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发起、决策参与逮捕“四人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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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发起、决策参与逮捕“四人帮”

                                  □ 肖思科 《党史博览》 2004年第01、02期
        1979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代表中央发表国庆30周年讲话时,第一次权威地陈述了解决“四人帮”领导者的概念:“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继而,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国史通鉴》概括两方面的表述,如是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而笔者认为,更为丰富和更具有内涵的看法,是邓小平在事后回答著名记者法拉奇提问时的一句话:“这是集体的力量!”

毛泽东点透“四人帮”为起事之本
      “将来的事只有天知道!”1976年夏日的一个夜晚,病中的毛泽东向在他身边值班的几位中央政治局成员发出感叹。这位忧国忧民的开国领袖,在风蚀残年的感叹中,道出了中国政治正面临着历史的砺炼……
     “文革”后期,中共中央上层的确存在着两种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一边是以老同志为代表的务实派,一边是以“四人帮”为主的造反派。
        1974年7月,毛泽东不得不带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他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概念。他同时严肃地告诉从上海来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一生对宗派主义深恶痛绝。对王明和张国焘等宗派主义他没放手,建国后对高岗、饶漱石的宗派主义又重拳出击。为什么没有马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一则是有其理论上的问题,二则是有其依赖性。就其问题的严重性而言,也早该进入了要解决的范畴。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对亲者严、疏者宽,有一种家长“帮妻教子”式的批评。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毛泽东在晚年对江青的问题思考得很多,而且在其他场合也比这次要讲得重,讲得远:
        1967年9月下旬,毛泽东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诚恳地谈话:“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别人骂为夫妻党。我看,你权力越来越大,捧你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好现象。我要求你尽量少出风头、少讲话、少以你名义批东西。” (评注:此说应明确引用出处--时间、场合、在场人、何原由?。这样表述很不严肃。)
         1974年11月,毛泽东告诫江青:“人贵自知之明!”
         四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当党的主席。”
        1975年初,毛泽东说:“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里。”“我死了她要闹事……”
         这些话虽然是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但却是他一贯的忧虑。不仅对江青这样,对其他几个江青的同伙也是如此。 
        1974年12月24日,毛泽东就严肃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帮”之托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人的“罪状”,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你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3个人搞小宗派。
        毛泽东这一次批评很严厉,并要王洪文为此写出检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清查人员在王洪文住处找到了这份检查原件:
        ……这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又有同志找我来议事我自然顶不住,因此就犯了错误……
        次年初夏,毛泽东经过10个月的休养返回北京,就此问题再次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读者会发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严肃,他搬出了解决林彪问题之前反复强调的“三要三不要”,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即撒手人寰。在临终之际,他作为一代“导师”,面对自己的“学生”——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发出感叹: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他在一阵喘息之后说,“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对自己盖棺论定后,他就开始忧心“接班人”和交班问题:
      “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哦!”
         毛泽东至死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他预见到了未来将会出现的两个方面。他选定了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并多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深刻地提出要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对其表现、性质和解决时间都有明确的指示。他虽然不能看到历史的结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无疑有助于人们对阴谋家的认识,同时也为粉碎“四人帮”埋下了伏笔。
         由此观之,毛泽东可谓发起和提出解决“四人帮”的第一人。

邓小平与“四人帮”针锋相对可谓先锋
        邓小平从第二次复出时开始,就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由于他对“四人帮”的触及同时也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的理论,斗争只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又同“四人帮”发生了交锋。由于江青等人无理取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上海帮”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会议结果可想而知。
        5月3日,毛泽东自去年7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之后,针对宗派主义尚未得到遏制的问题十分恼火,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5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对江青一伙搞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人这三件事进行质问:“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并说:“不搞掉派性不行。”
        他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名,来势凶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会议主题,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讨论。
         针对“四人帮”辩解在此之前“4月27日会上讲话过了头”,是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围攻”等色厉内荏的谬论,邓小平当场回击道: 
       “我看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说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了!”
