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罗章龙谈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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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罗章龙谈党史

                                    □ 于吉楠 《百年潮》 2006年第08期
       1978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班子,协助罗章龙回忆党史,并整理出《罗章龙教授谈党史情况记录》。本文作者对这一工作进行了回忆,其中罗章龙所谈党史情况中个别史实和提法,同今天的研究成果不尽相同。为尊重历史当事人,同时也给研究者留出一个开放的空间,除明显有误的地方以外,编者对原稿未作改动。

缘起
      1978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一天,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张俊打来电话,要我去一下,有事商量。张俊原在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工作,我原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调来武汉,见面时谈起往事,很快就熟悉了。我去省委宣传部见到张俊,他告诉我:不久前,湖北大学教授罗章龙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愿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的党史情况回忆写出来,留给后人参考,希望能在工作上给他一些帮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批示同意,交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处理。胡耀邦转请湖北省委具体帮助解决。省委宣传部准备从各有关单位抽调几个人,成立一个小组,进行这项工作。张俊说:你是搞党史的,最好能参加,省委宣传部给武汉大学领导打个招呼,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过了几天,我接到通知,又去湖北省委宣传部开会。到会的还有湖北省委党校朱玉莲、湖北大学廖鑫初、湖北省革命博物馆甘俊、武昌农讲所纪念馆张英宣等人。会上,张俊宣布省委宣传部决定由我们5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由朱玉莲负责。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帮助罗章龙回忆党史,讲什么、怎么讲,都由他自己决定。如果发生不同意见,不要进行争论,可提供一些有关材料,供他回忆参考。你们边听边记录,记录整理好经过他本人审定后打印。打印工作请湖北大学帮忙,由廖鑫初负责。会后,张俊同我们一起到湖北大学同罗章龙见面。
       罗章龙家在湖北大学家属区一排平房的西端。罗章龙听说我们来了,迎到家门外同我们一一握手。他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和湖北省委对他回忆党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5月26日,工作开始了。因为罗章龙的住房狭小,天气闷热,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工作不方便,我们便把桌椅搬到室外走廊下,于每天上午进行。罗章龙身体比较健康,行动自如,头脑清晰,嗓音洪亮,谈起往事,如数家珍,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一点不像82岁老人的样子。后来,天气越来越热,经省委宣传部同意,罗章龙由亲属陪同和我们一起住进了武昌东湖翠柳宾馆。这里食宿方便,还有空调,上午下午都可以谈,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到8月4日告一段落。
       罗章龙回忆党史这不是第一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执教西北联合大学时,就在课余,忆录史实,初步整理成30万字的文稿。1947年他回长沙湖南大学任教,重访秋收起义遗址,进行考察,又写了一些资料。1953年,他调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后扩充为湖北大学)任教后,对大革命时期武汉政府、中共湖北省委和汉口市委有关的许多旧址,进行访问,探查史迹,收集史料。至20世纪60年代初,积稿略具规模,他乃将全稿分订成十几册。因当时不能出版,稿件一直保存在家里。不料,“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文稿连同一些党史照片和文物都被抄走,多年辛劳毁于一旦。谈到这里,罗章龙“良堪惋惜”。他说,这次回忆党史,又要从头开始了。
       罗章龙是湖南浏阳人,1912年入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习。1915年5月,他在司马里第一中学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一则,立即写信约会,结识了毛泽东。他们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于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罗章龙回忆党史就从这里谈起。
        1978年6月1日,罗章龙写了一份回忆党史情况的提纲,主要内容有:(1)新民学会;(2)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3)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4)远东民族大会;(5)二七大罢工;(6)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三大中央;(7)宣传;(8)教育;(9)欧洲行—国际工会运动;(10)中共南北建党;(11)武汉政府;(12)秋收起义。在谈了这些问题之后,他又补充谈了四个问题:(1)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2)党的六大;(3)立三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4)六届四中全会。

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罗章龙回忆党史,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当时,我听后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一些问题:
        新民学会是何时成立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称:“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学会成立”,而罗章龙回忆是1918年4月14日。他说:那是一个星期日,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会。到会的有13人,多数是学生,也有教员,平时是很难集合到一起开会的。
