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

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

郑　惠

　　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盛会，对胡绳同志这部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借此机会，我讲几句话。

　　胡绳同志毕生尽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事业，的确如瑞环同志所说，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胡绳全书》是他的理论学术成果的一个比较完全的反映。但据我们了解，还只能说是“比较”完全。实际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是他的长项外，在社会学、政治学、文艺学、逻辑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他也都是很有造诣的。记得50年代初他为郭沫若同志起草一篇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文章，以思想深邃而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誉，郭老也很满意。他在领导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的工作时，指导王忍之同志写的一篇谈形式逻辑有无阶级性的文章，也以见解出众而引起哲学界的震动。这些都不大为人所知。胡绳同志博学多才，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遇到学术方面的问题常找他去讨论，也反映了这一点。

　　我觉得，将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胡绳同志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一大特色。《胡绳全书》中的《时事政治评论》、《政论》、《思想文化评论》、《论学》等栏目的文章，都是直接针对现实而发。《史事评论》和历史卷的几本历史专著的内容，也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取得的科学成果。《全书》哲学卷中几本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又都是与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相融合的。这样，就既使种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照耀下，显示出它们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丰富多采的内涵和活泼泼的生机。这些都是与党八股的空洞说教无缘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就提出学习理论要同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相结合，胡绳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写作，很好地实现了这三个方面的结合，因此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党的思想文化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这里不妨举我亲身经历的两个例子作证。一个是胡绳同志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影响。这部书很快传到当时的北平，那时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读了之后异常激动，对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认识上有一个豁然开朗的飞跃。真有点像恩格斯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时的情景所说的，“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这部书在全国解放后出过七版，印数很大，有英、俄、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誉为有很高学术价值又为配合当时政治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力作。

　　另一个例子是1994年12月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研讨会上，胡绳同志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发言。这篇发言在会议当场和后来报纸上发表时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的大师级的作品，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我在《百年潮》发表的一篇访谈录中曾追述过这个情况。

　　这里还想特别提一下胡绳同志在通俗读物写作上的贡献，胡绳同志从19岁写第一本哲学小书《新哲学的人生观》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的普及工作。《全书》哲学卷的6本著作、历史卷的《二千年间》等著作，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作品写得深入浅出、清晰好读，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广泛欢迎，曾多次重印，销路很广。这些作品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前人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将基本原理融会贯通，结合分析中国的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进行再创造，写出了作者的研究心得，有许多新意。这样的通俗读物并不容易写。我们知道，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另一种说法。我觉得，这话用于通俗读物的写作，也应当提倡“接着讲”，而不只是“照着讲”。在这方面，胡绳同志的成就和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座的六七十岁的同志，不少是长期在胡绳同志教诲下成长起来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忝陪末座。程门立雪，亲炙多年，化雨春风，终生难忘。我想，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同志的共同感受吧。今年年初适逢胡绳同志80大寿。他写了一首“八十初度”的七律，其中有句云：“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十分精炼地概括了他一生的经历。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残书懒读扶筇杖，一览环球千载新。”我们知道，胡绳同志一生酷爱读书，到现在还是手不释卷。所谓“残书懒读”当然是自谦之词。对于即将进入21世纪的新世界，他是满怀兴奋的心情，要继续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我们在这里，衷心地祝愿胡绳同志健康长寿，祝愿他在跨入新世纪以后，为我们的思想文化事业作出更多更新的贡献!

本文是1998年12月22日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