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办事组”始末

　                                     □ 尹家民　《党史博览》 2003年第11期
        军委办事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特殊机构。它从1967年8月设立到1971年10月撤销,时间不能算长,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时局风云变幻,又因其成员后来多为林彪集团的骨干,它所起的作用不能算小,与它有关的事也不能被忽略。

毛泽东不主张再设军委秘书长,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9月30日,首次设立了军委秘书长职务,由黄克诚(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任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黄克诚、洪学智等人受到错误批判,被调离军委和总部领导岗位。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新的军委由21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大将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上将、肖向荣中将为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兼国防部长)主持。当时国防部的10位副部长中,除了不在北京的许世友上将(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和廖汉生中将(兼军事学院院长,亦在南京)外,其他8位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同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大将、谭政大将、杨成武上将(副总参谋长)、肖华上将、邱会作中将(总后勤部部长)、肖向荣中将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同时,增补肖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以后,中央军委人员组成又陆续做了一些调整:1960年5月,增补张爱萍上将(副总参谋长)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0月后,谭政大将在军委扩大会上受林彪陷害,遭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1963年9月,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5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1965年6月,增补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2月,罗瑞卿受林彪等人诬陷,被撤销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职务。1966年1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3月,增补王新亭(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上将军衔)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5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鉴于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的被批判,“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之后,毛泽东把他们的问题联结到军委办事机构上,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同年9月底,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10月,又增补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向常委请示报告。杨成武照章办事,给一些老帅送文件,这惹怒了林彪、江青 。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勾结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被“打倒”,一切职务包括军委办事组组长都被撤销了。
         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开会,讨论总参谋长人选问题。 
        据说毛泽东曾考虑过几个人:刘震、曹里怀、皮定均、杨得志等,其中,毛泽东比较倾向于皮定均。在定军衔时,毛泽东曾说过“皮有功,少晋中”,资历不深而有战功的皮定均才由初定的少将军衔提到了中将军衔。在当时名将如云的年代,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资历问题,不然众将难服。所以,毛泽东多提了几个人。林彪说:“刘、曹都是空军的人,另外,也不全面。”康生不同意提杨得志。他说华北尽出叛徒,薄一波、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瑞卿、杨成武都是华北的,华北烂了。林彪马上接过来说:“也不一定,郑维山、李雪峰就不错。”毛泽东问:“皮定均行不行?”林彪没有直接回答,沉默许久才提议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也没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最后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态:让他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会后,毛泽东让康生了解一下黄永胜的历史。几天后,毛泽东又不让康生管了,改让谢富治去办。毛泽东对黄永胜有所保留,他想看一段再说。         3月2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吴、叶、李、邱先后都进了军委办事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4月1日,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4月6日,黄永胜在一次谈话中说:“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彻底剥夺了老帅们对办事组的领导权。［评注：黄永胜无权这样说。应该交待这一重大组织原则提出的背景，否则就是歪曲历史。］黄、吴、李、邱在军委办事组专门设立了一个班子,编凑了一个《“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共50条,11月19日印出报送林彪、康生。通过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情况的机会,把他们编造的颠倒黑白的情况扩散到军队党员干部中。“九大”以后,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黄永胜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深知其恶习的夫人项辉芳曾给“林办”主任叶群写过一封信,告黄永胜喜新厌旧、偷鸡摸狗、感情不专一;并将此情况反映给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吴法宪也把情况反映到叶群那里。
      毛泽东也有所耳闻。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有的人我们就发现晚了,不可救药了。”最后,毛泽东还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

许多人表示了对军委办事组所作所为的不满
        在1968年4月的国防军工生产会议上,黄永胜无端指责陈毅如何“反对毛主席”,又批判罗瑞卿如何“破坏”军工生产,含沙射影地批评叶剑英对林彪不尊重。叶群讲话时,不时挥动手中的小红书,口口声声说林总如何如何。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局长、四机部部长的王诤中将对此反感到了极点。他取出钢笔和小本子,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大意是:林彪同志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他在红军长征时期就两次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后,林彪还主动联络某某某,想夺取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条子不长,但铿锵有力。
        黄永胜看到纸条后,脸色顿变,他恶狠狠地瞪了王诤一眼。王诤却神态自若。他早已作好了被捕遭打击的思想准备。
        黄永胜将字条递给叶群、吴法宪等,依次传看,个个神情惊恐。他们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会儿。黄永胜以手掌击桌,声色俱厉地宣布:“会场上竟有人公然跳出来,赤膊上阵,猖狂反对林副统帅。这是当前军内又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性质非常严重……”
       与会的人们都惊讶不已,纷纷将目光转向王诤。王诤依旧双手抱臂,面色冷峻,凛然无畏。第二天,军委办事组宣布王诤隔离审查。这就是轰动军内外的“炮打副统帅事件”。
        还有一个“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1968年开始给黄永胜当秘书的。这位正直的年轻军官,发现黄、吴、叶、李、邱在“九大”前后经常秘密集结,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1969年4月与其恋爱对象王瑞华商量后,决定给毛主席写信揭发黄永胜等人的反党罪行。当时,他们认为温玉成(副总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时与黄永胜有矛盾,便于4月27日深夜将揭发信交给了温玉成。温考虑再三,方决定把信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林彪。但他没想到,信被叶群扣下了。叶群看后,于4月29日在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与黄、吴、李、邱密谋将李必达密捕。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前几天还在给叶群写信反映黄永胜的作风问题,此时却立即加入了帮助丈夫的活动中。军委办事组几位要员要项辉芳做到3条:一、快把写信的李必达找到;二、在党支部宣布李必达偷听电话、窃密、造谣、挑拨关系等罪名,但要绝对保密;三、搜查李的所有东西,凡是犯罪证据,谁搜出来的谁签名,支部书记(即项本人)要签名。
       4月30日,被密捕的李必达由吴法宪派飞机送往广州军区监狱关押。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
       叶群指使项辉芳给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行动诡秘等罪名。5月下旬,项又专程到广州了解对李的审查情况,给看守人员讲话:“这个案件很重要,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案件,办事组首长亲自抓。”此后,加紧了对李的看管和审讯。1971年林彪阴谋败露后,经周恩来批准,才将李必达从广州接回北京,恢复自由。

在“准备打仗”问题上,军委办事组与“老帅组”发生分歧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在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他们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在可以预想的时期内,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反而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革命制止战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1969年6月,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费用比1968年猛增了许多,1970年、1971年两年又继续递增,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6月中旬以后,军委办事组召开了多次战备会议。林彪及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搞突然袭击。  ［评注：从69年6月，到军委办事组到71年10月撤销，还有1年4个月，没有内容。名为始末，实有始而无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