       五四运动有没有组织领导?过去没有明确的说法,罗章龙回忆五四运动时在学生中有一个政治核心组织。他说:这个小组以北大为中心,包括北京国立八校学生的先进分子,约二三十人。这个小组没有正式的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平时分散到各校学生团体去活动,有事就集中讨论,研究行动方略,推定临时负责人。五四运动前夕,小组讨论认为静等政府制裁卖国贼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取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并成立秘密行动小组,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五四当天,小组成员控制了大会主席台,指挥几个大学带队掌旗的,引导游行队伍去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何时成立的?党史书上都说是1920年10月,罗章龙回忆是1920年5月。他说:1920年5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会见李大钊。李大钊把北大学生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人,邀到北大图书馆办公室同维经斯基开了几次座谈会。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维经斯基讲话认为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正式成立大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当时没有用过这个名称。
        二七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历来说法不一,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他说: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主要有罗章龙(党团书记)、王仲一、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振瀛、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人。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组成领导小组。当时,为了迷惑敌人,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则移至北京,通过全路电讯系统,指挥全路统一行动。但敌人还是先从北段长辛店下手。2月7日凌晨,直系军阀突然发难,在长辛店把史文彬等主要罢工领导人抓走,并开枪镇压造成流血惨案;然后向南扫荡,郑州、信阳、江岸等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罢工遭直系军阀血腥镇压后,经中共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忍痛复工。
        三大后,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址在什么地方?因为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一直没有搞清楚,罗章龙回忆是在上海三曾里三户楼。他说:三大决定中央局设在上海,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罗章龙一户,对外就说是一家,向警予是户主。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恽代英是共青团书记,常来列席中央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中央局会议就在楼上的客厅举行。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做职业。
        中国党参加国际运输工会工作的情况,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主要是这项工作的唯一参加者罗章龙写的报告和文章。罗章龙在回忆中说明了有关的具体情况。他说:共产国际把西欧各国运输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国际运输工会,并通知中国党要参加该组织,担负一些任务,所以中央派我参加这个工作。1924年秋,我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该会中国书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鼓动,扩大国际运输工会的影响。我因工作需要,访问了很多国家,到过不少名都大港。我曾经写了一个《西行漫记》,分上、中、下三部,向中国工人阶级报道这些情况,此稿上部在1925年的《中国青年》登载了,后《中国青年》一度被查封,中、下部稿散失。我在国际运输工会前后工作约两年,在此期间,我写过几篇报告和文章,介绍中共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在《向导》和《中国工人》上发表了。
        北伐战争前夕,中共中央是否在广州召开过特别会议?罗章龙在回忆中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1926年5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准备北伐的问题。出席人员有四届中委,还有各省、区的负责人,鲍罗廷、加伦也出席了会议。我以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事先北方区委设有一个小组,对北洋军阀实力作过比较详细的调查,收集整理了有关北洋军阀的许多材料。会上,我们提供了这些材料,为制定作战方案时作参考。这次会议,分析了敌我情况,草拟了作战方案。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中共中央成立武汉中央分局了吗?党史书上没有记载。罗章龙回忆说: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研究北伐后的形势和任务,并成立了武汉中央局,由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组成。这个机构的主要人员有毛泽东、恽代英、苏兆征、罗章龙、张国焘、陈潭秋、林育南、谭平山、王荷波等,由鲍罗廷参加领导。许多会议都在鲍公馆举行。武汉的工作由武汉中央局主持。1927年4月,陈独秀和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来武汉,到武汉后就与武汉中央局合并了。听了罗章龙的回忆后,我回去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得知当时有一个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临时委员会,这可能就是罗章龙所说的武汉中央局。       湖南秋收起义中的行动委员会,党史书上略而不详。罗章龙作为当事人比较具体地回忆了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和活动。他说:行动委员会是配合前敌委员会指挥长沙市内起义的机构,是在湖南省委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部有罗章龙、翦去病、庞人健等,军委有李子骥等,农委有易礼容等,安源工会还有十几个领袖也参加了,共有二三十人。行动委员会的具体任务是在前线军队未到时做些起义的准备工作,如果前线军队到达离长沙的一定地方,就在城内举行武装起义。行动委员会组织了一些队伍,工人队伍主要是来自纱厂、铁路、轮船、码头的工人以及人力车工人等。农民队伍主力在河西,其次是在北门外、小吴门外、浏阳门外的郊区。农民队伍每队有三五十人至百人不等,晚上进行训练,随时准备进城战斗。我们拥有的长短枪不过二三十支,主要武器是自己制造的土炸弹。为配合前敌委员会的活动,行动委员会采取了一些行动,工人奋不顾身,很勇敢,但土炸弹效能不高。后来,前委写信来说军队决定不到长沙来了,行动委员会就停止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还讲了行动委员会工人部、宣传部和军委等组织遭敌破获,庞人健等被捕牺牲的具体情况。