         6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上一次议题召开会议……
         邓小平主持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把批评“四人帮”作为中心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当面质问和批评,这不仅是“四人帮”进入政治局以来没有过的事情,也是“文革”9年来前所未有的事情。会议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健康力量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反击。无疑,邓小平担任了反击先锋。 
         经过这次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江青不得不妥协,并代表“四人帮”于6月28日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在京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思想触动很大……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获悉政治局两次会议情况,并听说了江青的检讨后,毛泽东很高兴:“好呀!这个会开得很好!就是要斗一斗她,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
         邓小平在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同时,还要致力于解救国家于危难的全面整顿。而就在邓小平等人大刀阔斧、坚决推动全面整顿之时,“四人帮”加紧了利用毛泽东晚年的失察抢班夺权的步伐。他们收集材料,罗列罪名,打击健康力量。
         此时,病重的毛泽东,根本上是希望双方能妥协,进行合作。很快,作为中央联络员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加入了“四人帮”的行列。他禀承“四人帮”的意图,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三项指示为纲”变成了一条,即“以生产斗争为纲”……
        这些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位视“文化大革命”为杰作的伟人,感到选错了“接班人”。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自发地借怀念周总理、向“四人帮”宣战的“四五”运动中,“四人帮”借此诬陷邓小平为翻案的“总后台”。而所谓的“邓小平翻案”,使毛泽东大怒,从而造成了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         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虽然拿下了邓小平,但仍保留了他的党籍。而且,他并没让“四人帮”得势。他在一个特定场合谈起“接班人”问题时,对“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也未提起,同时对老同志也未纳入考虑。最后,他选择了平和、朴实和厚道的华国锋……
         邓小平“靠边站”了。尽管粉碎“四人帮”时他不在其位,尽管他身处逆境,但他信念坚定,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成为起事谋主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势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这是张春桥于1976年2月3日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
        其中提到的“又一个一号文件”,是指“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是指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两个一号文件仅隔一年,其间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春桥如此仇视和咒骂,实际上是“四人帮”的不满和失望。同时,他们也盼望华国锋“来得快、垮得快”。
        一直在毛泽东家乡湖南做地方工作的华国锋,与“四人帮”并无太大的矛盾。华在担任副总理期间,尽管双方没有走到一条道上,但也结怨不深。但“四人帮”为何这般痛恨华国锋,只有从逻辑的角度才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华国锋的扶摇直上,挡住了“四人帮”实施夺权的道路。按“四人帮”的逻辑,谁挡道,谁就是敌人。
        华国锋上台,可谓是在危难之际。年初,总理刚去世;不久,朱老总又去世;更关键的是,毛泽东身体也不好。“四人帮”希望华国锋垮得快,那是他们抢班夺权的步伐在加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9月12日凌晨3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报告华国锋:王洪文秘书去电话,让有事直接与他联系。张平化在电话中念了这一条通知:
       “中办米士奇同志来电。湖南省委:中央领导指示,在主席丧期发生问题要及时报告,凡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要及时请示中央,可直接找米士奇联系。9月11日上午9时。”
        请示中央?请示哪个中央?毛泽东在去世之前,已任命他为第一副主席、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听到他不知道的通知,华国锋非常警觉。
        紧接着,便是清理主席的文件。主席一去世,江青就找张玉凤要主席保险柜的钥匙,并拿走了几份文件。到底由谁来清理主席的文件?华国锋找到汪东兴,让汪将此事管起来。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召开政治局紧急常委会。华问为什么要开紧急常委会,江青说:“先不要问。”谈起开常委会的人员时,江青不让被强迫病休的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而是让她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毛远新参加。此事可谓荒唐: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居然不知会议内容,也决定不了常委会的议程!
         紧随其后,江青不断以死人压活人,为保存遗体、保存文件、保留毛远新留京工作等一直同华国锋等人纠缠不清。在江青眼中,早已没有中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第一副主席。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就这样打响了!
          10月2日,华国锋再也沉默不住了。当天,他在审阅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稿时,突然发现过去毛泽东给他的“照过去方针办”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既定”了什么?他联系到江青一直在要毛主席文件以及其行径,马上作了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三句话(不符),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据耿飚回忆,华国锋亲口对他讲:毛主席没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他们(“四人帮”)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了。他们就有了政治资本了嘛!
