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10/11文革纪事(唐朗)

    １０月７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力群主持起草完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又简称为《论总纲》，是由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等人根据邓小平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的多次讲话精神撰写的。该文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１０月７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人联名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还附了《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的报告。信是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被定为“诬告信”，刘冰等人被送到清华大学农场劳动监督。

    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乌尔·比耶迪奇时，当对方说到：“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会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而这一现象本身，对于任何想要发动战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威慑力量。”毛泽东说：你们是堵死另一条路。我不堵死。常规武器、核武器两种可能都有。没有什么可怕，无非是多死一些人。要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了。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

    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时谈到欧洲局势问题说：如果你们十年不联合，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联合一个共同体，会要吃亏，要靠欧洲自己为主。苏联改变了，不是列宁了，不是斯大林了，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是列宁的叛徒，叛变了列宁，叛变了斯大林。美国到处保护，保护日本，……又保护欧洲，……我看不行。靠你们自己，靠别人是第二位的。

１１月２日，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就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在评价上是三分不足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很多人讲迟群、谢静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要批走后门。批走后门只是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现在，只在口头上说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１９７２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远新还建议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还应该对干部进行教育，使干部有正确的态度，干部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毛泽东同意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另一种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的，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毛泽东又接着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出来。当天晚上，邓、陈、汪和毛远新开会。邓小平在会上说：按照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３月中央９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是７月。９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这些都可以考虑，就是上到我的帐也要从中央发出９号文件以后开始算起。从中央９号文件发出以后，全国的形式怎么样？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看。对９号文件以后形势的评价，毛远新同志的看法是否定的，是好是坏，要靠实践来证明。

    １１月３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关于头天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汇报后，指示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除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三人外，又加上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这样与毛远新共八人开会，先行讨论。毛泽东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还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毛要求八人抓住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

    １１月４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对当天召开的邓小平等八人会议的汇报情况后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也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大家的看法不见得一致。毛远新说，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膂b识，这对团结有利。会议的目的，是不是要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毛泽东肯定地说：对。毛泽东还嘱咐毛远新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１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会前，毛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总的评价应该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１１月３０日，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介绍中国“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张春桥说：“清b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１７年教育怎样估计。”这１７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１７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１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载有张春桥谈话的《外交通报》。