         党的六大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但会议参加者留下的回忆材料不多。罗章龙对他参加六大的经过,作了详细的回忆,提供了一些重要史实,充实了这方面的内容。
         还有一些类似问题,就不一一列举了。 
         罗章龙回忆党史的最后部分,讲了参加“花园会议”和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他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同意四中全会的同志认为问题没有解决,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感到问题未解决。几天后,米夫派个翻译来找我,说共产国际代表要找你谈一谈,可否再召集一个会,把分歧意见交换一下。于是按照米夫的要求,我把有关人员找来,在英租界沪西区一个别墅的花园里开会,这就是“花园会议”。不同意四中全会的中委及各方面代表一共去了二三十个人。米夫亲自到会主持,同来的还有两个共产国际代表,一个翻译。会上,米夫首先讲话,说现在问题的症结是同志们对王明言论、行动不了解,对共产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你们要知道王明学习很好,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党需要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王明就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你们不要反对王明,王明是排除错误路线后确定新路线的。接着,两个共产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他们强调当时中共中央全党右倾,迫切要求改组,共产国际指定王明等组织临时中央是改造中国党的必需手段。中国党对共产国际应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后,在座的中委、干部每人都积极发言,也讲了几个钟头。他们认为四中全会破坏党章党纪,是违反六大会议精神的,根本不能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国际路线,是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危害中国革命的错误路线;王明路线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将会严重地损害中国革命事业。他们要求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国革命为重,对四中全会决议收回成命,定期召开七大或紧急会议,重新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解决党的一切问题。他们坚持不同意王明等当选为中央委员。最后,共产国际代表宣布:今天会议至此为止,你们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反共产国际,应受处分,一律开除。“花园会议”后,临时中央就正式决定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决议是后来才公布的。我们为了继续革命工作,在工委机关开会,研究今后工作问题,决定写信给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另派代表重新召集会议解决问题,我们听候共产国际处理,仍照常继续工作,并决定暂行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我们在四中全会后写了一个文件《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大家都在上面签了名。这个文件是送交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对内文件,在基层只有口头传达,后来王明却说这个报告大纲是以散发传单的方式向敌人告密。 
       听了罗章龙的上述回忆后,我查阅了1931年1月27日《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决议案没有提到罗章龙等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一事,只是说他们进行了“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是“右派小组织反党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罗章龙所主持的”。我又查阅了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也没有提到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一事,但却指出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在罗章龙等人领导之下实行对党的分裂,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推举罗章龙等5人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小册子。报告还强调“罗章龙则自证明反党的小册子是由他编印后,中央根据他有意用这反革命的小册子向敌人告密,特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

结束
        罗章龙这次回忆党史,留下了一份《罗章龙教授谈党史情况记录》,是根据我们几个人的记录整理的。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我们的速记能力有限,不可能把他谈话的全部内容记录下来,只能说是一个纲要。为了对罗章龙所谈的某些史实和提供的线索进行考查,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我们小组几个同志,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查阅有关文献档案和报刊资料,访问有关当事人,以便在此稿的基础上,帮助罗章龙进一步回忆党史,充实和修订谈话内容。1978年10月,当我们从广州回到武汉时,罗章龙已应邀赴北京参加由李维汉主持、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大革命时期党史问题座谈会。接着,1979年6月罗章龙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举家迁京。在这种情况下,罗章龙继续在武汉回忆党史已不可能,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