        华国锋的批示无疑是敲山震虎。但事隔两日,“四人帮”控制的《光明日报》又发出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社论,言称: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公开叫板华国锋。
       同时,“四人帮”经过密谋,又把手伸向毛泽东第五卷文稿。“四人帮”清楚,华国锋用毛泽东的嘱咐打击他们,他们必须以其道还击。要用毛泽东的话来还击,他们就必须拿到正在编辑的毛泽东文稿。         有人马上将此事向汪东兴汇报,汪东兴也感到这是“四人帮”向中央夺权的信号,便建议华国锋采取行动……
       1976年9月21日晚,华国锋利用在中南海值班之际,决定到北京医院一趟。然后,他让车在北京医院绕了一圈,随即便直奔西皇城根李先念的家。
       华国锋过去与李先念比较熟悉。当年李先念在中央工作,华在地方工作,双方比较配合。在中央政治局共事也一直配合默契。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给李先念看了毛给他留下的“按过去方针办”、“不着急,慢慢来”和“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迹。在华受“四人帮”为难之时,李先念让华国锋领头与“四人帮”斗争,并表明自己和其他同志支持华国锋的态度。另外,华国锋知道李先念与老帅们的关系比较好。他选择与李先念商量议事,是用了一番苦心的。他知道与“四人帮”斗争,必须要争取德高望重的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支持,而只有李能将此意图转达给叶帅。所以,他到李家后单刀直入: 
      “形势紧迫。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四人帮’的问题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我想请你请示一下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好?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好?这是一件大事,我想知道叶帅的意思。”
       “你下决心了吗?”李先念问。
       “现在不能再等待了!”华国锋说,“情况太紧急。问题是以什么方式解决,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华国锋再次陈述了毛泽东的遗志:“主席生前就交待过,今年不解决明年解决,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
       “好!”李先念很高兴华国锋这个态度,“国锋同志,你下决心就好!我马上去见叶帅。”
          1976年9月24日,李先念出城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
          在任命华国锋的第一号文件上,还有一句话就是叶剑英“因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军队工作。实际上,叶剑英是因同邓小平一起反对“四人帮”而被迫病休。叶剑英在西山无病也不需休息,他积极参加中央的活动,时刻关注着国内外动向。
         当李先念一到西山,叶剑英就问:“你是奉命来的吧?”
         叶剑英打开收音机,李先念说明来意,在叶的耳边说了一句话:“江青把华闹腾得无法工作,要逼上梁山啊!”接着,他讲了华国锋思考的两个问题,请叶剑英拿主意。
        叶剑英马上阐明态度:“我们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
     “是啊!”李先念的态度也很明朗,“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小平同志被他们打下去了,如果我们再被他们打下去,他们就要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叶剑英说:“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要迅速采取行动,要以快打慢,最好一两天就行动!” 
       叶剑英就许多想法请李先念转告华国锋,并决定马上与华见面。
       第二天,叶剑英冒着风险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驻地,与华国锋详细研究了采取措施的方案。
       笔者查阅了粉碎“四人帮”的许多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在策划期间均未集体碰面。可以看到的脉络是,华国锋找李先念,李先念找叶剑英,叶剑英找华国锋,然后又单线往复接触数次,再又分别找汪东兴和其他人反复商议,最后确定了起事和起事的方式及时间。
      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最后在抓捕成功后,华、叶和李才在政治局会议上统一碰面。但不管事情多么曲折,有两个标志性的往来很清楚:即华向李透出请叶拿主意的信息,另外是叶到华家确定起事的环节。这是几位谋主推动起事的关键细节!      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见解推动“惊雷”   
  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陈云同邓颖超一起来到西山。
  陈云拍着叶剑英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紧想办法才行!”
  叶剑英很明确:“办法得大家想,靠我怎么成呢?他们把我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也说:“他们那几个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陈云问邓颖超,周总理生前对此有何意见?邓颖超说:“他从来不给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时候党是会一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叶剑英再次问陈云怎么办时,陈云表了态:“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除了党内元老、几位老帅这些“重量级”人物之外,还有一人可谓重要。此人便是“党内秀才”胡乔木,而且胡乔木表达态度和拿出意见也较早。
  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发了一篇署名《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文中火药味十足:“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路线头子就是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胡乔木看后吃了一惊。他凭多年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验和斗争习惯,感到这篇文章大有来头。
  事关国事,他马上找到汪东兴。胡曾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他见了汪东兴就将文章拿出一起分析,并明确指出:“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动手啦。应当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搞他一个人不行吧?”汪东兴同意他的分析,也在思索,“搞他一个人,还有别人呢?”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影响很大……
  在粉碎“四人帮”前夕,老一辈领导人纷纷向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有关核心人员积极建议,通报情况的人员也很多。
  老一辈革命家们主宰了历史的潮流,坚定了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带头与“四人帮”斗争的信心,推动了中央采取坚定果断的行动。
  
汪东兴成为抓捕“四人帮”行动的关键
  
  历史把汪东兴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汪东兴是中办主任,毛泽东在世时,已将他吸纳到政治局。同时,他还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角色的关键性。
  许多材料表明,汪东兴与江青之间矛盾较深。毛泽东生前曾有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便自然、本能地站在了华国锋和老同志一边。
  最初,当王洪文在中南海架设电话,让各省、市、自治区与他们那个所谓的“中央”汇报请示,华国锋问起此事时,汪闻听如响炸雷,但他联系一系列反常现象,马上试探华国锋:“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句话激怒了华国锋。他拍着茶几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帅也是副主席嘛!怎么把他架空呢?你马上以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一切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从中知道了华的态度,也知道华将他划入了“我们”的范围,同时知道了基本阵线。
  1976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到会。江青像泼妇一样,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大吵大闹。最后,江青要赶走所有“无关人员”,而汪始终未走,他十分警觉,陪着华国锋坚持到最后……
  在这期间,汪东兴始终密切关注着斗争的动向和进程。他先是向华国锋汇报了胡乔木等人报告的紧急情况;同时,不断反馈着他对“四人帮”的监视动态,基本上保持着与华国锋的经常性联络和对“四人帮”的全程监控。
  汪东兴领命抓捕“四人帮”,是华国锋同叶剑英两次碰面之后作出的决定。在叶第二次到华家,与其确定对“四人帮”隔离审查时,叶慎重地向华建议:“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这就是叶剑英的高明之处。他让华站出来领头,让华用合法地位全面领导这项行动,而他则担当起全过程的策划和思考。
  华国锋慎重地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后问:“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汪东兴一听有叶剑英的参加,便说,“有军队的支持就有把握!”
