嚣尘上。我辈跟风惯了，也凑热闹买了些有关宗教的书，南怀瑾大师的《道林梵音》等数种，《宗教妙语》（中外宗教经典语录），《世界宗教》（美国人所写普及读物），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很时尚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中的四种（《不可言说的言说》，《圣者的倾听》，《在期待之中》，《女性主义神学观》），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与世界丛书”中的四种（《宗教与文学》，《基督教与文化》，《当代美洲神学》，《妇女与世界宗教》）。1997年出差去东北，在沈阳故宫旁的一家书店，以40元不菲的价格，买得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的《新旧约全书》（也即《圣经》），以为绝对正版，并为示虔诚，不远数千里，转了几大圈，一直随身携带，回得家来，并试图读一遍，但至今只翻过数页。自省这段时间购书心态，一为趋从1985年以来断续着没有降温的“文化热”，一为实用，因为十数年研究女性文学，凡与女性有关的宗教类读物必买。但和我的多数收藏一样，买回即束之高阁，真要用时，才去翻翻。

《宗教妙语》便这样被我抄拣而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印数仅7000册，我却好象是以三五元特价购得。随手一翻，翻到“生存智慧卷”之《忍耐章》，伊期兰教之《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训导说：“谁若向我保证克制他的舌头和性器官，我便担保他进天园。”坦白地说，无论作为大学教师和自封的学者及作家，还是作为生理功能健全的男人，对这一戒条的全部内容，我都无法做到，我也就进不了“天园”（是否“天国”之误？虽然纸质太过低廉，这可绝对正版书啊！）那么，我对未来会心存恐惧么？赶紧翻回到首节《无畏篇》，第一节语录便是：“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佛教之《五灯会元》），我骚乱的心，便安顿下来，不再多想我的舌头和生殖器。但往下浏览，我又陡然心存疑惑，第二条语录竟是：“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段来自《圣经·旧约》的语录，该不是断章取义吧？如果不是，那么，鲁迅的“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之接近”，所本竟来自《圣经》？我对当年逆处乡下曾施暴于我的那些人，早已予以宽容，是否犯了“不打落水狗”之毛病？前几天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一伊朗少女遭人轮奸，所得结果，是这少女被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当时颇为惊讶，怎么会这样？现在想来，或许《古兰经》里，有反向推罪之教义？

这真是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为了拯救这个已然疯狂的世界，动机各别的好事者们开出内容和形式各别的药方。宗教被称为最佳选择。

近读刘澎的《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便开出这样一剂药方，大意说， 如果中共在个人信仰层面上放开，把宗教作为个人私事对待，党就会实现与各种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和解，各种宗教就可无障碍地与党合作，协助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党会因此而获得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华儿女广泛的认同与赞赏。个人有了信仰支柱，特别是宗教信仰，就会重塑道德底线，国民素质就能在整体上提高。

与虎谋皮能否实现另当别论，我对这个结论，是颇为疑惑的。

以中国大陆文学为例。大陆文学为什么缺少大师、大家和大作品？因为中国作家缺少宗教意识。有人从古到今发掘出正面和反面的教训。信佛和吃素的唐代大诗人王维是不必说的了。现代作家中，冰心和曹禺被从宗教思想层面给予重新评价。甚至巴金，也被认为其中具有佛教甚至基督教思想云云。巴金曾经坚信过毛的《延讲》不假，新的中国建立后还下决心学马列，虽然据他自己说学得不好。巴金晚年是否因为笃信宗教才完成了自我拯救？我辈顸愚，翻遍《随想录》，没有读出这层意思来。待“60后”、“70后”甚至“80后”作家中有人剃度佛门（或中或西）时，“宗教拯救论”就更显得气势如虹。

我不反对任何人信仰宗教或其他主义，那是人家的自由。而且，我还反对将自家的宗教或主义包装成强权，加诸于他人。当年英国作家拉什迪因一部《撒旦诗篇》而遭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全球通缉，我就曾为拉什迪抱屈。凭什么满世界都要对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顶礼膜拜敬畏有加？

个人的精神救赎，可以有各种方式。阿Q的“精神胜利法”，对底层而且弱势，就很有用。同是底层而且弱势的贾府看门人焦大，所取又稍有不同。借了酒劲，他大胆骂开来，说贾府上下，男盗女娼，惟石狮子干净。虽被塞一嘴马粪，但一府里那些敢怒而不敢言的大小奴才们，何尝不会把焦大视做同类中的英雄。太婆后堂拈手敬佛，孙辈前庭使枪弄棒，能否进入天堂或占山为王，先人心里有了一段念想，不会立即抹脖子跳水塘，赢得灵魂的短暂平静。以我而论，进得门来，坐拥书城，书便是我的佛，笔便是我的枪，口诛笔伐，亦为人生快事。

时代的精神救赎，就剩下一个大大的难字。坐让精英们去口诛笔伐？起看草莽们去除暴安良？前者有可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后者或许会改朝换代，却有可能汤还是原来的汤，药还是原来的药。想到此，读书人不由一声长叹“山坡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真是“不可言说的言说”。

时代精神的救赎者肯定不是战争和专制。

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创痛，至今没有完全愈合。抗日战争不仅造成中日之间精神的民族裂痕，还造成中华民族内部的阶级裂痕（借用一下毛的阶级理论）。中共是直接受益者。文人沈从文是间接受害者。1939年1月沈从文发表《一般或特殊》，意在强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却被视为类同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这也是误会），甚至遭致超倍于梁实秋的激烈批评。巴人在随后发表的《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中，就说：“他不说‘一般与特殊’，而说‘一般或特殊’。然而，他却把这‘特殊的工作’和抗战牵上了一根线，让做特殊工作者有名义特殊下去，这一毒计，是超过梁实秋以上了。”文革中饱受摧残并最终自杀的巴人如果能够回忆起当年他对沈的批评，他应该承认，沈从文这样的观点，是富于预见性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是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可惜的是，整70年后的“未来”，“埋头做事”还没有成为“一般”，从上到下的“玩花活”，严重腐蚀着我们的社会肌体，世道一心。文坛的为虎作猖助纣为虐，倒是变成了“一般”。沈从文无心插柳练就的精神定力（朴素而执拗的乡下人），使得他比巴人们笑到最后，时下文坛的遗老和新贵们，是否应该从中吸取一点教训？

无论战争还是专制，都应该从沈从文身上获得一种反省。我们已然熟知沈从文对中华民族长期豆箕相煎的政治和文化立场。战争不能实现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救赎，专制同样也不能。前些日子“中国不能实行议会制”，“军队不能国家化”的强势训导，暴露出来的还是专制骨子里的虚弱。

民主和自由，只能是个人救赎和时代救赎的唯一选择。是人性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在面对政治强权而生命个体显得分外渺小孤独无助时，走向宗教便成了一些人的自然选择。但是，在专制时代，甚至连宗教自己也不能自我拯救时，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

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应当成为我们精神的宗教。自由和民主是通往人的精神救赎的必由之路。我的对它的坚信，一如当年曾经对某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坚信。

于是我就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