  汪东兴表情严肃而激动,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命运就考虑不上了!”
  “好!就这么办!”华国锋眼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诉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这两次都是在汪东兴家中,叶剑英同他个别交谈,共同分析形势,估计“四人帮”的力量,判断他们的动向。
  一次,汪东兴建议迅速动手:“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情况非常紧迫。”他还向叶剑英报告了江青找人在钓鱼台密谋、鼓动人写“劝进信”和“四人帮”成员照标准像及扬言要准备庆祝“节日”的情况,建议早早决断。
  “不能等了!”叶剑英感慨地说,“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 ,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要以快打慢!”
  随着叶剑英“以快打慢”的指示,汪东兴开始着手三项工作:一是以什么理由和形式抓捕;二是派哪些人负责抓捕和抓捕后放在何处;三是抓捕之后以什么形式、方式昭告天下。
  那一阵,汪东兴心头如负重荷。他很清楚,自己稍有不慎,党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历史不知将倒退到什么时候去……
  几经思考并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汪东兴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利用“四人帮”要毛泽东五卷文稿要得急,建议中央以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引“四人帮”出来一网打尽,这一建议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另外,他组织了一支中央信得过的抓捕队伍,这支队伍后来以漂亮的结局完成了任务;再则,他筹备了抓捕“四人帮”后召开的一个特殊的在京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领导核心,并在稳定全国中作出了努力。
  
陈锡联、吴德代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

  1976年10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
  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9月底,吴德记得是29日或30日。
  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5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200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
  “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
  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接下来的日子,吴德便从北京市的稳定来思考一切,同时还作出了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抓捕“四人帮”的几个小卒迟群、谢静宜等人的方案。
  抓捕前夕,华国锋还交给吴德一项特殊工作,就是陪同“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活动。
  吴德清楚华国锋的安排,这时候的陪同,并不是一般陪同,他一方面要稳住陪同对象,一方面要观察监视。每次回来,他都将情况报告给华国锋。
  10月6日下午,吴德刚从华国锋处回来,便又接到华的电话,告知其晚上行动。吴德坐阵指挥,迅速组织卫戍区将“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和王洪文的秘书金祖敏抓获。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吴德生前回忆华国锋给他讲的一席话,很说明问题:“华要我找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说陈锡联是可靠的。陈锡联将《光明日报》的‘按即定方针办’文章给华看过,陈说这是一个信号。”因此,华信任陈锡联,并依靠他在一线掌握军队。
  华给吴讲的只是一部分,叶剑英在同华商量时,也对华交了底,说陈可以信任。实际上,陈锡联将报纸给华看,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是给华国锋一个信号,军队是支持他的。
  随着事态发展,陈锡联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开始向部队领导打招呼,不同程度地通报情况,指示各级领导掌握好部队,听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
  10月5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中,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不仅如此,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陈又协助中央调动部队对上海的“第二武装”进行了威慑,保证了上海权力的和平交接。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后,陈锡联给予邓小平特殊的关照,并将病中的邓小平接到三○一医院进行了必要的保护……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从叶剑英和其他军队领导处获得解决“四人帮”的信息,特别是叶剑英曾同他谈话,他一直牢记在心。
  那是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并受叶委托去看望邓小平之后,叶剑英问他:“当前全国形势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不等李德生回答,叶剑英自问自答道:“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明白叶剑英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指中央。他马上表态:“这是根本,我一定照办!”
  回到东北,他坐阵毛远新发迹之地沈阳,密切关注着黑土地上的动向。毛远新私调部队进京之时,他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和老帅。同时,根据老帅指示,让这支部队原地待令。之后,他又及时掌握毛远新一伙在东北的行动,及时将地方情况报告给中央……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
  
中办“三雄”担起千钧重担
  
  汪东兴事后回忆:在具体组织行动时,我们靠的是张耀祠、李鑫、武建华三位同志。
  张耀祠、武建华和李鑫是汪东兴长期的助手,张、李是中办副主任,武是警卫局副局长,都是汪东兴信得过的人。
  10月3日深夜,李鑫在家突然接到武建华的电话:“东兴同志请你马上过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旁边。”
  李鑫知道汪东兴找他的目的。在此之前,他向汪东兴汇报了“四人帮”找他索要毛泽东五卷文稿的事情,并建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此时,汪东兴一找他,他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马上与妻子告别:“我走了,我这是做杀头的事情!”
  他乘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一进门,汪就对他说:“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高兴地回答。
  汪把李引到家里一间小屋,向他交待任务:“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门,我从外面反锁起来……”
  李鑫明白此事关系大局,必须特别机密,这也是必要的,所以他欣然同意,并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由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华国锋认为很好,我们就是要高举毛主席旗帜,这样有利稳定形势,马上表示同意,拟将起草意见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由政治局公布。
  从10月3日到6日,李鑫就在汪家“关”了三天三夜,赶着起草文件,参与商议行动方案的细节。
  越是临近行动的日子,工作也就显得越来越细。特别是诱捕的理由很关键,李鑫在这一点所出的主意特别重要:“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抓毛选,要毛选五卷的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
  汪东兴、李鑫和武建华抓住这个环节进行了思考和推敲,在反复比较中,均认为这个方案可信、合乎逻辑、符合预定的方向,便由汪东兴报告给华国锋和叶剑英,最后获得批准。
  汪东兴的另两位助手,张耀祠和武建华进入行动岗位要比李鑫早一天。
  所谓早一天,只是在进行具体操作上早一天。在此之前,他们两人都同李鑫一样,多次向汪表明态度、反映情况和交换意见,在思想上为解决“四人帮”问题做了充分准备。
  10月2日深夜,汪东兴让值班秘书高成堂叫起张耀祠、武建华,当即命令:“要动手!你们先琢磨一个行动方案!”
  说完,他特别强调一句:“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汪家,张耀祠和武建华原地思考方案,就方案中涉及到的地点、形式、人员进行了讨论。
  首先是地点。选在怀仁堂,也就是中南海内部。因为王、张、江、姚都住在外面,诱进中南海好控制,影响范围小。
  其二是形式。形式用开会的形式,发会议通知。用吸引“四人帮”的会议议题将他们引入中南海。
  其三是到场人员。华、叶到场,他们分别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代表中央宣布决定符合程序。王洪文是副主席,张春桥是常委,发常委会的通知即可在场。姚文元虽不是常委,但可以让他列席。江青在家中解决,因为她身边工作人员几乎不听她的话。另外,毛远新同“四人帮”一并解决。但毛远新有武器,可不到场,就在家中解决。
  围绕这么几个原则,最后确定了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最后,涉及中南海内部解决与外部协调问题议论的时间较长:
  一是首都的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仍负责原来任务;二是姚文元可能不参加会议,也可以由卫戍区配合到其住处解决;三是警卫局只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市负责。
  他们还议论了北京以外的情况,建议中央掌握好军队……
  一夜未眠,这个颇费脑筋的方案一直从前一天晚上研究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方案出来了,报华国锋和叶剑英,得到了认可。
  10月3日至6日,中间仅有3天时间,张耀祠和武建华进行了紧急准备。
  10月4日,武建华随汪东兴及其他四人以检查一线战备的名义,检查了设在地下工程的隔离点。同时,准备了一个行动人员方案。
  10月6日下午3点,汪东兴向两位助手发出命令:照计划当晚行动。
  很快,张耀祠和武建华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他们分别领命,张耀祠带一个行动组先解决毛远新,武建华准备三个组配合汪东兴解决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然后,张、武一同解决江青。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中办“三雄”肩负了中央交给的千钧重担!
  
一支忠诚的战略预备队做后盾   
  王震是粉碎“四人帮”的拥护者,或者叫“串联人”。
  最初,他在“文革”中受到毛泽东保护,是个自由人。后来,他下放到江西。林彪事件之后,他回到三○一医院住院。王震从许多迹象发现“四人帮”忙于夺权的情况后,先找到叶剑英建议采取行动,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联络工作。
  首先,他跑到被软禁的邓小平处,将他所知道的“外面”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促成邓小平与叶剑英进行一次会面。
  王震的另一位“串联”对象是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云,促使陈云和邓颖超一起与叶剑英见面共商大计。
  王震还“串联”了不少老同志,为粉碎“四人帮”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叶剑英住在西山,他过去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时的两位助手粟裕和宋时轮经常上门。有一天,叶剑英问他们:“你们在首都附近还有什么老部下?”
  两位将军如数家珍一一报来后,叶剑英指示:“那好!要个别打招呼,提高战备观念,随时准备应付复杂情况!”        两位老将军知道叶剑英所指的“复杂情况”,表示:“一定照办!”
  “文革”中早早被打倒、刚出来不久的原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多次去见叶剑英,建议“先下手为强”。
   总政副主任梁必业也是建议党中央采取“紧急情况”的支持者。由于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为防患于未然,梁必业坚持在第一线,防止了张春桥对军队的插手……
  据叶剑英传记人员统计,那一阵,西山叶家成为铲除“四人帮”的联络点和指挥部。先后有一大批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和军队老同志上门反映情况,建议行动。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给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只有一个要求:速见叶帅!
  叶剑英称肖劲光为“急先锋”,在小翔凤驻地与他见面。肖一进门便说:“叶副主席,事不宜迟,再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了!”
  海军如此,空军同样如此。当笔者向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张廷发核实此事时,张廷发将军记忆犹新:“当时,叶剑英同志就是要我们牢牢掌握部队,防止野心家在军队插手!”
  据统计,先后在西山和小翔凤叶剑英住处面见和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叶剑英、参与此事的还有:谭震林、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诤等老同志;三总部负责人还有华楠、史进前等人;空军、海军和其他军兵种还有吴富善、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等人;各大军区和外地的则有吴克华、 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李坚真等人……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吴忠在1975年末就得到邓小平的指示。邓指示陈锡联给吴打电话:“现在中央斗争激烈,有个‘上海帮’的问题,这你是知道的,要有个准备,要特别加强安全警卫工作!”
  吴忠心领神会,一直在精心准备。
  当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决定解决“四人帮”时,马上想到吴忠。但华是到中央后才认识吴的,他不是很有底,决定亲自找吴谈一谈。
  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吴回答得很干脆:“请中央放心,卫戍区绝对可靠,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至于我个人,我盼望这一天已经盼了几年了,早该把这几块臭狗屎从中央扔出去。
  除了华找吴谈,叶剑英也指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找吴忠到“密云水库玩”。在静悄之处,苏向吴提了三个问题:“你对‘四人帮’怎么看?如果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你持什么态度?如果要动用卫戍区部队,你能不能保证部队绝对服从华总理和叶帅指挥?”
  吴忠在战争年代是苏振华的下级,老首长话很明白,他的态度更干脆。
  一切按照安排,陈锡联将吴忠叫到家中,让他将北京卫戍区的指挥权交给吴德统一指挥。从那时起,吴德就每天晚上到吴忠家,两人一同制定方案……
  10月6日,吴德到吴忠家下达中央决定采取措施的指示。接着,又到汪东兴办公室听取了实施方案,晚上8时,吴忠进入指挥位置。
  就在汪东兴等人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远新的同时,北京卫戍区的行动小组也闪电般地开始了行动。整个过程不到1小时,卫戍区先后在市委大楼逮捕了迟群、谢静宜;在全国总工会大楼招待所逮捕了金祖敏。
  
67名卫士现场实现民族意志   
  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内幕反映较多,而具体在现场实施这一方案的中央干部和中央警卫局官兵,则一直是无名英雄。最近,通过中央警卫局的几位老领导的回忆,笔者基本上理出了各行动小组人员的头绪。
  负责抓捕现场外围警备的除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外,还有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等。
  现场抓捕人员是汪东兴、张耀祠、武建华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和警卫团部队中精心挑选的得力官兵。
  第一组,负责解决王洪文。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
  第二组,负责解决张春桥。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
  第三组,负责解决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
  第四组,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
  现场担任警戒的有: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
  据武建华回忆,他于10月6日15时通知4个行动小组和有关人员,集中在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15时30分,汪东兴准时出现在行动人员中间,开始战斗动员:“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隔离审查。‘四人帮’结帮拉派,阴谋篡党夺权,对这一点,同志们都有所闻,比较清楚,现在情况发展到了我们非动手不可的时候了!”
  “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提高嗓门说,“要求你们必须果断、坚决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大伙发出深沉而又洪亮的声音。
  “宣布两条纪律,”汪东兴又接着讲道,“一、要绝对保守秘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予最最严厉的制裁。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地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大家明白没有?”汪东兴再问。
  “明白了!”
  “好!”汪东兴很满意,“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建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待。”
  “解散!”这是汪东兴向队员们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但这道命令似乎有点多余,会议虽散了,但人并未解散。事情已到这种地步,保密需慎之又慎,各行动组统一集中,谁也再没离开。武建华一个组一个组将具体事宜交待清楚后,各组就进入了战前的等待之中……
  北京的10月,已进入日短夜长的时令。18时,暮色已徐徐降临,行动队员们集中用餐后,于18时30分进入了岗位。
  18时刚过,汪东兴先来到怀仁堂,在进行最后一轮检查后,便迎接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到来。在行动的现场,他们三人第一次面对面聚在一起。正厅只有两张沙发,叶剑英叫汪东兴坐下。汪指了指屏风后他的岗位,拿出了手枪———他是今天的指挥员,也是战斗员。
  19时55分,王洪文步入怀仁堂。行动人员像饿虎扑食一般冲过去,将王洪文押到华、叶面前。华随即向其宣布中央决定至结束,前后只用3分钟。
  19时58分,张春桥到达。又是一组队员迅速快捷地将其抓捕,包括华国锋宣布决定,只用两分钟。
  解决姚文元也是如此,只是没让华国锋宣布决定而已……
  以上三人被相继“解决”后,张耀祠和武建华又马上带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10多名干部,按预案“解决”了毛远新。
  大约20时30分,张耀祠和武建华带领第三组人员直奔江青住处。
  在春藕斋正厅,张耀祠宣读了华国锋、叶剑英命令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没收了保险柜钥匙,然后将江青押走。整个过程,也只有几分钟……
  一切完毕后,张耀祠、武建华等人到怀仁堂会合,整个活动只用了35分钟。
  在这次行动中,还有几个未列入行动人员名单的人也在现场,他们是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叶剑英的警卫参谋马锡金和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等人。
  据笔者了解,除了怀仁堂现场的一班人马外,还有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就是为关押“四人帮”做准备、警卫和服务人员。
  据武建华回忆:这项工作在此之前由汪东兴同我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长刘剑一行四人检查确定地点。
  据笔者见到的中央领导人接见八三四一部队参加粉碎“四人帮”的照片上,除领导同志外,大约是67人左右。
  另外,笔者感到还有一个人应当记上一笔,此人就是受汪东兴管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在粉碎“四人帮”的整个过程中,张玉凤参与了保护毛泽东的文件、及时反映“四人帮”的动向、并为中央领导人提供了毛泽东对处理“四人帮”和对重用华国锋及其他老同志的指示,这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耿飚、迟浩田和刘西尧领命接管舆论   
  随着抓捕“四人帮”的成功,一切似乎已经平息,但也不能忽视一段必须记载的插曲和几个相关人物。
  众所周知,“四人帮”靠“造反”和笔杆子起家,控制着党的舆论工具,舆论一旦出现问题,则难以出现圆满结局。于是,经叶剑英、李先念推荐,华国锋紧急召见了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
  10月5日下午两点多,华国锋突然召见耿飚,要他到家里见面。在华国锋的家中,华向他说起“四人帮”的问题,话说一半,耿飚就讲:“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笑了:“还没研究呢,你怎么知道要给你任务?”
  耿飚凭着军人的敏感,说道:“我已经有所觉察了!”
  “那好吧!”华国锋开门见山,“你这几天呆在家里,不要离开,和我保持电话联系!”他具体地说,“我的秘书和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听出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明白吗?”
  耿飚领命,便静坐家中等候。10月6日晚,华国锋电话来了,让他速到怀仁堂。见面后,华、叶很是兴奋地对他讲:“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现在派你到中央广播电台去,控制广播电台。还有卫戍区邱巍嵩副司令员跟你一起去!” 接着,叶剑英又向他交待了“防止内部混乱,防止向外泄密”的要求,让他参照林彪事件后的处置办法行事。最后,他问耿有什么要求。
  “只有一个要求,请华总理写个手令。”华国锋欣然允诺,给中央广播事业局邓岗写了一封信。
   是夜,耿飚、邱巍嵩和警备师副师长王甫带人接管了中央电台,并组织电台领导成员十天十夜集体办公,保证了对中央重要媒体的控制……
  10月6日晚,在唐山抗震前线,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让他连夜赶回北京到中南海西楼报到。
  “一进门,我就见耿飚……他一把拉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接着就张开双臂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大使的礼虽不习惯,但毫不迟疑也张臂迎了上去!”
  正说着,纪登奎走了进来,热情地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社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
  纪向他交待了任务,并告知他:中央决定由耿飚负责宣传口,让他与耿研究。
  耿飚向他宣布进驻党报的安排:要他与另一位同志孙轶青进驻人民日报社。
  与此同时,很早参加革命、并长期受“四人帮”迫害的刘西尧也接到通知。刘西尧被派到光明日报社。
  耿飚宣布完方案,便问迟浩田有什么要求,迟也要一封介绍信。刘西尧也如此。很快,介绍信办好,落款是华国锋。
  10月10日,《人民日报》借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建立毛泽东纪念堂的决定,登出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社论一出,人心大振。耿飚带领的得力干部完成了中央对舆论战线的和平接管。
  
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上海划句号   
  “四人帮”虽然解决了,但其根据地尚未动摇。不然,“四人帮”为什么叫“上海帮”呢?
  针对上海的问题,中央在封锁其消息的同时,调上海领导到京做工作。不料,上海的“四人帮”死党在获悉“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马上组织武装,发放武器,打出反革命口号,准备与中央对抗,情况紧急。
  为此,中央决定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倪志福和江苏省委书记彭冲赴上海。
  1976年,苏振华向在西山“养病”的叶剑英吐露心迹。
  一天傍晚,苏振华来到叶剑英驻地,他用一张便笺给叶剑英写了四条:
  一要抓军队,军队不能让“四人帮”插手,把部队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二要抓舆论,设法把“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电台抓过来;
  三是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要注意,不要老住一个地方,要变动;
  四要赶快下手,夜长梦多……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频频点头,对苏振华说:适当时候,你当面与华国锋谈谈。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苏振华在紧张地战斗着。事后,苏振华的秘书何庆舟出示了苏振华在1976年的工作日志:
  10月2日,看望华国锋。又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
  10月3日,去叶帅处汇报和接受指示。当天与陈锡联商量,分头找有关单位负责人谈话;
  10月5日,同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谈话……
  10月6日晚,苏振华在家等候,半夜被通知到玉泉山开会。一进会议室,他发现没有“四人帮”在场,就明白胜利了!他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当场表态拥护中央的正确决定,拥护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拥护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
  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派人处理上海问题。
  叶剑英说:上海是“四人帮”发家之地,他们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情况复杂。派人进驻上海,要稳定局势、稳定人心、恢复生产,要抓住揭批,取而代之。
  接着,他又说:要派一个有经验,又有地方经验,压得住台的“老家伙”去。
  “我建议苏振华去牵头;再把‘四人帮’的老对头、江苏的彭冲也派去。‘四人帮’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领袖吗?我们派一个真正的工人领袖去,派倪志福去!”
  李先念等人支持,华国锋批准。
  当时,倪志福生病没痊愈,抓捕“四人帮”之前,他根据华国锋指示,带病监视江青在京郊的活动。“四人帮”被打倒后,他也紧张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叶剑英态度很明确:“你不要多干,只要你进到上海,哪怕躺在那里。对‘四人帮’帮派势力就是打击!”
  而彭冲刚同中央接上海的“一把手”马天水、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武汉军区政委杨得志、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等人的专机一同到京。在飞机上,他见马天水后面跟着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便已明白了几分。到北京听说粉碎“四人帮”,他更是欢欣鼓舞。现在听说派他去上海,他也投入紧张的准备。         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随之紧张地挑选中央工作组人员,研究进入上海后的工作,先后从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审慎选调了187人。
  中央解决上海问题已是粉粹“四人帮”的尾声。一方面,中央派陈锡联与马天水谈话,争取他觉醒;另一方面,中央工作组悄悄进入了上海。
  10月18日,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先行赶赴上海。一到上海,就坐阵上海的海军基地,紧紧依靠原中共华东局的王一平、韩哲一等老同志开展工作,很快弄清了上海“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残渣。
  但是,苏、倪、彭没有轻易行动,包括“四人帮”爪牙朱永嘉到日本出席会议也未阻拦。
  苏振华善用兵,他报请中央让海军在海上组成一道拦截防线,请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带一个军靠近上海附近“拉练”,形成威慑。
  倪志福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一到上海就团结真正的工人阶级,揭露“四人帮”的阴谋,组织大家恢复生产秩序。
  彭冲地方经验丰富,他领导中央工作组组织上海人民发展经济,安定人心……
  “上海市是一千万人民的上海市!”中央工作组一句口号说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
  11月1日,上海人民广场,10万上海民兵集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出席大会。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人民上海。
  没费一枪一弹,马上把上海市人民引入了揭、批、查的斗争中。中央工作组隔离36人,拘留、逮捕27人,很快瓦解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物和“第二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